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疫病之时间分布
这里，我原本想要对建国后疫病流行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逐一分析与探讨，但由于在第二章“疫病发生的社会生态背景”中还有关于疫病流行的地理因素的分析，考虑到侧重点的问题，就对疫病流行的空间分布问题暂不做探讨，而只分析其时间分布的概况。事实上，前辈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疫病流行的时间这一问题。如清末著名的鼠疫防控专家伍连德在1936年时就曾分析过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的鼠疫流行季节，他认为我国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大都集中于每年的5—8月，其他月份虽也流行，但并不严重。(附表1—20)
表1—20 中国南方鼠疫发生之情形
【资料来源】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2卷第11期。
建国后我国医学工作者经过研究，认为人间鼠疫的流行季节，最根本的要取决于各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啮齿目、兔形目动物的动物病流行的季节变动。在我国南方以黄胸鼠为主要宿主的鼠疫流行区，因该鼠全年均可繁殖，其寄生蚤——印鼠客蚤也全年可以繁殖，所以全年均有病例发生。但因各地气温不同，故流行季节高峰也有区别。如广州的鼠疫流行高峰多在2—6月份，因为此时黄胸鼠数量多，印鼠客蚤指数高。(附表1—21)云南、福建两省的流行高峰则多发生于秋季。(254)
表1—21 广东雷州半岛鼠疫流行季节
【资料来源】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我国其他的鼠疫疫区如内蒙古地区的鼠疫主要宿主为褐家鼠、达乌尔黄鼠、长爪沙鼠。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昆仑山疫源地的主要传染源为喜马拉雅旱獭，新疆北天山山地的传染源为灰旱獭。云南的主要宿主为黄胸鼠。还有一些偶然宿主也可以成为人类鼠疫的传染源，如狐、猞猁、藏黄羊、狗、绵羊等等。这些宿主间的动物性鼠疫流行，则直接影响了人间鼠疫流行的时间分布。从上述不同地区人间鼠疫病例的季节分布统计来看，病例大多集中发生于7—9月份，8月份为发病高峰。(255)(附表1—22)
表1—22 不同地区人间鼠疫的季节分布(病例)
【资料来源】樊永贞:《1949—1992年中国人间鼠疫流行病学特点》，《地方病通报》1997年第1期。
其他疫病如我国霍乱的流行季节性也非常明显，基本上是由气温变化所决定的。根据1939—1944年的统计，我国的北部地区病例自6月开始，7月迅速上升，8、9月最多，10月罕见，11月无病例。中部地区4月开始有病例，7、8月份最多，11月罕见，12月无病例。南部地区则每月均有病例，但以7—9月最多。上述三个区域7—9月所发生的霍乱病例北部占99%，中部占91%，南部占71%，而且全部在8月都有一个高峰。(256)解放后有学者分析了上海和东北地区霍乱流行的时间特征，发现上海多在5、6月开始发生，7、8、9月为最高，至10月则下降，11月可告终息。至于霍乱在我国东北的流行，则多限于7、8、9月，至10月则可自行终息。(257)
血吸虫病在湖沼地区的流行，每年也都有强烈的季节性流行差异，即每年洪水季节(5—9月份)，大块湖沼被水淹没，血吸虫病传播和感染的机会严重，称为“血吸虫病高度流行季节”。而每年的枯水季节(即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份)，水位降落，大块湖洲重露，钉螺也出现于陆地，地面干燥，传播和感染的机会较少，称为“血吸虫病低度流行季节”。(258)
疟疾流行的季节性及周期性亦很强。在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即北纬30°以南地区，除少数特殊地区外，主要的疟疾传播媒介有微小按蚊和中华按蚊两种。其传染时期依地区而异，在西南地区如云南南部，一年除12月及1月外都有蚊子，所以其余的月份都是传染的季节。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季节还是从6月至11月。南方有的地方有两个季节，一个在2月至4月，一个在6月至11月，这种季节传播与雨季并行，因为雨季孳生蚊子较多。(259)以湖南省为例，该省疟疾在每年的3、4月开始至11月结束，持续约9个月。从发病率来看在3—4月间有个小高峰，这是由于大批去年的病例远期复发所形成的，从5月起发病率又渐上升，至8—9月达到最高峰，随之逐渐下降，至11月基本结束。这样一个流行季节的规律，给我们提供了消灭疟疾措施时间性的依据。(260)
黑热病的流行季节分布明显。在山东、甘肃、湖北、四川等省，黑热病发病率以春季为高。(261)据建国初期华东黑热病防治所的门诊部和山东莱芜防疫队所治疗的1161例黑热病人中分析，黑热病流行与季节的关系密切。从发病日期比较清晰的811例病人分析，黑热病大多发生于春夏两季，至秋冬即见减少。(262)(附表1—23)但也有例外，主要是与黑热病潜伏期的长短有关。如在河南、河北、陕西、新疆等省其发病情况则以夏季为高，在山西省又以冬季发病为多。总的情况是，黑热病的秋季发病率都较其他各季为低。(263)(附表1—24)
表1—23 黑热病流行与季节的关系
【资料来源】王兆俊:《一一六一例黑热病病案分析》，《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表1—24 各省黑热病的发病季节(1951—1958)
【资料来源】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猩红热的发病也与季节密切相关。1955年8月至1956年7月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共收治1085例病人，从这些病例全年发病情况可见，以1月份为最多，占24．4%;12月份次之，占13．7%。若以季节而论，冬季最多，占50．4%;春季次之，占29%;夏季占13．3%;秋季最少，占7%。(附表1—25)其冬春二季多发的原因，可能因此季节里易有上呼吸道卡他性炎症，咽喉部的屏障功能易遭破坏，更与人们在户外阳光下活动少，拥挤在房间内接触密切有关。(264)
表1—25 猩红热病发数与月份的关系
【资料来源】吕枫:《猩红热1085例分析》，《中华儿科杂志》1958年第1号。
就我国伤寒副伤寒发生季节而言，一年之中在后半年的发生率较高，6月以前的发生率仅为20．1%±1．40%，7月以后发病者为79．9%±1.40%，其比例则为1∶4。伤寒副伤寒发生的次数以冬末春初为最低，至6—7月则开始急剧地上升，夏末及秋初达最高峰，此后发病次数则急剧减少。(265)
可以看出，我国疫病的时间分布因病种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但若细研之下，也似有规律可循:一般情况下的疫病，在5—8月这几个月中，其发生与流行就比较频繁和严重，而其他月份则稍弱一些。从建国后几年累积疫情的总发病人数和总死亡人数来看，疫情严重时也多集中在这几个月。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6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和社会预防措施的落实与监测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疫病的发病和死亡状况得到了控制，但从零散的疫病发生和流行的资料来看，其流行的时间分布大致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注释】
(1)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鼠疫预防工作须知》，1948年内部发行，第1—6页。
(2)《鼠疫——传染病管理之九》，《内科学报》1950年第9期。
(3)范行淮:《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3页。
(5)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第22卷。
(6)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7)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关于这两次鼠疫的死亡人数历来说法不一，但一般都在5万至7万之间。参见加地信:《东北地区鼠疫流行历史的观察》，《防治医学》1951年第1卷第2期;或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77页，等等。也有研究结果表明，这两次东北的鼠疫流行分别死亡20万余人、10万余人，共计30万余人。参见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白希清“序”。
(8)《东北历年卫生工作要览》(下)，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内部发行，第34页。
(9)徐兴武:《哈市平房几年来捕鼠工作成绩》，《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12期。
(10)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1)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
(12)刘式钦:《回顾辽吉地区的防疫斗争》，参见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1947年东北解放区鼠疫流行的总体情况，可参见拙作:《东北解放区的鼠疫流行及救治》，《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3)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省和大连、哈尔滨两个直辖市，其间虽有省区管理范围的多次变更，但其总体行政规划仍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还有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参见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9页。
(14)《东北军区卫生部两年防疫工作概要》，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15)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16)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7)《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8)贺建国等:《东北防治鼠疫50年回顾》，《中国地方病学杂志》1999年第1期。
(19)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0)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卫生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16页。
(21)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2)参见中国医学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分院流行病研究所:《内蒙古鼠疫及其防治》，1961年12月内部印行，第4—5页。
(23)《察省鼠疫是怎样扑灭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鼠疫》，1950年内部印行，第2页。
(24)《昭乌达盟卫生防疫站鼠疫布鲁氏菌病性病资料汇编》，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1988年内部印行，第458页。
(25)《昭乌达盟卫生防疫站鼠疫流行统计表》，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1988年内部印行，第459页。
(26)刘纪有等:《内蒙古鼠疫流行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7)《昭乌达盟卫生防疫站鼠疫布鲁氏菌病性病资料汇编》，转引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1988年内部印行，第460页。
(28)刘纪有等:《内蒙古鼠疫流行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29)与本人所掌握的有关内蒙古鼠疫疫情的上述资料相比，内蒙古卫生防疫站的统计数字略低，该统计表明1950年至1959年内蒙古共发生鼠疫病人253例，死亡130例，病死率达51．38%，1960年以后全区再无人间鼠疫发生。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防疫站:《内蒙古自治区急性传染病疫情资料汇编》(1950—1980)，1980年12月内部印行，第73页。
(30)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卫生概况》，1950年内部出版，第60页。
(31)《江西鼠疫流行及防治概况》，《江西卫生》1950年创刊号。
(32)《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68页。
(33)《附录一:1950年浙江省鼠疫发生状况》，阮步蟾:《鼠疫概要》，新医书局1951年版，第122页。
(34)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35)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卫生概况》，1950年内部出版，第61页。
(36)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内部印行，第248—249页。
(37)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38)《福建省华安县义昭乡鼠疫防治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3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8页。据冼维逊的记载，福建省1950年27市县发病1447例，死627人;1951年21市县发病300例，死118人;1952年5市县发病286例，死36人，与本人搜集的上述福建鼠疫资料略有差别。参见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内部印行，第155页。
(40)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1)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根据青海省鼠疫防治所的统计，1950—1959年青海省在祁连、门源、刚察、海晏、共和、兴海、贵德、天峻、都兰、马海、河南蒙旗、同仁、泽库、尖扎、玉树、扎多、甘德、玛沁等18个县内共有352人发生鼠疫，死亡318人，与上述纪树立的统计略有出入。详见青海省鼠疫防治所:《青海省鼠疫防治工作十年汇编(流行史部分)》(1955—1964)，1965年10月内部印行，第8页。
(42)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内部印行，第161页。关于建国初期的鼠疫流行情况，也可参见拙作:《建国初期的鼠疫流行及其防控》，《求索》2007年第2期。
(43)关于伍连德的生平及其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参见马伯英:《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1期。
(4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599页。另见范行淮:《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45)倪子俞:《霍乱》，《东北医学杂志》1952年第1—10期合订本，第565页。
(46)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霍乱在我国国内流行的概况包括流行地域、时期和地点等，可参见彭继甫等:《霍乱在国内流行的概况及其流行病学的探讨》，《中南医学杂志》1951年第1卷第5期。另见陈我隆:《霍乱的防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三书中有相关记述。
(47)根据东北各地防疫队报告统计。参见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说，1946年6月至10月东北地区的霍乱大流行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占领区，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病39098人，死亡33359人，病死率高达85.32%，与《中国传染病史料》的相关统计相差颇大。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48)程崇圯、王寿松:《霍乱》，《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49)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50)贺诚:《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1期。
(51)《天花与牛痘——传染病管理之三》，《内科学报》1950年第4期。
(52)李经纬:《记载天花最早文献的辨证》，《广东医学》(祖国医学版)1964年第2期。另见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05—806页。
(53)参见章以浩:《全世界和中国根绝天花的历史事实、基本经验及启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第2期;《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
(54)《新疆已基本控制天花的流行》，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77期。
(55)根据1951—1955年辽宁省天花发病情况表统计。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56)根据1949—1955年黑龙江省天花发病情况表统计。参见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卫生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57)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58)根据北京市历年天花发病死亡统计。参见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59)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第41卷:卫生医药志·卫生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1页。
(60)根据1950—1955年陕西省各县(市)天花发病人数统计。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第72卷:卫生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61)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编委会:《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1953—2003)，2003年8月内部印行，第29页。
(62)吕宝成等:《全球消灭天花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3期;《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63)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21卷:医药卫生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0页。
(64)根据1950—1954年广东省天花流行状况表统计。参见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卫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65)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66)根据1950—1955年安徽省天花发病情况统计表统计。参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290页。
(6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0页。
(68)《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69)《云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处通报》，《云南卫生》1951年第12期。
(70)《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71)根据1949—1953年江苏省天花发病、死亡统计表统计。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72)《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70页。
(73)根据福建省1950—1953年天花发病情况统计表统计。参见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4页。
(74)章以浩:《全世界和中国根绝天花的历史事实、基本经验及启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第2期。
(75)章以浩、蒋豫图:《全球消灭天花的成就》，《中华医学杂志》1980年第9期。
(7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77)《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78)徐纪法:《绍兴兰亭区血吸虫病防治队工作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51年第10期。
(79)傅再希:《应该认清几种传染病是外洋输入的》，《江西中医药》1959年第11期。
(80)萧荣炜等:《血吸虫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81)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6年1月27日。
(82)《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编委会:《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83)《开化县血吸虫病防治史》编纂委员会:《开化县血吸虫病防治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84)《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编委会:《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8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页。
(8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389—390页。
(8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卫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368页。
(88)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21卷:医药卫生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92页。
(89)《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2、113页。
(90)其更详细的情况可参看各省卫生志，以及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等等。
(91)参见卫生部、发展改革委、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财政部:《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规划纲要(2004－2008年)》，http://www.moh.gov.cn/news/search_index.aspx,2006年5月21日。
(92)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15页。转引自李玉尚:《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282页。
(93)万友生:《中医对疟疾的认识与治疗》，《江西中医药》1954年第9期。更多的关于疟疾的病名、流行史、病因病机、症候及诊断、治疗、预防等情况，参见中医研究院:《疟疾史》，1959年12月内部印行。
(94)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95)赵大忠:《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疟疾》，《百科知识》1982年第9期。
(96)中医研究院:《疟疾史》，1959年12月内部印行，第13页。
(97)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98)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99)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我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估计，我国每年患虐人数也在3000万人以上。参见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100)《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255页。
(101)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02)王廷金:《从温江专署的疫情报告看疟疾在川西区的严重性》，《西南卫生》1951年第4期。
(103)苏寿泯等:《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疟疾调查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2期。
(104)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编委会:《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1953—2003)》，2003年8月内部印行，第83页。
(105)李耀南:《云南瘴气(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3号。
(106)云南思茅地区卫生防疫站等:《思茅基本消灭疟疾的经验》，《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79年第1期。
(107)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108)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09)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10)高尔生等:《医学人口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111)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12)蒋妙根等:《浙江省疟疾防治历程与现状》，《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95年第3期。
(113)顾子先:《炉山县卫生部门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有力的推动了抗虐工作》，《贵州卫生》1958年第2期。
(114)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15)关于建国初期疟疾流行的更为详细的情况，《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一书可作参考，它将全国划分为南岭山脉以南(相当于北纬25°以南)地区、南岭山脉和秦岭之间(相当于北纬25°—34°)地区、秦岭以北(相当于北纬34°)地区、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地区)等几个部分，进行了分析和介绍。《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编委会:《中国疟疾的防治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9—30页。
(116)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2015年全国疟疾防治规划》，http://www.moh.gov.cn/news/menu_index.aspx?title=法律法规，2006年5月21日。
(117)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
(118)《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119)根据丝虫病流行县市的资料统计，参见《防治前不同丝虫感染率县、市数》，《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120)中华医学会:《新中国丝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21)《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92页。
(122)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
(123)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24)冯阑州、李芳:《钩虫病的流行学》，《华北医刊》1951年第1卷第五、六合期。
(125)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
(126)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编委会:《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1953—2003)》，2003年8月内部印行，第87页。
(127)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28)冯阑州、李芳:《钩虫病的流行学》，《华北医刊》1951年第1卷第五、六合期。
(129)《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黑热病的基本情况及防治要求》，《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4号;《黑热病——传染病管理之十二》，《内科学报》1950年第2卷第12期。
(130)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黑热病的基本情况及防治要求》，《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4号;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131)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黑热病的基本情况及防治要求》，《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4号。
(132)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黑热病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33)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一九五○年卫生工作总结》，《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134)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编委会:《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1953—2003)》，2003年8月内部印行，第81页。这里的黑热病流行情况包含原平原省所辖若干地、市的流行情况，建国初期平原省的黑热病流行情况参见《平原省人民政府卫生局近两年来黑热病治疗工作总结报告及今后防治意见》，《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黑热病专号”。
(13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13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
(137)《白喉——传染病管理之一》，《内科学报》1950年第2卷第1期。
(138)傅再希:《应该认清几种传染病是外洋输入的》，《江西中医药》1959年第11期。另见范行淮:《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13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
(140)上海通志馆:《上海防疫史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41)来源于“1950—1980年白喉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表，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142)傅再希:《应该认清几种传染病是外洋输入的》，《江西中医药》1959年第11期。另见范行淮:《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关于猩红热和白喉在我国出现的年代，学界存在争议。余新忠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认为猩红热是中国18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疫病，而白喉是18世纪晚期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的。参见余新忠:《近世中国的新瘟疫——以烂喉痧(猩红热)和白喉为中心》，《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125—152页。
(143)陈方之:《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
(144)《中央卫生部通报各地严防猩红热病流行》，《健康报》1951年5月29日。
(145)《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46)根据《两年来上半年度麻疹、猩红热的病死率比较表》，参见《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关于麻疹、猩红热防治工作的初步报告》，《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47)平原省为1949年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原省由中央直接领导，省人民政府驻新乡市，辖新乡、安阳2市及湖西、菏泽、聊城、濮阳、新乡、安阳等6专区，共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1952年平原省建制撤销，将新乡、安阳2市及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专区划归山东省。平原省设置时的史料本人只见到杨柳文:《新生的平原省》，《旅行杂志》1950年第24卷第9期，更多的资料尚没有查到，而关于其撤销的情况，可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
(148)吕枫: 《猩红热1085 例分析》，《中华儿科杂志》1958 年第1 号。
(149)《中央卫生部通报各地严防猩红热病流行》，《健康报》1951年5月29日。
(150)马圣清:《居民区内猩红热的流行过程及防疫措施》，《上医学报》1959年第2期。
(151)刘茂松:《高元县一个山村——郎家庄猩红热暴发流行的调查报告》，《中华内科杂志》1960年第3号。
(152)《麻疹——传染病管理之三》，《内科学报》1950年第2卷第3期。
(15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154)《云南省人民政府卫生处通报》，《云南卫生》1951年第12期。其实，平原省在建国前就是麻疹流行的重灾区，其详细情况可参见《在平原省第一届卫生工作扩大会议上李奕局长关于一九四九年卫生工作总结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建国后平原省的麻疹流行情况，可参见《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最近疫情及加强预防向各专、市、县及直属机关、学校、工厂的通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本省一般疫情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平原省六月份疫情概况》和《平原省政府为遵照卫生部关于防止麻疹之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平原省九、十月份疫情统计表》，《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7期;《平原省十一月份传染病统计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8期，等等。
(155)《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三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工作报告》，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3页。
(156)贺诚:《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中华医学杂志》2000年第1期。
(157)《省卫生处发出通报及时制止麻疹流行》，《云南卫生》1951年第13、14期合刊。
(158)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59)《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60)根据《两年来上半年度麻疹、猩红热的病死率比较表》，参见《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关于麻疹、猩红热防治工作的初步报告》，《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61)《彭真对北京市麻疹疫情月报的批示》，《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62)上海通志馆:《上海防疫史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6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164)《伤寒——传染病管理之七》，《内科学报》1950年第2卷第7期。
(165)新华通讯社:《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内部参考》第2630期。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531页。
(166)《流行性斑疹伤寒——传染病管理之十一》，《内科学报》1950年第2卷第11期。关于斑疹伤寒的历年发病率的概况可参见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67)根据《1952—1959年我国各地流行性感冒流行和病毒分离情况》整理，参见朱既明:《解放以来流行性感冒研究的成就》，《中华内科杂志》1960年第1号。
(168)上海通志馆:《上海防疫史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69)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170)北京市西四区卫生防疫站:《北京市居民1957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华卫生杂志》1958年第5号。
(171)根据《1952—1959年我国各地流行性感冒流行和病毒分离情况》整理，参见朱既明:《解放以来流行性感冒研究的成就》，《中华内科杂志》1960年第1号。
(172)卫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http://www.moh.gov.cn/news/menu_index.aspx?title=法律法规，2006年5月21日。依据地方病的定义，实际上鼠疫、血吸虫病等也应该属于地方病的范畴，但本书出于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分别将其列入急性传染病和慢性传染病系列来进行探讨，而在有关地方病的条目中不再进行分析。
(17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74)《卫生部关于发布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的通知》，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555页。
(175)尤家骏:《五年来麻风防治工作的发展》，《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号。
(176)李明:《我参加全国卫生会议》，《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7期。
(177)李俊:《内蒙古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178)《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17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80)于维汉:《克山病》，《大众医学》1959年8月号。另见于维汉:《中国克山病研究工作的回顾》，《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第1期;于维汉:《克山病防治研究40年》，《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4页。
(181)卫生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http://www.moh.gov.cn/news/menu_index.aspx?title=法律法规，2006年5月21日。
(182)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83)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184)参见1900—1949年中国各省(区)鼠疫流行统计表，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85)《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186)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187)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88)中华医学会:《新中国丝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8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190)于维汉:《中国克山病研究工作的回顾》，《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第1期。
(191)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92)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193)《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4页。
(194)谭余保:《送走瘟神造福人民》，《湖南卫生杂志》1960年第2期。
(195)黄炯元:《十年来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苏南青浦县卫生院:《日本血吸虫病在苏南青浦县的流行情况的调查》，《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196)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197)陈祜鑫:《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血吸虫病防治实验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2期。
(198)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又见云南思茅地区卫生防疫站、云南省疟疾防治所:《思茅基本消灭疟疾的经验》，《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79年第1期;中医研究院:《疟疾史》，1959年12月内部印行，第12—13页，等等。
(199)《三穗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实现“无虐县”的总结报告》，《贵州卫生》1958年第9期。
(200)《平原省卫生局关于第一届卫生工作扩大会议上李奕局长关于一九四九年卫生工作总结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01)《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最近疫情及加强预防向各专、市、县及直属机关、学校、工厂的通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02)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卫生概况》，1950年辑，第57页。
(203)《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资料汇编》，转引自杨一星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204)杨魁孚:《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05)李俊:《内蒙古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206)杨魁孚:《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07)杨魁孚:《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08)魏文伯:《六亿神州送瘟神》，《人民保健》1960年第4号。
(209)《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4—115页。
(210)任振泰:《杭州市志》(第6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4页。
(211)中共浙江省委除四害讲卫生办公室:《浙江省嘉善县防治血吸虫病的典型经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212)邹优宁:《玉林专区除害灭病工作的基本经验》，《人民保健》1960年第6号。
(213)中医研究院:《疟疾史》，1959年12月内部印行，第12页。
(214)王文达:《送走瘟神，欢庆新生》，《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215)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另见黄修典:《全国卫生工程环境卫生专业会议华东分区会议总结报告》，《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216)《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5页。
(217)冯阑州、李芳:《钩虫病的流行学》，《华北医刊》1951年第1卷第五、六合期。
(218)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219)高鲁等:《绍兴县麻风病流行概况》，《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号。
(220)《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21)《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222)白备伍:《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成就》，《人民保健》1959年第2号。
(223)陈祜鑫:《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血吸虫病防治实验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2期。
(224)《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5页。
(225)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226)中共浙江省委除四害讲卫生办公室:《浙江省嘉善县防治血吸虫病的典型经验》，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227)王文达:《送走瘟神，欢庆新生》，《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228)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
(229)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科学情报组:《全国防治五大寄生虫病经验交流大会资料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8号。
(230)邹优宁:《玉林专区除害灭病工作的基本经验》，《人民保健》1960年第6号。
(231)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232)王廷金:《从温江专署的疫情报告看疟疾在川西区的严重性》，《西南卫生》1951年第4期。
(233)宋良启:《山东省七个县麻风调查分布情况报告》，《山东卫生》1951年第5、6期合刊。
(234)钱信忠:《积极开展预防与消灭急性传染病的研究》，《人民保健》1959年第7号。
(235)《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5页。
(236)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237)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238)顾才先:《炉山县卫生部门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有利的推动了抗虐工作》，《贵州卫生》1958年第2期。
(239)李俊:《内蒙人民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240)《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241)《参加察蒙鼠疫防治工作中的见闻》，《科学通报》1951年第2期。
(242)《鼓足干劲，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参见四川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卫生防疫站:《把少数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起来》，四川民族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1980年代河北省的科学家们曾专门考察过鼠类的危害。据在河北省曲阳县观察，一只大仓鼠，利用两腮的颊囊，一次可搬运花生仁12个，或搬运玉米20－30粒，最多可搬运玉米59粒。大名县秋季解剖187个大仓鼠洞进行观察，一只大仓鼠，过冬贮藏粮食、花生0．65—13．15公斤。沽源县从秋季解剖的49个沙鼠洞观察，一只沙土鼠，过冬在洞内可贮藏莜麦、胡麻籽0．25—3．85公斤。围场县从秋季解剖的35个鼢鼠洞观察，一只鼢鼠，过冬可贮藏马铃薯10—75公斤，粮食3．5－7．5公斤。由于害鼠秋季盗粮活动频繁，其危害性很大，石家庄地区1980年全区受鼠害面积达192万亩，损失粮食3750万公斤。河间县1982年种植2．5万亩花生，花生果实的被害率为30%—70%。据田间观察，从总体上讲，害鼠危害可造成农作物减产5%—10%。参见河北省植保总站、河北省鼠疫防治所、张家口地区植保站:《河北鼠类图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
(243)《人民日报》社论:《除四害》，《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
(244)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245)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页。
(246)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247)《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248)魏文伯:《六亿神州送瘟神》，《人民保健》1960年第4号。
(249)刘凤山:《太阳村卫生保健工作发展概况》，《人民保健》1960年第2号。
(250)宋良启:《山东省七个县麻风调查分布情况报告》，《山东卫生》1951年第5、6期合刊。
(251)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252)《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环境卫生监测站站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53)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254)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255)樊永贞:《1949—1992年中国人间鼠疫流行病学特点》，《地方病通报》1997年第1期。关于鼠疫的时间分布概况，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博、硕士研究生在其毕业论文中多有探讨，如李海蓉:《中国鼠疫时空流行规律及其与环境变化关系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所2003年博士论文;吕瑶:《蒙、吉地区鼠疫时空流行规律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所2005年硕士论文，等等。
(256)云南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鼠疫—霍乱—炭疽讲义》，1972年2月内部印行，第140页。
(257)孙锡璞:《霍乱之疫学及细菌学的观察》，《东北医学杂志》1951年第4卷第2期。
(258)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论湖沼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的规律性及建立安全区的意义》，《湖南卫生杂志》1959年第9期。
(259)《对中国南方及西南地区防虐意见》，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40页。
(260)湖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论湖南省疟疾的流行规律性及消灭疟疾的基本途径》，《湖南卫生杂志》1960年第2期。
(261)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262)王兆俊:《一一六一例黑热病病案分析》，《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263)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264)吕枫:《猩红热1085例分析》，《中华儿科杂志》1958年第1号。
(265)费嵩:《我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的探讨》，《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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