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令学生自豪的院长

一位令学生自豪的院长——我记忆中的陈同生

姚　泰

我是在1954年进入上医医疗系的，1959年毕业；接着又考了生理学研究生，师从徐丰彦教授，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现在。我进入上医时，只知道林枫是代理院长；听说他身体不大好，长期住院，我们学生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在一年级下学期考试结束后的一天上午，学校通知召开全校大会。当时虽然经常开大会，但从来没有在上午开过全校大会，所以我们都感到很特别，猜不出是什么事情。原来这次大会是宣布陈同生担任上医院长。陈院长在大会上做了“就职演说”。有几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他原先是在华东局统战部工作的，现在到上医来，上医是个高等学府。因为当时大家不大用“高等学府”这种说法，所以印象比较深。会后，新任院长成为同学们的热门话题。陈院长给我们的初始印象是，穿一件淡黄色军装，戴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提一只皮的公文包，讲一口四川话，走路时很神气。不久在同学中就传开，陈院长过去是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后来做过新四军参谋长。以后我们又从一些老师那里听说，陈院长来上医后，立刻拜访了许多老教授，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作为学生，我们虽然不常看到他，但大家对他很崇拜，觉得有这样一位院长是很自豪的。我很快就感觉到，陈院长对学校的教授们非常尊敬，特别是对颜福庆副院长，称他为“颜老”。在我的记忆中，从那时开始，大家都称颜福庆为颜老。后来，我们还知道他就是电影《东进序曲》主角的原型，并饶有兴味地读他写的书《不倒的红旗》。

那时，周五下午经常开全校大会，附属医院的人也要来参加。陈院长经常在全校大会上给大家做形势报告。他做报告时从来不看讲稿，侃侃而谈，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在报告中从不说套话，都是讲自己对事情的认识，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大家很爱听，虽然有上千人，但会场总是很安静。我在听他报告时也顺带学了一些四川话。当时是在解放初期，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家常常以为激进就是革命。但是，陈院长的讲话总是非常实在。来上医后不久，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他十分严肃地指出，有的班级在当时的肃反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情况，必须立即纠正。他那次讲话给我的教育是，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而党的政策是不许乱来的。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参加党校学习后回来，在党员大会上说，这次去党校学习了两个月，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体会只有两个字，就是“分寸”。一开始，我想他怎么这样说，是不是有些骄傲？但后来仔细考虑，觉得他说得非常深刻，只用了两个字就说明了辩证法的道理。后来我们学习列宁的一句话：真理向前多跨了一步，虽然看起来方向是一致的，但真理变成了谬误。我立刻理会到，这就是陈院长讲的“分寸”呀。还有一次，在一个大教室开干部会，陈院长讲话时指着教室墙上贴的一条当时非常流行的口号说，布置教室贴标语口号时要好好考虑，这个口号的第一句完全正确，第二句也还可以，但最后一句是不全面的。接着又说，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是到处阳光灿烂了，还有阳光没有照到的很黑暗的地方。我当时就想，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学校里没有别人敢这么说的。但是他说的是真话。当时我想，我们确实还年轻，很天真，常以为解放后就是全国一片光明了。

我在做研究生期间，曾经两次和陈院长直接接触。有一段时间，陈院长每天一早就在校园里散步，同时也是巡视。有一天，我起床后在寝室里面对着窗户做哑铃操，恰好陈院长走过我们的窗前时看见了。他很快就走进了我们的寝室。寝室里还有一位研究生刚刚起床，正在洗脸。看到陈院长光临我们寝室，我们一是感到惊喜，同时又觉得有些尴尬。陈院长问我们是几年级了。我们回答说是研究生。他听了后感慨地说，“做了研究生还不懂卫生，在房间里锻炼”；又对那位正在洗脸的研究生说，“别人早已起床，在锻炼了，你刚刚在洗脸。”我们都被他说得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已经是在操场上长跑后再回到寝室练哑铃的。他走后不多会，忽然广播站的大喇叭广播，要全校同学立刻到大操场紧急集合。我们跑到大操场时，已经有几百个学生在那里了，只见陈院长站在司令台上，给大家训话。他说，我每天早晨在校园里走，看到很多懒散的现象。我们这里是高等学府（这是我又一次听他说“高等学府”），大家要有高昂的精神，早上要到操场上进行锻炼。这次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我就每天一清早就到操场去锻炼。后来做助教住在教工集体宿舍时，也坚持每天早晨长跑。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国庆节的清晨，我们研究生参加教工的游行队伍准备出发。天蒙蒙亮，我们到学校大门口工会的篮球场集合，一共二十来个人。这时陈院长来检阅我们的队伍了。他看了我们的队伍后，显得很不满意，对我们说，“今天是欢庆国庆，你们代表上医去参加游行，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走到一位干部面前，指着他的衣服问，“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那位干部不懂他的意思，没立刻回答。陈院长再一次严厉地问，“我问你这是什么衣服？”那位干部轻轻地说：“两用衫。”陈院长说：“两用衫？你们现在叫它两用衫。这种衣服本来叫火奴鲁鲁衫。在美国是最随便的衣服。今天是国庆节，要穿好的衣服。我现在穿的是工人装，等一下上观礼台，就要穿西装。如果我在观礼台上看到我们上医的队伍中有人穿着火奴鲁鲁衫在游行，我对别人怎么说？”那位干部喃喃地说，“我又不知道这些。”于是，大家立刻回到宿舍，换了自己最好的衣服，重新集队出发。这两次都使我深深体会到陈院长做事的严格要求和作风。

我最后一次看见陈院长是在“文革”初期，学校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他。他拄着拐杖，由他的儿子搀扶着来到会场。在台上，他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神态自若，充满自信。他讲了一句话令我至今不忘，他说，“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第一号走资派’，别人都是在我领导下工作的，你们不要批他们，就批我一个人。”后来，造反派也没有批出什么来，批斗会就草草收场了。

我终生怀念这位令我们学生敬佩和自豪的好院长！

作者姚泰，上海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1959年上医医学系毕业，1962年上医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研究生院院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