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母校情

七十年母校情

石美鑫

我于1936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随校内迁昆明、重庆，1943年毕业后留校。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重庆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和上医校本部工作，从入学至今已逾70年。70年来，在母校的熏陶和老师们的培育教导下，在医疗、教学、科技发展和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兢兢业业尽绵薄之力，自认为尚可无愧于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回想70年来经历不同年代，秉性耿直又不甚“安分”的我，在风风雨雨中总的说来还算平顺，但也颇多坎坷。现选述一部分经历和感受，作为陪衬花丛中的一些枝叶，献给母校创建80周年。

我从福州格致中学毕业，1936年夏来沪报考大学。我的愿望是报考医学校，首选国立上海医学院，同时还报考北平大学医学院和南通医学院。考试结果，三所学校均录取。于是九月初到枫林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建成的校舍报到入学。在上海读完一年级，暑假回福州数日后即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沪闽航运中断，被迫在家休学一年。1938年再次来沪，在海格路（现华山路）红十字会总医院内临时校舍就读。1939年随校内迁昆明，次年再迁重庆。毕业后留母校教学医院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从重庆回沪，先后在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上医校本部工作至今。我有幸连续在上医学习、工作70年，应该说是与母校缘分很深。学生年代到毕业后的15年共20多年期间，我曾因各种原因数度濒临离校，但最终都未成行。1939年我们班级十多位同学随校内迁昆明，在郊区白龙潭与中正医学院第一届同学合班上课，许多同学对国民党统治下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国家危殆深表不满。因此，当院长朱恒璧陪同教育部长陈立夫到白龙潭视察时，我们全班同学离校，拒绝迎接部长。这个行动让院长处境窘困，以致激怒了院长，最初要开除全班学生，最后改为只开除任班长的我。当时有些老师劝我主动向院长认错，求得减轻处分，我未能接受老师的劝说并准备告别上医。为此，我请同班同学李宗明写信将我介绍给他在贵阳医学院任院长的堂哥李宗恩申请转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应元岳、张鸿德等几位教授的调解生效，最后我受朱院长训斥一顿，没有被开除。读六年级时我又被选为班长，面临毕业分配。当时我班只有16名同学，加上香港大学借读生2名，总共18名。按规定30%学生分配到军医署，学校提出6名学生去军医署，同学们都不愿意分配到军医署，认为按四舍五入计算只需去5名。我虽然已经外科系同意毕业后留教学医院工作，为了执行全班的决定，把我们的意见写成一封信送给朱院长，他阅信后很不高兴，立即把信撕了。我回到班里用大张报纸再写一封申请信立即又送交朱院长，又引起朱院长大怒。这一次虽未发生去留问题，但院长通知学生科，我的毕业文凭要向院长申领。为了避免再次激怒朱院长，避免送上门受训斥，我毕业后留母校工作，也不需出示文凭，因此毕业后至今已64年，我仍然保持“虽有学历但无文凭”。这种情况在上医办学80年中恐怕只有我这样一个毕业生。此后我也就不敢多接触朱院长。解放后不久他就被调到浙江医学院工作。尽管我和朱恒璧院长之间发生数次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对他艰苦创办学校，并在抗战时期为了上医的生存，内迁西南，历尽辛劳，十分钦仰。为了表达对朱恒璧老院长的关心和敬意，我在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期间曾两次到杭州看望朱院长，并向浙医党委书记金干同志婉转提请改善朱的居住条件。1987年朱恒璧教授病逝，我代表学校专程到杭州参加追悼会。

1948年我在中山医院完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教授拟送我赴美学习。由于1946年同班同学聂崇铭（后改名方春望）与王士良、胡鸿慈三人离校去山东解放区工作时邀我同行，我已允诺待总住院医师培训结束，比较熟练地掌握外科技术后，再前往解放区工作，因此婉谢沈克非教授的安排。完成外科总住院医师培训后，我即准备前往解放区，但此时我因肺结核病复发住院治疗，1949年春出院。通过与上海市卫生局地下党唐国裕同志联系办理我们一批七位医生、护士前往山东解放区事宜。行程路线、日期确定后不久，接到指示，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命我们在沪迎接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黄家驷教授向上医临管会申请将我和陈忠年留上医工作，另苏应宽、黄进文、谢春泉三位医师、罗素琴护士调山东医学院工作，朱德球医师调大连医学院工作。

1956年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迁至内地，卫生部指示我校内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后经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同志多方努力，改为保留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教师员工在重庆建立一所新医学院。按学校规定，教研室主任留上海，副主任调重庆。我认为我应该赴渝并进行准备。后因黄家驷教授兼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行政工作较忙，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提请我留沪辅助他开展胸外科业务工作。经上医领导同意，这样，我就未去重庆，一直留在母校工作。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期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我们随校离沪，迁往滇、川，成为流亡学生，生活艰苦，但爱国热情高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迫切追求进步。1940年夏，学校组织三、四年级学生到农村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我被派到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平彝县（解放后改名为元谋县）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农村，看到当时云南农民贫病交困，生活十分悲惨，其情景与我不久前阅读的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角》的状况十分相似。这一个多月的农村实践，虽然时间短暂，却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上医严谨治学、勤奋进取传统学风的影响下，抗战年代虽然学习条件简陋艰辛，同学们仍然认真刻苦地学习，取得良好成绩。1941年教育部门在重庆举办内迁医学院校考试竞赛，学校选我参加临床前期学科综合考试，比我高一班的另一位同学参加临床学科考试。竞试结果我们两人都取得优异成绩，我还因此获得中正奖学金。奖学金数额400元，相当于当时20个月的伙食费。学生科发给我领取奖学金表格时，训导主任蔡殿荣却要我必须先填写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才能领取奖学金。盛怒之下，我撕毁申请表，放弃奖学金，以致当湖南衡阳沦陷，闽渝间邮路一度中断，家中无法汇款时，我伙食费无着，靠卖血渡过困难。

老师们对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在昆明时期，我班一位同学在学习病理学上实验课时，因为不认真阅读病理切片，而是照书本画图，画的细胞都没有细胞核，受留级处分，而低一班同学还在上海，只能转学贵阳医学院。

1942年夏，我在重庆中央医院开始生产实习，第一个月派在外科病房，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住在外科病房，上级医师分派我照顾他。他给我的印象和善可亲，平易近人，鼓励青年人立志学习，精通业务，将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这次机遇使我以后得以接触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并于1945年秋由计苏华同志介绍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参加聆听董必武同志给我们讲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共搞内战的阴谋。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特务到枫林桥上医校舍搜捕进步学生时，在与我同一寝室的地下党计苏华医师的授意下，掩护学生会主席朱镇亚安全脱险。

在重庆学习临床学科期间，沈克非教授、应元岳教授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他们讲课内容精练，条理清晰，听后深深印入脑海，久久不忘。沈克非教授工作勤恳认真，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工作繁忙，从不放松教学和外科业务工作，手术结束后回到院长室，首先口述手术经过，由秘书打印成为手术纪录后送到病区。他说立即写手术记录可以避免遗漏手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查病房时他十分注意培养青年医生的表达能力，有一次查房时一位实习医生把拍X线片说成拍了照片，沈克非教授诙谐地问是拍脱帽照片还是半身照片。在医德医风方面，沈克非教授对青年医师则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1948年有两位助理住院医师，一位是在给病人放胃管时因病人数次自行拔出胃管，不耐烦而轻打病人面颊引致家属不满；另一位是用国产葡萄糖注射液调换病人自备的进口药液，两人均受到开除处分。我在任助理住院医师时，沈克非、黄家驷教授指令我在科内业务活动时报告“先天性心血管疾病外科治疗”，当时心外科在国内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对此所知甚少，抓紧时间阅读文献资料，虽然如期作了报告，但我自己对所作的报告也不甚满意。虽然如此，这次活动对我日后专业选择起了重大作用。沈克非教授十分爱护中山医院，上海解放前夕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派部队进驻中山医院，挖战壕并拟在五楼屋顶架炮，经沈院长向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部队才撤离中山医院。

抗战期间黄家驷教授到过昆明、重庆，但是我们班级没有听过他的讲课。黄教授对学生比较关心，接触较多，也比较和善。1941年我在重庆得了阑尾炎就是由黄教授给我动手术。1950年末组建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时，我和黄家驷教授都争着报名参加，最后我们两人一起出发在医疗队工作了半年。在黄家驷队长领导下，医疗队不仅救治大量中、朝伤病员，还为部队医院建立医疗规章制度，培养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在医疗队内部，黄家驷老师放弃队长待遇，与队员生活在一起，受到队员的爱戴。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工作结束后返沪不久，沈克非教授就决定我随从黄教授创建的中山医院胸外科工作。中山医院胸外科在黄家驷教授领导下，在历届医学院和医院领导的关怀，相关科室的帮助支持下，为我国胸心外科业务技术，医疗装备的提高、发展、创新、专业人才的培育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不少开拓性成绩，得到较高评价。黄家驷教授艰苦创业，为本院胸心外科精心培育一批青年专业人才。业务方面从只有20多张病床逐步发展到病床近百张；从单纯医疗服务发展到成为国内培养胸外科专业医务人员的一个重要基地；再发展到建立研究所。起先只是一块木牌，20世纪70年代由卫生部拨款建造楼房。随着业务的发展，10多年前又将胸外科分成普胸外科和心血管外科两个专业，病床近150张，2006年手术量超过3 600次。新人辈出，青胜于蓝，和谐协作，生机蓬勃。

1978年我已60岁。有一天上医党委书记王永贤同志找我谈话，说上级拟调我到学校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征询我的意见。我答对行政管理工作缺少经验，恐难胜任，还是留教学医院当医师、教师比较妥当，他要我再作考虑。两星期后又问我考虑得怎样，我仍保持原有意见。再过一段时间，新任上医党委书记吴立奇同志找我谈话，并出示中央组织部文件，这样我就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从1978年8月到1984年6月到校本部任职。六年中在党委领导下加强学校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校风建设；拨乱反正，对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进行改正；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恢复“文革”中被严重破坏的教学、科研、医疗等工作秩序；实现肿瘤医院回归我校；恢复被冻结多年的职称晋升工作；加强住房建设，维护教师权益；组织教师编写教材，严格执行招生和考试制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1980年起先后与纽约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麻省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选送一批青年教师、医师出国访问学习。国内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建立协作关系；又与市一、华东、市五等10所医院，市、区、县10所防疫站建立教学、生产实习协作关系。1978年起执行卫生部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签订的卫生技术合作实施计划，建立合作中心，培养人才。1981年起接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选送教师出国进修，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1981年国家实行学位制度，我校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4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

1982年卫生部举办部属医学院校毕业班统考，统考时间安排在生产实习结束时。有的院校为了给学生更多的备考时间以求取得统考高分，放弃或减少生产实习时间。我与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研究讨论后，认为生产实习对学生临床工作能力强弱关系密切，坚持不可因统考而影响生产实习质量，决定不放假备考。考试结果我校学生平均考分以微弱之差名列末位，但北京市各大医院仍然热烈争取招聘我校应届毕业生，因为他们参加工作后立即能承担住院医师工作，不必补修生产实习，而统考成绩最好的学校毕业生则必须先补修生产实习6个月。虽然如此我仍深感愧疚。

我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期从教师中选拔担任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作中我十分注意尊重老同志，相处还算比较好。但感到难度较大的是对政策的实施有时看法不一致，与个别老同志甚至上级在相处上需要一段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有下列几桩事：

1981年荣独山、林飞卿教授捐赠一笔以夫妇俩命名的奖学金。事先文汇报已作了报道，学校欣然接受。不久上级派人来校，希望这笔奖学金不要用个人名义，最好改为以学校名义设立的奖学金。我认为荣、林两位老教授都是热心医学教育工作的民主人士，上医又从无奖学金，用两位老教授命名这笔奖学金并无不妥之处，故没有接受上级的意见。设立荣林奖学金后，我建议每一年获得奖学金的同学送给荣独山、林飞卿教授一本影集以表谢意，两位老教授也很满意。以后以私人名义设立奖学金也迅速增多，看法也趋于一致。

我校一位泰国归侨老师的女儿报考上医，考分比录取分数线低几分，按华侨政策有可能录取，他向我提问，我请学生科沈同志处理，先说可以，第二天又说不可以，理由是应该先向负责招生工作的副院长提出申请，而不应该先找院长。这样的理由我至今仍感到费解。但为了尊重分管领导的权利，只能对那位老师做了解释。

2000年4月，上医与复旦合并，上医的校名骤然消失。为了尊重历史，保护艰辛创建70多年的“上医”宝贵名牌，2001年10月我和上医一部分老校友发起正名“上海医学院”的签名活动，得到中老年校友900多人的支持。2002年4月22日，复旦领导决定将“复旦大学医学院”正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对此，上医校友深表欢欣。为了名实相符，重建上医辉煌，把复旦大学建成一流名校，上医师生还需继续发扬老上医优良传统，踏实苦干，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

祝愿国人自办的卓有声誉的这所高等医学学府在新形势下，艰苦努力，适应国情，继承创新，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石美鑫，中山医院胸外科教授。上海医学院1943年毕业生。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上海医科大学顾问，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