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医学伦理学评价相对性的特点

一、转型期医学伦理学评价相对性的特点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以及一切人的无差别的、普遍的、绝对的评价。处于转型期这个特殊时期让其相对性的特点更加显著。

1.多元文化的冲击

在世界文化传统多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现代科学多层次的同时，医学也在多样性中迅速发展。多元的文化必然会导致对道德评判差异，比如在医疗决策方面，北美许多国家一般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而在我国，人们多主张有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又如，在北美的医生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病人实情，而意大利和日本的医生及患者家属一般不将病情告诉病人^［2］。同一件事情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做法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伦理学评价并没有绝对的孰对孰错。前者的出发点是为了爱护病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病人因心里承受能力不足而使疾病更加恶化，后者是为了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以及独立的人格，为了方便病人合理的安排自己剩余不多的时间。

2.与科学技术相关联，但与科学技术本身无关

医学科学本身存在无穷的未知，只有通过进一步研究才能加以解决。科学发明和发现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使用它的人如何使用、控制这些科学技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是一种有利工具，怎样用它，研究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自己。”居里夫人也曾说过：“科学本身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只有利用科学成果的人才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

医学科学发展与生命息息相关，医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与社会、每个家庭和病人紧密联系，揭示生命攸关的奥秘更是如此。随着人们对医学知识从一无所知到逐渐认识，不同时期的医学伦理评价也悄悄变化，例如，试管婴儿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产生的初衷是为了家庭的完整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道德伦理均有很好的支撑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如与自然法则相悖，打乱了传统的血缘关系、家庭伦理观念以及促成拜金主义等观念的滋生等等。但科学技术的发展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科学技术应用影响着评价的相对性。以多元化多角度看待试管婴儿技术，其发展已经带来而且还必须继续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并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生物制药、生物制剂、仪器设备等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因此，如何避免和防止医学成果、医疗技术的发展丧失人性，始终服务于人类，推动社会进步，成为我们必须关注与思考的问题。而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健康，又推动医学伦理学并赋予新的内涵，进而推进科学发展与医学伦理评价的完善。只有在这样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关系中，医学科学才能以人、人的健康、人的幸福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医学创新动机、手段和结果只能通过科学理念与道德理性相互融合，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

3.价值观念的转变

当医疗技术的使用可以把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挽救过来的时候，就要毫不迟疑积极创造条件尽力抢救；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和考虑到生命的价值。因为人的生命是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人的生命价值有大有小，有的是正价值，有的是零价值，有的是负价值，所有人的生命神圣不是绝对地，无条件的。安乐死是医疗部门争论最多的热点难点之一^［3］，早期认为，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放弃治疗似乎就是“见死不救”，有悖于传统的医德标准。尽管依据现代医学发展水平，不可逆昏迷、“脑死亡”、“植物人”及癌症晚期濒死患者，无法得到教治，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有新技术、新方法问世，这些疾病就可能不再是绝症。因此，医生内心也不断受到医德修养、习俗、社会舆论的追问。到现在人们对存在生活质量的要求，以及对浪费有限的资源，增加患者痛苦及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的认识，使其对不解到理解。虽然还存在着诸多的质疑，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4）与时代相关联

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过程，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过渡性的，这一特殊时期让伦理学评价也带有时代的相对性。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卫生资源层次配置等原因，医疗卫生一旦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原来获得重点配置的机构必然从规模上、实力上超过中小层次。而处于劣势的中小机构，为了生存则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反映在医学伦理观念上，难顾两全。为争市场、争病号，开展的特需服务名目越来越多，医托现象、红包现象、虚假广告、变相乱收费等等。同时由于市场还有一个引导医疗市场消费和增加效益问题，过度地刺激医疗消费出现扩大化、超前化，无形中又增加了群众消费压力。另外尽管人人平等，但在市场消费同题上，由于社会收入不同，购买医疗服务的档次也就不同。而现在的患者又特别强调自己消费所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医务人员于是根据出价高低，给予不同的服务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消费需求，因而也背负了更多的误解和骂名。

传统医学伦理认为：良医皆须具仁厚之心。长期以来它使人们相信“白衣天使”是个神圣的职业。他们应该远离物质利益，不食人间烟火，为了病人可以一连几天不喝水、不吃饭、不睡觉；他们视钱财为粪土，视医道为天职，当自己的家人与病人同样需要关爱时，可以抛妻别子六亲不认；任何一位先模的言行都可以成为衡量他们的医德尺度，任何一个英雄的事迹都可以作为促使他们洗心革面的鞭子。在这种氛围下，医务人员也不愿意辜负众望，竭力追求医德的崇高与伟大，可摆在他们面前的道德尺度是永远难以跨越的：他们也有双亲要敬奉，也有孩子要抚养；当他们脱下白大褂，也得过问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的重负使他们对医德的追求难以为继而欲罢不能。医务人员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权利，医德并没有要求医生为病人牺牲和奉献自己的利益。他可以这样做，但不是应该这样做。任何人不得以此为例要求他下次“照此办理”，或要求其他医生“照此办理”。医生应是这样的：治病时他是天使，算账时他是凡人。对利益的计较无损于医德的洁净，因为医生也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这才符合人道的观念。医德之所以走到今天的窘境，关键就在于它过分追求道德的清誉，严重脱离生活实际，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忽视医务人员的物质需求。因而决定了它不可能为广大医务人员真正接受，更不可能化为实际行动加以长久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