拉美的“解放神学”

拉丁美洲是全世界天主教徒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居民中90%是天主教徒，几乎占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一半。15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是这块土地上的重要势力，在历史上，它们基本站在社会保守力量甚至反动势力一边，并拥有大量地产、财产，教会上层的生活远远脱离基层神职人员和人民群众。但是，神职人员中还有一支以拉斯卡萨斯主教、伊达尔戈神父等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他们留下了更重要的传统：关爱穷人，为捍卫正义的事业不惜做出牺牲。不少下层神职人员因为常年与穷人接触，也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一）历史背景和发展进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贫穷的基层天主教徒渐渐创建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组织自发抗议行动的宗教团体——基层宗教社团，这是在“解放神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基层宗教团体。在一些基层教会里，神父由大家推举产生，人们自由讨论《圣经》。基层教会领导本范围内贫苦信徒参与社会斗争，它们构成了“解放神学”的群众基础。教徒们在对《圣经》的自发研讨中反复体会基督的一段话：“你们对我的最卑微的兄弟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这是耶稣发出的呼吁：“穷人就是我”，“爱穷人就是爱上帝”，这些最普通的话也许就是“解放神学”的旗帜。

与此同时，一贯保守的罗马教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约翰二十三世自1958年担任教宗之后，一改前任的保守路线，采取了面对世界的改良主义方针。1962年召开的著名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了穷人和社会正义的问题。此后教宗发布的多次通谕也明确谴责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变化被人称为“约翰二十三世的革命”，教宗本人被极右保守势力称为“红色教宗”。其继任者保罗六世继承了这一路线。拉丁美洲主张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一有利的转机。

“解放神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拉美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它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实际斗争紧密相连，因此也与影响这场斗争的社会科学产生联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一时期，“政治神学”“希望神学”“革命神学”等欧美神学流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依附理论在60年代成为拉美思想界的主流，也深深影响了拉美广大教徒和神职人员。解放神学家既吸收了某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也采用了依附理论的方法和结论。拉美解放神学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神学流派，它超越了思想理论领域，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运动。

“解放神学”是指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拉丁美洲的、以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为主体的人民运动及代表这场运动的神学理论，它是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范围内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宗教运动，又是一场在世界性反资本主义浪潮中诞生的人民革命运动，它冲击了保守的天主教教会传统，弘扬了原始基督教意识里优先穷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二）代表人物

“解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秘鲁人古斯塔沃·古铁雷斯，阿根廷人恩里克·杜塞尔、卡洛斯·库连、鲁文·德里，巴西人埃尔德尔·卡马拉、莱奥纳多·博夫、乌戈·阿斯曼、何塞·孔布林，乌拉圭人胡安·路易斯·塞贡多，长期在萨尔瓦多与中美洲担任圣职的西班牙人伊格纳西奥·埃利亚库里亚及另一位拉美人胡安·卡洛斯·斯坎诺内等。

（三）“解放神学”的主要观点

1.“解放神学”的历史观

“解放神学”主要根据实际斗争中的体验对《圣经》做出新的解读。例如，认为《出埃及记》的主要含义是摆脱奴役而不是传统的“出走”说。通过研究耶稣的生平提出耶稣之死主要不是由于司法上的错误和犹太人的仇恨，而是出于履行向穷人宣讲福音的使命、触犯了维护秩序的当局，而被谋杀的。他们突出了《圣经》中的反偶像崇拜的内容，从而引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拜物教、反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重新解读《圣经》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尊严和创造权利。根据《圣经》，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没有天上、人间之分，生命是上帝给人的赠品。《创世纪》的真正含义是“创造属于人”。秘鲁解放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认为，罪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认为原始积累在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解放神学家认为，只有在参与争取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人才能发现所有个人异化中所包含的根本异化。因此，人的拯救只能在现实历史中实现。“解放神学”运动是在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中诞生的，“解放神学”强调“实践权威”论，“实践权威”论成为神学认识论上的新篇章，是基督教关于“存在”这一观念的最重要的变革。

2.“穷人教会”的深刻含义

1968年，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城召开，提出“穷人教会”的主张，“穷人教会”集中体现了人们对新型教会的构想。解放神学家认为，“解放神学”的独特性不在于它的政治选择和社会分析，也不在于它把政治引入了神学，而在于它为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对于上帝的体验做出了神学上的回答。这种体验就是，上帝不仅与人同在，更重要的是上帝与穷人同在。他们认为“穷人教会”的思想是关乎教会生存的根本理由，不与穷人站在一起，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拉美解放神学的教士和信徒们提出，教会应该是穷人的教会。他们提出教会应割断与世俗强权的联系，取消僧侣特权，神父自食其力过简朴生活等，并开始付诸实践。许多神父放弃优厚待遇，到偏远贫穷地方去当“工人神父”“农民神父”。其中最杰出的是被称为“游击队员神父”的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1929—1966年），他不惜为穷人献出生命。

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

3.乌托邦精神的积极意义

解放神学肯定了人在尘世开始建设天国的权利，但绝不把任何理想社会的建立看成是天国的到来。解放神学肯定人争取解放的历史过程就是救赎的过程，但绝不指明这一过程的完成；支持并参与基督徒的正义斗争，但绝不提出独立的政治方案，反对建立政党式的组织。一些解放神学家提出教会的独特使命是充当“尘世的灵魂”。如此，基督教信仰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为建立正义的国度而斗争的乌托邦精神。解放神学提出反对把资本主义制度神圣化的思想，甚至提出基督教应该感谢马克思主义帮助摧毁了许多偶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神学提出基督徒应该支持革命，但不应接受一种终结革命的意识形态。解放神学强化了“人是造化的中心”这一基督教思想，解放神学在政治上接受“解放”战略是对20世纪50年代“发展主义”战略的超越。

尽管解放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绝大多数解放神学家从来没有正面承认接受唯物史观，他们反复强调只是借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历史、社会的工具。同时，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的流派，解放神学家接受的是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政治，是文化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唯物史观或苏联式的经济决定论。解放神学认为历史上的冲突不能完全归于阶级斗争，像妇女、受歧视种族与团体的问题更不能归结于经济原因；在解放神学家看来，倾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倾向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从他们的种种言论来看，解放神学所向往的是一种民主的、公正的、与基督教精神相容的社会主义。应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代表了解放神学中的一种重要倾向，但是解放神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的程度是不同的，还有一些人明确表示排斥马克思主义。

（四）“解放神学”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丁美洲的宗教保守势力逐渐取代了“解放神学”运动的高潮，梵蒂冈也逐渐改变了对“解放神学”的态度，于1984年发布了措词严厉的《关于解放神学的若干方面的谕旨》。目前，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从整体上来说处于低潮阶段，但是，解放神学作为一场深刻的历史运动所留下的重要原则：融“救赎”与“解放”为一体的“入世”历史观，“优先穷人”的神学思想，实践理性的认识论，乌托邦理想主义以及基层宗教团体的组织形式，已经在广大拉丁美洲信徒尤其是在底层民众心中扎根，并在日趋尖锐的贫困和社会危机中得到新的发展。

2005年1月21日至25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了“解放与神学世界论坛”，此次“解放与神学世界论坛”与第五次世界社会论坛同期同地举行，意在配合后者提出的口号：“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把世界社会论坛关于建设“另一种新世界”的思想带入神学领域。与会人员总结了神学界解放思潮的发展，分析了这一思想潮流的未来前景。大会认为，解放神学仍然活着，它的内涵更加具有丰富的地区色彩，也更加广泛，它已经成为众多信徒精神生活中的核心部分，具有充分的能力迎接当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