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和状态的改变

生活方式和状态的改变

强迫性人格者尤要避免以强迫的方式战胜强迫的悖论。笔者接待过一位伴有强迫症状的强迫性人格障碍者。为了战胜自己的强迫症状，他几乎阅读了所有市面上能找到的心理学中文自助图书。而且只要有心理学新书出来，就一定找来读，生怕哪本书中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自己没能接触到以至于耽误了对自己的治疗。这位患者成年累月地泡在图书馆里，几乎成了心理学家。他对比不同的心理学书籍中的理论观点，对书中的内容字斟句酌，四处与心理学者交流理论细节问题，但他的强迫性人格障碍和强迫症状都没有明显改善。他虽然早已知道他的问题可求助于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但他的偏执倾向让他觉得心理治疗师和医生是以赚钱为目的，不是真心为了治愈他。^[17]他的吝啬倾向也使他不愿在治疗方面付出经济的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在适当的安排下会在其经济承受范围之内。这是个典型的试图以强迫的方式战胜强迫的例子。努力弄清心理学理论的细节，疯狂收集自助书籍，狂热地学习，这些恰恰是强迫性人格障碍的症状表现。他能够针对心理学理论的缺陷和浅薄之处提出异乎寻常的真知灼见，却应对不了现实事件激起的微小焦虑，不断被强迫观念困扰。对于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家们的缺陷，他也表现出了深切的失望。概言之，心理学成了这位人格障碍者的“理想化双亲” ，他与双亲的大有缺陷的客体关系被转移到了他与心理学的关系之中。

“以强迫的方式战胜强迫”的悖论还在生理层面体现出来。这位强迫性人格者热衷于思考，在许多情况下，思考是用来消解、战胜内在不安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构成固化强迫性的一环。如果强迫性人格者耽于过多的思考，由此导致的大脑的耗竭会反过来加重思虑，以至于难以停止思虑。如果个体能够体验到脑部的疲劳，感受到精力的丧失，在大脑显著疲劳之前就设法休息以恢复精力，就可以防止对大脑的使用超出限度，进而防止强迫人格倾向的加重和强迫困扰的出现。

强迫性人格者习惯于既定的生活方式和熟悉的生活状态，这本身便是强迫的表现。强迫性人格者若不肯有意识地改变生活方式和状态，而是顺从强迫性的驱使，强迫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对它的反思而得到改变。鉴于此，笔者的一个建议是，强迫性人格者应该像对待一种慢性生理疾病一样对待自己安于既定的习惯与方式的强迫性，对待此种“疾病”的良药乃是每日都要尝试对生活中习惯的方式作一些改变，哪怕改变非常之微小。我们可以把“为改变而改变”看成一种思维上的锻炼，有如体育运动一样每日必做，^[18]量不在多而在于坚持。即使做出微小的改变，也值得庆贺。

有注意力失调倾向的强迫性人格者有一种改变的悖论。当他们的欲求和冲动被唤起时，^[19]他们会打破生活的常态，这是他们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强迫性人格者的地方。但是出于冲动性的行为因其难以随客观现实的演化而变化调节，仍然是刻板固执的，本质上仍是一种保守状态。^[20]如果他们试图不顺着冲动的驱使而行动，反倒是一种真正的改变。当有ADHD倾向的强迫性人格者的焦虑和担心被唤起时，^[21]他们转而变得极度谨慎，努力避免风险，渴望安全，他们因此而采取保守与刻板的做事风格，拒绝改变。概言之，有ADHD倾向的强迫性人格者受冲动(BAS)和敏感(BIS)的控制，由一种神经状态(冲动)向另一种神经状态(敏感)的转换比较困难，把两种状态整合起来也有困难。他们是性格矛盾的人——集胆大冒进与敏感畏缩于一身。

【注释】

[1]这位来访者的症状在临床诊断上会被看做强迫状态。他的症状是考试压力下出现的强迫困扰。在DSM或CCMD诊断标准下，此个案大致适用于适应障碍的诊断。不过在诊断手册中适应障碍以焦虑、抑郁症状为依据，并未把强迫困扰看做适应障碍的症状表现。笔者认为，应该把个体在压力情境中出现的、压力解除之后六个月内消失的未达到强迫症程度的强迫困扰也纳入适应障碍的诊断依据里。换言之，适应障碍除了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外，也可能会出现强迫困扰。

[2]作为暗示性的来源的“他人”甚至可以不必在场，“破窗效应”便是一例。社会学家Wilson和Kelling (1982)曾指出这样的现象:　如果一座建筑物的一些窗子破损，没有人去修复它们，就会激发一些人的破坏欲，去打碎更多的窗子。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被人扔了一小堆废弃物的街角最后演变成了垃圾堆，碎了一扇窗子的汽车最后被人砸成了废铁，草地上被踩踏的痕迹最终被走成一条大道。笔者认为，除了上述这些消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也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观察到:　一个人在肮脏杂乱的房间里听之任之，但如果这个人搬到一间窗明几净的屋子里住，他对环境的整洁可能会变得格外留心，那些在原来的屋子里不被留意的微小污迹也会引发这个人清扫的愿望，这个人甚至会表现得像是有洁癖一样(如此以来，积极的暗示也会产生消极的心理后果) 。相对于破窗效应(或破窗理论，brokenwindow theory) ，我们可以把这种积极暗示称作“洁屋效应”(clean- room effect) 。我们身处种种环境中，即使没有他人，或者他人行为留下的痕迹，仍然会被环境的信息——比如秩序感、凌乱感、不完整感——所暗示，产生情绪的变化。

[3]Winnicott (1965，1971)曾把这种性质的环境和框架定义为“承载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 。

[4]这个工作可以与内感体察交替进行。但是如果不完美焦虑的强度大，平心静气的自我分析就不易推进，在此种情况下，不妨先通过内感体察练习来缓解焦虑，然后再着手感受分解的工作。

[5]参见《完美主义研究》(訾非，马敏，2010，p. 26) 。

[6]关于人类对于来自自体客体的积极回应的终生需求，Kohut (1984)在不同的著作里都曾有过探讨。

[7]这种现象当然不限于大学生，多少成年人，甚至在事业上颇有成就者，也会在抉择之难时，把选择的责任放在一个不靠谱的对象上。

[8]社会上不乏那种给别人以断然答案的“人生导师” ，他们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有太多要把自己的责任放在他人身上的追随者和崇拜者。这样一种共生关系，构成了自古及今的、一以贯之的一种人文景观。

[9]选择了一种，而觉得没有选的那个会更好，这种心态在行为决策研究领域中被定义为“极大化倾向”(maximization) (Schwartz，2004)的一种。

[10]此类强迫性人格者不乏坚持道义的人，甚而作为管理者，因与他人少有情感的联结，而能做到某个层面的公正(尽管他常常给人以一种“不近人情”印象) 。

[11]这些强迫性人格者虽出自有所关爱(而通常是溺爱)且允许情感表达的家庭中，他们对于温情的表达也抱持消极的态度，把表达情感等同于失控和性格上的缺陷。这些强迫性人格者会采用反向认同(disidentification)这种防御机制，努力避免自己堕入父母的性格状态。在他们看来，父母对他们的过低要求、过分的宽松、缺少规范的教育，无助于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取胜——在他们眼中，父母是不成功的，没能给他们提供了“足够好”的成长环境和榜样。他们会格外认同权威人物(例如老师、成功人士、历史人物等)的那些不同于他们宽松的父母的特质，例如严格、认真、有远大志向、追求完美等。他们也会从一些励志的、成功学的和道德教化的读物中认同和吸收这些特质。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可参见訾非和马敏(2010，p. 66) 、Beres(1958)等人的研究文献。

[12]在咨询中，可借助沙盘等工具激活偏执感。有偏执倾向的个体对于这个世界的敌对感能够通过沙盘模型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例如，偏执者倾向于用蛇蝎、魔鬼等形象来象征来自周围世界的他人的敌意。

[13]例如，这个时候的幼儿会因为某些事物顺序的变化而大发脾气。

[14]在此，笔者绝非要说，幼儿的发展，如果没有成人世界的干扰，就会自然而然地沿着最佳的路线进行。没有心理不健全的成年人的消极影响，幼儿罹患心理障碍的可能性自然会大大减少，但是没有健全的成年人作为榜样，幼儿的发展也难免会停滞。

[15]强迫性人格者的思维习惯是“求同”而不是“求异。 ”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主要是求同倾向所驱使。

[16]这可以解释一种现象:　一些最狂热的邪教信奉者，却是从事工程科学的知识分子。对于秩序、计划、精确的狂热追求，以及对控制世界的强烈渴望，与对于玄学的渴求，恐怕是出自同一种心理需要。

[17]正如本篇第二章所言，这种偏执倾向是强迫性人格的潜在构成元素之一。

[18]运动在此虽是笔者援引的一个譬喻，实际上运动本身对于缓解强迫性也委实有益。

[19]换言之，行为激活系统(BAS)活跃时。

[20]我们在历史上和生活中不难发现有些激进改革者的相似悖论:　他们以激进的方式保守着。

[21]即行为抑制系统(BIS)活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