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功的经验分析
从建国初期疫病防治前后的发病人数和死亡率来看，从与疫病相关的各种情况和各项具体工作以及获得的经验来看，应该说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正确领导。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一些领导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给予了批评:“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们所受水旱风虫各种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200)195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其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给周恩来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201)其后，毛泽东对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情况等均作出过重要批示。特别是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情况，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195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沈钧儒的信中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202)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要求各地党委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203)1955年底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会议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抓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消灭鼠疫、血吸虫病和积极防治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等疫病的任务。(204)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发出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3月，毛泽东为即将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三次作出批示。(205)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206)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指示的通知。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在读完6月30日《人民日报》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遂作《送瘟神》诗二首:“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207)1958年入秋以后，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为历年所未有，波及全区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208)毛泽东经过分析后认为，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抓了工作，忘了生活。”(209)为了加强对鼠疫、克山病等北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210)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并且兼任了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任了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察蒙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中共中央卫生部成立伊始即组成中央防疫总队，奔赴疫区，处理疫情。党的防疫工作队伍和防疫机构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从无到有，到1956年全国防疫人员已达到75000多人，建立卫生防疫站1260多个，(211)向各种疫病做斗争，具体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经年从事着疫病防治工作。这是建国初期疫病流行尽管猖獗，但却很快得以控制的关键。
(二)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遂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促发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疫病防治工作，才获得了建国初期的防疫成绩。如1949年东北地区的鼠疫防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便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从捕鼠这个方面来看，广大群众的力量则尤显突出。东北群众在1949年共创造了六七十种捕鼠方法，捕鼠效果很好，成绩很大。(212)仅以1949年为例，该年度在群众配合参加下，共捕鼠16455068只。这个数字与1948年的1424325只比较增加了12倍，与1947年的20875只比较增加了788倍。对此捕鼠工作的成绩，从下面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每鼠每年需食粮食(据大连动物学专家统计)37斤，则全年需608837516斤，载重30吨车厢装载需车厢82节。(213)从灭蚤这个方面来看，也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建国初期的广大群众为了迅速切断鼠疫传播媒介，创造的灭蚤方法包括物理灭蚤、化学灭蚤;在对象上可分鼠洞灭蚤、表面灭蚤、疫区处理灭蚤、家畜灭蚤和衣被灭蚤等。而群众的物理灭蚤比较普遍，主要包括烧、燎、抹、垫等多种方法，效果很好。(214)正是群众的力量保证了东北鼠疫防治的良好效果。1949年察北发生鼠疫后，也由于及时发动了群众，以及苏联卫生防疫人员的帮助，便很快制止了鼠疫的蔓延。(215)建国后东北、内蒙等地的大规模捕鼠灭蚤，北京、上海等地的清除垃圾运动等，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各地城市和农村一系列的整理环境卫生运动等等，使城市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不但防止了疫病的传播，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习惯。患者早期报告，局部封锁隔离成功，都说明群众对疫病的认识提高了，自觉地发挥了他们的力量，这对建国初期完成疫病控制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联的帮助与支持。建国前在东北解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中，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就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与支持。从1947—1949年，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先后派出由防治鼠疫的专家组成的32人、30人、39人防疫队，携带药品、器材到鼠疫疫区设立鼠疫防治所，指导及帮助东北解放区的防治鼠疫工作。(216)三年以来苏联防疫队还几次举办训练班，培养和教育东北防疫人员。凡受过训练教育的人员后来大都成长为人民防疫的坚强战士，提高了捕鼠、化验、疫区处理、治疗工作人员的质量，在防疫战线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17)在防疫工作中，他们不辞辛劳，克服困难，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的方法，制定计划，研究工作，救治患者。在具体的地方卫生工作方面，他们也给予帮助和指导。1947年苏联医疗队专家到哲里木盟各县旗察看防疫工作，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如开展大规模捕鼠、灭蚤，消毒和深埋尸体等，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提议下开展起来的。(218)在大连市1949年1月至9月的夏季卫生运动中，苏军卫生负责人先后数次深入到乡区，检查指导这一工作，并拨送大连市煤油12162公斤，柴油121275公斤，巴黎绿粉550公斤。(219)苏联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220)不仅给我国指明了科学的防疫方向，而且为我国此后彻底地消灭鼠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以后，苏联专家和苏联防疫队也给我国以很大的帮助。如察北1949年冬季发生肺鼠疫，死亡60余人后，毛泽东电请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同意，再派一同样防疫队来华协助防治鼠疫。(221)当苏联的专家们接受其政府派遣，抵达北京不到两小时便立刻登车前往流行地区视察，而且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不仅帮助制止了鼠疫的蔓延，完成了鼠疫防治和扑灭的任务，并且使我国的防疫人员学到了先进的经验。(222)不仅如此，在整个卫生事业的发展上，苏联也给予了我国以积极的支持。建国后我国从无到有的各级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就是从苏联的医疗预防的经验而来。在卫生干部的培养方面，我们也学习了苏联的培养卫生医师的先进方法。在全国6个医学院校里，从无到有都建立了卫生系。苏联专家将全部卫生系的教学计划、教学组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基于苏联专家的建议和指导，我国卫生部领导全国各地有关卫生机构建立了流行病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所、生物制品研究所、劳动卫生和职业病研究所、环境卫生学系、营养学系等;在北京儿童医院内，组织了儿科研究中心;此外还有其他专业研究所、站;在各医学院校内也展开了有关卫生防疫方面的研究工作等等。(223)特别是在1952年6月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在我国建立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到1957年3月已经设有17个科室，320张病床，每天能够接待800多个门诊病人。5年间，在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工作过的苏联医学专家达126位，他们为我国培养的许多具有现代医学水平的医务人员，已能担负起医院的治疗、科学研究及教学等任务。(224)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还在5年的时间里，共接诊病人115000多人，接诊次数达518000多次，接受住院的病人共9300多人，给我国的卫生保健事业以很大的帮助。(225)1957年3月，苏联又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无偿地转让给了中国。可以说，建国初期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大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与苏联专家在各方面给予我国的热情指导与帮助分不开的。
(四)地方行政组织的有力配合。建国初期疫病防治的顺利进行，直接领导群众的县、区、村等全国各地方行政组织功不可没。它们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区、村、街、闾以及小组的干部积极带头，为做好防疫工作之重要因素。据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种种友爱的行动，对防疫工作予以有力的配合。(226)
(五)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1950年6月，李德全部长在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汇报会议上致辞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下踏着泥，刮着顶大的风，你们都是毫无怨言的工作着。”(227)这一评价并非过誉。1950年中央卫生部派往各灾区的防疫大队，在灾区不顾风雨烈日、废寝忘食、艰苦工作8个多月，“使七百万人免除病疫侵害，还保证了八十万河工的健康。”(228)特别是派往苏北重灾区的中央第三防疫大队，“在灾区通过演剧、演讲、游行、展览等方式，大力开展卫生宣传，有效地制止了病疫蔓延。”(229)派往平原省重灾区的中央第四防疫大队，积极开展了灾区的环境卫生运动，“郸城县发生痢疾后，该队冒雨前往抢救，昼夜不停，挨户治疗，不到十天，基本消灭。”(230)各省支援灾区的地方防疫队或医疗队也都发扬了高度为灾民服务的精神，深入广大疫区村屯，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教育群众，启发群众，使群众认识提高，便于进行各项预防工作，如亲自领导群众捕鼠灭蚤以改善环境卫生，以及防疫宣传与教育、治疗护理工作等，不避危险艰苦，始终战斗在防疫工作第一线。(231)如1949年10月至1951年10月的两年间，平原省林县63岁的老中医郭守先经常下乡，为乡里的群众治疗、种痘。金乡县麻疹大流行时，中央防疫队的医士张圣林连续6昼夜坚持防治工作;陕西眉县助产士熊世英一个月即接了45个小孩;川东垫江县卫生院郝怀德等有时每天仅食一餐，两夜跌入水田，毫无怨言。(232)广大专业防疫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为尽早消灭或控制疫病，减少人民的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控获得了成功。同时广大人民在防疫过程中也普遍地获得了正确的防疫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卫生防疫、防病治病、保障健康、改善环境、移风易俗等可贵的经验，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而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事业。
【注释】
(1)《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3)朱潮等:《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
(4)《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一九五○年八月)》，《山东医药》1978年第12期。
(5)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中医》1951年创刊号。
(6)《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健康报》1951年5月10日。
(7)朱潮等:《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8)贺诚:《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北京中医》1953年第2卷第2期。
(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0)《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12)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13)《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四月上旬工作报告》，《皖北医声》1950年第1卷第3期。
(14)《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页。
(15)《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页。
(16)中央卫生部宣传处:《防疫常识宣传提要》，《医务生活》1952年第6期。
(17)中华医学总会:《防疫常识》，《新华月报》1952年第4号。
(18)《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19)朱云达、谭天:《上海市一九五○年卫生教育工作点滴的经验介绍》，《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2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22)《东北军区卫生部两年防疫工作概要》，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23)孙成德:《解放初期东北防疫总动员》，《辽宁日报》2006年3月29日。
(24)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14页。
(25)朱云达、谭天:《上海市一九五○年卫生教育工作点滴的经验介绍》，《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6)澍彬、晓峰:《妇幼卫生巡回展览会深入农村》，《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27)长春鼠疫防治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鼠疫疫源地调查报告(1955、1956年)》，1957年内部印行，第14页。
(28)李光:《怎样使卫生宣传工作经常化》，《中华卫生杂志》1958年第2号。
(29)《改进与加强卫生宣传工作》，《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1号。
(30)朱云达、谭天:《上海市一九五○年卫生教育工作点滴的经验介绍》，《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31)澍彬、晓峰:《妇幼卫生巡回展览会深入农村》，《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32)远大、王寿玑:《山东德州卫生宣传组在东光县举办卫生宣传棚》，《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33)苏南青浦县卫生院:《青浦县的环境卫生工作与日本血吸虫病防治概况》，《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34)《北京市一九五一年春季清洁大扫除运动实施方案》，《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35)《贺诚、傅连暲就北京市防疫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3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37)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38)转引自戴孚民:《怎样开展卫生宣教工作》，《华东卫生》1952年第4期。
(39)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40)朱云达、谭天:《上海市一九五○年卫生教育工作点滴的经验介绍》，《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41)王文仲:《前进中的东北卫生事业》，《东北卫生》1952年第1期。
(42)张令仪等:《上半年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概况》，《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43)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做好消灭血吸虫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页。
(44)上海通志馆:《上海防疫史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45)《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46)《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40—641页。
(47)《种痘暂行办法》，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42页。
(48)《上海市一九五○年加强种痘工作计划》，《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49)上海通志馆:《上海防疫史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又见《华东区今年夏季防疫工作已有很大成绩》，《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8期。
(5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51)《北京市种痘暂行办法》，《北京市政报》1952年第4卷第7期。
(52)《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白厅长在省第三届卫生行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53)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编委会:《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志(1953—2003)》，2003年8月内部印行，第29页。
(54)《平原省卫生局关于第一届卫生工作扩大会议向中央卫生部与省府的综合报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5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56)李德全:《全国防疫工作的成就——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在政务院第一百零七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新华月报》1952年第1号。
(57)《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解放日报》1952年6月8日。
(58)刘式钦:《回顾辽吉地区的防疫斗争》，转引自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
(59)东北军区卫生部:《1947、1948年保健防疫工作概要》，转引自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60)《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61)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62)《介绍东北防治鼠疫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
(63)《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64)《介绍东北防治鼠疫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
(65)《鼠疫的预防注射》，《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
(66)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察蒙等鼠疫流行区的大规模鼠疫预防注射从1949年就开始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参见《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425页。
(67)《华东区今年夏季防疫工作已有很大成绩》，《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8期。
(68)《贺诚、傅连暲就北京市防疫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69)《周恩来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70)李德全:《全国防疫工作的成就——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在政务院第一百零七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新华月报》1952年第1号。
(71)《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关于预防霍乱的联合指示》，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38—639页。
(72)《三十八年度夏季防疫实施计划》，《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1卷第3期。
(73)《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四个多月来的防疫工作》，《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1卷第4期。
(74)《上海夏令卫生防疫运动全面展开》，《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5期。
(75)《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一九五○年卫生工作总结》，《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76)根据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三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工作情况表统计，参见《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三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工作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7页。
(77)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78)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鼠疫防治院:《防治鼠疫工作常规》，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6页。
(79)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
(80)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81)《华东区中南区闽浙赣三省鼠疫区各县市疫情报告暂行办法》，参见《华东区中南区联合防治鼠疫实施办法草案》，《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82)《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政报》1951年第2卷第8期。
(83)《华东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3期特辑。
(84)《华东地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第一届防疫专业会议总结报告》，《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3期特辑。
(85)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一九五○年卫生工作总结》，《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86)《关于做好黑热病死亡报告及有关问题通报》，《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4期。
(87)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关于各地应严格执行疫情专案报告的通知》，《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88)《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825页。
(89)河北省卫生厅:《卫生防疫法令规章选编(1951—1963)》，1964年内部印行，第24页。
(90)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91)中国医学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分院流行病研究所:《内蒙古鼠疫及其防治》，1961年12月内部印行，第7页。
(92)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93)东北鼠疫防治院:《鼠疫流行时疫区处理工作》，《东北卫生》1952年第7期。
(94)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
(95)《介绍东北防治鼠疫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
(96)《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委卫生部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皖北医声》1950年第1卷第2期。
(97)《北京市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政报》1951年第2卷第8期。
(98)《周恩来关于北京卫生防疫工作给毛泽东的信》，《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99)《毛泽东对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00)《周恩来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101)《传染病管理办法》，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825—826页。
(102)参见刘纪有等:《内蒙古鼠疫流行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页。
(103)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锡乌张联合防治地方病委员会二十年工作总结》，锡乌张联合防治地方病委员会办公室:《锡乌张联防地区科研资料选编》，1979年12月内部印行，第1页。
(104)西北军区卫生部:《鼠疫》，西南卫生书报出版社1951年版，第18页。
(105)《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06)长春鼠疫防治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鼠疫疫源地调查报告(1955、1956年)》，1957年内部印行，第15页。
(107)《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卫生常识教育注意疫情报告的通告》，《平原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108)《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09)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交通检疫暂行办法》，《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3期“济南市医学讲习所周年特辑”。
(1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实施规则》，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8年1月—6月)，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60—492页。
(111)傅连暲:《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胜利》，《科学通报》1952年“反细菌战特刊”。
(112)卫生部有关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主要委托中华医学会进行。其综述资料可参见中华医学会:《新中国血吸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新中国钩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新中国丝虫病调查研究的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1号;《新中国疟疾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新中国黑热病调查研究综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4号。
(113)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1957年7月12日。
(114)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15)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16)张杰藩:《东北人民的防治鼠疫工作》，《东北卫生》1951年第4卷第7期。
(117)赵竞存:《鼠疫预防液之研究》，《东北医学杂志》1952年第1—10期合卷，第324—326页。
(118)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1957年7月12日。
(119)《加强急性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工作》，《中医杂志》1959年第7期。
(120)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121)《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各分科学会学术研究工作超过、赶上或接近国际水平》，《中华医学杂志》1958年第10号。
(122)王聿先:《十年来上海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123)《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1卷第1期。
(124)根据《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各区分会运除暂置场垃圾数量统计表》数字统计，参见《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1卷第1期。
(125)《北京市一九五一年春季清洁大扫除运动实施方案》，《北京档案史料》2003年第2期。
(126)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内部印行，第248—249页。
(127)依据《东北军区卫生部两年防疫工作概要》所列1947年防疫队工作地区表统计。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128)《东北军区卫生部两年防疫工作概要》，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129)《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130)张杰藩:《东北人民的防治鼠疫工作》，《东北卫生》1951年第4卷第7期。
(131)《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介绍》，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7－8页。又见《全国各地防疫工作二十一个月来有巨大成绩》，《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9期。
(132)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133)甄橙、程之范:《由SARS流行回顾20世纪50年代北京传染病防治》，《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3期。
(134)《皖北灾区医疗抢救工作总结》，《皖北医声》1950年第1卷第4期。
(135)《一年来全国卫生建设迅速发展奠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5期。
(136)何兆雄:《中国医德史》，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
(137)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一九五一年度工作计划草案》，《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138)《治黄救灾中的医疗队》，《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139)西北军区卫生部:《鼠疫》，西南卫生书报出版社1951年版，第23页。
(140)《论贯彻动员组织土改卫生工作队配合土改的意义》，《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1期。
(141)《全国各地防疫工作二十一个月来有巨大成绩》，《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9期。
(142)《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山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7期。
(143)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144)《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关于一九五一年的原则》，《中华新医学报》1951年第期。
(145)朱潮等:《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146)《一年来全国卫生建设迅速发展奠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5期。
(147)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48)《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转引自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卫生宣教器材制造所1951年版，第8页。
(14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2页。
(150)王聿先:《十年来上海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151)孙仪之:《第二届中南卫生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1950年12月12日内部印行。
(152)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卫生概况》，1950年内部印行，第1页。
(153)孙仪之:《第二届中南卫生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1950年12月2日。
(154)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55)《一年来全国卫生建设迅速发展奠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5期。
(156)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防疫处:《华东区解放以后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157)《陕西省大荔、渭南、三原三个区救灾防疫小组工作报告》，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6页。
(158)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一九五一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草案)》，《西南卫生》1951年第3卷第1期。
(159)倪合一:《山西省民办农村保健站》，《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60)《健康报》社论:《让联合诊所发挥更大的作用》，《健康报》1957年2月12日。
(161)陆伟:《宁津县卫生部门是怎样领导联合诊所的》，《健康报》1956年1月6日。
(162)周寿祺:《中国保健事业中的联合诊所》，《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2号。
(163)《健康报》社论:《帮助联合诊所解决当前困难》，《健康报》1957年1月4日。
(164)吉佩询:《联合诊所在“血防”工作中》，《健康报》1957年4月12日。
(165)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编:《T.E.波尔德列夫建议和报告集》，1956年内部印刷，第28—31页。
(166)《东北军区卫生部两年防疫工作概要》，参见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167)转引自戴志澄:《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50周年》，《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3年第4期。
(168)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各级基层卫生组织的建立还应包括城市卫生基层组织的部分。事实上，东北地区在解放之初就已有两种类型的城市基层组织，一种是哈尔滨市的，利用群众组织来推动工作，即各自成立卫生委员会，下设卫生组，有卫生助理员负责，各街成立街卫生委员会，下设卫生员，各公民小组则推选卫生小组长，长春、吉林、鞍山、锦州等大体上是此种组织;一种是沈阳市的，在各区成立卫生事务所，是卫生局的代表机关，包括治疗和预防工作等等。另外各区政府内设有公益科，街公所内设有卫生委员，居民小组则有小组长配合工作，抚顺市即此种组织。转引自《东北城市卫生基层组织的类型》，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医务行政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页。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主要偏重于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建立的情况，城市基层卫生组织的情况不再赘述。
(169)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170)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1957年7月12日。又见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71)周恩来:《伟大的十年》，参见国务院秘书厅和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9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60年版，第29—30页。
(172)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1957年7月12日。
(17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资料选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33页。
(174)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75)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中医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12月19日，参见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编写组:《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1955—1985)，1985年内部印行。
(176)王聿先:《十年来上海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177)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78)李俊:《内蒙古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17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18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资料选编》，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333页。
(181)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82)周恩来:《伟大的十年》，参见国务院秘书厅和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9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60年版，第29—30页。
(183)资料来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参见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文化和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该书所统计的有关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和疗养院、床位数等的统计与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中的统计略有不同，这里暂忽略不计。详情可参阅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一书第198页。
(184)李德全:《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185)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86)《卫生部关于发布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的通知》，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年7月—12月)，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555页。
(187)李德全:《党能领导科学技术》，《健康报》1957年7月12日。
(188)《全国各地防疫工作二十一个月来有巨大成绩》，《华东新闻汇编》1951年第9期。
(189)《华东区中南区联合防治鼠疫实施办法草案》，《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190)《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191)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192)《山东省第二届卫生会议关于一九五○年下半年卫生工作决议》，《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复刊号”。
(193)参见《浙江卫生实验院第四年年报(1953)》，1954年4月版;《浙江卫生实验院第五年年报(1954)》，1955年11月版。该年报对浙江省在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状况有着详细的介绍，但可惜的是本人仅有其第四、五年两年的资料。
(194)《李德全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9月25日。
(195)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96)《在卫生防疫事业上永远向苏联学习》，《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6号。
(197)林巧稚:《努力消灭北京最常见的传染病》，《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8号。
(198)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99)关于建国后疫病控制背景下各种疫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妇幼保健状况等的分析，详见第六章“疫病应对成效分析”的内容。
(200)《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201)《毛泽东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给周恩来的批语》，《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202)《毛泽东关于必须着重防治血吸虫病给沈钧儒的信》，《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20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510页。
(2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
(205)《毛泽东关于督促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三个批语》，《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20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21页。
(207)毛泽东:《送瘟神二首》，《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20号。
(208)新华通讯社:《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内部参考》第2630期。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20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210)《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更多的关怀与支持的论述，可参见首都医药卫生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首都医革会)宣传组:《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7年7月内部发行;阜新市防病指挥部:《毛主席、周总理等对卫生工作的语录和指示》(原书名不详，此为笔者根据内容所加)，1968年5月1日内部发行。
(211)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212)《展开防止鼠疫的斗争》，《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0日。
(213)《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214)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215)《朱副主席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讲话》，《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6期。
(216)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17)张杰藩:《东北人民的防治鼠疫工作》，《东北卫生》1951年第4卷第7期。
(218)刘式钦:《回顾辽吉地区的防疫斗争》，转引自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219)《大连市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月)卫生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220)《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221)《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222)李明:《我参加全国卫生会议》，《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全国防疫工作已获有重大成就》，《光明日报》1951年9月17日。
(223)《军委卫生部傅副部长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闭幕词》，《江西卫生》1950年第1卷第6期;《在卫生防疫事业上永远向苏联学习》，《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6号。
(224)《苏联政府把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67期。
(225)朱仲丽:《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五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另见《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的卓越成就》，《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67期;《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移交我国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69期;李德全:《感谢苏联无私的帮助——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无偿地移交中国而写》，《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等等。
(226)白希清:《一九四九年防治鼠疫工作总结报告》，《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4期。
(227)《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介绍》，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7页。
(228)卫生部防疫总队1950年度工作总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229)中央救灾委员会:《救灾通讯》1950年第55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230)中央救灾委员会:《救灾通讯》1950年第41、50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1页。
(231)《参加察蒙鼠疫防治工作中的见闻》，《科学通报》1951年第2期。
(232)《农村卫生工作的发展》，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卫生宣教器材制造所1951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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