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众心理和心态
心理和心态是社会意识的范畴，一般是人的头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如感觉、知觉、思维、情绪等，泛指人的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或心理状态。(70)对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和心态等，经典作家们有许多精辟的描述，对于我们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状态下的社会心理和心态变迁，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1)这里，我仅从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背景出发，对这一背景下的民众心理和心态作约略的说明，而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状态分析。
基于建国初期的疫情，当时的民众面对疫病流行是怎样一种心理和心态呢?尽管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的卫生防疫宣传已经彰显了一定范围内的效力或作用，但由于建国前政府的无效应对，建国初期的民众面对疫病起初仍然是一定程度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人类甚至动物维持生存与安定的基本情绪，与生理反应有直接联系，会引起身体一些系统的功能随之失常，影响机体的抵御能力。因此，在这种恐惧之后人们很容易丧失理性，转而迷信。当时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有病不医，认为生死有命，或求偏方或祷告坐待，不能接受隔离的防治方法，因而延误了病情，延长了传染时间。还有民间广泛存在着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许多没开脑筋的村民以为各种瘟疫都是无法挽救的灾难，信天命，信神佛，于是一些二流子、跳大神的趁机卖符、摆法坛等大发洋财。(72)有资料证明，建国初期河北省津、唐、沧、通灾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教育，迷信思想严重，文化不普及，科学较落后，极大多数群众缺乏卫生常识，很少懂得预防疾病。一旦患病，则抱着听天由命、求神拜佛的思想，企图得到保佑，侥幸求生。(73)1953年3月，绥远省归绥县4个区15个行政村连续发生了拜大仙求药现象，每天约有2500人前去拜神求药。陕西、关中陇东、青海共和等地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求神求药现象，以及相关的神鬼谣言。(74)安徽、陕西、四川、山东等省的广大农村中间普遍流行着一些荒诞不经的迷信。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一般生病都不吃药，宁愿信巫医神佛。但巫医或巫师治病，不对病原体进行扼杀，只是在病人生活的客观环境中驱赶病魔，丝毫不能抑制病原体对病人生命的侵害。而这种状况在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当时民众对疫病的恐惧背景下的另一种心态表现则是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拒斥。建国初期不少地方发生过逃避预防注射，把病人藏起来的事情，或者是对党和政府所广泛进行的卫生防疫工作态度消极，不愿参加，继而发生一些不应有的逃亡现象。其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二章和第五章一些相关的分析。
当然，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积极应对疫病的各种举措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最终还是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欢迎。通过建国前后两种疫病应对情景的比较，刚刚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山东临朐县在大规模的黑热病防治工作之后，九山的一位侯大娘说:“你看，咱们政府多好啊，净为咱穷人打算，如果不来给咱穷人扎顾病，到别的地方去，要几斤丝，不就几斤粮食，咱还能扎顾得起吗?不得等着死吗?你看咱政府多行好啊，……”(75)皖北广大地区的民工们在中央防疫队对其施行灭虱工作后有一首歌谣:“政府优待好，人民大洗澡，衣服用汽蒸，虱子再不咬，此乃大问题，今天解决了。”(76)浙江杭州的广大民众对各种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欢天喜地，到处歌唱:“过去痛苦海洋深，富人哪会管穷人，自从来了共产党，挖掉穷根挖病根。”(77)过去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的上海县北马村群众因为建国后该病的成功救治，编了一首歌谣:“北马村、北马村，病害除尽幸福来，田园增产人增寿，丰衣足食笑颜开”，表达他们欢欣鼓舞的心情。(78)上海市青浦县淀山湖畔的任屯村的李荣华感谢党和政府治好了其家人的血吸虫病，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们全家七口的坟上野草可能比人还要长得高呢!现在幸亏经过党派来的医生给我们治疗，至今全家都能活着，这是党给的第二次生命。”(79)这都是当时广大人民真实的心理写照。
疫病防治的成功，促动了当时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任、尊敬和感激之情。四川省郫县群众结合其自身的防病治病经历，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是病人找医生，现在是医生找病人，带药上门，只有毛主席才这样关心我们啊!”(80)上海市青浦县淀山湖畔的任屯村的吴海泉的血吸虫病治好后，他感谢毛主席把他从棺材里救了出来，他说:“旧社会使人变鬼，新社会使鬼变人。”(81)苏北睢宁段苗圩中队民工王英在中央防疫队进行整沭导沂河工卫生防疫工作后说:“毛主席待我们真好，还派防疫队给我们治病、种痘，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这样关心人民，这种好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82)皖北寿县五里庙赖家媳妇在看到治淮第一医防服务大队深入农村给农民做预防注射、种牛痘、看病和接生等各种繁杂的工作后深受感动，她说:“毛主席，大恩人!连俺们穷人养孩子的事都想到了!”(83)黑龙江省合江专区的赫哲族人民解放前的卫生医疗条件非常恶劣，天花、麻疹、伤寒、疟疾等疫病经常流行，“……七八家住一个马架子，脏臭患病人难忍。不几年后亡的亡了死的死。死了丈夫扔下妻，东跑西颠领着孩儿。”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的卫生防疫事业的普遍开展，赫哲族居住区的疫病流行逐步被遏制，人口数量激增，赫哲族70多岁的老人尤长有看到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很激动地说:“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永远也忘不了，只有很好地劳动，多打粮食报答他老人家”。(84)应该说，当时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任、尊敬和感激之情是建立在当时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得以保证的基础之上的，也是群众自觉地把建国前后两种生命境况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2)转引自《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3)《李德全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9月25日。
(4)《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5)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6)钱信忠:《积极开展预防与消灭急性传染病的研究》，《人民保健》1959年第7号。
(7)贺彪:《我国保健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巨大成就》，《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
(8)钱信忠:《积极开展预防与消灭急性传染病的研究》，《人民保健》1959年第7号。
(9)崔义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民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4号。
(10)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36页。
(11)钱信忠:《乘胜前进，加速消灭五大寄生虫病》，《人民保健》1959年第5号。
(12)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疟疾研究室:《疟疾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0年版，第217页。
(13)《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14)于维汉:《中国克山病研究工作的回顾》，《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年第1期。
(15)具体有关克山病的流行、救治等情况，详见于维汉:《中国克山病》，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16)李俊:《内蒙人民保健事业发展简史》，《医学史和保健组织》1958年第1号。
(17)《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18)《北京市结核病患者死亡率下降》，《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446期。
(19)高尔生等:《医学人口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147页。
(20)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21)梁中堂:《人口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4页。
(22)转引自姚远:《人口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23)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具体情况可参见《我国的普通生育率与死亡率》统计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该表还有关于河北定县、武汉、山西猗氏县和清源县、江苏江宁县、河北盐山县、香港、北平教友、广东潮州，以及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四省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调查数据。在20世纪20—30年代，陈达、李景汉等学者所做的有关中国人口状况的调查，据《现代中国人口》一书的翻译者廖宝昀先生的介绍，其数据是精确、真实、可靠的，可以为我们进行建国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提供佐证。
(24)姚远:《人口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5)参见《解放前各种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表，刘铮等:《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26)高尔生等:《医学人口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27)《从人口调查中证实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476期。
(2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65、340页。
(29)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96页。
(30)参见蒋正华等:《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3期;倪江林:《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计研究》1986年第2期。
(31)转引自杨一星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00页。
(32)参见蒋正华等:《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3期;倪江林:《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统计研究》1986年第2期。
(3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转引自蒋正华等:《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初步研究》，《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3期。
(34)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情况介绍》，《自然科学》1952年第3期。
(35)《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4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36)《孕产妇死亡比》、《婴儿死亡率》，http://www.cpirc.org.cn/rkcd/rkcd_detail.asp?id= 102，2007年3月3日。
(37)参见贺彪:《我国保健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巨大成就》，《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38)参见开开:《新中国的妇幼保健事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4期。
(39)［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
(40)《近代中国人口统计的一项实验，1931—1935》，第89页。转引自姚远:《人口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41)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4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情况介绍》，《自然科学》1952年第3期。
(43)开开:《新中国的妇幼保健事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4期。
(44)《天津市妇幼保健工作获得显著成绩》，《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378期。
(45)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十年来上海市妇幼卫生工作的发展》，《妇幼卫生》1959年第11期。
(46)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47)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全国儿童死亡回顾调查资料选编》，1983年内部印行，第20页。
(48)韩进先:《孟村回族自治县的巨大变化》，《民族研究》1959年第2期。
(49)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情况介绍》，《自然科学》1952年第3期。
(5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页。
(5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4年9月—1955年6月)，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54)根据全国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床位变迁发展情况表统计，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4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55)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情况介绍》，《自然科学》1952年第3期。
(56)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57)《北京市新生儿死亡率几年来显著降低》，《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第2546期。
(58)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59)《新中国保健事业和卫生运动之备忘录》，《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
(60)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
(61)开开:《新中国的妇幼保健事业》，《新中国妇女》1950年第14期。
(6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新中国的妇幼卫生工作情况介绍》，《自然科学》1952年第3期。
(63)杨崇瑞:《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概况》，《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号;严镜清、刘崇学:《关于北京市城区人口死亡率的一些观察》，《中华卫生杂志》1957年第6号。
(64)贺彪:《我国保健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巨大成就》，《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
(65)贺彪:《我国保健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巨大成就》，《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
(66)赵琳:《新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健壮了》，《大众医学》1959年10月号。
(67)刘湘云:《十年来婴幼儿体质的变化》，《大众医学》1959年10月号。
(68)参见《解放后中国学者在各地进行儿童身体测量调查工作情况》，叶恭绍:《近五十年来中国儿童身体发育调查工作综述》，《中华卫生杂志》1958年第1号。
(69)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页。相关资料可参见吴蕴瑞:《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大众医学》1959年10月号;《1956年各项运动全国纪录》，《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3号;《1957年各项运动全国纪录》，《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4号;《1958年各项运动全国纪录》，《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5号;《截至1959年的各项运动全国纪录》，《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2号，等等。
(7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98—1399页。
(71)参见师吉金:《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345页。
(72)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可怕的鼠疫》，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4页。
(73)《河北省津、唐、沧、通四灾区防疫医疗工作报告》，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9页。
(74)《归绥县农村发生的拜神求药现象》，新华通讯社蒙绥分社1953年5月8日报道;《西北各地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生产》，新华通讯社西北总分社1952年6月13日报道。转引自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75)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黑热病专号”。
(76)《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介绍》，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7月内部发行，第12页。
(77)林伟:《大胆设想，敢作敢为，多快好省地发展卫生事业》，《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8年第3号。
(78)王聿先:《十年来上海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79)王文达:《送走瘟神，欢庆新生》，《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80)四川省郫县文教卫生局:《郫县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工作基本情况》，《人民保健》1960年第2号。
(81)王文达:《送走瘟神，欢庆新生》，《大众医学》1959年11月号。
(82)《苏北整沭导沂河工卫生防疫工作总结报告》，《华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1期。
(83)《李德全会长及全体同志上书毛主席祝贺国庆》，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4)王炳煜:《三江平原的赫哲族》，《民族研究》195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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