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二、国家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国家卫生防疫体系初创于建国前东北解放区建立的各种卫生防疫大队和卫生防疫站。建国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努力改善城乡卫生环境，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文明进步事业，同时还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为指导，建立了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对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央和地方卫生防疫队的建立

建国前，东北解放区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普遍流行。为了有效地

开展防疫工作，1947年9月2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议成立防疫委员会，随后疫区各县均先后成立防疫委员会，但组织多不健全，地方缺乏力量，乃由东北防疫委员会动员组织5批防疫队及其他6个地方防疫队，包括政委会防疫队、哈尔滨市防疫队、卫生干校防疫队、哈尔滨防疫队、松江军区医校队、西满(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军区医校队、辽吉军区医校队、军区防疫队、政委会医师队、中国医大防疫队、哈尔滨护士队等，从1947年8月5日到12月初主要在乾安、开通、洮北、通辽、开鲁、扶余、大赉等地开展工作，参加人数达699人。⁽¹²⁷⁾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加强组织，统一领导，在郑家屯成立西满防疫委员会统一指挥部，各省设立分部，并建立了地方基层组织，村设卫生委员，区设卫生助理，县设防疫科(股)，同时在扶余、赤峰、白城子、通辽设4个防疫站，后将白城子站变为机动防疫站，以防疫列车在白城子和通辽之间机动使用。同时组织总卫防疫队、医大防疫队、辽北省防疫队等13个防疫队，参加人数共681人，主要负责辽北、通辽等地的鼠疫防治工作。⁽¹²⁸⁾此外，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也派防疫队来援，由中国医大、东北卫生干部学校等单位配合，最多时达400人左右。1949年4月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机动防疫队300名，组成两个中队分赴通辽、热河、扶余、乾安等地工作，到11月中旬，东北各地全部解除封锁，完成任务，回沈集结。参加1949年防鼠疫人员，总共2048人。⁽¹²⁹⁾东北的防疫力量在党政领导与培育下，逐渐成长壮大，防疫人员总数从1947年的705人，1948年的1253人，增加到了1949年的2535人。直接参加防疫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50年时已达57155名。⁽¹³⁰⁾这支队伍在当时对控制东北鼠疫流行，开展鼠疫预防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省、市等相继建立防疫大队、民族卫生工作队、专业防疫所(站)等，大力开展对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性病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11月1日以李德全为部长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1950年3月，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坻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泗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仅以颍河、双洎河、潮白河、沂河、新浍河等五河来说，总计河工总数为800000余人，每日河工总数为599000余人，计每一防疫队员每天平均担负1300余河工的健康工作。据各大队及潮白河工作组的报告综合起来，计防疫针注射人数84166人，牛痘接种人数243905人。在治疗方面，黑热病676人，回归热285人，疟疾441人，斑疹伤寒2人，一般治疗74688人，并负责调查、宣传和环境消毒等工作，保证了数千万灾区人民和数百万民工的健康。⁽¹³¹⁾

像上述中央防疫队一样的组织，截止到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¹³²⁾全国各地的卫生机关也积极行动起来。1949年北京解放后市公共卫生局立即设立了防疫班，1950年2月扩大为防疫队，主要负责北京市传染病的防治工作。⁽¹³³⁾1949年冬至1950年春天，皖北宿县专区、安庆专区、滁县专区、巢湖专区、阜阳专区和六安专区等地发生水灾，继之而起的是天花、麻疹、疟疾、伤寒等疫病的流行。为了有效地防疫救灾，皖北卫生局临时防疫队、巡回防疫队、皖北卫生局直属防疫队，以及安庆行政区圩堤医疗大队、东南医学院医防队、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队、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总队第二大队等分别于1950年初奔赴灾区，实施医疗救治。⁽¹³⁴⁾1950年内蒙、绥远、西北区、西南区等少数民族地区有疫病大规模流行趋势，各地区迅速组织卫生医疗队，深入游牧山区，为各民族人民免费治病。⁽¹³⁵⁾卫生部根据政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少数民族地区疟疾防治工作方案》以及性病防治方案、妇幼工作方案等等，先后派出4个卫生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组织了5批卫生技术人员到西藏工作，并陆续派遣医疗队和专家等高级技术人员5300余人赴新疆、内蒙、宁夏、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服务。⁽¹³⁶⁾1951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为了加强推进灾区的医疗防疫工作及临时的突击任务，华东各医防队进行了整编充实。其本部的医疗防疫总队在总队部(编制12人)之下整编为3个大队，每大队96人，大队之下分设4个队(大队部8人，每队22人)共计300人。福建和浙江方面除原有一部分人员调鼠疫防治所外，福建整编为2个大队，浙江整编为1个大队。山东、皖北、皖南、苏南、苏北各1个大队，总计8个大队。每大队在大队部(编制12人)之下各设3个队，每队16人，合计每个大队为60人。以上总计11个大队共780人。⁽¹³⁷⁾1951年2月3日黄河下游溃决，山东省被淹村庄计利津29个村，沾化52个村。因天气骤寒，灾民得病者甚多，山东省卫生厅以原妇幼卫生工作队17人与山东医学院学生33人共50人组成省府医疗大队奔赴灾区担任疾病医疗和慰问灾民的任务。该医疗队从2月13日到24日，先后治疗灾区患者2265人，并利用群众赶集演剧5次，听众1500人;放映幻灯3次，观众2500余人，进行了妇幼卫生及常见疫病预防的宣传工作。⁽¹³⁸⁾1951年初察北再度鼠疫流行。中央防疫委员会为了统一领导防疫队进行防疫工作，成立了以东北卫生部保健处处长蒋耀德为总队长的防疫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军委卫生部人员及东北、华北联合防疫队合组而成，全队人员共80余人;第二大队由东北防疫队、内蒙防疫队、华北大学防疫队、河北省军区和河北省政府合组的防疫队，以及丰台兽医学校合组而成，全队人员共155余人;第三大队由华北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华北人民政府防疫队、第一助产医院合组而成，全队人员共240余人。全队经过严格的培训后奔赴察北疫区。⁽¹³⁹⁾1951年6月川西卫生厅为配合当地土地改革工作，除责成所属各县卫生机关以县卫生院为核心，吸收当地开业中西医务人员配合土改外，并动员中西医务人员600人左右，组成7个土改卫生工作队。川南组织了4个队，参加中西医务人员约140人，配合泸县、南溪等4个县的土改工作。川东也决定组织800个精选的医务人员工作队参加土改。⁽¹⁴⁰⁾全国各地的卫生机关到1951年9月时共组织了从10余人到百余人不等的防疫队150队，深入各地基层，宣传和组织卫生防疫工作。各地医疗卫生机构并先后组织了志愿防疫队、国防医防队去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防疫工作。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曾赴甘肃、青海的藏族、蒙族聚居地区进行防疫和治疗工作。此外，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两校师生在1950、1951年暑假里都组织了抗梅队，去绥远、内蒙草原，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性病防治工作。⁽¹⁴¹⁾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二)全国各地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

建国前我国的卫生事业长期脱离人民群众，卫生医疗机关和医务人员绝大多数集中于大城市，为少数人服务。建国后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和使卫生事业服务于广大人民，配合国家生产建设，1950年8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首先应该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全国各地的基层卫生组织，特别是工矿区和农村的基层卫生组织，中央和各行政区卫生部应有计划地健全与发展全国现有的县卫生院、所，各县可逐步建立区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工厂矿山区域则应配备相应的公共卫生机构。在各地固定的卫生基层组织还未健全以前，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应加强机动防疫队的组织，以担负临时性的防治疫病的任务，并协助地方进行各项卫生工作。⁽¹⁴²⁾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所作的《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指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¹⁴³⁾1950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向各大行政区、省、市卫生机关指示关于1951年的工作原则，要求全国卫生工作仍应以防治急性传染病和培养干部，建立基层组织为主要任务。同时着重整顿现有基层卫生组织，并首先在华北、西北缺乏卫生基层组织的地区建立县卫生院;其次从思想、制度、技术三方面整顿各城市现有医院;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应注意少数民族的卫生工作。⁽¹⁴⁴⁾1951年10月30日，卫生部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及华北五省市卫生厅局通报，要求配合土改，开展卫生宣传，组织与整顿地方医生，进行卫生调查，训练初级卫生员和接生员，改善环境卫生，建立基层卫生组织，以打下农村卫生工作的基础。⁽¹⁴⁵⁾根据上述精神，卫生部有计划地建立和健全工厂矿山和县(旗、自治县)级医疗机构，同时责成这些基层卫生组织切实担负起各地的公共卫生工作。

在建国初期全国各地的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中，首先被重视的是先前完全没有基础的工矿卫生基层组织的建立。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国家在此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51年年初，全国大部分的工厂、矿山都已经添设卫生人员和设置医疗机构，并组织了安全卫生委员会、卫生小组和车间保健员、坑口急救员等，职工灾害伤亡事故大为减少。如东北工矿部门设有4个技术处，13个卫生科，16个医院和6个分院，两个门诊部、265个卫生所、41个急救所、24个业余修养所、27个托儿所、36个助产站和7个卫生技术学校。东北工矿卫生人员和职工人数的比例，1949年是1比122.4，1950年是1比84.2。东北各工矿医院1950年已增加的病床达到平均115.5个职工即有一张病床。天津市成立了工矿卫生实验区，对增强职工健康、保证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嵩山区试建了两个劳工保健站，为解决中小型工矿职工的保健医疗问题提供了示范性办法。铁道交通卫生方面，1950年不但医疗机构数目有所增加，并重点建立了卫生实验线和卫生监察制度，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减少了职工的灾害。如东北铁道系统各厂职工的灾害率在1950年10个月内即由10.44%降为4.26%。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劳动部、纺织工业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曾会同检查了中南区及天津、北京、青岛的一部分工厂、矿山，对某些忽视工矿安全卫生的状况及时做了纠正。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改善工矿安全卫生设备，发展劳动者的福利事业，进一步保护全国劳动人民的健康。⁽¹⁴⁶⁾到1956年，根据该年度工业交通部门及总工会系统的统计，工矿企业中已建立的医院、门诊部、工厂保健站有2793个，车间保健站有827个，拥有医院床位30840张，工人疗养床位33064张，工厂夜间疗养所的床位13062张。并有计划地实施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费医疗与减费医疗制度，全国740万职工享受到了劳动保险，600万国家工作人员享受到了公费医疗。⁽¹⁴⁷⁾这些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优越性的体现。

其次是全国各地，主要是县、区卫生基层组织的建立。建立和健全全国各地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是开展农村卫生防疫工作的先决条件。其范围包括卫生行政组织、卫生业务组织及群众组织三种。卫生行政组织为县、区、工矿卫生科和卫生助理员，乡(行政村)卫生委员，自然村卫生员;卫生业务组织为县、区、工矿的卫生院、卫生所，乡(行政村)的卫生站，自然村卫生室及卫生工作队等一系列的机构，以及专业性的医疗预防机构如各种特殊疾病的防治站(所)、妇幼保健站(所)、接生站、防疫站等;群众组织为各级卫生委员会、卫生工作者协会或医药联合会、行业卫生委员会等等。⁽¹⁴⁸⁾但建国初期我国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情况严重不足，尤其是全国各县、区基层医疗卫生状况较差。据统计，1949年全国中西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共有505040人，其中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药人员仅有38875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大城市工作。全国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计有3670个，其中大小医院2600所，门诊部769个，其他如疗养、专科防治、妇幼保健、医学研究等部门只有几所或几十所。就是这些很少的卫生机构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如上海市共有各类医院153所。⁽¹⁴⁹⁾其实，即使在上海，医疗卫生状况也极其有限。那些医院和医疗卫生机构大多集中在上海市中心，工厂区、农村及劳动人民居住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极少。解放初期，上海新成等8个市中心区共有病床4829张，占人口3.73‰，在杨浦等5个工业区一共只有病床1189张，仅占人口的1.26‰，劳动人民居住的闸北等5个区，每千人只有1张病床。当时全市两万个工厂中只有143个保健站。⁽¹⁵⁰⁾建国初期，全中南地区1.42亿人口中只有正式医生3794人，平均37000人口1个医生。公私医院只有197所，病床17000张，平均8500人口1张病床。防病机构点总共也只有20个。⁽¹⁵¹⁾也有资料表明，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建国初期中南地区的河南和广西相对贫瘠，卫生建设原较落后，河南省竟然没有一所县级卫生院。⁽¹⁵²⁾而整个的中南地区1.42亿人口，只有正式医生3794人。公私医院只有197所，病床1.7万张，平均8500人口1张病床，防病机构点总共也只有20个。⁽¹⁵³⁾可见中南地区对卫生工作的要求十分迫切。另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的卫生机构数量不大，只有县医院1000多所，并且大都有名无实，且条件非常简陋。每个医院平均只有病床十几张，医疗设备少得可怜。至于村镇医疗卫生机构，则更是寥若晨星。药品供应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进口。⁽¹⁵⁴⁾1949—1950年，中央及地方卫生领导机关曾以恢复与增设县卫生院、所为工作重点之一，到1950年底，与建国前卫生院、所最多时比较，全国县卫生院增加了12%，病床增加了35%;县卫生所增加了41%，病床增加了374%，作为全国81.4%的县有了卫生院、所，平均每一院、所有了卫生人员12人，病床9张。⁽¹⁵⁵⁾

再次是各地县辖区以下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该级卫生组织的建立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农村卫生防疫运动中不断扩大。华东地区军政委员会认识到了在农村中发展群众的卫生基层组织来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能有效地发挥工作效率。据调查，山东胶州专区在1950—1951年两年中建立了县卫生防疫委员会25个，集镇卫生防疫管理委员会62个，乡卫生防疫委员会191个，706个村产生了村卫生委员929人，756个村建立了十户卫生小组，共有组长2152人。昌潍专区建立了15个县(市)卫生防疫委员会，70个区卫生防疫委员会，83个集镇卫生防疫管理委员会，全专区7561个村中有1330个村选出了卫生员。因此，作为农村若干传染病传播中心的集镇有了卫生宣传和检查组织，建立了厕所和积肥坑，饭馆废物、污水和粪便都结合着生产需要，求得合理处理。也因此，胶州专区150个村中开展了大扫除运动，修整街道，改良水井;昌潍专区在112个村中开展了大扫除运动，310个村实行了饮水消毒，并进行了修整街道，改良水井;又如荣成、平邑两县在区村里开展清洁运动竞赛，进行邻村参观检查，创造模范卫生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¹⁵⁶⁾1950年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3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在当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时，与当地的行政机构、群众团体紧密联系起来，协助各县乡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卫生防疫组织，村设卫生防疫小组，每12户至25户为1组;乡设卫生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自己关心自己的健康。⁽¹⁵⁷⁾西南地区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主要是配合土改的进行在广大农村中胜利开展的。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考虑到该地区的财经状况，决定川西各县暂不设卫生科，由卫生院长代行其职务;县下各区人民政府设卫生助理员1人，乡人民政府设卫生委员1人，村设卫生干部1人。川西土改卫生工作组通过区、乡、村政权发动群众，组织当地卫生工作者，成立区、乡卫生委员会及村卫生小组，分别在区卫生助理员、乡卫生委员、村卫生干部领导下工作。⁽¹⁵⁸⁾此等基层卫生组织应该是西南基层卫生机构之基础。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各地民办农村保健站和联合诊所的建立。1955年冬到1957年春，山西省建立了1678座以乡为单位的民办农村保健站，占全省乡建制的60%以上;参加保健站的医生共8000余名，占全省民间医生的65%。民办农村保健站的发展，不仅解决了民间医生的合理安排，更由于保健站通过卫生工作地区负责制的办法，有效地加强了农村预防保健工作，减轻了农民缺医少药的困难。仅在1956年一年中，山西农村虽然有少数地区发生了传染病，但由于保健站的就近及时防治，不仅未致蔓延成灾，而且把病死率降到了1.36%。特别是在医疗工作中，保健站通过各种方法从经济上和时间上给农民以方便，各地保健站普遍做到“随叫随到，不叫也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保证健康，保证生产”，成为农民共同的结论。农民已把保健站当作发展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¹⁵⁹⁾此外，在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建国初期国家和群众、个人开业的基层卫生组织都各得其所。尤其是群众所办的联合诊所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联合诊所的前身是战争时期老解放区的医药合作社，⁽¹⁶⁰⁾河北省宁津县在1946年就建立了群众集股的医药合作社，⁽¹⁶¹⁾解放后就叫联合诊所了。其发展从1950年的803所，到1956年的51000余所;个体开业的人数也在1956年达到10万余人。从中可以看出联合诊所在基层卫生组织力量中是占有相当比重的。它的发展也是迅速的，从1950年到1956年间即增长了64倍，⁽¹⁶²⁾并积极参加了建国初期的防治工作。如江苏省苏州专区1955年共治疗血吸虫病患者14000余人，其中联合诊所负责治疗的就有8300余人。⁽¹⁶³⁾浙江省嘉兴专区1956年共有108个防治组，联合诊所就担负了80个。长兴县和平区联合诊所提前完成了查螺和灭螺任务，受到了嘉兴专署的通报表扬。⁽¹⁶⁴⁾联合诊所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也是重要的助手。它们一般都担负了传染病管理工作，如疫情报告、预防接种等等。北京市1953年1月到1954年9月，其联合诊所就担负了109400人次的预防接种。⁽¹⁶⁵⁾这些事实说明联合诊所在建国初期的确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基层卫生组织形式，其在建国初期的保健和防疫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四是各地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和发展。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在扶余、赤峰、白城子、通辽首先设立4个防疫站，主要负责辽北、通辽等地的鼠疫防治工作。⁽¹⁶⁶⁾1949年东北原中长铁路管理局也成立了卫生防疫站。以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省市相继成立了卫生防疫站，东北行政区并建立了东北卫生防疫总站(1954年撤销)。这是建国后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的雏形。1950、1952年全国卫生防疫工作会议后，全国卫生防疫体系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站)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9750人。这些都为1953年以后全国普遍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53年政务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区、旗)普遍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卫生防疫站工作会议，讨论研究贯彻执行政务院的决定。1954年，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这是我国卫生防疫建设中的重要文件，明确规定了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¹⁶⁷⁾建国初期各级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其作用极大。通过各级卫生防疫站，就可以对该站所负责地区的全部居民进行全面系统的卫生防疫的管理和监督。卫生防疫站对传染病进行管理和进行各种预防措施，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和蔓延，以达到最后消灭传染病在该地区的流行。卫生防疫站并对全区的环境卫生和营养卫生进行监督，使居民的居住条件日益改善，使居民能得到合乎卫生要求的营养食品。因此，卫生防疫站是对人民的卫生保健最完善的一种保健组织形式，在降低我国人口死亡率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各级基层卫生组织都普遍建立起来了。⁽¹⁶⁸⁾截止到1951年10月，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¹⁶⁹⁾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到1956年时便基本上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卫生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中央及地方的卫生防疫站由1950年的61个增至1956年的1260余个，增长了近20倍。妇幼保健站(所)由1950年的349个增加到1956年的4560余个，即增长了12倍。全国医院、疗养院床位由1950年的106000张增加到1956年底的328000张，即增长两倍以上。全国各县(旗)都设立了卫生院或医院。区卫生所从1950年的759所增加到1956年的13000余所，即增长近17倍。⁽¹⁷⁰⁾到1958年的时候，全国的卫生保健事业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全国有医院和疗养院5600多所，病床44万张，比1949年增长4倍多。此外还新建了90多万张简易病床，分布在小城市和乡村。1958年全国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了216万人，比1950年的78万人增加了1.8倍。⁽¹⁷¹⁾

此外，群众举办的卫生机构也有迅速发展，联合诊所由1950年的803所增至1956年的51000余所，联合妇幼保健站建立了60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约建立了1万个保健站，开业医务人员10余万人。卫生队伍也扩大了，1950年全国有西医师、药师41，000多人，1956年增加到75000多人，中医50多万人。为了加强卫生干部的培养，新中国充实和新建了38个高级医学院校，176个中级医药卫生学校，并逐步进行了对卫生干部的培养训练。高级医学院校1956—1957学年在校学生为46218人，较建国前最高年份(1947—1948学年)在校学生11855人，增长了近3倍。⁽¹⁷²⁾解放后7年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共毕业学生26000人，相当于解放前69年毕业生数字总和的1.4倍强。中级医学教育解放后也大有发展，到1957年3月全国已有中级医学校(医士、护士、助产)170余所，毕业学生10余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党和政府在发挥中医的力量治疗疫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55年底，全国共有中医医院67个，比1954年增加了19个;公立的中医门诊部(所)共1225个，比1954年增加了467个;中医联合诊所和中西医联合诊所在1955年底达到2.8万多个，比1954年增加了6000个。⁽¹⁷³⁾另外，根据卫生部中医司的报告，到1957年3月全国有20万中医参加了联合中医医院(80个)、联合诊所(50000余个)、农业合作社的保健站(约10000个)等单位的疫病防治工作。全国已成立的中医医院有144个，中医门诊部450个，并有29000余位中医参加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20余万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下组织了起来，⁽¹⁷⁴⁾全国还有12个省、市吸收中医担任了卫生厅、局厅、局长职务，这对中西医的团结，祖国医学成绩的整理、发扬、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卫生部还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脱产班和在职学习的安排。为了培养和提高中医中药人才，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¹⁷⁵⁾上海市并有中医推拿学校、中医医院、中医门诊部、中医文献研究馆、针灸研究所、伤科研究所等专业机构。⁽¹⁷⁶⁾一些省市也成立了中医学校和中医进修学校，并且全国有许多西医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祖国传统医学，有些中医还用传统的“带徒弟”方式培养了中医的新生力量，充分发挥了祖国医学的应有作用。

卫生部门还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积极努力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建国初期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条件很差，大多处于缺医少药或无医无药的状况，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而言。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该区在解放前根本就没有一个具有现代设备的医疗机构，⁽¹⁷⁷⁾蒙族人民因疫病无处医治而死亡惨重。解放初期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和东新巴旗的调查，有的村屯竟看不到15岁以下的儿童。⁽¹⁷⁸⁾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落后的医疗条件，显然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疫病流行。1950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少数民族地区疟疾病防治工作方案》、《少数民族地区性病防治工作方案》、《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工作方案》。到1952年底，即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起了县级卫生基层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176个。⁽¹⁷⁹⁾在1955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如下:医院床位1万多张;疗养院(所)床位800张;公立门诊部(所)、区卫生所和厂矿企业中的卫生所1000多个;民族卫生工作队28队;西医师2000人。与1954年比较，医院床位增加了12%;疗养院(所)床位增加了94%;公立门诊部(所)、区卫生所和厂矿企业中的卫生所增加了21%;民族卫生工作队增加了40%;西医师人数增加了23%。这些项目的发展速度都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反映了国家在发展卫生事业中努力改变旧社会所造成的少数民族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的措施已获得一定的成果。⁽¹⁸⁰⁾到1956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医院已有508个，病床13790张，疗养院6个，医疗保健所(站)1584所，专科疫病防治所(站)93所，卫生防疫站151所，医疗巡回防疫队61个，妇幼保健所(站)562所。医院病床的发展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增长了146.9%，妇幼保健站(所)增长了316.3%。内蒙古自治区在建国前没有一个具有现代设备的医疗机构，而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已有综合医院23个，专科医院3个，县医院79个，医疗保健所167个，防疫站10个，防疫队40个，专科防治所26个，妇幼保健所182个。建国前西藏也是没有现代医疗机构的，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全区已有22个医疗卫生机构，此外还在拉萨、日喀则、昌都建立了3个设备完善、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民医院。其他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都有很大发展。⁽¹⁸¹⁾到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和疗养院已经达到了755个，共有床位34000多，此外还有医疗保健所(站)14000多个，⁽¹⁸²⁾卫生防疫站281个，医疗防疫队70个。⁽¹⁸³⁾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迅速的，新兴的预防疫病的专业组织在逐步地增加，中医力量和群众举办的卫生事业以及开业医生均是重大的工作力量。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三)各种专业性防疫机构的建立

由于各种疫病的严重危害，从1950年开始，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各种专业性防疫机构。因为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只有一个中央卫生实验院，其对人民群众卫生事业的关注是极其有限的。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根据全国范围内鼠疫、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流行的形势，决定在北京和全国各个地方设立以研究和防治疫病为目的的各种专业性防疫机构。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截止到1951年10月，全国便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¹⁸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卫生部首先在北京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学院为基础合并组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此外还在全国各个地方建立了中医研究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所、皮肤性病研究所、结核病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所、海南疟疾研究站等26个研究机构。五年中国家投资所建的研究房屋达10万平方公尺，图书仪器设备投资增长了8倍多。⁽¹⁸⁵⁾到1956年，全国共新建、扩建了麻风病院52处，麻风村114处，麻风病防治所(站)157所，⁽¹⁸⁶⁾各种疾病的专业防治所(站)(如鼠疫、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也由1950年的30所增至1956年的600余所，增长了近20倍。⁽¹⁸⁷⁾

在全国各个具体的地区如东北、内蒙、察哈尔、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云南等8个鼠疫流行中心地区，均设立了防治所，发动群众大量捕鼠、灭蚤，防治疫病。1949年和1950年仅东北和内蒙两地就捕鼠5000万只，并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运动，在东北、内蒙、察哈尔等鼠疫流行区首先控制了鼠疫的流行。⁽¹⁸⁸⁾1950年7月6日，华东区、中南区鼠疫联合防治会议决定成立华东、中南区鼠疫防治处，闽浙赣三省各设鼠疫防治分处，并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在闽浙赣三省酌设防疫站若干处，其地点包括福建闽侯、建阳、晋江、龙岩、龙溪;浙江衢县、温州、庆元;江西南昌、南城等地，具体负责各地的鼠疫防治工作。⁽¹⁸⁹⁾从1953年开始，西北、西南各省区先后判定新的疫源地后，有关省、自治区和重点地区(州)也先后成立了鼠防所或以鼠疫防治为重点的地方病防治研究所。1954年长春鼠疫防治研究所成立，并逐步成为全国鼠疫防治研究和培训的中心。1956年长春鼠疫防治研究所撤销合并到医科院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研究所，成立了鼠疫研究室。1960年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建立后，在鼠疫流行比较严重的北方地区，又加强了各级鼠疫防治机构的建设。⁽¹⁹⁰⁾由于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从1950年开始，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内，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来具体领导防治工作。到1957年3月已建立起1601个专业防治机构，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治疗和预防的秘方和经验。⁽¹⁹¹⁾山东省鉴于黑热病在鲁中南和胶东地区的广泛流行，该省卫生厅将其列入重点防治计划。华东卫生部同时成立黑热病防治所，由山东具体领导，1950年初于泰安开始工作，下设4个分所，昌潍、胶东、苏北、皖北各1个，成为该地区黑热病防治的中心机构。⁽¹⁹²⁾建国初期浙江省从该省卫生防疫的需要出发，建立了浙江卫生实验院，在重点对日本住血吸虫病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兼及钩虫病、丝虫病防治的实验研究、环境卫生的实验研究等等，有效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卫生防疫工作。⁽¹⁹³⁾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以来曾历年流行的霍乱5年来基本没有发生。⁽¹⁹⁴⁾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我国内蒙、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¹⁹⁵⁾其他因伤寒、疟疾等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全国城乡人口在逐步上升。以北京市为例，人口死亡率已由1949年的14.1‰降低到1956年的6.7‰，婴儿死亡率已由1949年的117.6‰降低到1956年的35.1‰，产妇死亡率已由1949年的9‰降低到1956年的0.5‰。儿童生长发育水平逐年在提高，人民体质大大增强了，表现在体育运动方面不断出现打破全国纪录甚至世界纪录的创造者。⁽¹⁹⁶⁾在控制重要的传染病方面，天花、回归热已经消灭，斑疹伤寒、白喉已接近消灭;伤寒、百日咳基本上已被控制，发病率也逐年下降。从1952—1957年北京麻疹的危害性已大为降低，1957年病死率为1952年病死率的1/3;全市结核病的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北京市的卫生防疫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¹⁹⁷⁾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疫病也显著减少。天花在少数民族地区几乎被消灭。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少数民族中的疟疾发病率大为降低。内蒙古呼、察、锡三盟牧区性病发病率已由47%降到18%。内蒙等区几年来由于妇幼卫生工作的普遍开展，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人口逐年回升。⁽¹⁹⁸⁾各个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现象完全扭转了过来，出现了经济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¹⁹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