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的流行病学史及问诊内容

二、社会环境因素

形成疫病流行的因素很多，一方面具备了三个流行环节，即传染源、传染媒介和易感人群，并有适合于病原繁殖媒介蚊子生长的自然因素，如地势、气候、雨量、水体等等。但仅有这些自然因素还不能构成或影响疫病的流行，更重要的是必须和一定的社会环境因素相结合。因为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环境作为生命系统的依托，在决定生命系统品质的问题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³⁴⁾在各种社会环境因素中，社会制度是最根本的因素，它决定着其他因素的发生与发展，并直接影响着流行过程。1949年建国前，正是因为社会制度的问题，广大民众处于贫困饥饿状态，缺乏物质文化生活和医药卫生保障，无力抵抗疾病的侵袭，加上社会动荡、政局不安、连绵战争等，因而各种疫病的流行猖狂凶猛，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健康。如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初到东北，地方情况不明，环境恶劣，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土匪势力凶猛，并有许多地方在国民党土匪占据中。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剿匪，扩大部队，搜集物资，积极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鼠疫的防治未能及时注意。⁽³⁵⁾加上中国共产党开始的时候对防疫工作是门外汉，又没有防疫设备和固定的防疫组织，平时也没有经常的防疫工作。⁽³⁶⁾1946年以后，国民党军队又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社会秩序紊乱，因此造成1947—1949年的鼠疫猖獗流行，出现了地方性鼠疫流行高峰。⁽³⁷⁾(另以20世纪初年至建国前东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为例，附表2—2说明)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各种疫病的发生与流行逐步被遏制。这里，我们考察建国后的疫病流行状况，当然就要抛开社会制度的因素，从建国初期的民众居住环境等方面系统考察疫病发生的社会因素。

表2—2　20世纪初年至建国前东北地区的鼠疫流行的社会因素

【资料来源】中国近现代史若干教科书及相关疫病史资料。

(一)居住环境和生活状况

建国初期广大民众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较差，蚊蝇跳蚤滋生，为疫病流行提供了方便条件。在这里，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尤其应当引起注意，一是民众生活的周边环境。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全国防疫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过去大量的疫病所以在中国长期存在并危害中国人民，主要由于反动统治所造成的贫穷、愚昧和环境卫生不好，卫生常识及个人卫生习惯很低造成的。特别是在反动统治下造成了相当大面积的灾区，更在大的战争之后，为传染病的流行造成了有利条件。⁽³⁸⁾建国初期根据166个省辖市以上的城市估计，原有住宅面积大约有两亿两千万平方公尺。解放前，在这两亿多平方公尺的住宅中，除官僚政客的官邸、寓所质量高、设备完善之外，城市劳动人民大部分居住在质量低劣、设备简陋、阴暗潮湿、年久失修的危险房屋里，还有相当数量的棚户。以全国各主要城市计算，破旧和危险房屋大约占所有居住房屋的50%以上。如北京有2/ 3的危险和半旧及破旧房屋;上海则有1/5以上的居民住在棚户区，还有许多居民挤在阁楼和楼梯间里，甚至常年栖息在马路上和屋檐下;而长沙的棚户竟高达77%。辽宁省抚顺市的煤炭工人住在终日烟气熏熏的臭油房子里，而且多数是对面炕式的能住几十人的“大房子”——统铺大炕。⁽³⁹⁾如此居住环境对各种疾疫的传播与流行十分有利。其实不仅是建国前，解放初期我国的居民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也很低劣。仅以城市而言，很多群众聚居区都说不上清洁，疫病和死亡随时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比较典型的是北京的“龙须沟”、武汉的“熊家台”、天津的“万德庄”、南京的“五老村”等，终年臭气熏天，秋夏之间蚊蝇成群结队，酿成各种传染病流行。其他如上海群众称为“臭水滨”、“垃圾河”的横滨河，天津群众喻为四大害的“金钟河”、“墙子河”、“赤龙河”、“四方坑”等等都是这种地方。⁽⁴⁰⁾1950年春季，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第15保健所和第5区环境卫生管理所联合对境内棚户区居民家庭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历时15天，共调查555户。其涉及区域是南京市城北的棚户区之一，住户大多从事小贩工作，住宅方面有的是沿着铁路的两边，有的是在菜园的附近，垃圾没有固定的场所，粪便没有固定的存储地点，而区内水塘水井，大多污秽不堪，居民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大多数比较艰苦。⁽⁴¹⁾(附表2—3)1951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有资料显示，其城市贫苦劳动人民的集居场所环境是很恶劣的。在一般的中小城市及县城大都只有明暗水沟而无自来水和下水道设备，而且年久失修，淤塞不通，一般居民乱倒垃圾和污水、随地大小便的现象非常普遍。广大群众在如此环境下生活劳动，因居住、粪便、饮食、饮水等不卫生的因素所引致的传染病是很严重的，尤以痢疾、肠胃炎及麻疹对群众的健康的威胁最大。⁽⁴²⁾在东北，从城市环境卫生方面来说，1950年上半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曾组织人力对部分城市街区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沈阳市铁西区调查了982户的便所距井和住宅的距离情况，距井1—10米的406户，几达1/2，距住宅1—10米的522户，超过1/2，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哈尔滨调查了550个厕所，其中卫生状况不良的占2/3以上，而距住宅10米以内者占60%强，用石灰消毒者仅3—5家。该区住户80%—90%饮用江水及井水。从家庭及个人卫生方面来说，在长春市调查了一个区23284户，其家庭及个人卫生状况极差。在哈尔滨市东调查了一个街(大兴街)的家庭及个人卫生，调查1638户，共6536人，占全街户数63.4%，占全街人口62.3%，其家庭及个人卫生状况也普遍存在着严重问题。⁽⁴³⁾1950年下半年也有调查表明，该市生活比较富裕的菜田区的卫生条件却很差，住屋9%以下为大房，院内狭窄，草垛、马棚、猪圈、粪堆多集中在院内，院内垃圾不常打扫，个别的还有将家畜和家禽放在屋内，和人住在一起，室内鼠洞众多，室外泥泞不堪，饮水用井没有井盖，夏季苍蝇尤多。⁽⁴⁴⁾东北城乡当初多年的鼠疫流行应与这种恶劣的环境卫生状况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表2—3　南京市棚户区555户家庭卫生状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毕汝刚:《家庭卫生调查工作的初步体验》，《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农村的状况更不乐观。以解放较早、卫生状况相对较好的东北而言，农村普遍不清洁、不整齐。根据建国初期的统计，当时属于比较兴隆的辽宁北镇县内，粪堆68%在院内，17%在窗下，10%牲畜饲养在院内，脏水缸尚有一部分在屋内与水缸靠近。北镇的水井80%没有井盖，井周围15米以内有便所者占44%，15米以内有粪堆者占50%，而且大部分水井因含有大量硝酸、氯、氨等不能食用。⁽⁴⁵⁾而广大的东北疫区农村概系土筑房屋，极少有砖房，一般墙基炕灶都以土坯筑成，易被鼠类盗洞、潜伏。一个院套，数家居住。仓房拥挤，马棚、猪圈、鸡窝与住屋接近，粮食储备防鼠甚差，鼠洞密布于院里和屋内。这种状况造成了人民群众长期不知卫生的习惯。⁽⁴⁶⁾建国初期一般的北方地区民众的住屋大都低矮窄小，用秫秸制棚糊上纸易藏鼠类。火炕占全屋一半，一炕上多的睡七八人，少的三四人，集卧室、厨房、餐堂于一屋，冬天窗纸密糊不能流通空气。在中南地区，1951年7月16日至8月11日，河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科曾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进行疟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该地疟疾的流行与该地居民环境卫生状况密切相关。确山县竹沟镇在建国初期共有1800余人，分住500余户，住宅庭院内多半有污水、粪坑、秽土堆及杂草。饲猪无固定猪圈，饲猪槽周围残余猪食及污泥混杂不堪。房屋建筑屋顶多半是瓦，墙壁多半是土坯，因多年失修，破旧漏雨。建筑新屋者甚少。一般是单间房无窗，三间房两窗居多，但多因无窗棂而用土坯堵塞。即使有窗棂者，也多有杂物堆积窗台，将光线遮蔽。室内光线非常黑暗，地面潮湿，杂物堆积。农民因耕作忙碌，多日不清扫。人、畜不分居者约占总户数的13.6%，厨灶与卧室不分者约占54.6%。不少家庭住室内且有鸡舍。全镇仅有蚊帐6顶。全镇房屋面积共计793992平方尺，但窗子总面积仅2678.61平方尺。这种脏乱的环境无疑对疟疾的传播有利。⁽⁴⁷⁾在华东地区，农村人民的居住情况也十分恶劣，一般都是室内光线和通气不足，经常阴暗潮湿，成为病菌和媒介疫病虫类的蕴藏所，⁽⁴⁸⁾而且大部分农村人畜同居，厨厕相邻，⁽⁴⁹⁾大大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环境卫生。比如皖北地区就是这种状况。由于封建剥削人民生活环境恶劣，皖北地区民众都不知清洁，淮北农村尤甚;人畜同居室内以致虱蚤等疾病媒介物孳生，地方性疾病终年不绝。⁽⁵⁰⁾广大的山东农村中不卫生的环境也是普遍存在的，如房屋矮小，空气不流通，光线不充足，门前猪圈，屋前粪堆，厕所与灶房、水井毗邻，到处灰尘，积存的垃圾遍地;猪圈、厕所不能经常清除垫扫，蝇蛆孳生等等。⁽⁵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尤其糟糕。如解放初期西康省西昌区大小凉山一带是我国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区，据初步了解其人口约为124万人，生活状况比较差。就其居住环境而论，彝族同胞居住房屋由竹或泥筑成，多为人畜同居，无窗子，门矮小，多数室内黑暗，潮湿污秽。⁽⁵²⁾也有资料表明，建国初期彝族人民居住的土屋一般都比较简陋，睡觉没有床铺被盖，夜晚蜷缩在披氈、擦耳富或者羊皮里，侧卧在锅庄旁边的篾垫或者地上。⁽⁵³⁾这种恶劣的环境卫生状况无疑是造成各种疫病流行的渊薮。

二是民众的居住面积。长期居住在黑暗、潮湿、拥挤、污秽的住宅内，对人体生理机能可以产生不良的影响，容易使人呼吸短促，肺活量减少，脉搏和心跳加快，影响情绪，不能安眠，还能引起头昏和食欲减退，因而降低了对各种疫病的抵抗力。另外，由于卫生条件恶劣，和人口过密的住宅，也容易窝藏老鼠，孳生害虫和细菌，常常成为肠胃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源地。居住面积狭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过密，更能促进各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城市的居住面积都很小。以上海市为例，一般产业工人所住的房子大多比较破旧拥挤，平均每人居住的面积(包括楼梯和厨房)仅占三四平方公尺。至于普通非技术工人，像三轮车夫和码头工人等，多住在“棚户区”。这是城市里最便于孳生和传播疾疫的地方。⁽⁵⁴⁾1949年7月至11月，华东区安全卫生检查组在淮南九龙岗东矿崇文村及大通煤矿居仁村、尚义村的矿工家庭宿舍里，用抽查式的方法调查了306家共1242人，发现一般矿工的住屋都很小，大多数是只有一间，饮食起居都在这一间屋内，一家同时有父母或年长的子女也多半是同住在这一间屋内。而这一间屋至多也只能打开两张床。在调查的306家当中，每人能占房屋容积在17立方公尺以上的仅有82人，约占6.6%，不到17立方公尺的有93.4%，而平均的容积是9.41立方公尺，约合标准容积的一半。(附表2—4)还有矿工反映有半数以上的人是睡在泥地上或室外。⁽⁵⁵⁾

表2—4　淮南矿工居住容积统计表

【资料来源】杨铭鼎等:《淮南煤矿安全卫生检查工作报告》，《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还有人曾在1950年参加淮南煤矿矿工家庭访问工作，并在1951年参加了上海药水弄王家屯居民住宅的室内外环境卫生调查，以及1952年博山矿山宿舍的环境卫生调查，看到那里的工人集体宿舍和居民住宅以房屋构造而论，都是极原始的。如药水弄336栋房屋中用竹编抹灰墙的占75.7%，王家屯的68栋房屋中草顶的占88.2%，淮南及博山工房的泥土地面占100%，可以说因陋就简的工程占绝大多数。以室内外的环境而论也是极其恶劣，如淮南工房用以通风采光的窗户在1080间房屋中仅有58间的窗户够上地面面积的8%，并有123间屋子没有窗户。新博煤矿工房的厕所几乎全部是半露天的浅坑式，全无防蝇设备的厕所。药水弄的街道和污水沟是不清的，每下雨一次要泥泞10天或半个月以上，臭水滨纵横于房屋之间，臭气四溢，如此环境当然是阴暗潮湿、菌虫丛生了。以住屋的容积来论，基本上是饮食起卧以及烹饪便尿全在一间或半间屋内，如药水弄的14007个工人中每人所占房屋容积不到10立方公尺的占72.4%，淮南矿工3241人中每人所占容积在11立方公尺以下的占69.1%，新博煤矿黑山井的矿工2229人中每人占12.5立方公尺以下的占60.8%。其中最少的如药水弄及王家屯竟有411人每人所占的容积不到2立方公尺，而2立方公尺的容积不过一口棺材那么大。⁽⁵⁶⁾

1953年，也有学者在全国几个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建国后一些大城市的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仅为3—4平方米左右，甚至有的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还不到3平方米。(附表2—5)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例，该市1946年解放，解放后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房屋和住宅建设，但由于同期人口增长过快，人均住房面积到1949年时仅仅为3.65平方米，⁽⁵⁷⁾到1953年时人均住房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仅为2.96平方米。⁽⁵⁸⁾

表2—5　1953年几个大城市的平均每人居住面积

【资料来源】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336页。

像上述那样拥挤的环境当然易于疫病的传播和蔓延，甚至由于居住条件的不同而可以影响人的死亡率。这在建国初期的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到证实。例如上海市1951年对药水弄及王家屯两个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住宅区进行了调查，结果其居民死亡率各为17.9‰和23.3‰，并且从1951年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居民每个人所占的房屋容积越小，则其死亡率也越高。⁽⁵⁹⁾(附表2—6)而在1954年对解放后新建的职工住宅曹杨新村进行调查的结果，居民死亡率仅为4.8‰。⁽⁶⁰⁾(附表2—7)

表2—6　上海药水弄与王家屯居民住宅容积与死亡率的关系(1951年)

【资料来源】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

③善庆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海××弄(1950年8月—1951年7月)”统计表中的住宅面积在20以上立方米/人的死亡率为10.6‰，与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编著《环境卫生学》中11.6‰的资料有出入。根据表中数据推知，善庆的10.6‰的资料应是准确的。参见善庆:《关于环境卫生中的住宅与水的一些问题》，《生物学教学》1959年第5期。

表2—7　上海曹阳新村(1953年8月—1954年7月)居民住宅容积与死亡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善庆:《关于环境卫生中的住宅与水的一些问题》，《生物学教学》1959年第5期。

建国后农村的住宅状况大多不好。1950年4月，中央防疫队第二批防疫队员开赴察北进行鼠疫防治工作，并对察北租银地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发现那里广阔地面上的居民却过着极其恶劣的生活。他们一般住着高不及人的土房，很多人挤在一起，缺乏家具，好的人家不过有个炕桌而已。居民穿着更差，基本是不挂面的皮袄皮裤，多数并无衬衣(4、5月天气还很冷)，100%的人生有虱子。⁽⁶¹⁾其他各地农村的状况也差不多。这就为疫病在各地农村的发生和流行造成了条件或可能。

三是民众的生活状况与家庭经济状况。2003年5月，正当非典型性肺炎疫情(SARS)在中国大陆流行与蔓延之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研究员李德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所研究员张习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般情况下，“疫病，随贫穷而蔓延”。⁽⁶²⁾事实证明贫穷也是导致疫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建国前在一些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许多农民过着“吃粮靠回供，用钱靠救济”的日子，根本无力救治自身所患血吸虫病。⁽⁶³⁾湖北省江陵县资市乡本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由于血吸虫病为患多年，大批人口死亡，重病人卧床不起，轻病人也少气无力。全乡12000亩肥沃良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广东省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解放前三餐不饱，医疗设施缺乏，患虐以后自生自灭，婴儿死亡率特别高，侥幸获得免疫力而不死者其身体发育也差。⁽⁶⁴⁾建国后，一些地区由于生活程度的低下与家庭经济的窘迫，足以使人营养不良，抵抗力减弱，加上住房拥挤，同衣同眠，密切接触污秽的环境，因而导致疫病的流行。1950年11月28日到1951年3月10日，山东省卫生厅对七个专区计文登、莱阳、昌潍、泰安、沂水、临沂、滕县的2378个麻风患者进行调查，发现正是当地的贫困导致了麻风的流行。(附表2—8)1950—1952年山西省稷山县翟店人民公社太阳村连续发生麻疹、百日咳、肺炎等疫病流行，1952年全村就有60个孩子得病。有些农户由于生病花钱而债务累累，生活困难。⁽⁶⁵⁾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了疫病的发生、流行与蔓延，造成了疫病愈演愈烈的状况。

表2—8　麻风病与生活状况关系的考察

【资料来源】宋良启:《山东省七个县麻风调查分布情况报告》，《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二)厕所问题和垃圾问题

所以强调厕所问题，是因为厕所问题及与其相关的粪便问题等是一些肠胃传染病及一些寄生虫病的传播渊源，苍蝇和水不过是这些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而已，因此厕所和粪便具有重要的卫生意义和流行病学的意义，如果不能予以妥善的处理，对于居民的健康有极大的威胁。建国初期中央防疫队在河北省津、唐、沧、通灾区考察时发现，灾区群众特别是宁河县的村庄居民多在室内院中大小便，致使影响健康很大。⁽⁶⁶⁾中央防疫队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也发现，那里的厕所问题极其严重。如西康省西昌区大小凉山一带的彝族聚居区内，彝族同胞无一定的厕所，基本是随处大小便，多数在野地、住房外边、小树丛中或牛羊圈中大小便。污物、垃圾等均无合理之处置，随便倒在住房门口。惟牲畜圈内粪便日夕取出晒干用作肥料，但也大多堆在住房门口，故彝族同胞住宅周围异常污秽，臭气难闻。⁽⁶⁷⁾

与厕所和粪便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些疫病是血吸虫病、钩虫病等等。因为血吸虫必须以钉螺丝为中间宿主才能发育，其传染途径如下:虫卵随病人的粪便排泄出来，到了水里，在适宜的温度下(15℃—30℃)卵里的幼虫破壳而出，在水里自由生活，找寻钉螺丝为中间宿主，变为尾蚴。尾蚴脱离宿主停留在水面上，遇到人的皮肤就往里钻，到肠间膜的静脉小血管内长大变为成虫，交配产卵，卵再由粪便排出，成为一定的循环。长江沿岸各省以稻田居多，河流池沼分布很广，由于农民爱用新鲜粪便浇灌稻田及常在河中洗涮马桶，而又经常光着脚下田工作或在河池内游泳，这种情况恰恰适合了血吸虫的生活循环，因此形成了血吸虫病的普遍流行。例如，建国初期的江苏太仓县居江苏省之南部，位于长江以南，太湖之东北。城内河道纵横，水运便利，街多沿河而建，以利洗濯。城内公私厕所林立，且甚多沿河建立，并于河边开一孔穴，以便粪船出粪。但因厕所建筑简陋，粪汁随时有渗入河流之可能，如遇雨天更易冲入河中。妇女虽多在其家中便桶中大便，但其便桶仍在河中冲刷。又因一般厕所粪缸容积过小，粪便无法久储，往往提早清除，用作肥料，大便内新鲜虫卵未死，散布于水田中，极易孵化发育，再度侵入人体。1950年有学者对太仓县居民血吸虫病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共检查居民826人，大便孵化法阳性者106人，阳性率占12.8%;(附表2—9)检查公私厕所322所，取得之大便用孵化法检查呈阳性者计57所，阳性率为17.7%。太仓县周围绕以泥岸护城河一条，水流缓慢，河岸水草杂生，也十分适合钉螺丝之孳生。城外溪涧纵横，两岸泥土肥沃，杂草丛生，水流清而缓，故钉螺丝繁殖极盛，沿岸皆可捡得。岸边粪缸粪坑亦复不少，用以积粪施于田间。故以太仓之环境而论，实为一极易蔓延日本血吸虫病之地区。⁽⁶⁸⁾苏南无锡县西部太湖边上的大渲村全村没有公共厕所，男女多用马桶或室内粪坑，共有室内地坑29只，露天粪缸186只，而其中的三分之一就放置在河边。因此，在1951年4月的一次检查中，该村的钉螺分布十分广泛，居民的日本血吸虫病感染率很高。根据每人一次大便检验之结果，422人中大便阳性者就有128人，占30.33%，其中男性68人，女性60人。而在一次粪缸大便阳性率的调查中，阳性的有19只，占20%。⁽⁶⁹⁾

即便在城市，如当时全国最大的现代城市上海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厕所问题和由其导致的血吸虫病流行问题。当时在上海，能够享用冲水厕所的，不过其总人口的1/5。华东地区绝大多数的城镇

表2—9　太仓县居民粪便检查统计

【资料来源】蔡宏道等:《太仓区居民与家畜感染日本血吸虫病之调查》，《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人口依靠马桶，或简陋坑厕排除粪便。⁽⁷⁰⁾以苏南实验区荣巷镇为例，该镇共有居民589户2764人，以职工商贩为主，其中的459户共有露天粪缸368只，地坑111只，公共厕所14所，所有这些皆无防蝇及粪便储存设备，粪便多数出售给附近农民及外乡粪船。1951年3月，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在荣巷镇检查55只粪缸，发现有血吸虫卵者19只，该镇居民之血吸虫病阳性率经一次普遍检查大便为14%。⁽⁷¹⁾

血吸虫病之外，钩虫病、霍乱、伤寒副伤寒等与粪便的关系密切。钩虫病是一种分布广大的农民疾病，矿区、桑田区、四川种植玉蜀黍及甘薯地区的农民多用没有经过处理的人粪施肥，而农民又喜欢赤足操作，所以极易受此病感染。⁽⁷²⁾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1951年曾在牟平县莱山区进行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因为粪便处理不得当，以及农民习惯赤足种田，用手施肥，所以钩虫病在该区的流行十分普遍。据牟平县莱山区的794人的钩虫病检验显示，有钩虫者341人，占总验人数的43%。⁽⁷³⁾其他疫病如霍乱的病原是霍乱弧菌，该菌大量地存在于病人的粪便和呕吐物里，由苍蝇、饮水或手做媒介传播开来，使健康的人受到传染甚至造成流行。伤寒族疫病的病原是伤寒杆菌，存在于病人的粪便里，传染途径与霍乱相似。⁽⁷⁴⁾

厕所问题之外，是建国初期全国城乡普遍存在的垃圾问题。垃圾是人们生活及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成分极为复杂，包括瓜果皮屑、菜根菜叶、鱼肉骨头、蛋壳、鳞毛、植物骨干、树叶杂草、动物尸体、牲畜粪便以及从住宅清扫出来的尘土等。垃圾问题如果说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可以进行积肥、垫洼等处理的话，在城市这一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了。由于建国后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城市垃圾的产量很大。据1951年6月1日《上海卫生》第1卷第2期的记载，上海市1950年平均每人每天产垃圾0.67公斤;1950年6月《大众医学》环境卫生专号报道，上海市每人每年的垃圾产量约为220公斤，北京市1951年的垃圾产量平均每人每日约为1.2公斤。⁽⁷⁵⁾还有学者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该市1953—1957年的垃圾产量问题。由于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卫生习惯、饮食，居民区的卫生整顿及住户所用的燃料种类等等，北京市的垃圾产量尽管从每人年平均日产量来说基本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但从垃圾年平均日产量，还是在逐步增大。(附表2—10)

表2—10　北京市1953—1957年垃圾年平均日产量和每人年平均日产量

【资料来源】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虽然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城市垃圾的产量在逐年增加，但由于技术等原因，建国初期的城市垃圾还不像今天这样能进行比较科学的无害化处理，并最大限度地运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多数城市的处理方法是所谓的掩埋法，即将垃圾埋在土坑里，或用来填垫水塘洼地，上盖净土，并加压实。但是，因为大量的瓜果皮屑、菜根菜叶、鱼肉骨头、蛋壳等垃圾埋在地下，长期处在厌气状态，数年也得不到净化。腐烂的垃圾经常放出恶臭，成为孳生蝇类的大本营，在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都极为有害。

(三)饮用水问题

水在人的生理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居民饮用的水质不良时，就会使得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发生变化，抵抗力降低，而使居民的患病率增高。特别是当水被病原体微生物或寄生虫卵污染后，人饮用或接触这种水，就会引起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流行。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卫生部联合发布了《生活引用水卫生规程》，从水质标准、水源选择、水源卫生防护等3个方面，对“一切供生活引用的水”作了比较翔实的规定。⁽⁷⁶⁾若以此规定进行分析和讨论，建国初期的城市和乡村的饮用水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了。因为对城市来说，居民的饮水问题有赖于各种给水工程的建设与完善。但在建国前，我国广大居民区的给水系统很不完善、很不普及，也就因此造成了建国后市民饮水问题的严重性。以上海市为例，解放前上海市的水厂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对远离自来水厂的资产阶级住宅区，水厂不惜埋设10余公里的管道供给自来水，而近在水厂旁边的一般民众却得不到自来水。如“药水弄”内有居民14000人，而仅有4个公用自来水头，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⁷⁷⁾其他城市如北京城解放前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着力甚少，刚解放时仅有1个水厂，4个公共用水站，日供水量86万吨，供水人口63.6万人，占城区人口的1/3，饮用水除自来水外，还有井水、河水、泉水、运输水4种，以没有消过毒的井水居多。⁽⁷⁸⁾哈尔滨市1949年市区有水厂4个，管道长度167公里，生产能力2万吨/日，年供水量642万吨，但全市市区人口在1949年时已达78.5万人，全市用自来水人口仅14万人，普及率仅为17.8%。⁽⁷⁹⁾贵阳市解放前只有1座小型自来水厂，于1940年建成，设备极其简陋，无过滤、消毒设备，水质很差。供水钢管主要铺设在少数剥削阶级聚居区及很小范围的城中心地带。管网铺设不合理，盲管很多，有部分瓦管损坏渗漏严重。解放初期的1949年，贵阳市80%以上的市民不能饮用自来水，直接取用河水、井水，无任何保证水质卫生的措施。⁽⁸⁰⁾因此可以说，建国初期我国各大城市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建设的问题，当时建立于河流沿岸的我国大多数城市除少数城市外，鲜有给水工程的建筑。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自来水城市数1951年仅57个，⁽⁸¹⁾1952年仅65个，至1960年时也才171个。⁽⁸²⁾尽管全国城市给水卫生状况在不断发展，给水普及率在逐步提高，但总的发展略显缓慢。(附表2—11)一些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拿上海来说，建国初期上海市500万人口，能享用自来水的只占80%，能使用抽水马桶的不到100万人，有400万人的粪便是用最原始的办法运出市外的。在华东的400个县和39个市里，有自来水设备的只有9个，但其每日售水量除上海外都十分有限，根本不能满足需要。⁽⁸³⁾(附表2—12)由于以上情况，华东地区肠胃传染病如伤寒、霍乱、痢疾等，在过去几乎年年流行，终年不断。其他如回归热、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等也极其严重。

表2—11　全国城市自来水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表2—12　1950年华东区各自来水厂供水情形统计表

【资料来源】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处:《华东区解放以后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建国初期华东地区那些没有给水工程的城市，则大多以饮用河水、井水、塘水为主，而且多数情况下水的饮、用、洗是分不开的。⁽⁸⁴⁾井水、塘水之不畅流而易于污染，自不待言，以河水为饮用来源者，也是汲取靠近河缘而被污染的水源。沿河两岸，厕所林立，倾倒垃圾，河缘码头，洗涤秽物;若有阵雨不仅两岸的污物被冲进河水，即街道阴沟中的污水以及下水道中的排泄物，也尽入河中，河水自无清洁之时。不只当地居民受到污水的威胁，在下游一带的住户和城镇也同样深受其害。盛夏之时，卖瓜果者常以生水洒溅，以免瓜果干枯;作冷饮料，餐馆洗涤膳具，也大都以生水为之。如此，则水传播霍乱及肠胃的急性传染病菌之途径颇广，因而传入人群的方式亦多。⁽⁸⁵⁾解放初期南昌市沿江路一带的垃圾，在解放前就像山一样堆着在沿江岸一带，这不但有碍市容的观瞻，而实际上也污染了水源，因而影响了市民的饮水问题。⁽⁸⁶⁾有人曾在1950年参加淮南煤矿矿工家庭访问工作，发现由于日本工程师所建筑的不合卫生工程原理的自来水，致使工人及其家属6万多人的饮水成了浑浊的泥汤，大肠杆菌在0.01毫升中都有存在。黑山的矿工及其家属1万多人所得的饮水是山沟里的渗水，渗水量极低，天旱时要排队等水。除了水量不足之外，水质也很不良，能够大量传播肠胃炎疾病。⁽⁸⁷⁾

在农村，情况则更糟。因为水的卫生与否直接关系到肠道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以江南地区为例，该地区素称“水乡泽国”，水一方面给予江南湿润的气候，促进其农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给时常光顾江南的传染病以媒介。如在建国初期江南人在用水方面，也有一些不卫生的习俗。江南的厕所大多建在河边，“由于平时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⁸⁸⁾江南人还有普遍在河中刷洗马桶的习俗，“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⁸⁹⁾同时，江南人一般又以这同一条河流中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在河中淘米、洗菜等，而且“人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因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⁹⁰⁾苏南无锡县西部太湖边上的大渲村，有人口545人，总面积664亩，多数为稻田、桑田及菱塘，三面环河，一面临湖。全村无水井设备，因周围皆为大小河流，用河水甚为便利，故该村用水皆为河水。但因该村居民长期以来没有养成卫生的习惯，竟在同一水码头上倒洗马桶，淘米洗菜，男孩夏天在河内洗澡嬉戏，渔民船户则随时随地把粪便拉在河内。⁽⁹¹⁾这是大多数饮用河水的农村居民肠胃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蔓延的主要原因。

再以西北地区为例，该地区以干旱为主要自然特征，多沙漠戈壁，河流稀少，而且由于历史上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污染比较严重。该地区的居民在饮水方面有诸多不便，一般情况下多饮用河水、渠水、窖水或池水。如陕北地区沿河川及沟壑两侧的居民，多饮用河水或泉水;陕南地区的居民以饮用井水为主，部分地区以河水和泉水作饮用水源。甘肃省居民的饮用水源有河水、井水、泉水、窖水四种，其中以河水为主要水源，泉水次之。那些没有泉水、井水的地区如甘肃定西专区及东乡自治县一带，居民多挖掘深窖，汇集雨水和雪水以备终年使用。青海省居民的饮用水源也有河水、井水、泉水、窖水等几种，而以河水为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广大居民一般以井水、泉水为主，河水、窖水次之。上述几个地区居民的饮用水水质一般都不太好，建国初期陕西省流行病研究所曾组织专家对西安、咸阳、兴平、宝鸡、蔡家坡、铜川、耀县等地农村居民所饮用的井水水质展开调查，发现多数水样硬度偏高，细菌总数及大肠菌指数高于规定标准，尤以春夏季更为严重。而且大多数居民不注意水井保护，一般的水井都缺少井台、井栏、井盖等设备，加之井周环境卫生不良或距离厕所、污水沟太近，故易受污染。⁽⁹²⁾这种饮水状况是建国初期西北地区广大居民中间肠道传染病一直蔓延流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宁夏地区居民肠道传染病的流行极其严重。⁽⁹³⁾

(四)各种迷信和社会风俗

本人在对1947—1949年东北地区的鼠疫流行状况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北城乡居民谶纬迷信现象相当严重。当时东北解放区在防疫初始阶段，许多人因为不懂得鼠疫是什么，而觉得惊慌失措，非常害怕。更有居民怕像日伪时期那样烧房子，人没死就被活埋，怕进隔离所。⁽⁹⁴⁾也有迷信落后的思想存在，认为鼠疫是“瘟神下界”，大难临头，因而烧香叩头，拜神拜鬼。东北防疫领导人员也曾有因顺从群众落后的要求，允许他们“唱戏退瘟神”，而结果由于群众的集会，使鼠疫迅速传染，造成了更大的灾难。⁽⁹⁵⁾比较典型的是通辽县大林区一棵树屯初发鼠疫时，村民心中发慌，决定演三天皮影戏送瘟神。结果瘟神没有送走，反而为鼠疫的传播制造了机会，头一天几百人挤着看戏，第二天就有上百人患病，第三天就病死70多人。⁽⁹⁶⁾建国初期各地群众迷信现象非常普遍。当时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有病不医，认为生死有命，或求偏方或祷告坐待，不能接受隔离的防治方法，因而延误了病情，延长了传染时间。还有民间广泛存在着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许多没开脑筋的村民以为各种瘟疫都是无法挽救的灾难，信天命，信神佛，于是一些二流子、跳大神的趁机卖符、摆法坛等大发洋财。⁽⁹⁷⁾甚至有统计表明，建国初期群众已经相当觉悟的辽宁北镇县，也有巫医54名，其中男32名，女22名。⁽⁹⁸⁾也有资料证明，建国初期河北省津、唐、沧、通灾区由于迷信思想严重，文化不普及，科学较落后，极大多数群众缺乏卫生常识，很少懂得预防疾病。一旦患病，则抱着听天由命、求神拜佛的思想，企图得到保佑，侥幸求生。⁽⁹⁹⁾河北省新河县农村民众迷信巫术，延请巫医治病是这里农村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无知愚昧和缺医少药，农民们多数“有病则信巫觋而获医药。”⁽¹⁰⁰⁾在天津县，“每当旧历月之朔望等日，一般乡村妇女辄结队成群，往寺庙焚香拜佛，祈福免祸，……有病者求仙治疗，或请巫婆跳神看香，扶乩，问事。”⁽¹⁰¹⁾安徽北部地区由于科学文化不普及，农村中烧香敬神，求仙方，请巫婆，有病靠天，听天由命。⁽¹⁰²⁾建国初期平原省的焦作地区有一个神妈，当地或有小孩生病，一般都去神妈那里求神、祷告，甚至距此40里外的人生病也秘密来此求神，焚香上供。⁽¹⁰³⁾平原省昆山一个农民有子三人，均患黑热病，当其长子、次子相继死去时，他竟然听信神婆的谎言欺骗，让其三子去吃已死孩子的脾脏以保命。⁽¹⁰⁴⁾江西省的血吸虫病疫区群众因长期遭受病害折磨，又不明白患病原因，自然地形成了浓厚的迷信思想，一旦得上了血吸虫病，就埋怨“祖坟风水不好”，猜疑“湖里藏着妖怪”，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天地神鬼”上面。⁽¹⁰⁵⁾陕北人对疾病产生原因的认识更为迷信，他们认为，疾病产生于以下因素:人们的行为触怒了神灵，神灵便降灾于人，于是便以百病折磨人;一些恶鬼专门以害人为乐，时常以种种方式附着在人体上，魔鬼附体的表现，就是疾病缠身。⁽¹⁰⁶⁾川西地区的人们患了病不求医生，不正规服药，而去求神问卜，迷信巫神，特别是疟疾患者，有许多人不仅讳疾忌医，患了疟疾，连“打摆子”三字也不愿别人提起，自己更是讳莫如深。还有些人相信如果能够偷偷地放一片牛肉在患者的枕下，摆子便能治好，或在患者背后偷偷地燃串鞭炮，便可以把摆子鬼吓跑!并且还有“打保符”、“当班”、“寒烈病”等密语在他们中间流行着。⁽¹⁰⁷⁾建国初期许多城市的郊区半郊区及农村居民都存在“病死是命里注定”、“粪坑不能动了犯土，不生病就遇灾”的迷信观念和“我一辈子没讲卫生还不是活过来了”的保守思想。⁽¹⁰⁸⁾1950年11月到1951年3月山东省卫生厅对泰安的麻风患者进行调查，一些村民认为是风水或命运的问题。如泰安大石埠村自1937年打了一口井，此后该村就接连不断发现麻风患者，便有阴阳先生利用群众落后思想扬言说这口井必须填死，不然的话就要在该村出100个麻风患者和100个瘫子等，以这种荒诞不经的言语威胁群众，恐吓群众。⁽¹⁰⁹⁾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普遍存在各种迷信现象。如建国初期的贵州少数民族一般生病都不吃药，宁愿信巫医神佛。⁽¹¹⁰⁾甘肃的拉卜楞寺曾因对死于鼠疫的喇嘛进行“天葬”和喇嘛参加“诵经”等活动，引起过鼠疫的流行。⁽¹¹¹⁾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没有卫生设备，生了病至多吃点草药，一般地依靠祭鬼念经来解决。其方法是先由巫医祈祷，打一只猪或牛，将其骨烧灰检查，卜定某地某样之猪牛可以给病人吃，即去找寻买来打杀，取一块肉与草药同煮给病人服食，如仍不愈，则将病人送入岩洞，给以包谷粑若干和水一盆，隔几天去偷看一次，如未死则增加食物和水，如已死即行安葬。遇到麻风病人或重症传染病，则打牛后即以牛皮裹之，埋入土内，以防传染。⁽¹¹²⁾高山族的泰雅人患病后一般找巫师用祭祀治病，又宰猪又杀鸡，又供奉糕点，驱赶病魔。⁽¹¹³⁾彝族等少数民族生了病先杀鸡祭鬼，不好的话再杀羊杀牛，常常把家庭耗尽，牲畜杀绝。⁽¹¹⁴⁾云南省富民县罗免和赤就彝族的民众得了病，一般都是请巫医毕摩卜卦，求鬼拜神;云南省昆明西山区核桃箐彝族和官渡区得阿拉乡彝族则采取驱鬼治病，根据病人的病情，如果是发烧、发炎、霍乱等，则念《观音救苦经》，然后就杀鸡驱鬼。苗族在村寨中疫病流行时通常采用较大的集体性巫术活动——洗寨(扫寨)驱鬼。分布在我国内蒙和黑龙江省的达斡尔族人信奉萨满教，在遭受疫病侵害时，大多认为是鬼神作怪，轻则祈祷，重则跳神。⁽¹¹⁵⁾鄂伦春族也信奉萨满，当人畜患病时一般只跳神，不用药。“其人有病，不知医药，请老巫戴五花冠，服八卦衣，前后护以大小铜镜，腰膝杂以铜铃，击单面豉，娑婆佻挞，颠狂作态，行动须人，其音似歌似泣，无律，常带腔作栖林语，不辨云何，旋忽距跃踊离地咫尺，群愕，顾曰神至矣，名为跳神。”⁽¹¹⁶⁾黑龙江省龙江县达呼尔自治区的达呼尔族民众同样相信萨满教，每当族人生病以后就请所谓“萨满”替病人跳神，“行医治病”。⁽¹¹⁷⁾居住在云南西南边境、沧源和澜沧一带的少数民族卡瓦相信一种鬼叫“扎纠”，每逢寨子遭到了瘟疫，就对扎纠举行寨祭，宰牛宰羊，而且认为寨祭时只有男人才能送走这种鬼，女人是不行的。⁽¹¹⁸⁾青海省的土族信奉的治病的神有两种:一是用四人抬着的泥像;一是由“滇真”(即巫师)请来的神，一般人患病都去请这两种神来治病。这两种神在各村庄差不多都有。⁽¹¹⁹⁾内蒙古广大的农牧区人民发生疫病不是请喇嘛念经祈祷，便是让巫医求神治疗，除此之外则是听之任之，坐以待毙。⁽¹²⁰⁾但全国各地所有的巫医或巫师治病，都不对病原体进行扼杀，只是在病人生活的客观环境中驱赶病魔，丝毫不能抑制病原体对病人生命的侵害。而这种状况在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还面临着必须与广大民众的陈旧观念作坚决斗争的形势。

另外，百姓的一些习俗、习惯、衣食住行方面不卫生的做法对防

疫也有很大影响。比如，中国人传统上喜欢全家住在一处，把生离死别视为最痛苦的事，家中有人得病，其他人必亲自尝药，死后亲属多择期入殓。贫者停棺3日或7日，富者停过一年并亲自下葬。一些地区如江南，气候温暖潮湿，尸棺必然会孳生大量致病微生物，这些病原体一旦为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而死于瘟疫的人需要速葬并与亲人隔离，这就与几千年的习俗相背离，具体操作时阻力非常大，对控制疫情影响不小。又如，土葬是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对疫尸进行火葬困难重重。疫死者之屋也要付之一炬，对于亲属来说刚失去亲人就又失去家园则如雪上加霜，百姓极力阻止焚屋。再如，由于建国初期人们生活困难，腐鱼败肉及病死的猪羊驴等，疫户剩下的米和蔬菜都舍不得扔掉，加上衣服久穿积垢长时间不洗，易被细菌传染。一些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群众还有喜吃野味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剥食黄鼠，认为黄鼠取食各种草根，吃黄鼠肉就等于吃药，因而可以治病，并以刚出蛰不久的黄鼠为上选。⁽¹²¹⁾而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的居民群众则喜欢剥食旱獭。因为在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内一般都以旱獭为宿主，剥食旱獭的结果导致那里的人类鼠疫与旱獭等染疫动物密切相关。例如在青海，80%的鼠疫患者直接感染于剥食旱獭，8%由剥食食肉动物引起，10%由剥食藏系绵羊所致，蚤直接感染者甚少。⁽¹²²⁾现代研究表明，鼠疫杆菌可以经体表伤口、呼吸道、口、眼结膜等感染人类。“经口感染看来对于习惯吃各种自然宿主动物的人很重要。伴发肺炎的扁桃体鼠疫，曾在南美和越南见过，那里的居民有用牙咬碎外寄生虫的癖好。”⁽¹²³⁾因此，人类在宰食感染鼠疫的病鼠时，完全有可能感染鼠疫，并传播给他人。以上这些习俗习惯无疑助长了疫情的传播。

(五)年龄与性别

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医学专业的学者们在考察疟疾传播的社会环境因素时，不少人从疟疾发生的个体角度，如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等方面着手，认为疟疾的传播与上述因素有关。⁽¹²⁴⁾基于此方面的考虑，我这里也将年龄与性别作为建国后各种疫病而非仅仅局限于疟疾的发生因素之一略作考察与分析。我也注意到了建国初期的某些疫病的流行与年龄、性别的关联，而且还有相当多的资料支持。比如鼠疫，人类对于鼠疫菌的感受性没有年龄、性别的差异，但是在某些流行因素的影响下，有时也能在不同年龄、性别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出现差异。以1942—1961年中国鼠疫病例的年龄、性别与发病和死亡的关系为例，在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鼠疫病例以青少年及儿童为多，而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则以青壮年为多，这与该年龄组占当地人口比例较多及与其接触染疫动物和媒介昆虫的机会较多有密切关系。在病死率方面，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以老年和幼年为主，青壮年较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内没有明显的差别。在滇、敏、广等居民区黄胸鼠疫源地内以10—19岁发病较多，但其病死率却较低。(附表2—13)从性别上看，在滇、闽、广等居民区黄胸鼠疫源地和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鼠疫病例的性别比例基本无差异。

在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男性显著多于女性。⁽¹²⁵⁾

表2—13　不同年龄组鼠疫病例及病死率比较(1947—1962)

【资料来源】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一般而言，霍乱的感染无性别、年龄、种族的特异性的区别。⁽¹²⁶⁾但也有例外，有学者从建国前台湾地区霍乱的发生与年龄、性别的关系可以看出，一般是男多于女，并且以年幼者为多。⁽¹²⁷⁾

我国的黑热病患者若从年龄方面来说，一般均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多。但在甘肃、四川地区，黑热病患者绝大多数为10岁以下的儿童，发病率分别为95.4%和93%，特别是1－5岁的婴儿和幼童的发病率较其他地区为高，分别占78.6%和77.8%。另据辽宁省的报告，该省的黑热病以10岁以下的儿童患者最多，其发病率达到了96.2%。从性别方面来说，在我国各省治疗的黑热病病例中，除青海省以外，男性患者均多于女性。⁽¹²⁸⁾1950年3月21日至10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在临朐县纸房区、南流区、蒋峪区、大关区、高庄区等5个区进行黑热病流行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共调查五个区内的356个村29041户，其调查结果表明黑热病流行与年龄、性别的自然分布情况密切相关。⁽¹²⁹⁾(附表2—14、2—15)

表2—14　黑热病流行与年龄的自然分布情况的关系

【资料来源】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表2—15　黑热病流行与性别的自然分布情况的关系

【资料来源】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从“黑热病流行与年龄的自然分布情况的关系”一表按年龄分析，即可看出10岁以下的儿童被感染者占绝对多数，其病发数每千人人口中可达4.4名。其中5岁以下的幼童被传染黑热病的数字较高，6岁至10岁的儿童次之。黑热病发病与性别的关系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无疑是以男性患者为多。另据华东黑热病防治所的门诊部和山东莱芜防疫队所治疗的1161例黑热病人中分析，黑热病也主要是儿童的疾病，其中60%是10岁以下的儿童，5岁以下的占24%。从性别方面来讲，男性患者为640人，占55.1%;女性患者计521人，占44.9%，仍是以男性患者为多。⁽¹³⁰⁾

猩红热的发病也与年龄、性别密切相关。1955年8月至1956年7月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共收治1085例病人，从这些病例全年发病情况可见，年龄最小者6个月，最大者70岁。10岁以内者占81.7%，其中尤以幼儿期与学龄前期的儿童(1－6岁)最多，占总数的60.4%。(附表2—16)猩红热的发病数由6个月开始至1岁时增加，而7岁以后则逐渐减少。此种年龄的分布原因，可能在于6个月以内的婴儿多母乳喂养，少与他人接触，以及存在一部分先天性被动免疫和大脑皮层发育尚不完全等因素，故很少患此病。2—6岁之间不仅因神经系统发育逐渐成熟，且因此期间机体的免疫生物学保护性最弱，故发病率最高。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获得后天免疫，发病数则逐渐减少。而从这1085例猩红热患者中的性别关系来看，男性占611例，占56.3%，女性474例，占43.7%，显然以男性为多。⁽¹³¹⁾

表2—16　猩红热的发病与年龄的关系

【资料来源】吕枫:《猩红热1085例分析》，《中华儿科杂志》1958年第1号。

斑疹伤寒的发生与年龄有关，从建国初期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及免疫学系所做的调查可以看出，该病应是一种中年人的疾病。(附表2—17)

表2—17　年龄与斑疹伤寒的关系

【资料来源】谢少文:《吾国斑疹伤寒流行病学之综论》，《中南医学杂志》1951年第1卷第11期。

1951年7月16日至8月11日，河南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科曾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进行疟疾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以该镇为中心的290个疟疾病人中，其年龄的分配侧重于儿童与青年。25岁以下的病人占总数的69%，1—10岁之间的儿童占总数的29.3%，最多的病人是在6—10岁之间，占总数的18.3%。自25岁以后，人数就逐渐减少，而50岁以后的病人只占总数的2%。这一现象和各处疫区的记载十分一致，说明当地长久流行疟疾，居民随年龄的增加而获得了免疫力。⁽¹³²⁾

总之，疫病的发生与流行是与一系列的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的，其存在、延续和传播就无不因自然生态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如欲防止各种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则必须结合各个方面的因素。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取决于“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两个方面，即要从根本上解决疫病的发生与流行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注释】

(1)林昌善:“人类生态学”词条，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生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2)关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学界将其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侵入到寄主即啮齿动物的机体的职责。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参见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树基教授有专门的研究，参见曹树基:《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http://www.studa.net/lishi/060412/15231743.html，2006年4月12日。在另一篇有关明代华北的鼠疫流行与其社会变迁的考察中，曹树基也有相关论述，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4)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5)贺建国等:《东北防治鼠疫50年回顾》，《中国地方病学杂志》1999年第1期。

(6)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有关东北地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更为深刻的论述，参见全理华等:《东北地区主要医学动物与疾病》，白山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6页。

(7)张荣广:《青川甘三省鼠疫概况》，《甘肃医药》1985年第2期。

(8)长春鼠疫防治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鼠疫疫源地调查报告(1955、1956年)》，1957年内部印行，第22—54页。关于鼠疫的空间分布概况，还可参见杨林生等:《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地理研究》2000年第3期;李海蓉:《150年来中国鼠疫的医学地理评估》，《地理科学进展》2000年第1期，等等。

(9)方如康:《中国医学地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10)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11)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2)中华医学会:《新中国丝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

(13)中华医学会:《新中国黑热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4)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15)中华医学会:《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6)方如康:《中国医学地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102、109、118页。

(17)福建省卫生防疫站防疫科:《闽侯青圃乡消灭丝虫病钩虫病和疟疾的综合性试点工作总结》，《福建医刊》1958年第2卷第3期。

(18)云南省思茅地区卫生防疫站、云南省疟疾防治所:《思茅基本消灭疟疾的经验》，《中华预防医学杂志》1979年第1期。

(19)《检查川西医院与卫生工作报告》，《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2期。

(20)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山东省一九五一年环境卫生工作介绍》，《华东卫生》1952年第1期。

(21)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论湖南省疟疾的流行规律性及消灭疟疾的基本途径》，《湖南卫生杂志》1960年第2期。

(22)彭继甫等:《霍乱在国内流行的概况及其流行病学的检讨》，《中南医学杂志》1951年第1卷第5期。

(23)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

(24)樊永贞:《内蒙古近四十年人间鼠疫病例分析》，《地方病通报》1995年第4期。

(25)《福建省华安县义昭乡鼠疫防治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6)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卫生学教研组:《北京市气候特点及对部分居民上呼吸道感染影响的观察与分析》，《人民保健》第2卷第2号。

(27)郑宝云:《应用环境卫生学》，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26页。

(28)参看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等:《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内部资料。

(29)《苏北整沭导沂河工卫生防疫工作总结报告》，《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30)治淮委员会卫生处:《一九五一年治淮皖北段春修期间环境卫生的布置与收获》，《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31)根据“1951年3月至7月淮河中游民工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参见治淮委员会卫生处:《一九五一年治淮皖北段春修期间环境卫生的布置与收获》，《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建国初期苏北和皖北等地区的疫病流行和救治情况，还可参见《皖北人民行政公署1950年3月31日关于灾情及生产救灾工作的综合报告》和《苏北人民行政公署1950年6月17日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初步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0页。

(32)蒋玲、龚胜生:《近代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的流行变迁及规律》，《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2期。

(33)王舒宏等:《影响疟疾传播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国初级卫生保健》1996年第9期。

(34)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35)王斌:《东北第三次卫生会议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36)辽吉军区卫生部:《从一月至八月的卫生工作总结》，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7)参见拙作:《东北解放区的鼠疫流行及救治》，《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38)李德全:《一九五○年全国防疫工作的成就》，《东北卫生》1951年第4卷第2期。

(39)关松森等:《我国当前城市住宅问题》，《新华月报》1957年第7号。

(40)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41)毕汝刚:《家庭卫生调查工作的初步体验》，《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42)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山东省一九五一年环境卫生工作介绍》，《华东卫生》1952年第1期。

(43)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保健处保健科:《一九五○年上半年东北城市卫生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44)哈市防疫大队:《哈市防治鼠疫工作的初步成就》，《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11期。

(45)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保健处保健科:《一九五○年上半年东北乡村卫生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46)张杰藩:《东北人民的防治鼠疫工作》，《东北卫生》1951年第4卷第7期。

(47)苏寿泯等:《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疟疾调查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2期。

(48)宫乃泉:《华东区人民环境卫生工作的初步成就》，《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49)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处:《华东区解放以后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50)《新皖北卫生医药概观》，《皖北医声》1950年第1卷第4期。

(51)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山东省一九五一年环境卫生工作介绍》，《华东卫生》1952年第1期。

(52)林翘翘:《西康西昌彝族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3期。

(53)胡庆钧:《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参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5年10月第2辑，第44页。

(54)宫乃泉:《华东区人民环境卫生工作的初步成就》，《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55)杨铭鼎等:《淮南煤矿安全卫生检查工作报告》，《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56)杨铭鼎:《中国工矿卫生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卫生》1952年第5期“工矿卫生专号”。

(57)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58)参见“1953年几个大城市的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336页。

(59)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

(60)善庆:《关于环境卫生中的住宅与水的一些问题》，《生物学教学》1959年第5期。

(61)善庆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海× ×弄( 1950 年8 月—1951 年7 月) ”统计表中的住宅面积在20 以上立方米/人的死亡率为10. 6‰，与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等编著《环境卫生学》中11. 6‰的资料有出入。根据表中数据推知，善庆的10. 6‰的资料应是准确的。参见善庆:《关于环境卫生中的住宅与水的一些问题》，《生物学教学》1959 年第5 期。

(62)夏武平:《参加察蒙鼠疫防治工作中的见闻》，《科学通报》1951年第2期。

(63)南香红:《疫病，随贫穷而蔓延》，《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64)《江西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65)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33页。

(66)刘凤山:《太阳村卫生保健工作发展概况》，《人民保健》1960年第2号。

(67)《河北省津、唐、沧、通四灾区防疫医疗工作报告》，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20页。

(68)林翘翘:《西康西昌彝族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3期。

(69)蔡宏道等:《太仓区居民与家畜感染日本血吸虫病之调查》，《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70)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粪便管理工作初步资料》，《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71)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处:《华东区解放以后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72)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粪便管理工作初步资料》，《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73)胡汉升等:《环境卫生学》，北京健康书店1953年版，第97—99页。

(74)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山东省一九五一年环境卫生工作介绍》，《华东卫生》1952年第1期。

(75)胡汉升等:《环境卫生学》，北京健康书店1953年版，第97—99页。

(76)转引自胡汉升等:《环境卫生学》，北京健康书店1953年版，第124页。

(77)建筑工程部、卫生部:《生活引用水卫生规程》，参见国务院秘书厅、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9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60年版，第410—416页。

(78)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环境卫生医师进修班:《环境卫生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165页。

(79)郭积勇:《北京卫生防疫史料》，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80)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65页。

(81)陈厚湘等:《贵阳地区自来水水质评价(1951—1963)》，参见贵阳市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资料汇编》(第1辑)，1963年12月内部印行，第127页。

(82)郑宝云:《应用环境卫生学》，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147页。

(8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84)宫乃泉:《华东区人民环境卫生工作的初步成就》，《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85)崔义田:《从评模选模更进一步使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和经常化》，《华东卫生》1953年第1期。

(86)彭继甫等:《霍乱在国内流行的概况及其流行病学的检讨》，《中南医学杂志》1951年第1卷第5期。

(87)《南昌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一九五〇年春季卫生防疫工作总结及夏令卫生防疫计划》，《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88)杨铭鼎:《中国工矿卫生的过去与未来》，《华东卫生》1952年第5期“工矿卫生专号”。

(89)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1950年第4卷第2期。

(90)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1950年第4卷第2期。

(91)《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92)华东区苏南血吸虫病防治所:《粪便管理工作初步资料》，《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93)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陕甘青宁四省(区)流行病学资料汇编》，1963年3月内部印行，第25、205—206、381、481页。

(94)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陕甘青宁四省(区)流行病学资料汇编》，1963年3月内部印行，第484页。

(95)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96)《展开防止鼠疫的斗争》，《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0日。

(97)张正:《百斯笃不是瘟神，唱戏送神反遭灾》，《胜利报》1947年9月19日。

(98)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可怕的鼠疫》，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10月版，第4页。

(99)《北镇县卫生情况初步调查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6期。

(100)《河北省津、唐、沧、通四灾区防疫医疗工作报告》，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9页。

(101)民国《新河县志》(二)，《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71号，第611页。转引自李晓晨:《新中国建立前后华北农村破除迷信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02)《河北社会调查》，《河北月刊》第1卷第3期。转引自李晓晨:《新中国建立前后华北农村破除迷信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03)《新皖北卫生医药概观》，《皖北医声》1950年第1卷第4期。

(104)《在平原省第一届卫生工作扩大会议向中央卫生部与省府的综合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105)魏文伯:《六亿神州送瘟神》，《人民保健》1960年第4号。

(106)张小兵:《陕北的防疫风俗》，《华夏文化》1997年第3期。

(107)王廷金:《从温江专署的疫情报告看疟疾在川西区的严重性》，《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4期。

(108)崔义田:《从评模选模更进一步使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和经常化》，《华东卫生》1953年第1期。

(109)宋良启:《山东省七个县麻风调查分布情况报告》，《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110)《1958年贵州省的疟疾防治工作》，《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11)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12)《乐山专区少数民族防疫医疗队在峨边工作》，《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2期。

(113)许良国等:《高山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1页。转引自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2页。

(114)《解放前西南等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1期。

(115)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81—82页、60—61页、42页;巴图全音:《达斡尔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12页。转引自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2—677页。

(116)阴兆峰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相关情况参见赵复兴、蔡虎等:《鄂伦春人的文化生活》，《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117)林耀华等:《达呼尔族氏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9月内部印行，第84—85页。

(118)费孝通整理:《卡瓦社会概况》，《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10月内部印行，第127页。

(119)《青海土族民间信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三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11月内部印行，第51—52页。

(120)李俊:《内蒙古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121)中国医学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分院流行病研究所:《内蒙古鼠疫及其防治》，1961年12月，第92页。

(122)张荣广:《青川甘三省鼠疫概况》，《甘肃医药》1985年第2期。青海省牧区群众其实很早就知道由剥食病死旱獭能够引起一种病程短、死亡快的传染性疾患，当地藏民称之为“生埃”，汉民则叫做“哈拉病”。1954—1964年经过多方面调查证实，上述疾患就是鼠疫。建国初期青海省祁连县、门源县、刚察县、海晏县、共和县、兴海县、贵德县、都兰县、天峻县、同仁县、尖扎县、泽库县、玉树县、曲麻莱县、囊谦县、扎多县、玛沁县、湟源县等县的鼠疫流行情况也表明，上述各县鼠疫流行的最重要因素是由当地群众剥食旱獭而致。参见青海省鼠疫防治所:《青海省鼠疫防治工作十年汇编(流行史部分)》(1955—1964)，1965年10月内部印行，第5、17、31、38、42、45、50、56、61、66、67、73、75、81、83、86、87、89、93、97页。

(123)［美］W.T.休伯特等:《人兽共患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124)例如顾政诚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疟疾流行的灰色关联分析》，《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93年第2期;王舒宏等:《影响疟疾传播的社会经济因素》，《中国初级卫生保健》1996年第9期;张山鹰等:《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影响闽南疟疾流行的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0年第4期，等等。

(125)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126)彭继甫等:《霍乱在国内流行的概况及其流行病学的检讨》，《中南医学杂志》1951年第1卷第5期。

(127)孙锡璞:《霍乱之疫学及细菌学的观察》，《东北医学杂志》1951年第4卷第2期。

(128)何凯增等:《黑热病调查研究资料汇编(1950—195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129)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130)王兆俊:《一一六一例黑热病病案分析》，《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131)吕枫:《猩红热1085例分析》，《中华儿科杂志》1958年第1号。

(132)苏寿泯等:《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疟疾调查报告》，《中南医学杂志》1952年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