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

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缅怀陈同生同志

郭晓燕　赵　挥　谢　震　李　德

每逢校庆佳期，每当谈及往事，每次回忆我们年轻时代的工作经历和上医大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上医人就情不自禁地会想念我们的老书记、老院长——敬爱的陈同生同志。半个世纪以来，陈同生留给后人的印象是那么深刻，那么令人难以忘却。

“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1906年，陈同生同志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原名张翰君。周岁那年举家迁移至四川省营山县。1924年，陈同生18岁那年参加了张澜先生领导的抗捐运动，险些被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成都，在那儿，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早期革命领导人的指引，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陈同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陈同生同志大风大浪经得多，政治阅历比较深。曾调入新四军，参加过东进和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担任过多种职务。在陈毅同志领导下，于1940年新四军东进之前，陈同生奉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谈判，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根据这一史实改编的、反映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拍摄的电影《东进序曲》中，那位沉着镇静、大智大勇、舌战群顽、勇敢坚定的新四军代表原型，就是我们的陈同生同志。就是这样一部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好电影，在“文革”期间，竟然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批斗陈同生同志的活靶子。

“文革”初期，陈同生就靠边站，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帽子而隔离审查。一次一次的批斗大会，永无休止的“车轮大战”和“疲劳轰炸”，以拳击面、用水泼脸、双手揿头、重脚踢身。陈同生因下肢麻痹，不得不拄着双拐行走，则被诬蔑成“装病”。手打酸了换人再打，拐杖打断，人被打翻在地，又被拽起来再按下去，折磨得死去活来。非要他承认是叛徒。陈同生忍辱忍痛，宁死不屈，绝不乱说一个字。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在隔离室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还在为国担忧，为党呼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遗言：“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并以颤抖的笔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千古不朽的革命对联：“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钢铁般的豪言壮语，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世人敬仰，万古留青。

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为陈同生同志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海各界送来的花圈从大厅延续至广场，又从广场延伸至道路两旁，直至殡仪馆的大门。那种盛况空前的感人场面、那些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令在场的每一位瞻仰者为之动容，也令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叹为观止。这是对陈同生革命一生的最好评价。

“母鸡下蛋，组建重庆医学院”

陈同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在严刑拷打的敌人监狱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不屈不挠。解放后，为建设新中国，为中国的医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5年6月，陈同生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当时，中央为加强内地建设，决定在重庆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国家有关部门设想将上海第一医学院内迁重庆。时任院领导的陈同生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上海第一医学院是有悠久历史、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高等院校，如果整体搬迁至重庆，对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不利。因此，他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一分为二、“母鸡下蛋”的办法，即将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分为二，在重庆再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具体做法是，将教研组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一半去重庆，一半留上海。这一方案，经院党委反复讨论后，取得了共识。但当时却未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阻力颇大。陈同生院长几次去北京卫生部、高教部和国务院，找有关领导直抒己见，终得领导的赞同。1955年11月，中央批复同意高教部、卫生部党组《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的报告。于是，陈同生亲自去重庆联系，并开始进行基建设计、设备购置、人员调配等具体工作，确定重医师资的2/3、行政人员的1/3由上医配备，凡上医教学设备有两套的均调重医一套。1956年3月，上医生物学家陈世教授等前期教师和教辅人员40人调赴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同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开学，招收新生434名。同时，重医附属医院开出床位150张。之后，著名内科学家、一级教授钱惪调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55—1960年，上医有260位教师和医生、60位教辅医技人员、52位护理人员、30位党政后勤人员，共400多人抽调去重庆工作。目前，重庆医学院（现改名为重庆医科大学）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力量，重庆市的重点大学。事实证明，陈同生的远见卓识，保留上医，援建重医，“母鸡下蛋”的方案是正确的。

“不能伤害知识分子的感情，他们是国宝”

陈同生刚到上医工作时，不少同志觉得他是革命前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蹲过敌人的监狱，受过电刑，身体很不好，因此，同志们向他汇报工作时免不了有些拘谨，一般问题就不好意思请示他。陈同生得知后，恳切地对大家说：“党派我来上医，是和大家一起工作的，你们不要把我当客人，有事尽管找我，只要我有时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凡教授、专家找他，再忙也要抽身亲自接待，听取意见。对知识分子个人有什么要求，只要合情合理，能解决的尽力给予解决。如，受聘的几位中医，来校工作后，有的个人收入减少了，陈同生指示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又如，两位刚从美国归来的医师，子女多，生活有些困难，陈同生要求有关部门给他们定期补助。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时，陈同生解释道：“他们能从美国回来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他们一时不能适应国内生活，我们应该容许有一个适应过程。”他还说：“知识分子如有经济困难，一般不会提出补助要求，我们要主动关心他们。”在陈同生的主持下，校党委作出了主动关心低收入、生活又有困难的知识分子的决定。

考虑到老年知识分子有话不便在群众学习会上谈的特点，陈同生就另外组织老年专家、教授座谈会，并明确表示：“你们年纪大，事情多，身体又不好，不能来的可以不参加，迟来的也没关系。”然而，老教授、老专家就是愿意参加这样的座谈会，把平时不好意思在群众会上谈的问题，都摆了出来。自己提问题，自己来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

在上医，原来老专家、老教授中没有中共党员。陈同生关心知识分子生活的同时，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先后吸收了著名的胸外科学家黄家驷、内科学家钱惪、皮肤病学家杨国亮等专家、教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为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同生常说：“医务人员也是劳动者，是更高级、更复杂的劳动者，不仅是脑力劳动者，而且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要提高他们的伙食标准，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他在后勤部门的支持下为高级知识分子办“高知食堂”，而自己却不去用餐。他还建议为误餐的外科手术医生增加营养费。通过房管部门，为老教授改善住房条件。在他的努力下，我校大部分老教授分配到了适当的住房。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同生将有关部门分配给他的一套住房，让给了郭秉宽教授，而自己则迁居同一公寓内面积较小的底层。我校的专家、教授深受感动。

有一次，陈同生闻悉中山医院普外科专家孟承伟教授在青浦朱家角医院治疗晚期血吸虫病，做脾脏切除手术，研究利用病人自身的血液或腹水回输给病人，既解决了输血的部分血源问题，又使病人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还减轻了经济负担，实用意义很大。陈同生马上带领有关同志前往慰问，并对手术所需的时间、费用、一天能做几例手术等情况，作详细了解，号召全校医务人员向孟承伟教授学习，大力开展科研工作，勇于创新，为人民造福。

陈同生常对干部说：“处理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做领导就要像做外科医生一样，医生锯错一条腿容易，要他再长出一条腿来，就不可能了。做领导的如不认真掌握政策，简单地大笔一挥，别人可能身败名裂，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犯罪。”他告诫大家：“做领导的要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对人的处理要留有余地，可重可轻的，就从轻处理；可处理可不处理的，就不处理，重在教育。能达到教育目的就可以；要留点机会让人家自己去改正。”

陈同生经常说：“你要人家对你讲心里话，你必须把自己的心里话先讲给人家听，千万不要抓人家的小辫子”。“肃反”、“反右”、“反右倾”、“拔白旗”等历次运动期间，陈同生讲党性，顶风雨，坚持原则，捍卫真理，在上医系统竭力保护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

陈同生常对我们说：“上医是一流的大学，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以勤奋和努力换来的，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党调我来，要求我成为一流的党委书记，也要求干部成为一流的干部。”

一年一度的新生开学和一年两次的温课迎考，陈同生不仅要求职能部门作出计划，而且亲自带领相关人员深入实地考察情况，对课程安排、宿舍分配、伙食情况等逐项检查，连厕所卫生、饭菜咸淡、师生的思想状况都一一过问。发现问题，及时指定专人解决。开学后，他又独自去教室听课，察看学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陈同生干脆把铺盖行李搬到了学校11号小楼顶上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左右，陈同生去食堂和炊事员一起劳动，了解饭菜情况，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改进伙食办法，保证饭菜做得可口，保护师生身体健康。在陈同生无声的影响下，学校许多政工干部、学生辅导员都住进了学生宿舍，与师生打成一片。大家同心同德，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保证了学校医、教、研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就在这间朝向西北、冬冷夏热的小屋里，留下了陈同生找人促膝谈心的身影；留下了陈同生处理日常工作的文案；也留下了陈同生撰写的回忆录。

陈同生经常讲：“大学要为国家培养一代新型的医药卫生人才。这新的一代要胜过以往任何一代，也要胜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60年夏天，陈同生带领杨铭鼎、朱无难等专家教授参加卫生医疗队赴福建厦门、浙江舟山等海防前线慰问三军指战员，重点帮助海军防病治病。有些地方水污染严重，以致当地驻军发生肠胃道疾病，有的舰艇人员长期受温度过高的困扰，在卫生医疗队的帮助下，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60年冬季，学校各系（部）、附属医院的320余名教工和学生赴崇明岛西北部新安沙围垦造田劳动。白天列队上工，身着湿衣服，脚穿“草窝子”（稻草和芦花编织的鞋子），每天从早到晚踩在泥水里割柴、挖土、修路、筑堤。冬天的江口，风急雨大，寒风刺骨。加上劳动强度大，午饭在工地吃，定量供应，食不果腹。晚上回到宿舍营地，300余人拥挤在一个用芦柴捆搭成的大窝棚里，铺盖就铺在水汪汪的烂泥地的芦柴捆上。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的劳动热情却非常高涨。陈同生闻讯后，立即调拨了一批副食品，带领有关干部冒着风雨，熬着关节炎的疼痛，来到工地上。每天与大家一起到江边劳动十多个小时。脚下全是水，没有一寸干土可以休息；晚上回来，又拖着多病的身体，访问病号，嘘寒问暖，与师生交谈，交流思想，撰写新闻稿件。他和同志们一起睡在芦柴铺上，直至劳动结束。撤离时，陈同生还亲自联系返回学校的船只。回到学校不久，大家就看到了刊登在《解放日报》上，陈同生撰写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一文，全校师生深受鼓舞和教育。

陈同生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练就的雄辩口才，每次为师生作报告，虽然是汩汩滔滔三四个小时的四川话，大家都不觉疲倦，从不会闭起双眼打瞌睡，真是一种精神享受。

“遇事要辩证思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校的大部分师生员工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和除害灭病工作。时间一长，有些人头脑发热，认为培养“又红又专”学生，应该多接触社会实际，向农民学习，因此觉得下乡劳动时间越多越好。陈同生批驳了这种观点，告诫大家“培养又红又专的医药卫生人才不等于下乡时间越多越好。我们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而不是上海第一政治学院，我们的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医药卫生人才，我们要集中精力把教学和科学研究搞上去。”当他看到当时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大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看病不付钱，读书不要钱，理发也不付钱的做法后，一面积极向当地县委提出纠正意见；一面又积极向市委反映，指出：“不论劳动好坏，一律吃大锅饭，这种做法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还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陈同生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哲理，对我们教育很深，我们在工作中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

陈同生对干部既严格又热情诚恳。谁有缺点错误就当面批评，从不背后记账；干部如果改正了，他又给予鼓励。他对人宽对己严，发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是光明磊落地剖析自己，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因此，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思路开阔且有所作为。

陈同生的一生，是艰难坎坷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力奋斗的一生。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总是平等待人。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那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超的领导艺术、高度的政策水平、光明磊落的坦荡胸襟、热情坦率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优秀品格，深受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尊敬和拥戴。他的领导风采，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革命气概，他的崇高人格，历历在目，终生难忘。为表达我们对陈同生老领导的无限怀念之情，在迎接校庆之时，追忆他在上医工作的一些往事，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红旗。

作者简介：

郭晓燕，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老干部党总支书记。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团委书记、上医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

赵　挥，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党总支书记。

谢　震，曾任华山医院副院长，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工农卫生系。

李　德，曾任中山医院副院长，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工农卫生系。

整理改编：杨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