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

二、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

早在1928年，为解决战争时期伤病人员的医治问题，毛泽东就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卫生工作方针，⁽¹³⁾以及重视草医草药，反对敌人封锁的思想，⁽¹⁴⁾这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中西医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问题，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1940年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周年大会时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在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¹⁵⁾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演:“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¹⁶⁾毛泽东也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特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先生到杨家岭给他看病。当毛泽东主席和李鼎铭先生探讨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¹⁷⁾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民情以及中西医并存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论断。“中西医结合”这一术语和概念从此沿用下来，这也是最早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论述，对建国后一系列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疾病丛生，药品供应非常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民间流传着“黄金有价药无价”的说法。面对当时缺医少药的局面，毛泽东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¹⁸⁾为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重视下，1950年8月7日，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持，副部长贺诚做了工作报告，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同时公布了关于医药教育的四项决定，其中就有关于医药界的团结和互相学习的决定。⁽¹⁹⁾毛主席亲自为此次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²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又一次为中西医团结合作指明了方向。

但建国后随着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文化建设和技术革命走向新阶段，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的现象，也有所抬头。其主要原因是建国初期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未被认真贯彻执行，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其表现主要是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规定了一些要求苛刻、不合实际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省和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文件者、原领有国民党(或伪满)中央政府中医师证书和考试及格证书者、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并毕业考试及格者等等，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²¹⁾中医师资格考试内容有笔试、口试及实际操作两部分，其中的笔试部分包括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本草概要、古方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包括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针灸科、正骨科、按摩科等，完全超出了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²²⁾在如此中医事业发展背景下，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山西省运城专区18个县，竟没有一个合格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²³⁾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不及5%;审为临时中医师的3648人，其余的等于取消了他们的资格。1950年时还曾将审查不及格的1355人通知由专署考试，并对许多中医“不必考试”、“缓期考试”的要求置之不理，结果报考者仅727人，而又考倒了327人，造成中医很大的不满。⁽²⁴⁾另外，在具体卫生工作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也完全没有考虑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对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

针对上述中医药卫生发展状况，1953年12月，毛泽东发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指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²⁵⁾1954年6月底7月初，毛泽东再次对中医学文化问题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绝大多数，依靠西医的则仅占少数，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医药卫生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历史证明，中医对我国人民有很大的贡献。”⁽²⁶⁾毛泽东认为，如果中西医对立和歧视长期存在下去，不仅是我国保健事业将受到重大损失，而且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一种损失。毛泽东还对中西医结合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要求，如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1)要抽调100—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2)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3)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4)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上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应组织他们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²⁷⁾可以说，毛泽东从卫生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学相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学界限，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中西医学结合的中心环节问题，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至此，毛泽东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思想又有了重要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于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还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²⁸⁾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²⁹⁾这就更准确地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学相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充分肯定。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³⁰⁾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12月13日，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推进中医工作以及中西医结合工作。⁽³¹⁾后来，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出卫生工作中的“硬搬”与“适用”的问题。⁽³²⁾同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杨尚昆信，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³³⁾这些说明，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的道路，而且还明确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具体实施意见。

在党的中西医结合思想指导下，从1954—1959年，我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适应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有大量的中医参加了全民或集体的医院工作，中医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有了根本变化;建立了一大批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学校;中医病床、中医门诊部、综合医院中医科和中西医结合病房也大量增加;培养了数千名中医学院毕业生和数万名中医学徒;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培养了数千名“西学中”医师。根据卫生部中医司的报告，到1957年3月全国有20万中医参加了联合中医医院、联合诊所、农业合作社的保健站等单位的疫病防治工作，并有29000余位中医参加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20余万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下组织了起来。⁽³⁴⁾随着中医工作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进步，中医中药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疫病的疗效逐步得到肯定。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统计资料，四川省7万多名中医在建国初期的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四川省自贡、长寿等36个县市组织的779个巡回医疗组中，中医占其中总人数的85%以上。他们不辞辛劳深入山区或农村边远地区为广大农民治病，仅仪陇、洪雅等17个县的200多个农村巡回医疗组在约两个月内治疗的病人就达3万多名，其中不少病人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患者。⁽³⁵⁾广东省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尤其是该省的中医医生针对广东鼠疫的大量流行，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了一整套治疗鼠疫的疗法。这些疗法在建国前广东的鼠疫防治过程中曾被广泛应用，建国后也应该是大量存在的。其药方有内服和外敷两种，内服药方从汉代至清中后期，从伤寒、金匮到温病，药方的搜集多种多样。(附表5—1)外敷药方也形式不一，例如广东省海康县的做法是在淋巴腺周围涂上泥土，中间放上几条蚂蟥，吸去淋巴腺肿部液体。儋县是用银针刺破患部使之流出毒血后，涂以蛇顶石;海口的做法是用刀割开或用银针刺破肿核排脓;梅县的梅城镇有一中医师专破鼠核，即用刀切开淋巴腺，民众亦有自己用刀切开者;在增城，用蚂蟥吸腹沟淋巴部位。但是这种用刀割、针刺排出脓血，或用蚂蟥吸出脓血，用药物敷于淋巴腺的疗法效果并不显著。⁽³⁶⁾

表5—1　20世纪50年代调查广东中医治疗鼠疫内服之法

续表

【资料来源】20世纪50年代广东各县鼠疫调查报告，转引自曹树基等:《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后随着中医中药工作的不断开展，在中医防治疫病方面，建国初期的农村几乎全都是由中医来做的，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也是依靠中医来进行预防和治疗工作的。有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前后使用中药治病的人数，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中药销售额据全国12个大城市的统计，占中西药销售总额的57%，农村内中药销售比率所占更大。⁽³⁷⁾可以说，建国初期无论在预防接种、医疗预防、妇幼卫生、卫生宣传、防汛救灾，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中，一般都离不开广大中医的积极参加。单就治疗方面来讲，通过中西医临床合作，初步总结的经验是，中医不仅能治疗某些慢性病，而且对某些急性传染病也有很高的疗效。如江苏省苏州市中医医院积极发挥广大中医的作用，使其参加到一些疫病的治疗当中，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以伤寒死亡率来看，从1957年的8．25%，到1959年已下降为0．85%。⁽³⁸⁾1958年冬季至1959年春季，南京地区流行麻疹和肺炎，南京中医学院儿科与南京第一医学院即速建立了中西医合作病房，收住591例麻疹合并肺炎的病儿，对其中82．47%的危重症候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及时抢救，治愈率达到95．2%，大大降低了以往国外文献所载麻疹肺炎死亡率为15%—20%的数字。关于流行性乙型脑炎，建国后中西医合作治疗的办法，也是以中医中药为主，并配合针灸，并以鼻饲、输氧为辅的疗法，不仅对急性病人的疗效很好，而且对后遗症也有较好的疗法。⁽³⁹⁾北京、福建等省市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都有显著的疗效。如北京市从1955年开始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效果很好。以北京市儿童医院为例，1948年到1954年间该院单纯以西医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死率为13．2%—25．2%，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后，病死率逐渐降低，到1958年已降为5．9%。北京市乙型脑炎的病死率1949年为53．5%，到1958年下降到12．5%。⁽⁴⁰⁾福建省龙溪专区1956年发生乙型脑炎流行，该省中医药学术研究会派员配合当地中医收治患者60例，获愈者57例。福建泉州中医联合医院治疗乙型脑炎治愈率亦达90%。⁽⁴¹⁾江苏省南京中医学院又与南京市传染病院组织了中西合作抢救机构根据三年中统计治疗的121例脑炎病人，经过双重诊断，运用中医有关热、痰、风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掌握辨证施治的规律，从而作出了新的分类方法和抢救方案，终于能够抢救一般高烧、昏迷、惊厥极危险的病人。⁽⁴²⁾另外，中医治疗流行性感冒、疟疾、猩红热、白喉、丝虫病、钩虫病、梅毒等疫病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⁴³⁾

广大中医还积极参加了治疗血吸虫病的工作，有资料证明，中医治疗血吸虫病，特别是对晚期伴有腹水患者的治疗，有很好的成绩。1956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并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条写了下来。⁽⁴⁴⁾江苏省苏州专区为了早日消灭血吸虫病，解除人民痛苦，解放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地召开了中医防治血吸虫病座谈会，号召广大中医献宝献计，消灭血吸虫病。江苏省吴江县的老中医宋霖若在一些同道的帮助下，利用业余时间，把其40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整理成10多本有关中医学术方面的小册子，和民间秘方、丹方、验方756张，治疗了359个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使绝大多数病人改善了体征，恢复了劳力。⁽⁴⁵⁾而整个江苏全省以除害灭病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中心，全省中医先后治疗血吸虫病晚期病人5万余人，这些已经丧失劳力的患者，经过服药，大多数病人腹水逐渐消失，肝脾肿大缩小，重新参加了生产劳动。最典型的是江苏句容县风坛社，社内70%的人患有血吸虫病，未治疗前有50%的田地抛荒，69个青壮年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经过中医治疗后，有57人恢复为全劳力，8人为半劳力，荒田也都种上了庄稼。⁽⁴⁶⁾上海市一医、二医、中医三个学院和徐汇医院的中西医师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运用中医理论以化瘀通络为主，根据辨证论治灵活运用，并配合西药来治疗腹部积水，疗效达95%以上。⁽⁴⁷⁾徐汇医院中医科从1956年起开始治疗血吸虫病，对晚期血吸虫病作重点临床实验。后经两年的摸索，初步总结经验，发现有10余种药物对消除腹水和改善症状有满意的效果。1958年7月，该院在上海市西郊区、上海县、嘉定县等组织医生，首批治疗125例血吸虫病患者，有80%以上改善症状和消除腹水。⁽⁴⁸⁾湖南沅江用加减胃苓汤等治疗130例晚期伴有腹水的患者，经远期观察，疗效达80%—90%，并无复发。浙江杭州用复方杀虫丸治疗50例血吸虫病病人，经过7个月追踪观察，大便孵化转为阴性者达到48%。⁽⁴⁹⁾从1956年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共设立300多所中医医院和大批中医门诊机构，这些机构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术的良好场所。在防治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工作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医共抢救了134000多个患者，这些病人大多是已经丧失劳动力甚至生命垂危的晚期病人。⁽⁵⁰⁾

事实证明，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尤其是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防治疫病，应该是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的一个创举。全国各地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血吸虫病等各种疫病的成功，都是中西医团结的结晶。也正是在中西医结合团结中，在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中，中医学本身的许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效率和疗效的提高，是一个极大的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