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年以后)

三、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以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爱国卫生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对此纲要(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等，并且提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好习惯。⁽¹⁰⁶⁾1957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对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运动进行了讨论。在这一年的11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召开了15个省市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大会，为1957年冬季至1959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大跃进作好了准备，创造了条件。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的除四害、讲卫生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¹⁰⁷⁾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将“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向全国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¹⁰⁸⁾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并且强调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¹⁰⁹⁾同年12月，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及全国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会议合并召开，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指示，号召总结和推广1958年成功的经验，继续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在最近几年内，除尽四害，逐步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把我国卫生事业的水平大大提高一步。”⁽¹¹⁰⁾

上述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定和指示，使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主席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状况，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仅鼓舞了杭州市人民“除四害、讲卫生”的热情，他们决心在两年内变杭州市为又清洁又美丽的“七无”城市:“无老鼠、苍蝇、麻雀、蚊子、臭虫、蟑螂、钉螺”，而且鼓舞了全国群众的积极性。各省市领导亲自挂帅，亲自动手，建立与整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动员。据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1月27日统计，在吉林、安徽、山西、河北、浙江、河南、四川、北京、上海等9省市，由省市领导亲自主持召开了全民性誓师动员大会。辽宁、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山西、河南、福建、北京等9省市的负责人向各地群众进行了广播动员，收听动员讲话的均在100万人以上。为了使运动迅速开展，吉林、山东、黑龙江、安徽、山西、河北、浙江、甘肃等省召开了电话会议，其他还有通过负责干部会议，先进积极代表会议，评比奖模等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各省负责人也有参加群众行列进行清洁扫除、除四害的活动，并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行动口号、奋斗目标，大大鼓舞了群众的热情，推动了运动的展开与深入。⁽¹¹¹⁾

在这种“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热潮中，许多省市开展了比先进的竞赛和挑战活动。运动伊始，北京市福绥境街道办事处就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四无”为条件，向其他地区提出挑战，推动了全市范围的大竞赛。⁽¹¹²⁾许多省市也千方百计地奋起直追，迎头赶上。青年团甘肃省委在1955年12月10日发出动员全省百万青少年开展消灭麻雀的运动后，运动随即在全省展开。据该省9个市、县的统计，群众组织了2400多个消灭麻雀的突击队，7天内就消灭麻雀234000多只。⁽¹¹³⁾1956年6月北京市利用在中山公园卫生教育馆内举办消除四害展览会的办法鼓励先进，刺激后进，展开捕鼠竞赛活动。⁽¹¹⁴⁾1957年12月上海市委领导亲自带头组成100个突击队，深入38个平时不注重卫生的单位进行突击活动来带动这些单位搞好卫生。1958年安徽省订出除四害大评比的几项条件，如该省界首县玉烈桥乡订出了“十查十比”的办法:查发动，比人数，推向高潮;查组织，比制度，推动包干;查领导，比决心，推动带头;查行动，比战果，推动速度;查街头，比清洁，推动积肥;查工具，比创造，推广经验;查室内，比六净，推动卫生;查四害，比四无，推动人人动手;查厕所，比规格，推动灭蛆挖蛹;查办法，比成绩，推动竞赛。也有的省市采取先进单位向落后单位进行挑战的办法，如北京市居住的黑色冶金设计院原来卫生很不好，经邻居食品工业部向他们挑战后，积极行动起来。在山西、广东、山东、河南等省还采取了到先进地区、模范单位参观、就地学习介绍经验的办法推动运动，如山西省组织干部到稷山县太阳村去参观学习，广东省在乐昌县歧乐社召开全省的爱国卫生会议，浙江省在吴兴县南浔镇召开除四害灭钉螺积极分子座谈会，山东组织干部到阳信县，河南省组织干部到登封县、林县参观，逐步推动运动走向高潮。⁽¹¹⁵⁾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达到了消灭四害的目的，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山西省稷山县太阳村从1952年开展深入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使运动不断走向经常化。4年以来，特别是除四害运动开展以来，太阳村人既无疫，鸡也无瘟，蚊、蝇、老鼠、麻雀等四害基本消灭了，原先不卫生的状况大为改观。⁽¹¹⁶⁾山西省其他市县也成绩显著。该省的新绛、安邑、临猗、阳城、晋城等地的四害也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由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大量地消灭了四害和四害的孳生条件，因而在消灭疾病方面也初步取得成绩。截止到1958年4月，稷山、新绛、安邑、临猗、阳城、晋城等地已基本消灭了疟疾、黑热病、斑疹伤寒、回归热。全省17种主要法定传染病的总发病率也有显著降低，其中1958年上半年与1957年同期相比，痢疾发病率降低73．2%，病死率降低44．7%;麻疹发病率降低76．1%，病死率降低84．7%;斑疹伤寒发病率降低80．3%，流感发病率降低66．7%，猩红热发病率降低36.5%，有效地增进了人民健康。⁽¹¹⁷⁾湖北省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该省从运动开始到1958年上半年，有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上半年就消灭老鼠28299724只，消灭麻雀12069558只，消灭成蚊3938公斤，消灭蝇和蛹38307790公斤，清除垃圾456498488吨，新建和改良厕所617887个，全省出现了709个“四无”的市、区、乡、社。⁽¹¹⁸⁾河北省从1957年12月开始到1958年9月末，经过持续奋战和不断突击，全省共消灭老鼠8000多万只，麻雀11000多万只，以鼠、雀两项合计，全省平均每人消灭鼠、雀5只以上，其总数超过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扑杀总数的4倍;消灭苍蝇和蚊子180多万公斤。此外还消灭了大量的其他害虫、害鸟、害兽。在除四害的同时，还进行了环境卫生大扫除，清除垃圾14万吨，修建和改良厕所1500万个，牲畜棚圈和鸡窝500多万个，疏通沟渠350万公尺，填平坑洼400多万平方公尺，改良水井16万个。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等在河北的许多地方已经基本消灭，有的地方彻底变成了“四无”。⁽¹¹⁹⁾

安徽省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4月，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从1958年1月20日起，全省平均每天有1000余万人投入战斗，最多时达1700余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全省从1957年1月1日到1958年4月20日，根据不完全统计，共消灭麻雀122270000只，老鼠196260000只，苍蝇153500多斤，蚊子60000多斤，挖蛹9335400多斤，清除垃圾3164000000多万担。以鼠、雀两项合计，全省平均每人消灭110只以上。⁽¹²⁰⁾浙江省从1957年冬天开始近10个月的时间里不但消灭了大量四害，而且有如宁波市、庆元县等23个县市基本消灭了四害，不少地区的群众可以不用挂蚊帐睡觉，无蝇户达到了90%以上，鼠密度从解放前的20%－30%下降到了2%以下，麻雀很少见到;在消灭疾病方面，治疗了大批的血吸虫病人，消灭钉螺面积5000万余平方公尺，流行地区的粪便基本上得到了管理，有海宁、加善等37个县市宣布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此外还有宁波、义乌、普陀等县市基本消灭了钩虫病和疟疾等。⁽¹²¹⁾黑龙江省从1958年1月至9月10日开展了除四害兴“五有”(院有厕所、牛马有棚、猪羊有圈、鸡鸭有架、村村有简易澡堂)的卫生运动。在除四害方面，全省共捕鼠34614422只，捕雀60340032只，按全省148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捕鼠2．34只，捕雀4．08只。该省青冈县自1958年1月以来共消灭麻雀230多万只，按全县人口平均每人消灭9只，捕鼠170多万只，平均每人消灭7只，在该县已经看不到麻雀和老鼠。在讲卫生方面，黑龙江省结合生产积肥，城乡各地彻底地清除了垃圾、粪便、污物，到1959年9月10日止，全省共清除垃圾1900多万吨，粪便4400多万吨。该省克东县向阳社从1958年7月以来，即清除2000多万吨垃圾，740多万斤粪便，给来年土地的施肥提供了保证。全省范围内开展兴“五有”立“三勤”(对牲畜圈勤起、勤垫、勤打扫)运动后，到1958年9月10日止，共修建厕所80多万个，禽畜圈窝97万多个，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无厕所、畜无棚圈的现象。由于“五有”的建立，对消灭蚊蝇孳生条件，培养群众的良好卫生习惯，保证人畜两旺，都起到了良好作用。⁽¹²²⁾

河南省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开展以后，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城乡卫生环境大大改善，厨房、水井、厕所、棚圈等改良工作达到了80%左右，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起来，全省已经消灭和基本消灭天花、霍乱、黑热病、疟疾等疾病。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河南省登封县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自1958年以来基本上做到了经常化、制度化和习惯化;郑州市卫生基本建设搞得好，苍蝇密度1959年秋季比1958年同期下降90%左右;柘城县的粪便无害化处理达到了经常化。⁽¹²³⁾山东省单县彭庄过去一向被称为“脏村”、“病村”，1954年还发生痢疾25人，疟疾4人，拉肚子29人，麻疹14人，全庄40户，户户有病人，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从1957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这个村成为了单县第一个“三洁四五”村(三洁是指街道清洁、院子清洁、屋内清洁;四无是指室内无蝇鼠、厕所无蛆、院内无孑孓、村子周围无麻雀)，秋季没有一个病人，出勤率大大提高，因而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像彭庄这样基本实现“三洁四五”的村子，山东单县还有359个。⁽¹²⁴⁾贵州省1958年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仅1958年1—10月即消灭老鼠170000000只，麻雀230000000只，蝇76万余公斤，蚊3200万余公斤。全省并出现了35个基本“四无”县、市和313个基本“四无”区、乡、镇，广大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讲卫生爱清洁的新风尚逐步形成。⁽¹²⁵⁾

江苏省南京市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自1957年11月到1958年7月止，组织和发动了3次大的战役，先后集中突击活动20余次，出动除害队伍4000余万人次，向四害展开全面进攻。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消灭了大量的鼠、雀、蚊、蝇，并消灭了大量的臭虫和蟑螂。同时，清除垃圾杂肥20447682万担，填平污水塘沟17442余处，面积约共140多万平方公尺，取缔和改建粪坑、厕所17620个。新建和改建下水道979条，仅明沟改砌暗沟达23公里，相当于过去600年工程总量的1/4。这一时期为了消灭疾病南京市还医治了大量的血吸虫病人、丝虫病人、钩虫病人、疟疾病人、蛔虫病人等。由于除四害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南京市蚊蝇密度大大降低，1958年1－7月和1957年同时期相比蚊虫下降73．4%，苍蝇下降63．75%。各种传染病发病率大大降低，以1958年上半年和1957年同期相比下降75．4%，绝对发病人数减少1400人次。全市还涌现了像南京五老村那样的地区104个，经过卫生防疫部门及群众的鉴定，二无地区(无苍蝇、无麻雀)和三无地区(无鼠无蝇无雀)有50个，单位16个;四无地区90个，单位50个，共计206个。⁽¹²⁶⁾延安专区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9月，向八害(鼠、雀、蚊、蝇、虱、蚤、臭虫、白蛉子)发动总攻号令，使八害密度大降，风俗习惯大变，环境卫生大改观，疾病普遍减少，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粮食丰产得到了保证。在五化五改方面，据1958年9月21日到9月25日的统计，改革厕所30500个，其中合格的21000个，半合格的9500个;改革棚圈25000个，合格的17000个，半合格的800个;改革粪堆已经移到村外的占总队数的69%，泥封的占总粪堆的89%;改革住室方面整洁干净的卫生队占总队数的68%以上，改革个人卫生方面拆洗被褥20万余块，清洗衣服85万多套，食品纱罩化方面80%的户已经设了简易纱罩，有50个城镇基本实现了垃圾车子化。由于大量消灭了八害，群众卫生习惯逐渐养成，因而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工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1958年7月底全区消灭了黑热病，而且在几个区的典型调查中已经看出疾病大为减少的状况。如延安市1957年1－6月患痢疾的293人，患肠胃炎的29人，患伤寒的29人，而1958年同期患痢疾的101人，降低75%;患肠胃炎的9人，降低74%;患伤寒的5人，降低85%。这说明搞好卫生运动对防止疾病的良好作用。⁽¹²⁷⁾广西壮族自治区从1958年1月到11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在这11个月的时间里，全区除四害运动的成绩超过了过去几年除四害的成绩，出现了基本四无的市县6个，区27个，乡镇489个，人民公社12个，生产大队2533个，同时出现了大批的除四害积极分子，建立了经常性的除四害讲卫生的制度。也由于除四害运动的开展，全区环境卫生、居住卫生、个人卫生等几个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几种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都显著下降，保证了人民的健康和生产。如危害广西最大的疟疾，据1958年1—11月份的统计，发病人数较1957年同期下降33．65%，全区有19个县3个市实现了基本无疟。其中陆川县1－11月疟疾发病率仅为0．39%。历史上“稻谷黄，病满床”的悲惨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¹²⁸⁾

对1958年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于1958年12月30日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称赞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卫生面貌，也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她认为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由于采取了速战速决、反复扫荡、标本兼治、中西结合、土洋并举的措施，大量消灭了四害;同时结合城乡生产和市政建设，消灭了大量的四害孳生地。其他害虫、害鸟、害兽如钉螺、虱子、跳蚤、臭虫、蟑螂、毒蛇等也有所减少，其危害程度已显著减轻。据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并消灭了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在除四害的同时，各地普遍结合生产的特点，进行了反复的彻底清扫，全面清洁，整理了住室、厕所、畜圈，清除了大量垃圾污物。据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¹²⁹⁾

表4—3　全国除四害战果统计(1958年10月底)

【资料来源】《全国除四害战果统计》，《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4号。

由于1958年除四害、讲卫生和积极防治疾病的结果，天花、鼠疫和黑热病已基本消灭，常见的几种急性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回归热、麻疹等的发病率大为降低，血吸虫病已在192个县市基本消灭，约占流行区的60%，其中江苏、福建、上海已在全省市范围内基本消灭，疟疾在不少的县市基本消灭，钩虫病、丝虫病、性病等疾病在一些地区也已基本消灭。对其他各种疾病也积极开展了防治工作，发病率和死亡率大为降低。李德全并提出了1959年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任务，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基本消灭四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迎接建国十周年。⁽¹³⁰⁾

1959年入春以后，北京、上海、蚌埠等城市把除四害讲卫生和积肥料结合起来，接着各地中小城镇和农村也普遍地多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卫生突击和积肥运动。据江苏等13个省市的统计，1—5月共积肥70亿吨。在血吸虫病和疟疾多发地区，预防血吸虫病和疟疾的工作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到1959年5月底灭螺面积已达3亿多平方米，接受疟疾抗复发治疗的达500余万人。各地还开展了对血吸虫病的查病治病工作。据南方13个省市统计，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23万多人，钩虫病患者900多万人，丝虫病患者157万多人。其他传染性疾病如疟疾、性病、大骨节病等，也在许多流行的地区分别被消灭和控制住。⁽¹³¹⁾

1957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除害灭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爱国卫生运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一是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顾群众的实际困难，一味地依照领导的意图以行政手段强制群众做那些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例如不少地方要求夏秋季节不见一个苍蝇、蚊子，厕所不见粪便，如果办不到就要予以行政处罚;二是不讲求防治疫病的实际效果，不考虑经济、文化等各种实际差别，而是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来要求，以致造成大拆大修，劳民伤财，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已经取得的“除四害”的成果没有巩固下来;三是“除四害”运动因为“大跃进”的影响，其所谓战果统计不可避免地带有虚夸掺假的成分，一些省市和基层机关上报的“除四害”成绩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四是“除四害”运动前期对所谓麻雀的大规模捕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也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1959年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势头开始低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