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概况

二、学术研究概况

关注疫病，关注人的身体，关注人的健康，应该是人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从疫病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视角来从事学术研究，欧美学者早于中国学者，⁽¹⁶⁾中国台湾学者又早于大陆学者。⁽¹⁷⁾但如果单纯从医史学的角度来观察，大陆则以陈邦贤、范行淮等为代表的一批学界前辈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创办医史杂志，成立中华医史学会，出版学术专著等，相当活跃。其中，陈邦贤所著《中国医学史》设有疾病史专章，并且首先探讨了传染病史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传染病史，就是人类和微生物的战争史。”⁽¹⁸⁾该书的第三版增加了新中国防治疫病成就的内容。范行淮所著《中国病史新义》积数十年之努力，以西医病名为目，分十三篇阐述每病的认识过程，填补了我国疾病史研究的空白。其中专设有传染病一节。⁽¹⁹⁾其后以李经纬等为代表的医史界学人也对中国疫病史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几乎每一种疫病都有专门的研究论著。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天花等，各种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黑热病等，慢性传染病如麻风病、梅毒等，地方病如克山病等，大都是在新中国五六十年代仍在肆虐的疫病，这也反映出我国医家为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服务的努力。建国后医史学界特别是军队医史学界还编著了大量的医史资料或医史著作，其中少数部分涉及1949年以后。⁽²⁰⁾但上述医史学界的工作一般都局限在古、近代专病史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疫病流行历史的研究，⁽²¹⁾而对1949年以后疫病的流行概况较少注意，而且缺少对疫病与社会关系的考察。⁽²²⁾

从历史学的范畴对疫病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有所注意。比如罗尔纲先生的读书札记性小文《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依据正史资料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灾进行了揭示。⁽²³⁾其后也有断断续续的研究论著发表，但对疫病史的研究真正蔚成风气的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病从经济社会史角度进行的学术研究悄然兴起。⁽²⁴⁾其中1998年张剑光先生的《三千年疫情》是大陆史学界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但其论述内容也限于中国古代疫病的流行研究，没有近现代疫情流布情况的介绍和分析。⁽²⁵⁾20世纪90年代以来，疫病史研究还处于社会史研究的边缘，但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²⁶⁾

在对中国疫病史的拓展性研究方面，以下三个机构的学术研究成就颇大: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李文海教授和他的灾荒史研究课题组。李文海先生从天灾、人祸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方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灾荒频仍的原因，其中并涉及了疫灾灾情及其深刻影响。⁽²⁷⁾该所的夏明方教授对民国时期的灾荒进行了详加探讨，其中有关疫病流行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现当代中国疫病流行的丰富背景资料。⁽²⁸⁾该所的杨念群教授曾多年致力于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此方面学术成就颇大。但最近几年杨先生也一直在进行疫病空间扩张与政治的博弈互动关系的思考，认为近代以来的防疫行为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体活动，而是一种相当壮观且又规训严整的医疗群体行动。“防疫”与“避疫”并非单纯的一种医疗手段仅与局部的个体病人发生关系，而是与各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相关。⁽²⁹⁾在最近的著述当中，他又把近代以来传教角色、疾病隐喻、空间冲突、生死控制、中西医疗资源的互动、社会动员技术、政治表象和乡土网络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助情景化的描述予以串接铺陈，充分展示了医疗作为隐喻和技术与近代政治所构成的波澜壮阔的复杂纠葛状态。其对1952年前后国家防疫、社会动员状态下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局部区域性“细菌战事件”，如何被高效率地转化为全国性的整体爱国卫生运动，以及新中国赤脚医生体制表象背后的政治与国家的思考，尤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³⁰⁾

二是南开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多年来在冯尔康先生和常建华先生等的主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主要方向大致为社会思想与社会心态史、社会生活与风俗史、传统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华北区域社会史等。近年来该中心的余新忠博士则从一种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瘟疫与社会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与探索，他不局限于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来阐释明清疫病的性质与发展，而是从原始资料出发，把医疗现象纳入地区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把疫病的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表现形式而非仅仅是医学关注的疫病现象，从而把中国医疗史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推进到了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³¹⁾但是余新忠的研究只是关注对明清时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疫病流行状况的考察，而未涉及近现代中国的疫病状况。

三是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所。该所的曹树基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和李玉尚博士一直在进行明清以来中国鼠疫的传布及其与中国国家、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其中也涉及了建国以后广东、福建等地城市的鼠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状况。⁽³²⁾李玉尚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些内容还探讨了建国以后江南地区的传染病及其流行病学转型，以及传染病与社会生态变化的关系。⁽³³⁾曹树基教授和李玉尚博士合作出版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还以内蒙古地区为重点，论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打鼠灭源的人民战争，试图从根本上消灭鼠疫的大规模举措。⁽³⁴⁾该所的侯杨方博士则在《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年)中对传染病所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³⁵⁾

另有一些零散的疫病史及其相关研究论著的发表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1986年，《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该书的上册对新中国的卫生组织、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各类急性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等的流行与防治等情况进行了简略的回顾与总结。⁽³⁶⁾这也是有关著作的集大成者，尽管比较简略，但从总体上反映了新中国卫生工作发展的概貌。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学术研讨会，缅怀了毛泽东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与会学者皆认为毛泽东的卫生工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的指导下，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从急慢性病、地方病、性病中解救出来，我国的人口素质才得以大大提高。⁽³⁷⁾也在1993年，有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毛泽东的卫生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并对研究毛泽东卫生思想的方法及意义进行了探讨，其论述颇为全面。⁽³⁸⁾另有学者如史春林对毛泽东的卫生防疫思想进行了思考，回顾和总结了这些思想对加强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以及对我们今天同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疫病作斗争的经验启发。⁽³⁹⁾肖爱树通过对1949－1956年爱国卫生运动的考察，展示了这一时期全国人民为防治疫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与成绩，同时分析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运动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方法。⁽⁴⁰⁾胡克夫分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和发展，及其鲜明的时代变革特点等等。⁽⁴¹⁾

毋庸置疑，上述有关建国前后疫病与社会的种种研究，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观点与见解，为我们继续从事此项研究提供了思想与资料的帮助。⁽⁴²⁾其中的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问题比较零散，没有集中性地对新中国疫病状况的论述;二是研究领域不太开阔，缺乏与其他学科如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沟通，相对而言显得比较单薄;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则缺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如在援引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尤为缺乏。因此，从现有的研究状况出发，我认为本书以新中国1950年代的疫病与社会为选题相对而言比较新，目前学界对其注意与重视的程度明显不及对时下有关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诸多方面注意与重视的程度，但是近年来我国中共党史学界正悄然兴起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型，其中心意旨在于改变以往传统中共党史学体系中对人类社会本身研究缺乏的弊端，要求党史研究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等方面，而更应该把我们所处的纷纭杂沓的社会置于学术研究的注目中心，这种党史研究范型转换的趋势在很多地方也为我所进行的疫病与社会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更何况当前学术背景下即使在社会史或社会现代化研究的领域，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从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方面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国几千年来疫病流行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正呈即将兴起而在实际上尚未兴起的阶段，基于此种学术背景下对新中国的疫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应该还有非常大的学术驰骋的空间;从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言，我感到以新中国1950年代的疫病与国家、社会的防控为研究对象，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所谓史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述往事、思来者，努力与现实对话的功能方面，真正体现出其一定的社会价值，为国家和社会未来的疫病防控提供一种现实的鉴戒。这也是本书选题的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