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
一、公路冤魂
1997年盛夏的一晚，石峪村〔54〕的村民杨国全抱着凉席、草毡和一床薄被从自家闷热的屋子里出来，准备去村子西边的马路边睡觉。在那个风扇、空调等家用电器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一带的很多农民都会在酷暑难熬的夏夜选择去户外开阔的地方睡觉，通常情况下，公路两侧的空地都是首选。他们如杨国全一样，携带最为简易的铺盖：将凉席铺在草毡上，以薄被抵御露水、防止着凉。经济条件稍微优越的家庭会搬出钢丝床，有的还会架设蚊帐。
这一晚杨国全没有带自己十四岁的大儿子茂昌，因为白天孩子有些低烧。晚上十点半左右，杨国全从邻居家看完电视剧，回家取了铺盖，叮嘱了一声“把门锁好”，便消失在夜色中。他和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将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遗言。
十七年后当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采访他的儿子杨茂昌时，这位三十一岁的乡村医生向我讲述了他记忆中的悲剧：
夏天么，天亮得早，四点多就什么都看得清了。我和俺娘还睡着呢，看瓜的国喜叔就来砸门了，我就记着声音可响了，敲鼓一样。俺娘在西屋睡，起来开的门。国喜叔话都说不利索了：“嫂子你快去路上看看吧，二哥出事儿了。”我一听，一下子就起来了，头还晕着呢，就往外跑。俺娘已经跑出半里地了。我跟着国喜叔，沿着北边果园旁边的小路跑。刚过大桥，就看见地上一摊血，俺娘就号起来了。唉呀，我离近了一看，太惨了，俺爹半边身子都压扁了，血都干了，轮胎印子还能看得清。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就啥也听不见了。再往后就是国喜叔叫人来，把尸首抬回家。俺爹在地上就跟张皮差不多，是揭下来的。地上的皮肉还是老昆叔清洗干净的。我那时候小，都是村里人帮着忙。也正巧，刚种完棒子（指玉米——作者注），村里人没事儿，三天吧，就埋了。
在复述完惨案的细节之后，杨茂昌还对父亲的悲剧做了一番感慨：
我跟你说兄弟（指此处进行访谈的我——作者注），人啊，这辈子就是个命。你看俺家当时其实条件很好，俺娘在北边那个塑料厂打工，俺爹平时在镇上看果园。家里头地虽然不多但是口粮肯定够。我那时候初中快毕业了，都打算好了，跟国志叔学修车。这个事儿一出彻底完蛋了。哎呀，那头两年真是天塌了一样，俺弟小，俺奶奶身体也不好，可把俺娘累坏了。我觉得得五六年才缓过来。这个事儿后来也立案了，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摄像头，上哪儿找去？这条路上死的多了，都没办法，也不是俺一家……
在杨国全死后第二年，同村村民杨勇也死于一起车祸。虽然车祸发生在早晨十点钟左右，有几位目击者，但可惜的是由于事发突然且肇事司机加速逃逸，人们并没有来得及记下什么有用信息。杨勇的二儿子杨茂新是中心小学的副校长，在事后曾经“闹”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十几年后他如此评论他父亲的死和其他一些殒命车轮下的村民们的命运：
我们农民最可怜，没修路的时候我们吃亏。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处处为难。你肯定也记得，那时候去趟T市，要走三里多路才有车站。一个小时一趟车，哪有座儿啊？后来路修好了，是方便了，但是呢，农民又成了发展的牺牲品。像我父亲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过去可不少。薛庄有，石河滩也有，这条路沿线哪个庄上没有？很少有肇事司机会承担责任，像我国权叔那样的，百分之百是肇事者为了逃避责任，后来又多轧了两下，“确保”没气儿了才跑的，要不咋能在路边上车印子那么清楚整齐？什么时候都是我们这些人吃亏，没办法，农村人没地位呀！
上述两则故事是我在S省Z城附近进行田野调查时偶然收集到的案例。石峪村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自然村，全村有三百多户，登记在册的人口近一千五百人。村子依傍一座小山，均匀地分布在此山平缓的西坡。村子北面有一条河流过，西面是省道245公路。石峪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其中许多分布在土山脚下，比较贫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村民都外出打工或在周边城市做小生意，留在村里的村民靠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为主要生计。石峪村并不是我的调查地，但由于在一段时期内我经常往来于城乡之间，常可以听到人们对道路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随着在Z城逗留的时间渐长，我逐渐感到这一问题背后所可能隐含的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域关系和社会变迁的线索。因此利用调查间隙，我补充了若干访谈和资料，完成了本文。
对“空间”及其生产、再造方面的研究并非是人类学独有的现象（Lefebvre，1991；夏铸九，1995），但人类学却是对这一议题响应最为热烈的学科之一。过去的数十年间，与空间议题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可谓汗牛充栋（Low and Lawrence-Zú
iga，2003），其原因或许是结构功能论之后对文化生产动态过程的关注，尤其是对“结构-能动性”互动视角的强调，使得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作品）更能体现出空间在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即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所谓“（空间）除了充当一种生产资料，它也是规训手段，因此带有支配性的权力”（Lefebvre，1991：26）。
本文试图依托人类学空间研究的理论与路径，借助对空间再生产及其所催生的道德话语的考察，提出理解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一种视角。在前文所引述的两个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车祸作为一种“凶死”，在石峪村村民的观念中意味着社会发展所必然造就的无常。在当事人家属的复述中，这种死亡的认知，介乎于“冤屈”（朱晓阳，2003：5）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之间，既表现为结构性变迁对个体的裹挟，也隐含着村民通过重述和解释来消解变迁当中所蕴含的的不平等关系。空间的重塑被表达为一种道德化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它呼应了“发展”、“进步”“生活条件提升”等主流发展叙事，另一方面它又对“农村人”在权力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提出一种反思。
人类学空间研究路径与问题意识庞杂，本文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家周永明的“路学”（roadology）观点；二是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传统中国乡村研究中提出的区域关系模型。我试图在这两种前后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理论范式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并以此来揭示微观民族志资料背后所延伸出的更为深远的意涵。文章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村庄道路建设如何在石峪村村民的历史记忆中被重构？空间再造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如何将石峪村的经验置于中国近三十年城乡变迁的大格局中加以解释？后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二、公路的“微观史”
石峪村村民杨茂磊1978年考取Z城经济学校，毕业后留在市财政局工作，在一次闲谈中，他这样回忆数十年来自己返乡之路的变迁：
我是1981年正式在市财政局上班。现在从Z城回家很方便，但是三十年前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公共汽车很少，一天就三趟车。我早晨去汽车站等车，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古市镇。然后再转去T市的车，在北边的那个路口下车，然后再走三里路才能到家。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的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我每次回家肯定都得带东西吧，吃的喝的，十好几斤。我儿子小时候最烦跟我一起回家了，经常跟我抱怨：“我奶奶怎么把家安到这个破地方？”我印象中从1998年左右开始吧，这条路开始重修。最开始是柏油路，结果三四年之后也是坑坑洼洼。后来是洋灰路（水泥路——作者注），那时候开车就方便多了。最后一次修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反正规格提升了。再后来就通快速公交了，虽然还是有些绕路，但是现在真是太方便了，两块钱坐到家门口……这要搁原来是想也不敢想的。
杨茂磊的这段讲述中所提及的这条“路”在地图上的正式名称是S省省道245，因北起朱村镇，南到辛店镇，又被称为“朱辛公路”。根据官方资料显示，这条公路全长约84.6千米，2006年被S省交通厅列为公路改造重点工程，拓宽为一级公路，路边宽度拓展到24.5米。（图1）在Z城《年鉴》和《公路志》当中，省道一级的建设项目并不会被过多提及。事实上，无论是在与古市镇还是在Z城相关部门政府工作人员的接触中，他们都拒绝提供关于这条公路更为详细的资料。
图1 朱辛公路（部分）示意图
好在对本文而言，上述资料空缺并不会影响研究的开展，因为对所有生活在石峪村的人们而言，朱辛公路与他们过去三十余年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生产、生活、出行等种种活动都围绕着朱辛公路及其所串联的这片区域展开。在访谈过程中，我尤其注意人们对不同时期与“道路”相关的记忆的收集，上述杨茂磊返乡故事即为其中的典型表述。接下来，我将从历时性的角度尝试去梳理、整合村民们的空间叙述。
我们从前述杨茂磊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尽管杨茂磊已经离开了石峪村，但是他的记忆与很多村民的回忆非常相似。由于常年往返于Z城和村子之间，他对道路甚至比一般村民更为敏感。和杨茂磊一样，村民们对245省道的记忆往往被分割为几个时间段，其标准是道路条件的改善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建设。在采访中我发现，这种回忆模式非常普遍，大多数村民都能清晰地复原道路升级换代的一些大致节点。下面这段回忆来自杨茂磊的父亲杨国庭：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信，就信这个科学、技术。你说这个公路的问题，我小时候，去朱村这一趟，来回得一整天，早晨天不亮出门，晚上擦黑了才回来。我大姨不是嫁到朱村了么，那时候送节礼都得一整天。要不修路，生活就太不方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条路五年一变，但是石峪村还是那个样。从我小儿子上学离开，到现在，你说说这个村有什么变化？除了房子盖得比原来好，什么都没变。所以说有出息的人，都走了，这个村再过五十年还是这个样。跟不上社会发展，光路修好了没用。
杨国庭的这段话更像是一种评论而非回忆，但如果与他儿子的故事相结合，我们就可见这其中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在石峪村村民的生活记忆中，道路的历史可以被时间点所清晰地划定，与此同时，在与道路变迁相对照的另一面，村庄的“不变”是微观史的一个重要参照。换言之，这种记忆的基本要素包括：道路修建的村庄记忆；道路与个体生活记忆的重叠；作为参照物的、“不变的”村庄。对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村庄同样是一种空间形态，它与道路一起构成了村民生活世界当中最为基础的“景观”，所以从人们对村落空间的描述，我们可以阅读其中所映照出的有关道路的叙述。
有趣的是，关于道路的“变”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故事，在石峪村的采访中可谓俯拾即是。例如有些家庭中，母亲当年临盆之际，是被过路的车辆送往医院，而到了女儿即将分娩的时候，已经可以很从容地提前乘坐自家的小汽车到周边的医疗机构。在父辈们关于去古市镇中学读书的记忆当中，总要提及和同学一起徒步背着干粮赶往学校的艰难，但儿子们则早就习惯了和同学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往返。
至此，本文所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样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同样发生了景观上的变化，尽管其程度有所区别，但为什么在杨国庭等村民的口中，石峪村却是“什么都没变”的停滞状态？
在杨国庭“道路—村庄”的二元叙述中，包含了一种对村庄活力的否定。在他看来，“除了房子盖得比原来好”，石峪村与外部世界相比可谓严重滞后。在类似的村民回忆当中，地方生活的社会变迁以道路修建、改善为象征和载体，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本身却失去了这种参照意义。关于改革开放时期村落社会的衰落，已经有大量社会科学研究（参见何慧丽，2010；陈柏峰，2011），本文在此不做赘述。这种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演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包含着复杂的诱因和社会背景，但类似石峪村的经验至少可以表明：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乡村”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维度，其含义在地方语境中反倒被主动贬抑。简言之，在农民自己的叙述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倾向：乡村生活经验不再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落后”“没希望”等观点的笼罩下，它不再是个体或群体身份构建中具有正面意义的文化资源。
这一结论或许会让许多关心农村问题的人们感到不快，正如本文开头所呈现的两位受害人家属的反映可能会让许多观察者感到缺乏“斗争精神”。但如果将人们关于道路变迁的私人叙事和杨茂昌、杨茂新关于各自父亲联系起来，我们可以从民族志材料中概括出一种隐含的文化逻辑：修路，在改革时期的石峪村意味着加入逐渐加速的“外部”生活，在城乡不均衡的格局之下，伴随着与城镇中心地区联系的加强而产生的是对乡村生活经验的部分否定。道路改建所带来的出行便利、流通加速，解构了传统意义上村庄生活的叙事中心，使得作为参照的外部世界，例如，古市镇、孤山庙会成为重要参照系，而石峪村本身的生活经验反倒难以被用来证明“社会发展”的轨迹。一方面，杨国全、杨勇之死是村民们无法回避的悲剧记忆；另一方面，城镇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对乡村的压抑，又使得他们作为受害人难以形成一种对抗性的话语。在此，我所试图强调的是：道路修建这一空间再造并未“导致”上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但它毫无疑问可以给我提供一个深入话语体系内部的渠道。接下来的章节将从另外的角度去揭示这一主题。
三、赶集与进城
空间的生产对某一社区最为直接的影响体现为人们在空间位移模式上发生的变化。具体到道路研究而言，一条路的社会意义是“走”出来的。道路的修建使人们出行更为便利，作为一种空间形态它的特征在于一旦被修建完成之后，其物理意义上的界限稳定且具备较强约束力。换言之，道路对人们行为的导引在程度上可能要强于较其他空间形态。
还是以石峪村的材料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由图1可见，石峪村处于若干乡镇之间的中心地带。与中国北方的许多乡村地区类似，这些周边较大的城镇，往往也是一些固定“集市”的所在地，这些集市是一种长期延续的地方传统，往往遵循农历，于特定的日期举办（赵世瑜，2002）。在图1所示的这片区域中，石峪村民经常去赶集的地点包括：桑林镇、古市镇、孤山和朱村。虽然从形式和规模上看，这些集市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差别，但一些中老年村民还是会对它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区分。在一次访谈中，村民杨国义这样解释道：
过去赶集呢，主要就是这四个。古市镇是区政府所在地，那儿的集最大，初一、十五都有，“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段时间非常热闹。有唱戏的、演出的。其实我小时候古市集就很大，去一趟也不容易，有时候去主要是为了看看热闹。东边、北边那一片的人也去。孤山离得最近，最方便，以前最常去的就是孤山。那边有个庙，初一、十五去烧香的人也不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集停了，八几年往后我们就不常去了，这两年因为那个庙重修，去的人又多了。朱村主要是卖粮食的，现在我是很少去了，因为买菜买粮食都很方便。桑林集在去T市的半路，以前很热闹，那时候十八中在那儿啊，好多人去T市也会在中间停一下，顺便赶集。这几年好像去的少了，反正我家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
杨国义对这四个集市的总结在很多村民的叙述中也得到验证。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对石峪村的村民而言，上述四个集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都发生了变化，我将这种变化总结为表1。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们可以从集市与村民生活之间关系的强弱变迁当中观察到道路修建、改善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245省道是一条与石峪村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道路，它的影响力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是：道路的修建，影响了不同区域之间行动者们的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而决策所引发的行动又成为改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推动力。
杨国义提到的“孤山庙”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座庙宇实际上是一片文化遗址群落，该区域内分布着道观、尼姑庵、印传佛教遗址、摩崖石刻、古市镇农民抗战纪念观等诸多文化景点。通常意义上所谓“孤山庙”，即指始建于隋代的“灵芝寺”。据Z城佛教协会所提供的信息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曾多次规划修缮、开发灵芝寺风景区，但成效甚微。直至2006年美国某商会投资6000余万元建设孤山景区，这一进程才有了实质性的推进。此后，Z城佛协会长陈先生又筹款1600余万元，至此孤山景区一期工程竣工。随之逐渐恢复的，还有每年一度的三月三民间庙会。
表1 石峪村周边集市及现状
我所采访的一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石峪村村民普遍表示，在孤山景区竣工之前，他们几乎不知道距离如此之近的地方还存有一座庙宇。而村子里的老人也表示，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也很少听闻庙宇的消息。直到前几年才发现每逢初一、十五有大量周边地区的居民“往南去”烧香拜佛，才知道修缮灵芝寺的消息。村民杨海军的女儿次年即将参加高考，虽然已经离开石峪村，但他还是在八月十五的时候去庙里烧了一炷香。如今，很多村民都和杨海军一样，遭逢大事的时候会选择去庙里祈求平安。
与短期移动相比，长期、固定的迁移或许更具研究意义。近年来，石峪村以及周边地区的女孩子在向自己未来的夫家提出要求时，“在古市镇有房”已不稀奇。我对石峪村近五年来二十七对新婚夫妇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十五对夫妻婚前至少有一方在古市镇有住房（商品房、门面房或平房住宅），有六对夫妻在婚后五年内在古市镇或T市、Z城购买了住房。还有三对夫妻常年在上海打工，他们的家人表示一旦他们返回家乡，很有可能也会在周边城镇而非石峪村定居。
在周边城镇购买住房的村民通常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为了子女教育，不愿意让孩子在附近的村庄学校就读；二是为了做生意或打工，这些村民的耕地大多已经托付给留在村庄中的长辈或其他族人、邻居耕种；最后一种则是为了“保值”，这些人普遍认为“城市的房价是不会降”，所以即使没有什么现实的利益，也要购置不动产以备日后所需。〔55〕
向周边城镇的迁移在石峪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78年，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的村民杨国琪被村委会委托去为公社水泵站购置设备。泵站建立之后，由于脑筋灵活且能够读书识字，他便负责与县里农机站、水利局的技术人员打交道。在日常维护的过程中，杨国琪逐渐对机械维修产生兴趣。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通过自学、函授以及到上海打工等方式，掌握了一套熟练的汽车维修技术。1993年，在村子西边的公路旁〔56〕开设了一家汽车修理铺。因为技术过硬且经营有方，杨国琪很快积累了充裕资本。他家在石峪村盖起第一栋两层住宅，购买了第一辆私家车。1999年年底，他在古市镇租下一栋临街的楼房作为修理厂新址，并将自家住宅转卖给同村的另外一户亲戚，正式迁出村庄。
杨国琪的成功是石峪村民在改革年代生活发生转变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后，对村子里的许多人而言，“混得好”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与靠考学离开山村的杨茂磊等人不同，杨国琪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更具传奇色彩，它满足了人们对改革时期财富神话缔造者的基本想象，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杨国琪在成功后时常往返于村子与古市镇之间，其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仍旧以周边乡村地区为基础，带有一种“离土不离乡”的特点。在很多村民看来，杨国琪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既摆脱了乡村生活的束缚，又充分地利用了乡村地区的社会资源。换言之，杨国琪的身份处于“城里人”和“乡下人”二者之间，而杨茂磊那样“吃皇粮”的人已经不再被视为是乡村生活的一分子。
杨国琪的成功似乎启迪了石峪村人积极市场经济的热情，他的生活轨迹也成为一种被竞相模仿的典范：通过外出打工或经商赚取启动资金，然后返回周边地区创立自己的生意。在周边城镇买房并离开石峪村则意味着这一过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我在石峪村采访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建筑考究的院落大门紧锁，它们的主人要么已经举家搬离，要么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乡。村民杨国栋幼年时期因工伤致残，因此不能外出务工，他帮助三户村民看管住宅。在采访中他告诉我：
混得好的基本上都走了。你看河边上这一排基本上都没人住了，有两三户跟杨大海去上海开超市打工了，剩下的基本上都在古市镇或Z城有房子。有本事的谁还留在这儿啊？你说说，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前途，不能发家致富，到处都是鸡粪味儿。我都过够了。
再一次，我们听到对村庄生活停滞不前的抱怨。这种话语内部所暗含的文化逻辑依然沿用本文第二部分所曾经提及的外部世界与乡村生活的二元对立格局。学术界对改革时期中国农民的迁徙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参见Zhang，2001：23），此类研究的核心一般聚焦于农民在乡村和大型都市之间往来，而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定居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相对而言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的观察，当然要注意到人口向大型城市的集中以及相伴生的乡村生活的衰落，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如果我们从次一级地方单位的整体去考察这一现象，会发现所谓“衰落”实则包含着区域内部的关系重塑，以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在石峪村和上海之间，还存在古市镇、Z城等诸多单位，以这些区域单位为中心的社会网络正因道路修筑或其他外部因素而被重新整合。对石峪村村民而言，省道245虽然指向外部世界，但它却并不必然指向遥远都市或决绝的背井离乡。道路修筑成为限制或导引人们社会行动的重要因素，而行为的变迁又会以一套价值判断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是理解石峪村与周边区域关系重组的重要路径。在下面一节当中，我试图引入一些理论资源来对此类社会变迁加以解释。
四、“路学”视角下的村落变迁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汉学家施坚雅曾经从地域及人们社会活动范围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认识明清中国城乡关系及地域等级差异的理论模型，即著名的“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在施坚雅看来，以往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只是静态地观察村庄内部的生产、生活情况，而实际上农民的日常经济联系、社会互动，使得他们并不囿于狭窄的村落社会。“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1998：40）。
施坚雅推导这一模式的基本方法是六边形理论，也即是假设某一地区的村落均质化的分布，在此基础之上不同村落人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相联系，构成了“基层市场社区”这一基本单位。经过计算，施坚雅认为大约每十八个村庄就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的市场社区（施坚雅，1998：6 - 8，22-24）。而若干区位优势明显的基层市场有可能升级为中间市场，逐级向上，就使得最基层的社区与庞大的帝国经济体系产生了有机的联系。
不必多言也可看出施坚雅模式是一种近乎几何分析式的高度抽象后的理论模型，自其发表之后就不断有中外学者试图证明或证伪他的六边形理论〔57〕，本文无意于就这一问题进行纠缠，只希望指出施氏理论的两点洞见。
首先，施坚雅第一次提出一种兼顾经济交往与社会联系的模式去认识中国社会。虽然他在此后抛弃了大量的民族志细节，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理论推演。但在当时欧美人类学界结构功能论的风潮中，施坚雅的结构论充分考虑到某一社区内部成员之间因互通有无而缔结的复杂联系，并且对行动者予以充分重视。他的名句——“身穿长袍的地主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他认识他到市场去的路上碰到的所有人，并且在他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的档案”（施坚雅，1998：44）——说明他的认识论基础是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而他在晚年关于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研究中重新重视对民族志材料的细节呈现，也说明他的模型之基础是敏锐的田野观察（Skinner，1958）。
其次，施坚雅将中国的村落社会解析为若干基本单位相联系所构成的地理单元，这种多层级的地理区域分层，有力地揭示出中国内部中央-中心城市—基层市场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拓展了此前中国研究中过于依赖村落民族志的学术视野。考虑到传统社会的经济往来常常伴随着大量的人员、信息流通，那么基层市场社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学分析单位。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在中国台湾社会中所做的研究虽然很多指向与施坚雅相反的结论，但这种从村庄到地域单元的基本视角却被证明是有效的（刘招成，2003）。
无论从哪一角度而言，今天人类学界的主流范式已经无法容纳施坚雅那种高度数学化的分析方式。但诚如上述两点归纳所言，施氏的理论洞见仍旧有其独特的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旅美人类学家周永明在对中国—东南亚边界的研究中提出了所谓“路学”的设想。我在对有关路学假设的文献阅读中，感到这可被视为是当代人类学者对施坚雅模型的更为复杂和精细的回应，而本文试图将这两种相距半个世纪的研究进路加以糅合。
在周永明（2010）的“路学”倡导中，包含几个基本的切入途径，首先是道路修筑的历史，其次是道路所覆盖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再次是道路沿线的社会文化变迁。可见在这一模型中，个体—社区—自然—宏观社会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未涉及自然生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维度的重要性受到否定。在一些自然生态条件较为独特的地区，将人与环境的互动纳入分析框架乃是必需。仅就文化维度而言，我认为“路学”研究至少在几个方面对施坚雅的模式有所修正和补充。
首先，周永明理论的时代背景是中国道路建设在过去数十年间的飞速发展。换言之，如果以道路为观察核心就不难发现：施坚雅言之凿凿的经济交往模式，实则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非常脆弱。地方社区回应外力冲击而做出的调整使得基层市场社区的规模、范围始终处于动态变迁之中。
其次，正如周永明对藏区公路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道路的修筑本身是一种权力关系主导下的景观再造，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复制甚至强化这种不平等关系。分析区域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如果只将其视作区位优势所导致的、自发的优势集中，其实是忽视了地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角力过程。
再次，施坚雅的地域等级论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阶梯递进，但不同的区域中心，除却经济发展规模的差异之外，有可能享有类似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换言之，从文化象征的层面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动员有可能贯穿各个层次，从而使道德再生产越过地方语境而直接呼应社会主流话语。在石峪村的案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人们对村庄“停滞不前”的负面情绪延展开去，在更为宽泛的改革话语当中去理解这种对乡村文化的否定。
人类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é）曾以“非地”（non-place）去指代机场、地铁站、超市、旅馆等空间形态，在他看来，人们在这些空间内始终处于流动和转换状态，难以集聚足够的“意义”，而这一点又成为“超现代性”（supermodernity）的基本生活体验（Augé，1995）。从这个意义上说，省道245之于石峪村的村民们而言就是一种类似“非地”的存在。但从另一方面说，道路作为一种空间形式，虽没有以列斐伏尔所论证的方式那样参与到意义再生产，但它却并非无意义。人们将道路看作一种明显的能指（signifier），在有关社会变迁的微观叙述当中充当标示“变迁”的参照。由是观之，“路学”视角对理解石峪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促使人们将诸多看似矛盾的语法串联起来：发展与代价；抓住机遇与寻求公正；财富与道德；飞速发展与裹足不前；离乡与留守；等等。恰恰是因为道路本身介于外部世界和村庄内部之间，具有中间性（in-betweenness）所以它可以成为开放的语义学空间（semiotic space），容纳种种叙述。
245省道的修筑并没有从彻底上改变村庄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景观，但是它与一些社会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却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新的推动或限制。无论是短期的赶集还是长久的迁移，道路都是行动决策的重要原因。道路的变迁折射出外部世界的“进步”与村庄社会衰之间的对照落，已成为一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反作用于石峪村村民的世界观。村民们一方面呼应了主流话语对农村的轻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边缘化的处境表示不满。“路学”研究框架要求研究者在关注社会互动模式的同时保持对社会文化的敏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道路”这一核心，上述两重任务之间的联系可以被清晰地黏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人们理解政治经济学变迁与道德、价值体系之间复杂且隐晦的内部联系。
无论是冤死的杨国全还是发家的杨国琪，这些石峪村村民的生活故事，因“道路”在其中时隐时现地存在和穿插而连贯成为一部关于社会变迁的私人叙述。本文是以“路学”视角进行村庄研究的一次尝试，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于私人叙述中管窥宏观社会，以提升村庄研究的视野。我相信，尽管这种初步的尝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它已经部分证明“路学”研究与村庄民族志之间存在广阔的对话空间，而这将有助于研究者们在看似杂乱纷繁的生活经验当中，寻找到隐蔽的文化逻辑。
五、结语：“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文化自觉
按照农村问题学者温铁军（2014）的研究结论，从国民政府末期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宏观经济的历次结构性危机，其解决机制都是以广阔的乡村腹地作为蓄水池。在政府主导的调控中，农村、农业、农民往往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前提下，有效地阻滞了国民经济走向更大的危机。但是，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固化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共同体的衰落，中国社会的这片缓冲地带正在日趋脆弱。本文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也可表明，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反思上有一些新视角。
“新型城镇化”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改革举措中被广泛议论的话题之一。在李克强总理的表述中，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其特征在于“以人为核心”：
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遵循发展规律，积极稳妥推进，着力提升质量。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一亿人”问题，促进约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58〕
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及其与当下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关系，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深入思考。已有评论指出“新型城镇化之‘新’，就是要区别于‘造城运动’，真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进城人口权益的市民化上来。”〔59〕显然，新型城镇化的背景是有意识地纠正过去三十年城乡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反思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所导致的政策取向。对这一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评析显然并非人类学家所长，在此我试图结合石峪村的案例以及本文的理论对话，主要从文化方面进行论述。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重要概念，他主要是在与亨廷顿之类西方学者的对话中借助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提出了一套面向未来的文化政治学设想（费孝通，2007）。由此延伸开来，如果将中国在改革时期对西方模式、道路、意识形态的借用看作是一种外部资源的介入，那么相应地就需要一种融传统、革命和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于一身的文化自觉精神。如汪晖（2012）所言：“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文化抽象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过往“告别革命”的三十多年中，农村、农业、农民被打包置于一套价值评判体系的底层，只能成为“发展”的内部他者或亟待救助的对象（Yan，2003）。在石峪村的案例中，村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乡土文化价值判断，乡村成为“落后”的参照，成为一个可以被放弃的过去式。“路学”视角更易于揭示出外力对乡村主体性的剥夺，以及这种剥夺本身塑造的新的主体性。因此，对于未来城乡关系的畅想，不能脱离对乡村作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社区的反思，不能脱离对乡村自主性的重视。
将新型城镇化视为一种文化自觉，在于对其文化反思的视角的重视，以及认同其“全面发展”的主张。因此它不但有可能创造新的城镇，也有可能创造新的农村。这种新的农村应该具备良好的自我组织、自我运作的能力，它是城乡关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依附于城镇中心。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从石峪村的现状来看，古市镇、Z城、T市都有可能借助新一轮的城镇扩张而进一步巩固其优势，同时，我暂时还未能找到线索去论证文化自觉何以在新型城镇化实施当中得以落实。但我认为，新型城镇化的设计框架为扭转基层村落自身新陈代谢能力低下的现状保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在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尤其是制造业转型）的前提下，次一级的城镇中心地带与乡村地区的活力能否得以激发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如果说道路修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过去十年间外部力量对石峪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界限框定，那么接下来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为石峪村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正名”。只有“村”不再作为“路”的某种笨拙、沉重的参照，新的城乡关系才有可能理顺其内部的关系。而这一点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所肩负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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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54〕本文所有出现的地名、人名均经过处理，特此说明。
〔55〕在我对石峪村村民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所谓的“炒房者”，大多数出于第三种考虑而购置房产的人都没有将自己的住宅转手卖出以谋求差价。事实上，很多人闲置的房子甚至没有出租。所以这种所谓“投资”实际上并未表现出强烈的盈利动机，反倒更像是应对未知风险的一种变相“储蓄”。
〔56〕即省道245的前身，当时还是普通的乡村公路。
〔5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曾就施坚雅模式及其反思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其中包含了目前学术界对其六边形理论的主要批评。
〔58〕摘自李克强2014年3月5日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3/05/content_2629422.htm，2014年10月27日访问。
〔59〕引自人民网评论员邓海建的相关文章，见：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309/c1003-20731422.html，2014年10月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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