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发展
一、我国健康教育思想的起源
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传播医药和养生知识的传统健康教育思想[5]:
(1)“防病未然”。如古书记载的“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都体现了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疾病可以预防,讲究卫生有利于健康长寿。
(2)“医乃仁术”。我国古代医学家十分重视医德修养,认为“救恤之惠,无先医术”,社会上把医学看做济世活人的“仁术”。
(3)“知之则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掌握保健养生的知识规律,即所谓的“道”或“知”,是“保命全形”、健康长寿的根本,如“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4)“强国之本”。如“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把增进人民健康水平当做增强国力、巩固政权的“政之急”者来抓。
(5)保证“十全”。古代医生根据病情对患者进行指导,使其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想情绪等方面,作必要的调整,这对疾病来说,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
(6)“禁巫兴医”。我国古代医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提倡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媚神事鬼等愚昧无知的迷信活动治病。
(7)“上下和亲”。借传播医药知识,为巩固政治统治服务。即,为了“欲人知上恩也”,使能“上下和亲,德泽下流”,获得“传万词而无时,悬百王而不朽”的政治效果。
二、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健康教育发展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健康教育学科理论开始引进中国。1915年,我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西医组织中华医学会成立,学会宗旨中提出“中国医生们从此登上了中国卫生教育的舞台”。1935年,中国卫生教育社和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成立,这两个全国性健康教育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为促进当时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健康教育研究机构方面,1931年国民党政府卫生部成立卫生实验处,下设有卫生教育系,负责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学校卫生和民众健康教育方法的研究、设计、推行及材料制作等业务工作。20世纪30—40年代,“国立中央大学”及“国立江苏医学院”培养了92名健康教育专业学士人才,成为中国健康教育的骨干力量。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出现是健康教育事业兴起的重要标志。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健康教育实验区和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陈志潜在定县创办了第一个农村实验区,开展了大量健康教育工作并创立了一套卫生保健新模式。当时针对农村的四大病根——贫、愚、私、弱,提出了以生计教育治贫、以文化教育治愚、以民众教育治私、以卫生教育治弱的方针,全县实施卫生教育的组织为保健院,联村设保健组,每村设有保健员。定县的经验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农村社区健康教育的先河。[6]这一时期末,由于旧政府的腐败、经济的落后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健康教育事业无生存的空间,出现“第一次停滞状态”。
(二)20世纪50—60年代的健康教育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群众依然面临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性病流行的威胁,营养不良十分普遍。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中提出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其后又加入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1952年,我国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增强体质、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口号,极大地动员全民参与除害灭病工作。在除害灭病过程中建立了“三级卫生保健网”,充实了农村医生,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经验。在“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导下,依靠党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力量,采取人人参与、社会支持和适宜的技术,迅速消灭了性病,控制了四大寄生虫病,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加快了医学模式的转变。[7]这一时期末,由于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健康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的破坏,出现“第二次停滞状态”。
(三)1978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健康教育发展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健康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我国成功地使婴儿死亡率从200‰以上降低到34‰,人口死亡率从25‰降低到7‰,人均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到70岁,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84年成立了中国健康教育协会,1986年成立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及健康教育协会,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设立了教育处,领导、协调、指导全国健康教育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少省、市派出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赴国外访问,开展学术交流,汲取国外健康教育的新经验、新成果,促使我国健康教育工作模式由单一的卫生宣传向传播与教育并重转化。接着河北省职工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先后创办健康教育专业,充实中国健康教育专业人才队伍,对发展我国健康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卫生宣传向传播与教育并重,并逐步向教育与促进并重转化。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康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十分重视健康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积极推进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2002年,卫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等七部委将健康教育列入“政府支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与人员建设、基本医疗管理规范、疾病预防保健服务”等十大项参考指标之中。2003年,七部委又联合制定下发了《全国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规划》及《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评价指标体系》,成为指导农村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的行动纲领,标志着我国农村健康教育走上科学规划管理轨道。同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定位为公共卫生体系七项职能之一,并强调各级卫生部门要把加强卫生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之经常化、制度化。2005年,卫生部首次制定并下发了《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2005—2010年)》。2007年,卫生部下发了《〈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2005—2010年)〉督导评估方案》,并开展中期督导评估工作,全面推进了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科学规范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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