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般民众的驱鬼、避疫和防疫
古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疫病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对疫病产生原因的认识。这种认识大体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认为人们的行为触怒了上天和神灵,上天和神灵便降灾于人,并以百病折磨人;二是认为是一些恶鬼专以害人为乐,附着在人的身体上,从而造成人疾病缠身;三是自然界的灾异如狂风、暴雨、寒冷、酷热等异常天气引起人的疾病;四是与人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害虫危害人们,带来了疾病。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之中,上天、神灵降灾和恶鬼害人是在一般人的潜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这种因素在建国初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十分浓厚。在上述思想意识作用下,为了防止神灵降灾和恶鬼害人,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应对疫病的办法。比如在北方,以陕北人为例,陕北人在每年第一天,各家各户必须早起,燃放鞭炮,以驱邪气。每户家长还要拿一些自家酿造的陈醋,倒入燃烧的炉火中,醋入烈火,醋气腾空而起,屋内便被醋气熏蒸了一遍,这样可以一年之内不患疾病,据说能驱除瘟疫。这一风俗陕北人叫做“打醋坛”。每年的五月五日端阳节这天,人们还要饮少量的雄黄酒,以避邪气,驱除瘟疫。陕北人对“鬼”也处处设防,家宅门口设有照壁石狮,门上贴着门神,过年过节,还要用鞭炮桃符轰打鬼,鞭炮“能辟山魈、邪鬼”。这一切都是为了防鬼镇邪。陕北人将鬼挡在院里尚嫌不够,还以符种办法使魔鬼不能接近人的身体,于是就有了许多的服饰。这些服饰像铠甲一样保护着人,使其不受鬼的侵犯,从而也免生多种疫病。(1)同样,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地的农村也都有燃放鞭炮、张贴门神对联等等驱鬼避疫的习惯。此外,北方民间还盛行在每年的端午节采药、沐兰汤、禳解、祛除及避五毒等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其实,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种种习惯。各种节俗,如采药,以雄黄酒洒墙壁门窗,饮蒲酒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在每年的元旦、清明、重阳、除夕等重要节日,家家户户还盛行洒扫厅堂,整理环境,所有污秽不洁物或刷洗清洁,或作点燃清除,或埋设堆肥。(2)可以说,上述风俗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至今依然普遍存在。
在南方,一般民众的认识里,一些疫病如鼠疫是由瘟神引起的。在福建、广东,大多民众都认为鼠疫是瘟神下降,生死命中注定,是元数。瘟神夜间在街路走,只听到铁链当啷之声音。又说此鬼要随人声,随烟火,故一至晚间,各村断烟火、跑人声,热闹市坊,变为荒凉之景地。为了遏制瘟神恶鬼,人们纷纷祈求地方神灵庇护,所以疫区迎神赛会频繁举行。以广东梅县为例,50年代的调查报告称,由于死人太多,群众不知所措,皆迷信求神拜佛,故城镇曾请大埔保生大帝前来,很多人去求仙水、释迦牟尼,并请阴那山潘祖师及潮州大峰祖师来游行。游神时,街上放爆竹很多,硫磺药味很大,据说能杀死鼠蚤,故以后流行即停止。(3)浙江杭州民间流行“掸尘”和“除五毒”。掸尘亦称“扫尘”,即每逢岁时打扫卫生的习俗,至今已衍变为每年春节前的卫生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新年”成了新的卫生风尚。除五毒是杭州民间节日传统卫生习俗,一般都在夏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举行。是日,常用艾叶、菖蒲、蒜头插挂门窗上,在墙角、床下等处撒石灰,以驱除虫毒。从前,郊区农村妇女还要剪出“五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蜘蛛)葫芦形窗花,贴在窗上、墙上以厌胜辟邪。(4)中原南迁的客家人在千余年辗转迁徙中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习俗办法。每逢每年的惊蛰日大地回暖、虫蚁孳生之时,客家民众家家墙角撒石灰,以防虫蚁。煮毛芋子,炒黄豆,象征煮老鼠、炒虫子;每逢端午节百虫活跃之时,人人喝少许雄黄酒以辟毒,户户居室四周喷洒雄黄酒,门楣悬挂菖蒲、葛藤、艾叶以辟邪;每逢年节喜庆皆洗扫一番,尤其腊月二十三日,“安家神”,“贴灶马”,居室,灶台,门前屋后大洗大扫,做到“六面光”,喜迎春节。(5)
建国初期至今一些少数民族也沿袭了古近代以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俗来对抗疫病、增进健康。如侗族,就是这种情况。由于季节性的传染病常在侗乡流行,特别是流感、麻疹、百日咳、白喉、流行性脑膜炎等,这些病大多是呼吸道传染,避免与患者接触是预防这些病的重要措施之一。侗乡人称传染病为“瘟疫”,一旦发生,每户人家大门上或村寨进口都悬挂上一种“白蜡树叶”,目的是为了“驱魔”,外乡人一进寨门看到悬挂的树叶,就知道这个村寨或家庭有传染病人,故望而却步,避免了人们互相串户,这种习俗起到了传染病隔离的作用。(6)瑶族群众中广泛流行门边插青叶的预防疫病习俗。即每逢家里有人患重病,就用新鲜茅草打一个结,挂在大门边上,暗示别人不要随便进屋。他们认为,病人应忌风避瘴,而生人来时会给病人招风染瘴;另外,认为病人秽气重,在自家大门边插上青叶,别人看见青叶就会自动避开,以免把秽气传给别人,更不带小孩去串门了。这不仅是瑶族人民在生活中养成的美德,也是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而形成的对疾病传播及预防的科学认识。(7)回族的群众以干净、卫生出名,非常重视沐浴,而且还有很多特殊的有趣的讲究。《古兰经》中讲到:“信教的人们呀!如果你们要举行礼拜,就当洗脸和双手,直到胳肘,摸头和洗两脚直到踝骨,如果你们身子不净了,就应当洗全身。”这种沐浴的习惯,其益处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8)另外,在衣食住等方面回族群众也比较讲究,特别是家庭卫生习俗,回民在很早以前就有洒扫室堂庭院,保持室堂庭院的整齐、干净的习惯。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广大民众日常风俗中的驱鬼和抗疫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预防各种疫病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建国初期整体的卫生防疫工作仍然是由国家和政府运作并完成的。当然,由于民间传统和习惯的影响,在党和政府的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工作开始后,这一工作起初的效果并不理想。如前所述,由于旧中国在疫区焚烧民房、掩埋活人等野蛮行径使人们对卫生防疫心生敬畏,加上广大民众对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不太了解,不少地方发生过逃避预防注射,把病人藏起来的事情。(9)建国初期内蒙古海拉尔盟陈巴儿虎旗完工索木的驱梅工作展开后,一些老乡如努力玛等妇女因为迷信观念深厚,以及伪满1941年所谓驱梅工作中藉治疗之名而进行奸污、打骂受气、治疗不负责致成残废等等顾虑,从而对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驱梅工作也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存在严重的思想顾虑,因此态度消极,不愿参加驱梅。(10)河北省津、唐、沧、通灾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教育,迷信思想严重,文化不普及,科学较落后,一些群众如河北青县周龙庄的村民们见到防疫队下乡种痘,不是积极迎接,而是关门躲避;比较典型的是欧辛庄的李占元不种痘却藏在磨棚里。青县的女人们则更是因封建迷信不让种痘。(11)建国初期中南地区的麻风病患者数量惊人,其中湖南省约有200余人因为不明政府对于麻风病人的处理态度,多避往深山中。(12)这都给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带来了困难。
其后由于党和政府积极的卫生防疫宣传,使广大民众的认识逐步提高,并积极参加到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卫生防疫运动中。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助党和政府进行相关的卫生防疫宣传工作;二是积极投身到建国初期及其后大规模的环境清洁卫生运动中;三是配合和接受党和政府一系列的预防接种、卫生检疫、疫情报告等活动。由于在此前相关章节的论述中已有关于民众防疫问题的分析,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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