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因素

一、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是由地理环境、大气、水、土壤、生物和矿物等各种自然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各要素之间又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只要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最后必然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建国后，我国有关部门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那些被称为“水土病”的地方病如急性传染病中的鼠疫、天花、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寄生虫病中的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黑热病等，慢性传染病中的结核病、性病、麻风病等，不仅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有规律的地理分布特点，而且与气候、土壤等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甚至与因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洪涝灾害有一定的联系。这里，由于资料的限制，尤其是专业上的原因，本人对水、土壤、生物和矿物等一些自然环境因素拟不做分析，只就其中的地理因素、气候因素以及与其相关的洪涝灾害因素略做探讨。

(一)地理因素

许多传染病都有不同的地理分布特点。特定的地理景观有特定

的生态环境，维系着特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影响着大多数自然疫源性疫病的分布。例如，建国前后我国鼠疫的流行与其自然疫源地分布就有密切的关联。根据多年的调查研究，我国共有10块鼠疫自然疫源地⁽²⁾:(1)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2)天山山地灰旱獭—长尾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3)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4)帕米尔高原长尾鼠疫自然疫源地;(5)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6)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7)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8)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9)滇西纵谷大绒鼠鼠疫自然疫源地;(10)滇闽广居民区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附图2－1)上述10块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全国17个省(区)、193个县(旗、市)，总面积约为50多万平方公里。⁽³⁾其中的东北地区处于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典型草原达乌尔黄鼠通辽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其范围约在14万平方公里以上，东起第一松花江下游流域，北至嫩江南岸，西至大兴安岭南麓及阴山山地，南至努力鲁尔虎山前。该疫源地最早来自于清末鼠防专家伍连德于1917—1920年对通辽黄鼠鼠疫并传播给人而作的报道。其主要宿主是达乌尔黄鼠，主要传播媒介是方形黄鼠蚤，鼠疫菌是通辽生物型。⁽⁴⁾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持续鼠疫流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从1946年起，特别是1947年鼠疫大流行之后，人们就着手进行调查研究，证明了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存在。⁽⁵⁾根据1947—1951年几年间的调查研究，该疫源地一带鼠类繁多，已发现的鼠类达13种之多，其中与鼠疫传播最密切者有三种，即黄鼠、大家鼠和鼷鼠。这几种鼠类一般都是在适宜的气温与湿度下潜伏和活动，先有鼠类鼠疫流行，后藉着跳蚤，感染人类，造成东北地区的鼠疫常年流行。⁽⁶⁾青、川、甘三省的鼠疫流行也与当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布相关。三省位于东经89°51'－110°21'，北纬25°59'－42°48'，总面积173平方公里，人口约1.42亿，属于青藏高原山地高寒草甸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青藏高原自北而南排列着许多高大山脉，其间形成较多宽谷与盆地。这一地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被高山、大河等自然屏障分割为若干区域，可视为相对独立的疫源地。据此，可以将青藏高原山地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粗略地划为7个相对独立的鼠疫疫源地，包括阿尔金山—祁连山北坡鼠疫自然疫源地、祁连山南坡鼠疫自然疫源地、黄河东南鼠疫自然疫源地、黄河西部鼠疫自然疫源地、东昆仑山北坡鼠疫自然疫源地、果洛鼠疫自然疫源地、玉树鼠疫自然疫源地等等，这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一般都以旱獭为宿主。⁽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的沙哈勒和精河县的西盖珠苏隆，在1956年的调查研究中，也被证实为鼠疫自然疫源地，其宿主也为旱獭。⁽⁸⁾

图2－1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图

【资料来源】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其他一些疫病的流行，无论是暂时性的或是持久性的流行都要求有一定的地理条件。如寄生虫病中的血吸虫病，就有严格的地理分布的特点，其主要在三峡以东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一带。川西平原及金沙江流域也是主要分布地区之一。⁽⁹⁾从其纬度分布来看，最北到江苏省的宝应县(北纬33°17')，最南到广西自治区的横县(北纬22°5')，最东到江苏沿海地区，最西到云南的剑川(东经100°)，钉螺面积达148亿平方米。⁽¹⁰⁾钩虫病的流行以黄河及淮河一线为界，该线以南的地区因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是较适合于钩虫卵及蚴的发育和生存，以及钩虫感染的传播的;而该线以北地区则因气候较寒冷，雨量较少，比较不利于卵的发育，蚴的生存及感染的传播。⁽¹¹⁾丝虫病主要分布于我国北纬18°至37.5°之间的广大地区，即南自广东海南岛，北至山东德县，东自山东以南的沿海各省，西至四川，都有丝虫病的流行。⁽¹²⁾黑热病的发生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在华北和东北，黑热病主要流行于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除山东丘陵外大部为冲击或侵蚀平原，海拔一般不超过50公尺，平均雨量为600—800毫米。⁽¹³⁾但在西北地势较高，属于大陆性气候，空气干燥的广大地区，如陕西省关中地区海拔为300—400米，年雨量平均为500毫米;甘肃、青海和新疆海拔大都在1000米以上，年雨量极低，可在100毫米以下等等都存在着黑热病。在甘肃省海拔高达2334米的地区也有黑热病发现。⁽¹⁴⁾疟疾流行的地域性也颇强，其主要在我国的西南和东南地区最为流行。其中北纬32°以北地区为低虐区，北纬25°—32°地区、约当全年平均气温16°—20°等温线的地区为中虐区，北纬25°地区为高虐区。⁽¹⁵⁾

另外，一些地方病如缺碘地方性甲状腺肿多见于山区、丘陵地带，主要是环境缺碘引起的，在我国则集中于西北、东北、华北和西南等地的山地丘陵地带。地方性氟中毒病的病区大部分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西到新疆，东到黑龙江西部。大骨节病从大小安岭起，经长白山、内蒙古高原东部、鲁中山地、黄土高原、秦岭，止于青藏高原东部，呈东北—西南带状分布，与健康区经纬分明。克山病的流行与大骨节病的分布相一致，形成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宽带，位置居中，将我国分成西北、东南两个非病带。⁽¹⁶⁾

上述疫病的地理分布显然是具有地区性的，而且比较固定，因为在该地区有决定该病存在的自然或人为因素。这种地区性决定了生活在病区的人群或进入该病区的人群都有可能患病。当然，如果找到了种种疫病流行的地方性地理分布特征，对我们有效地进行疫病的防控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气候因素

气候是指某些地区多年来的天气变化特征，气候因素可以直接作用于传染病病原体、虫媒携带者和动物中间宿主以及易感人群等。气候因素之中对传染病有影响的有温度、湿度、降雨等等，这些要素对虫媒型传染病及对动物源性传染病的影响最大。以疟疾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气温、湿度、降水量与其流行具有明显的联系。这是因为气候因子对蚊媒孳生繁殖及病原体在虫媒中的繁殖和生活周期有直接影响，因此媒介型传染病具有明显的年内季节性和年间的差异。建国初期的福建省闽侯县青圃乡属于闽侯县尚干区，在乌龙江的南面，青圃乡本身是一个丘陵地，周围都是稻田，西北靠近福厦公路，东南靠近山区，气候常年温暖。在这种温暖环境下，福建省卫生防疫站防疫科于1958年8月13日至9月3日经过调查发现，该地有乏倦库蚊、中华按蚊、骚扰阿蚊、三节吻库蚊、白纹伊蚊、褐尾库蚊等6种，其中前三种较常发现。乏倦库蚊(班氏丝虫病媒介)孳生地甚多，凡积有污水处均可捞到幼虫，成蚊多栖息于人房蚊帐内。中华按蚊幼虫在稻田内可捞到，成蚊在牛棚中可捕到，但密度甚低。⁽¹⁷⁾各种蚊虫的大量存在，造成闽侯县青圃乡丝虫病、钩虫病和疟疾的长期存在。云南思茅是云南南部的一个大平坝子(山间盆地)，位于北纬22°33'，东经102°02'，面积约50平方公里，海拔为1302米，年降雨量1535毫米，年平均气温18℃，以当年6月至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5月为旱季，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1953年云南省思茅地区卫生防疫站和云南省疟疾防治所对该地区进行了疟疾流行病学调查。当年的调查结果是:居民疟疾访问746人，上年发过疟疾的共498人，疟疾年发病率为66.8%。在当地发现按蚊19种，人房内捕到的按蚊以微小按蚊占绝对优势，占各种按蚊总数的50%—95%，次平均密度达到26.7/人工小时。以上调查说明思茅地区是一个以微小按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超高度疟疾流行区。⁽¹⁸⁾建国初期川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面积约6.2万平方公里，人口据初步统计为800多万人，辖成都市及温江、绵阳、眉山与茂县四个专区，共有38个县185个区。川西区地处四川盆地，低洼沼泽，随处皆是，树丛杂草，四季常青。每至夏秋，城市俨如山林，一遇骤雨，平地立成泽国，至于原野的草木花树积水之多，那就更不用提了。更因建国前国民党政府的剥削与压迫，人民穷困，对疾病之抵抗力既弱，又缺乏卫生常识与设备，因而天花、疟疾、痢疾、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与白喉等不断流行。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且在“预防为主”的方针下，卫生设备已适当改善，并发动中西医开展了预防接种，各种传染病已逐渐减少，但因其气候温暖，空气潮湿，适于各种病原菌之生长，发病率仍属惊人。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各种传染病患者达34330人，眉山专区之石桥等4个乡，据1950年9月统计，疾病率达14.41%。⁽¹⁹⁾山东滕县、临沂专区及徐州市周围湖泊河流纵横交错，气候温暖，适宜于蚊虫孳生，因之在以上地区的疟疾流行是很普遍的。1950年10—11月份，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在滕县、徐州、赣榆等地重点检查了2608人，其中血片检查有幼虫者450人，占总检查人数的17.2%，其有症状而未发现幼虫者467人，占总检查人数的17.9%。⁽²⁰⁾一些气候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雨量等，还可以影响疟疾病原体和媒介节肢动物的繁殖。如在湖南省桂阳和郴县的广大地区生存的中华按蚊是一种孳生于稻田、池塘及灌溉沟等广大水体中的蚊类，嗜吸牛血和人血，白天多栖息于牛房，人房也可见到，夜间则大批进入人房活动吸食人血。在湖南，中华按蚊活动季节长达八九个月，一般在2—3月开始出现，随之密度上升，至5—7月为高峰，9、10月渐下降，从11月至次年的1月为越冬时期，多栖息于温暖无风的山洞、薯窖及牛房顶部茅草中，无严格越冬现象，可因气温升高(10℃+)而稍事活动。⁽²¹⁾

气候因素对霍乱、鼠疫等的流行与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建国前我国霍乱流行的季节，除极少数特殊的例子外，大多数都在6月末至10月初。因为在这几个月中的气温高(尤其在南部)，雨量少，冷凉饮食盛行于市，苍蝇繁殖最快。而在此季节中的体力劳动者出汗失水后，喜饮生水，这些都与季节有关，间接于霍乱流行的条件有利。季节内的温度、湿度、气压、雨量等不但可以助长病菌的增殖，而且影响人的健康。⁽²²⁾对鼠疫，气候的因素则更为明显。建国初期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持续鼠疫流行，与该地区黄鼠、大家鼠和鼷鼠等几种鼠类在适宜的气温与湿度下潜伏和活动有关，先有鼠类鼠疫流行，后藉着跳蚤，感染人类，造成该地区的鼠疫经常5月开始，6、7月逐渐发展，8月疫情转趋严重，9月达最高峰，10月下降，至11月终息的流行规律。⁽²³⁾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鼠疫流行十分符合此种流行规律。因为内蒙古地区鼠疫传播媒介蚤类在温暖季节比较活跃，其发病率亦高。而黄鼠鼠疫疫源地的病例也多集中发现于7—9月，占总发病人数的88%，这与黄鼠和褐家鼠的流行季节有关;散发于其他月份的病例多因接触野外其他动物而感染。沙鼠疫源地的病例均发生于5—9月的温暖季节。⁽²⁴⁾再如福建华安县的鼠疫多在农历十二月开始流行，至农历正二月至三月间即渐平息。该地鼠疫发生的气候关系:冬春雨最多，湿度颇高;环境关系:周围环山，各种疫疾终年流行不断(如疟疾、流行性闹脊髓膜炎等);再加上群众不重视个人和公共卫生，崇奉迷信等等。⁽²⁵⁾

一些比较常见的流行性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等更是与当地气温的变化密切相关。1956、1957年，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根据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北京市的月平均气温、气湿、风向与风速，认为北京的气候特点为冬季(11月—次年3月)严寒干燥，占155天;春季(4、5月)风沙干旱，计60天;夏季(6、7、8月)炎热多雨，计95天;秋季(9、10月)气候宜人，计55天。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还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纺织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中各月上呼吸道感染的初诊人数，发现北京市上感发病数以冬季最高，秋季次之，夏季最少;月份分布以1、4、9月为高峰。(附表2—1)

表2—1　北京市1956—1957年各季平均气温与上感之关系

【资料来源】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卫生学教研组:《北京市气候特点及对部分居民上呼吸道感染影响的观察与分析》，《人民保健》第2卷第2号。

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从北京市1956—1957年各季平均气温与上呼吸道感染之关系分析认为，北京市上呼吸道感染资料中各月分布不均，可能与北京市大陆性气候特点有关，而造成北京市冬季高峰的重要原因可能由于室内外气温温差过大。⁽²⁶⁾

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各省季节因气候带地区性的差异，各季节中疫病的传播和流行可与季节相结合。也就是说，各季节因气候条件关系适应于某种有害昆虫成为疫病媒介。但也并非所有的疫病流行概皆如此，某些疫病如伤寒的流行与传播就不是真正以季节为因素，实则是居民不洁的饮水和食品等地区性的环境卫生问题，只不过是夏季和初秋季节发生的机会较多而已。⁽²⁷⁾

(三)洪涝灾害因素

一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如洪涝灾害。洪涝灾害的长期演变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很严重。从建国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师生等所整理的华北及东北10省、市、区有关的近500年的旱涝史料中可以得知，伴随着大规模的旱涝灾害而来的是广泛的疾疫流行，和广大人民遇到疫灾“束手待毙”时的无助。⁽²⁸⁾由于本人视野的局限，建国后大规模旱灾引发疫病的记录还很少见到，但洪涝灾害所引发的疫病流行却比比皆是。1949年苏北地区入夏后，阴雨连绵，水、风、雹等灾害不断，其严重程度为历年所未有。尤其是沭阳地区由于1949年夏秋雨水过大，沂沭水位陡长三次，决堤13处，整个地区泛滥成灾，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平地水深自六七尺至一丈二三尺，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受灾面积占沭阳地区总面积的80%，被淹田地1688099亩，占总田地的88.2%。1950年2月该地区又是雨雪成灾，湖荡地区较洼，又成一片汪洋。苏北淮阴等其他地区的灾情大致与沭阳相类似。政府从水灾救治的角度考虑，发动了大规模的整沭导沂工程建设，数十万劳工大军奔赴工程建设前线。但因生活标准太低，营养跟不上去，而卫生常识和卫生条件都告缺乏，再加上医务人员量少质低，以致疫病发生极多，其中并以回归热为最。有资料显示，1950年4月15日至23日，睢宁区全部民工28802人中发生回归热50人;宿迁埠子区姚庄村民工共65人，患回归热的有20人;泗阳工段民工共3221人，1950年3、4月份共住隔离病院的回归热患者256人，住急救站的约245人，共计501人之多。除回归热之外，还有个别斑疹伤寒病例发生。⁽²⁹⁾

建国初期皖北地区因淮河泛滥，迭遭水灾，群众生活异常艰苦。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口号。但由于天气恶劣，尤其是夏秋季节，有经常性的暴雨发生，污染了水源，加上治淮民工都来自灾区，本已带有各种传染病，所以造成了治淮期间民工中间传染病的猖獗流行，其中回归热、疟疾、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流行性感冒等病在1950年春修期间在民工中流行甚烈，而回归热患者在有的地区竟达民工总数的20%以上。⁽³⁰⁾1951年3—7月淮河中游民工中间传染病继续流行，其中六安、宿迁、阜阳、滁县、蚌埠、尹家沟等地区有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等各种疫病患者21709人，患病率占民工总数的万分之188.4，死亡率也达到了万分之1.3。⁽³¹⁾

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是我国近代洪水灾害最频繁的两省，也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湖北、湖南的过境水量十分巨大，而调储能力却在逐年下降，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中下游来沙量逐增，河床泥沙淤积，加上对河岸及通江湖泊的围垦，人为减少调储水能力，因此建国后长江洪水频率一直在增加，终于酿成1954年的特大洪水。而洪水是钉螺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使人感染血吸虫病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建国后的几年间在长江洪水特别严重的湖北、湖南两省有大片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在江苏、四川等地区也存在相类似情况。⁽³²⁾

洪涝自然灾害等也可导致疟疾的暴发流行。例如，1956年河南省某地大雨成灾，中华按蚊数量猛增，当年发生疟疾暴发流行。1955年贵州省东南部干旱，使河床形成许多小积水，微小按蚊密度大幅度上升，造成疟疾因此流行。50年代末期由于连续3年自然灾害，不少地区发生严重水涝，蚊媒孳生广泛，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牲畜数量减少，人蚊接触机会增多，疟疾发病随之明显上升，鲁南不少地区出现疟疾暴发流行。⁽³³⁾

我国古近代以来，一般情况下都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从上述建国初期的情况来看，大致也有类似的问题。尽管建国初期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洪涝灾害没有带来大面积的疾疫流行，但其作为一个局部的重要因素对疫病的发生与流行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