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

四、教育界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

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不仅仅是由少数专业的卫生宣传人员来做的，而且也有卫生防疫部门之外的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各界的参与与支持。比如，教育界的卫生防疫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注与支持。1951年7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从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注意体育娱乐活动、改善学生膳食管理办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并对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建立卫生保健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各省、市、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教育工会、青年团、学生联合会及当地医疗机关的代表，组织学校保健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改进及检查当地各级学校的保健工作。各级学校内设保健委员会或适当人员，负责积极改善学校卫生及医疗工作，有计划地进行卫生教育，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学校招考新生时，必须注意体格检查。凡患有重传染病者，应限制其入学。目前在各大城市的学校应尽可能设法于每年春夏间举行学生体格的重点检查;发现患有严重的慢性传染病患者，……应注意防止传染。各级学校应指导学生进行缺点矫治，定期举行预防接种及注射”等。⁽⁷⁸⁾1951年8月20日，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出全国各高等学校卫生工作应由当地文教与卫生两机关合作领导的通知;1954年6月11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学校保健工作的联合指示;1955年8月9日，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联合指示;1958年3月24日，教育部和卫生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保健工作领导的联合指示，等等。⁽⁷⁹⁾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学校卫生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学校卫生保健工作的开展。从1949年10月到1951年10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济南、杭州、东北等地先后成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或卫生教育委员会)，省市内各区及各学校成立学校卫生分会和支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学校卫生工作。如上海市到1951年10月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的有439校，计学生203032人，占全市公私立中小学校学生人数的一半;北京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的有329校，计学生122744人，占全市学校学生总数的55%。察哈尔省20个中等学校中，也有12个学校分别开展了学校卫生工作。全国各地部分较小的城市，甚至一些中小城镇的学校卫生工作，也都积极地开展了起来。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建国初期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还都积极吸收了学生参与进来。从建国到1951年10月，全国各地开展了学校卫生工作的学校大部分都组织了学校卫生队，其中上海市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的439校全部组织了学校卫生队，北京有109校，天津有105校，全国各地一些重点实验学校卫生工作的学校都分别建立了卫生队，负责学校环境卫生的检查，配合当地政府部门进行卫生宣传等。⁽⁸⁰⁾

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受此鼓舞与推动，普遍对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宣传教育，培养学生卫生习惯，搞好环境卫生，开展除害灭病，并对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常见病、多发病等进行了较大面积的群防群治，使学生体质有所增强。⁽⁸¹⁾建国初期在一系列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中，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的决定》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联合制定出了“1953年学校卫生工作计划”，规定此后的学校卫生工作由公共卫生局和教育局联合负责，其中教育局负责工作计划的布置和贯彻，并负责向学校布置爱国卫生工作，学校教师则应积极响应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号召，切实进行各项爱国卫生工作;⁽⁸²⁾河南省主要利用通过训练干部和校医，然后再对学生进行卫生基本知识的教育，从而推动学校卫生工作;⁽⁸³⁾江西省与文教体育部门密切合作，从建立保健组织和大量培养基层干部入手，把学校卫生工作纳入到学校教育计划中，既抓住南昌市为重点，又面向全省逐步推广，并在具体工作方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健康教育为中心，重点搞好爱国卫生运动，预防传染病;⁽⁸⁴⁾浙江省各级教育机构和学校注重实践，甚至在“捉老鼠”课文中进行爱国防疫卫生教育，从而激发学生积极参加校内校外卫生防疫工作的热情;⁽⁸⁵⁾辽宁省大连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师生们则直接到长海县去调查研究和治疗地方病，并以各种文艺形式向长海县居民进行基本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⁸⁶⁾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广泛发动学校教员通过演讲和创作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宣传。广大教师通过参加这项工作，还可以很快地把学生培养成消灭血吸虫病工作的宣传员，收到更大的效果，⁽⁸⁷⁾等等。

在众多的卫生宣传教育中，党和政府还重视学校健康教育，不断提高卫生教材的质和量。从建国初期，尤其是从1955年至1959年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和自然课本中的卫生课程来看，不少的课程都紧密地配合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卫生宣传，符合当时的形势的要求。(附表5—2、5—3)其中的内容包括“启事通告”(以少先队推动公社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为主题)、“暑假活动计划”(以除四害讲卫生为少先队小队活动项目之一)、“课外卫生资料:少先卫生组”、“公约”(增加卫生公约和提出小学生卫生习惯)、“学习选课记录”(中队会保证做好全校清洁大扫除)等等。全部卫生教材的内容，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表达党和政府对学生健康的关怀，对青少年提出卫生要求和号召，宣传祖国卫生事业的成就;二是向广大学生灌输卫生防疫知识;三是启发学生重视保健工作，培养卫生习惯，重视卫生公德，鼓动广大学生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表5—2　1959年小学语文卫生教材统计

【资料来源】潘劲夫:《小学语文、自然课本中卫生教材的评价与小学健康教育问题》，《人民保健》1960年第2卷第2号。

表5—3　1959年小学自然课卫生教材统计

【资料来源】潘劲夫:《小学语文、自然课本中卫生教材的评价与小学健康教育问题》，《人民保健》1960年第2卷第2号。

在各地卫生防疫站成立后，各级学校组织卫生人员逐步开展预防性的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工作，如为中学建立了初步的健康检查制度，掌握学生健康状况，为行政部门当好参谋，发挥卫生监督作用。各级学校的学生们还积极参加各地红十字会，使各地中小学校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受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欢迎。1956年全国只有42个市、县红十字会，在当地部分学校里发展了7万多名红十字青少年，训练了1．5万多名红十字卫生员，到1957年底，红十字青少年就发展到了18万多名。这些红十字青少年由学校医务室或保健老师领导，平时在学校里宣传卫生知识，培养学生卫生习惯，必要时并帮助保健人员进行健康检查，砂眼和牙齿的矫治，外伤急救，疾病防治等工作，有时也组织起来到街道上进行卫生宣传，劝阻随地吐痰等活动。⁽⁸⁸⁾这些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防疫运动。

在文艺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也积极投身到了卫生防疫宣传热潮中。最初的比较普遍的形式是一些文艺工作者通过相关文字编写、美术创作、摄影等参加到防疫宣传中去，大量的由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招贴画、连环画、画册、画页等各种形式的图画在卫生宣传教育中广为运用，或张贴、陈列、展览，或供家庭阅览，或供一些讲习班作为形象教材使用，对普及卫生知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文艺工作者为配合卫生防疫宣传所创作的相关影片和戏剧节目。建国伊始，我国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卫生科教片。1950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有关人员通过一年的努力，拍摄了预防霍乱和预防白喉的有声卡通电影两部，以及10种较短的妇幼卫生幻灯黑白片、1种预防天花连环画五彩幻灯片，并配以文字说明，适当讲解，形象生动，颇为有效。⁽⁸⁹⁾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⁹⁰⁾但总的说来，用于卫生防疫宣传的影片种类、数量和放映力量，还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这就为各剧种、曲种以及民间流行的木偶戏、皮影戏、说唱、快板等文艺形式，提供了卫生防疫宣传的广阔舞台。戏剧、戏曲等宣传形式是建国前革命根据地所惯用的卫生宣传方法，建国后这种宣传更加活跃。除专业剧团外，广大的普通民众及学校师生、基层干部等卫生积极分子也都参加了这种形式的宣传，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的一些音乐工作者在消灭血吸虫病方面所创作的相关乐曲，特别是毛泽东著名的《送瘟神》(七律二首)曾经被一些著名作曲家如劫夫、范本强、刘韵若等谱曲，⁽⁹¹⁾一时间在民间广为传诵，对消灭血吸虫病、提高民众认识作用不小。

上述各种形式的卫生宣传活动，或是依靠教育界、文艺界等社会力量来进行，或是单独进行。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比纯粹由医学界所进行的卫生防疫宣传广阔得多。这也反映出党和政府在宣传工作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注释】

(1)张小兵:《陕北防疫风俗》，《华夏文化》1997年第3期。

(2)《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6页。

(4)《卫生医药(一)》，参见http://www.gotohz.com/lswh/showarticles.jsp?id=34,2007年1月15日。

(5)《客家民间医药卫生习俗》，参见http://www.zatpw.com/read.php?tid-1968.html,2007年2月28日。

(6)杨正忠等:《论侗族卫生习俗与侗乡防疫保健》，《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1年第2期。

(7)《瑶医清源(5)》，参见http://news.99jk.com/2004-10-22/000000026249.html,2007年2月28日。

(8)阴兆峰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页。

(9)《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页。

(10)《陈巴儿虎旗完工索木驱梅试点工作总结》，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印行，第21页。

(11)《河北省津、唐、沧、通四灾区防疫医疗工作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印行，第21页。

(12)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中南卫生状况》，1950年内部印行，第6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4)毛泽东1928年在井冈山时的指示，浙江医科大学医教处:《毛主席对中西医结合的指示》，1978年2月内部印行。转引自王瑞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怀》，《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12期。

(15)李经纬:《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医工作史略》，《中医杂志》1986年第8期。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17)《李鼎铭先生给毛主席看病》，《文汇报》1983年l月16日。1944年12月6日，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谈到边区的文教工作时，特别指出1944年4月毛泽东主席曾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参见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0日。转引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

(18)《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19)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中医》1951年创刊号。

(20)《毛主席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一九五○年八月)》，《山东医药》1978年第12期。

(21)《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内部印行，第6、9—12页。

(22)《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内部印行，第27页。

(23)钱信忠:《在国家科委中医中药组成立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内部印行，第216页。

(24)《中医工作资料汇编》(第3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56年10月内部印行，第30页。

(25)阜新市防病指挥部:《毛主席、周总理等对卫生工作的语录和指示》(原书名不详，此为笔者根据内容所加)，1968年5月1日内部印行，第197页。

(26)阜新市防病指挥部:《毛主席、周总理等对卫生工作的语录和指示》，1968年5月1日内部印行，第199—200页。

(27)转引自华钟甫等:《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1955—1995)，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181页。

(30)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5页。

(31)《卫生部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卫生部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通令》、《卫生部关于废除〈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的通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49－1983年)，1985年内部印行，第102—103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33)《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页。

(34)钱信忠:《我国保健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3号。

(35)《四川省七万多中医在保健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614期。

(36)转引自曹树基等:《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我国古代以来中医在长期与鼠疫的斗争中，已经深入地掌握了各种类型鼠疫病人的临床特征及其与某些类似疫病的鉴别诊断，并且形成了丰富的鼠疫疫病治疗经验。其详细情况可参见:《中医对鼠疫的诊治》，云南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鼠疫—霍乱—炭疽讲义》，1972年2月内部印行，第47—61页。

(37)孟谦:《中医中药在我国人民保健事业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中药通报》1955年第1卷第1期。

(38)中共苏州市中医医院支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江苏中医》1960年第5期。

(39)李德全:《十年来的卫生工作》，《健康报》1959年10月10日。

(40)甄橙、程之范:《由SARS流行回顾20世纪50年代北京传染病防治》，《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3期。

(41)刘清源:《我省几年来中医工作的伟大成就》，《福建中医药》1957年第5期。

(42)江育仁:《在中西医结合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党的中医政策的伟大》，《江苏中医》1961年第7期。

(43)吕炳奎:《党的中医政策给中医工作带来了新面貌》，《新中医药》1957年第8期。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6．1－1956．7)》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6页。

(45)宋霖若:《党的中医政策照亮了我的心》，《江苏中医》1960年第5期。

(46)顾尔钥:《江苏中医工作十年》，《江苏中医》1959年第9期。

(47)程门雪:《党的中医政策的伟大胜利》，《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9号。

(48)上海市徐汇医院中医科:《晚期血吸虫病中医中药巡回治疗药箱》，转引自上海市卫生局:《中医研究工作资料汇编》(第2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235页。

(49)吕炳奎: 《党的中医政策给中医工作带来了新面貌》，《新中医药》1957 年第8 期。

(50)《在党的中医政策照耀下中医工作近年来有重大改进》，《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24号。

(51)参见曲折:《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0页。

(5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5页。

(5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4)伍云甫:《加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群众卫生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55)《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5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2－133页

(57)《中国红十字会组成医疗队，为治淮民工防治疫病》，《人民日报》1951年1月30日。

(5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59)池子华等:《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

(60)《李德全会长及全体同志上书毛主席祝贺国庆》，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61)参见伍云甫:《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两年半来的工作概况》，《人民日报》1952年9月29日。

(62)李德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健康报》1954年9月10日。

(63)参见伍云甫:《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两年半来的工作概况》，《人民日报》1952年9月29日。

(64)李德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健康报》1954年9月10日。

(65)李德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组两年来的工作》，《新华月报》1952年第10号。

(66)池子华等:《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67)孙敬敏:《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页。

(68)曲折:《中国红十字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69)李德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健康报》1954年9月10日。

(70)《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确定，今后在国内的工作任务》，《人民日报》1956年3月20日。

(71)《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确定，今后在国内的工作任务》，《人民日报》1956年3月20日。

(72)伍云甫:《加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群众卫生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73)伍云甫等:《红十字会是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力助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

(74)伍云甫:《加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群众卫生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7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4年9月—1963年12月)，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453－459页。

(7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77)孙敬敏:《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78)《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1)》，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1—474页。

(79)参见河北省卫生厅:《卫生防疫法令规章选编(1951—1963)》，1964年内部印行，第631—685页。

(80)《在发展中的学校卫生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卫生宣教器材制造所1951年10月内部发行，第43—45页。

(81)马龙瑞:《重视卫生教育工作》，《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3期特辑。

(82)《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和教育局统一领导中小学卫生工作改善学生健康状况》，《新华社新闻稿》1953年第1044—1073期合订本，第433页。

(83)河南省卫生防疫站:《训练干部和校医推动学校卫生工作》，《中华卫生杂志》1958年第4号。

(84)江西省卫生厅:《江西省学校卫生工作介绍》，《中华卫生杂志》1958年第4号。

(85)祝惠中:《在“捉老鼠”课文中怎样进行爱国防疫卫生教育》，《浙江文教》1952年第10期。

(86)《大连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师生到长海县调查研究和防治地方病》，《新华社新闻稿》1953年第1226—1255期合订本，第158页。

(87)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做好消灭血吸虫病的宣传教育工作》，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88)《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89)朱云达、谭天:《上海市一九五○年卫生教育工作点滴的经验介绍》，《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90)王文仲:《前进中的东北卫生事业》，《东北卫生》1952年第1期。

(91)参见防治血吸虫病歌曲集:《送瘟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65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