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璧两位院长

难以忘怀的师生情——忆颜福庆、朱恒璧两位院长

张治道

2007年9月迎来上海医学院建校80周年，在80年的历程中，上医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内一流学府，所培养的大批人才活跃在国内以及世界的医学各领域，实现除人类之病痛、救死扶伤的神圣责任。

忆往事，不禁想到改变我一生的恩师——医学巨匠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及朱恒璧两位院长，是他们指明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帮助我走一条向医学高峰攀登之路，使我终身难忘。

初识颜福庆：1924年我离别家乡荆州前往长沙圣雅各中学读书，后来校长张海松转任长街圣公会礼拜堂主持，教友很多，很兴旺，有许多有地位的人如当时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以及董秉奇、骆传荣、艾思光都是常去做礼拜的人，我当时是教会唱诗班的成员，所以常见到他们，其中颜福庆的举止及音容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第二次聆听演讲：圣雅各中学特别邀请各界名人来校对毕业生进行专业常识介绍，在近10种专业介绍中，颜福庆的医学演讲是其中之一。他说“医学的道路漫长又艰巨，但却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深为他的精辟讲话所打动，从而下定决心做一名不畏艰难、造福人类的医生，把一生奉献给崇高的医学事业。

第三次武汉接待：1927年，我正就读武汉文华中学，在高一下学期时学校因故停办。我和同学在同仁医院照顾病员。得知颜福庆一家、胡美医生（Dr Hume）、骆传荣、孙克基、董秉奇、艾思光、周自培、高镜朗、周诚浒、应元岳、任廷桂等一些湘雅医学院的人员，将乘坐英国兵船撤离长沙抵武汉中转，我和一些同学被派去做接待安置工作。后来才知道上述大部分人员成为1927年颜福庆创立的中国人办的上海医学院的骨干。

第四次相遇在纽约：1946年颜福庆出国对欧美访问，1947年3月行至美国，当他得知我这个大龄学生即将与李奉女士结婚，我又独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时，欣然出席并代表男方家长主持了我们在纽约教堂的婚礼，在纪念绸上签了名。上医的旅美十几位同学、圣雅各和湘雅老师及女方亲友均参加。颜福庆院长的到来使我倍感亲切。

1938年颜院长应召任卫生署署长，朱恒璧接任上海医学院代理院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医决定除留部分人员外，其余内迁赴滇。我是第一批于1939年自上海乘船离沪的，约一个月时间抵达目的地昆明。不久在昆明北郊松花镇出现霍乱疫情且快速扩张。该区位于昆明水源上游，不仅影响昆明市，且中央很多研究院内迁在此，集中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名人，形势十分严峻。朱院长急召我带上药品及设备至该区报到工作。经过三周的紧张工作，疫情全部扑灭。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对此十分满意，也对上医人有了新的了解和信任，除亲笔写了“弘济生民”的精辟记述外，还让我陪同朱院长赴宴，当面向朱院长道谢。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相谈甚为投机，都有迁至四川的打算。傅表示愿意帮助朱去教育部和卫生署疏通，并可解决搬迁中的交通工具问题。这次聚会不久，朱院长与傅斯年同车前往重庆，在傅的大力协助下，上医迁往重庆的要求获得同意，并把已到歌乐山的南京中央医院划作上医附属医院。经过数月的筹备，上医在1940年末大部分人员顺利迁至重庆歌乐山。

我在学校迁歌乐山后数月，结束帮助中央研究院建立卫生防疫站的工作，即返校报到。被派到卫生署服务，卫生署要求在其范围内自行选择地点建立公路卫生站开展工作。我经实地调查选址金刚坡，争取到中央监察院于右任的大力支持，新建成的金刚坡公路卫生站顺利建成，任我为站主任兼医生。由于设备齐全，热情服务于周边民众及机关部门，深受好评，且站前正面有一块小湖似的水田，左右侧通向公路，远望去依山傍水风景很美，凡有外国客人来参观，卫生署总是来此作为向村卫生站的模范来介绍。上医陆续派来内、外科医生充实了卫生站的实力，全站工作人员增至20余人。同时也成了上医的乡村卫生实习站。于右任曾题字以资鼓励。

我中学时候就有出国深造的梦想，所以当我在金刚坡公路卫生站及中央医院内科工作近4年后，向朱院长提出出国进修的请求，可能是因为我在龙泉镇及金刚坡等的工作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吧，一向治学严谨从不轻易为人作介绍的他，为我出具了评价很高的介绍信，用正式公文纸打印10份，由朱院长签字后发出9份，一份自留至今（将捐出给校史馆）。由于是请赴美工作的原卫生部长刘瑞恒带美发出的，所以不久就收到麻省总医院同意我进修的回信。因我是自费，于是变卖了全部书籍及物品凑上了基本费用后，即刻动身至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附属医院——麻省总医院报到，踏上了艰难的求知之路。

我先后在麻省总医院、宾州大学医学研究院、加拿大布尔登省立医院共获得内科证书、内科科学硕士、医学博士学位。改取加拿大、香港、美联邦及美国加州医师执照。学成后受聘武汉大学内科副教授，海南大学内科副教授、教授兼任医学院院长。先后服务于海南海口医院、香港医务处及加拿大布尔登医院，1955年定居美国直至1976年退休，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

恍恍然时光骤然远去，回首往事我这生得遇颜福庆、朱恒璧两位院长是我之大幸，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一条艰辛但又崇高的道路，是他们的推荐又使我走向医学最高的境界。一路走来，离不了祖国及上医的培养教育，饮水思源，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在1977年成立个人基金会，以此能为祖国提高医学水平、增强医学研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除赠送图书、资料及捐款参加各项活动外，我先后资助49名中国人员赴美学习，捐款湖北江陵预防血吸虫示范站，在母校60周年校庆时捐款100万美元建造医学研究楼。

我90岁那年即国庆50周年之时，又在母校的推荐下，荣获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

2003年下半年至今我居住在上海，这期间因病数次在中山医院接受过外科、泌尿科、介入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等科的治疗。由于医生们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及时正确的处理，将我的生命几次从危急中有惊无险地救治过来。亲身的体验，深感上医的精神一代代传下来，上医所培养出的精英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誓言。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

颜福庆、朱恒璧两位老院长虽离我们而去，但可喜的是他们创办的上医正跟随世界先进医学的步伐不断前进。

作者张治道，1939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旅美爱国华人医师，1999年获上海市白玉兰奖。

文中所提历史人物附注：

傅斯年，1896年生，北大毕业后，先后赴英、法留学，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北大教授代校长、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校长等职。1950年病逝。

于右任，时任中央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