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早期卫生运动(—)

一、以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早期卫生运动(1949—1952)

还在解放之初，东北地区的广大农村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蚤、捕鼠、挖防鼠沟等清洁防疫卫生运动。1947年鼠疫发生后，东北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动员起来开展清洁防疫运动，清除垃圾污物，晾晒被褥和炕席。对炕面和室内地面，广大群众撒布热灰，或以碎草铺地，燃火烧燎，消毒灭蚤;刷抹墙壁裂缝，消除蚤类孳生栖息场所;挪开靠墙的箱柜并垫高，以暴露鼠洞予以堵塞。广大群众摸索出来的“烧、燎、抹、垫”的土法，对消毒灭蚤很有成效，因此被广为运用。⁽¹⁾为了消灭各类鼠疫传播媒介，东北人民1947—1949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运动，共捕鼠2236万余只。⁽²⁾在捕鼠运动中，疫情最为严重的通辽县特别积极主动，仅1947年冬就取得了捕鼠800万只的成绩，并在通辽城区周围翻出鼠疫病尸体5000多具，经过消毒、焚烧后再埋入7尺以下的土中，有效地消灭了病原体。⁽³⁾为鼓励群众捕鼠灭鼠的热情，1947年9月19日，辽吉省委决定把9月21—25日为定为全省灭鼠运动周，各机关部队灭鼠应严格登记，每只奖励百元;群众捕鼠也要严格登记，各地可酌情予以奖励。⁽⁴⁾1947年黑龙江军区卫生部也在鼠疫的预防上号召捕鼠，并规定每捕一鼠奖流通卷100元。⁽⁵⁾松江军区卫生部也曾以一个老鼠换200元为代表来鼓舞全城的老百姓，捕灭老鼠。⁽⁶⁾为了防止野鼠进村和野鼠、家鼠交窜，东北人民政府在重疫区发动群众在村外或隔离圈周围、防疫工作队宿舍附近大挖防鼠沟。特别是1949年，东北各地共挖掘防鼠沟5020801公尺，⁽⁷⁾基本达到了防鼠的应有作用。

从防治鼠疫的长远考虑，东北各地还普遍开展了垃圾清扫工作。哈尔滨市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该市在伪满最盛时仅有用于清扫工作的汽车41台，主要负责繁华地区及日本人地区37万余人的污物处理。1946年我东北民主政权接收时该市也仅有用于清扫工作的汽车2台马车76台，当时的哈尔滨处处是垃圾。1948年该市即发展到拥有汽车15台马车258台(包括外雇马车)，伪满时期堆积的垃圾彻底清除，市民展开了经常性的清扫。1949年该市即拥有汽车21台马车231台(另有外雇马车60台)，负责全市市民的垃圾清扫。⁽⁸⁾许多城市和乡村更注重卫生运动的开展，大连市是其中的一个成功典型。该市从1947—1949年经常按季节或临时性地组织群众进行大清扫工作，动员市民清扫院坑，迁移猪圈。其中在1949年1月至9月的夏季卫生运动中，大连与旅顺先后成立了粪便管理处，统一掌握粪便管理问题，基本做到了及时运出粪便，保持城市卫生。同时督促农民除净粪便，撒石灰或土，并动员群众把靠近住宅的厕所迁出院外。大连市金县做得尤为突出，全县51883个厕所迁出了7273个。该县石河驿区共3202个厕所，迁出了2487个，老虎山区90%的厕所做了盖。旅顺市还发动群众掏井526眼，并挖水沟6次，动员民工4486人，大车330辆。大连县也动员群众疏通了1100公尺长的水沟，淘出了45187立方公尺的臭土。⁽⁹⁾这对有效地控制鼠疫自然疫源，消灭疫情，有很明显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但全国各地仍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大扫除运动。在东北，仍然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通辽地区的农村率先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清扫住室、仓房、厨房、碾道、屋顶、棚顶、炕上、床下、柜下的浮土，严密地保藏粮食，以减少蚤类和鼠类的繁殖。其他地区的农村争相仿效，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清扫活动。其中，在捕鼠方面，热河省把1950年赤县二区太头沟村、赤市一区曲家沟有9699亩农作物被野鼠咬坏的事实向群众宣传，激起了群众对鼠类的愤恨，因而北部七个市、县、旗在两个月内捕鼠达1574629只。通辽群众利用民间“挑杆”捕鼠的办法，自制挑杆20000个，基本达到每人捕鼠25只。通辽还在1950年防汛任务结束时，把群众组织的防汛大队改为捕鼠大队，互相挑战，展开了捕鼠竞赛运动。整个东北1950年捕鼠33419325只，超过了原先3000万只的任务。到1951年7月底止，据不完全统计，已捕鼠16925684只。⁽¹⁰⁾在灭蚤方面，解放初期的东北在重点疫区的蚤类繁殖期间和鼠疫流行季节前多使用“DDT”、“六六六”及除虫菊灭蚤，一般地区则用烧、燎、抹、垫等群众性的灭蚤办法。通辽县并提出了“三光”的口号——墙抹光、炕抹光、地抹光，以要求无缝为原则。如兴隆当陈永堂屯、车力花屯，城关区南门街十二闾不但住室的墙、炕、地抹光，连猪圈、马棚、碾房都抹得很好。东北疫区共596621户，彻底进行灭蚤者460421户，占疫区户数78%强。其中烧燎者214925户，涂抹面积174656838平方米，垫地面积1375952平方米，⁽¹¹⁾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传播。

解放之初北京市为发动群众力量，清除全市积存垃圾，注意公共卫生保持市容整洁，以便建设新北平起见，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¹²⁾并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容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¹³⁾从1949年3月24日到4月21日，北京市共发动群众27703人，清扫运除垃圾9944809公方。⁽¹⁴⁾(附表5—1)但这次大规模的清扫显然不够，到1949年10月底，北京市仍然垃圾成堆。据估计当时全市户内积存垃圾仍有15000公方，街巷垃圾约15000公方，无主房渣土约5000公方，合计35000公方。⁽¹⁵⁾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依据《北京市街道清洁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冬季动员处理积雪办法》和《修正北京市街道清洁管理暂行办法》，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对全市主次要干路、广场及无人照管地段，街巷无主零星房渣土、残存积雪及污秽物，各待运场或暂置场的垃圾，个别地区私设之存粪处所、储粪容器，公厕、污水池、雨水口、河岸、明沟等等进行清洁大扫除，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¹⁶⁾

到1952年4月，北京市内各地均已进行了环境卫生大扫除。同时进行的还有群众性的捕鼠灭蚊蝇工作。截止到1952年5月30日，北京全市已捕鼠349797只，灭蝇18752085个，挖出蝇蛹434133890个，灭蚊365177个，共计蚊蝇及蝇蛹453251152个。⁽¹⁷⁾但从整个的环境卫生大扫除方面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经过各区各派出所、各户间的互相检查，初步检查结果为:一般的住户不如大杂院，商户不如住户，机关不如商户，郊区卫生更差些。⁽¹⁸⁾1952年4月7日，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工程局、华北军区卫生部、中直军直卫生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等单位召开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更为深入的清洁卫生大扫除，并对市内养猪问题作出规定，除豆腐作坊等确以养猪为主要副业者可进行登记，准予继续饲养外，其余一律不准在市内饲养。狗的管理上不论已否登记，凡在市内街道奔跑者，均加捕捉。粪场计划于1952年5月底后统一合并为6所，迁至城郊10里以外。会议还建议各单位重视消毒问题，一般的可以使用石灰、煤油，重点的则使用滴滴涕、六六六等;为改变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12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500亿元，请中央拨专款解决;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200个床位的隔离病院。⁽¹⁹⁾这对北京市的环境卫生改善以及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进行，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促动。

表4—1　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各区分会运除暂置场垃圾数量统计表(1949年3月　24日－4月21日)

【资料来源】《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1卷第1期。⁽²⁰⁾

华东地区以山东为典型，从1950年开始济南、徐州、青岛等较大的城市就开展了清洁大扫除运动。济南市除按季节规定了清扫运动周外，还在夏令举行清扫运动竞赛，共运出市外垃圾污泥3000多万斤，评选出清扫卫生模范单位15个。在粪便清除与垃圾处理方面，济南市共有晒粪场13处，公厕460个，全市每日可产粪便87000余斤，全市有清便场主500余户，工人300余人。全市设有垃圾箱1200个，清扫队272人，每日运出垃圾110车(每车约千余斤)。⁽²¹⁾1951年5月12日至6月12日，山东全省发动群众，分组织动员、清洁扫除、检查总结三个阶段，在机关、工厂和学校普遍进行卫生大扫除一次。在农村并结合生产三大堆(粪堆、草堆、泥堆)运动，动员群众打扫院子、垫栏垫圈，清除垃圾，排泄污水，且订立卫生公约以互相监督，保持经常性的农村卫生清洁。⁽²²⁾据山东省11个专区3个市67个县的统计报告，其1951年清洁扫除的成绩如下:

表4—2　1951年山东省清洁扫除成绩统计表

【资料来源】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山东省一九五一年环境卫生工作介绍》，《华东》1952年第1期。

可以看出，1951年山东省的清洁大扫除运动开展地区广泛，成绩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积极发挥了青年团、村卫生员、十户卫生小组长的作用。如即墨县卫生员魏仁举(女)，胶县九区卫生员陈红山及历城县二区十里河村的青年团，分成小组，分区负责，组织带领群众扫除，并每日早晨深入各户检查，见到谁家不卫生，扫除不彻底，即耐心的说服教育，并且亲自予以扫除，以这种骨干带头作用，推动了群众自觉的扫除。⁽²³⁾

在中南地区，武汉、广州、南昌等地也在建国之初进行了类似的

群众性地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等等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中南区卫生部的有关指示，江西省、专区、县普遍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清洁卫生运动。江西省卫生厅明文规定，城市应有垃圾箱的设置，并经常清除，利用卫生小组经常打扫;乡村应提倡挖垃圾坑，垃圾装满后则掩埋之，又经济又方便，猪牛羊圈应另外设置不与人混住，以免传染疾病。⁽²⁴⁾南昌市沿江路一带的垃圾解放前就像山一样堆积在沿江岸一带，不但有碍市容的观瞻，而且污染了水源，影响了市民的饮水问题。为保护人民的健康，南昌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召集有关机关团体，组成了一个处理江边垃圾委员会，研讨垃圾处理的问题。结果采取了包工制，共计工作了20个晴天，运除的垃圾和泥土计580420市担，因此沿江边的垃圾全都被清除，整洁一新。⁽²⁵⁾在清除市内积存的垃圾方面，南昌市卫生局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各个街巷做了详细的垃圾调查，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在7天风雨交加的过程中，动员了11808个工，732辆大板车，清除了64574市担垃圾，疏通沟渠173条，填塞污水坑90个，粪坑13个，整理公厕51座，水井53口。⁽²⁶⁾南昌市的市容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在西南地区，建国初期的环境卫生状况极不乐观，城市垃圾遍地，乡村粪屎满门，污水四溢。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号召下，1951年5月1日，西南工业部所属各厂矿首先举行了“五一”清洁大扫除运动，共有31个厂矿参加，并有10个厂发起了清洁竞赛活动。(1)垃圾。清除了十几年来积存的垃圾，其数量无法精确统计，据估计大约在1000吨上下。仅50厂就处理了4160担，约200吨，以垃圾填平洼地176块，填平作菜地121块。(2)猪圈粪坑。据统计，在这次大扫除运动中，共迁移和拆除3000多个猪圈，住屋附近不合卫生的大小粪坑，连同处理猪圈一起填去也不下3000余个。(3)道路。厂矿的道路大都经过清扫、修整，并除去了两旁的杂草，还用矿渣或沙土填平了道路，清理修整大小道路的长度估计四五百里，因此道路十分清爽洁净。(4)水沟。厂矿中眷属住区的大小水沟均经过疏通、修整与清洗，部分厂矿的水沟还进行了洗刷，其总长度估计在400里以上。⁽²⁷⁾西南工业部所属各厂矿的卫生环境因此大为改观。

除以上环境卫生清洁大扫除运动的开展，建国初期全国城市和乡村还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其中，在城市上下水道工程方面，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仅57个城市有自来水设备，供水人口总计1280万，占57个城市总人口的13%。解放后即有长沙、新乡、兰州和西安等六个城市开始筹建自来水工程。建国后，全国有44个城市建设了下水道设备，下水道总长4660公里，其中50万人以上的5个大城市有卫生工程和下水道工程组织，北京、天津两地成立了卫生工程局。北京市在解放后的两年间新建下水道105公里，疏通了淤塞沟道210公里，疏通河道127公里，修建污水池1330个，掏挖了城内6个海，完成了全部护岸工程，并建造了人民游泳池和劳动浴室。天津市新建了下水道30公里，超过了以往11年所建下水道总量。北京的龙须沟和天津的赤龙河过去是最脏最臭，最易传染疾病的地区，都修建和新建了下水道，将旧的河沟填垫了，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²⁸⁾

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和厕所改良等方面，建国初期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夏季全国每日消毒引水量达84000吨，保证了460万人的安全饮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在夏季均在贫民区增设了自来水供应站，半价或免费供应饮水。各地在传染病流行季节特别加强了食物的卫生管理和检验工作，并普遍推行了灭蝇运动，上海、沈阳、南昌、杭州、宁波等执行工作较为彻底的地方伤寒、疟疾患者显著减少。中央、各大行政区、各省专署等的防疫队深入农村，开展了环境卫生和卫生教育宣传工作，提高了群众的卫生常识，使环境卫生工作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如平原省林县柳林村一般群众过去都不洗手不洗脸，不扫院子，疾病常年流行，经过宣传后群众认识提高，掀起了饭碗净、街院净、衣服被褥净的“三净”运动，从而一举成为全县和全省的卫生模范村。中央防疫总队在河南省西华县通过改善水井与厕所示范的办法，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改善了4440个厕所。吉林省榆树一个县改造了4000多个水井，建立了厕所4000余个。在绥远、内蒙等少数民族水源极端困难的地区水井的开凿成功，非但解决了饮水和水质不良、水量不足的问题，并起了安定生活的作用。⁽²⁹⁾

上述各大区的环境清洁卫生运动对消除疫病流行的外在诱因，遏止疫病的发生，有重要的作用。据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和主持全面工作的副部长贺诚给党中央的报告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其中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各地政府和人民“厉行饮水消毒，改进环境卫生，以杜绝传染途径”。⁽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