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地怀念陈院长

深深地怀念陈院长

袁鸿昌

陈同生同志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院长。1961年我有幸参加了他带队的赴福建前线卫生工作队和当年冬天在崇明农场劳动时迎接他领队来慰问。这期间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对他关心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亲切感人，体贴入微的作风有了亲身的体验。也为他的深邃的思想和革命者的人格和魅力所感动。

1961年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陈院长带领卫生工作队奔赴福建，帮助海军改善驻地卫生和舰艇上的生活条件。当年的党的生日，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他召集全体队员开了一个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丁是娥（原上海沪剧院院长）同志学习，她们的前线演出队同时又是慰问队，尽量为战士们做好事。”到了前线，杨铭鼎教授领着教师们到驻地考察卫生状况和现场调查，朱无难老师带领医生为干部和战士看病。为了了解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和让我们年轻师生有个锻炼的机会，让我和一位同学登上舰艇跟战士一起出海巡逻。那时两岸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出海要靠近“敌占岛屿”，舰艇处于高度警备状态，战士们在航行中付出繁重的劳动。途中实行淡水管制，一天的生活用水只有1—2搪瓷缸。由于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中，烈日高照，海风袭人，炎热的天气早已将身上的汗水蒸发，汗毛上沉积着闪光的盐花。我们艇上的主要负责人是龚指导员，对我们两个“老百姓”非常关心，从吃到住都作了细致的安排。经过几天航行终于到了目的地，登陆后大家的第一个愿望是痛痛快快地洗个淡水澡。几天的艇上生活使我们体验到战士们面临的卫生条件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接受了一次难得的锻炼，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返港后陈院长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将我们了解的情况作为改善舰艇卫生条件的参考，还鼓励我们向厦门日报投稿，报道此行的感受。由于新专业课题研究的需要，陈院长同意我和胡德昌同志提前离开卫生工作队，到霞浦县参加钩端螺旋体病的调查，然后直接返校。

1960年初冬，上海高教系统在崇明新安沙围垦造田。上海第一医学院有300多名师生和医务人员参加了这项与天地争斗的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由于是初创阶段，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住在沼泽地上建造的大草棚里，每天都在泥浆里挖土造围，手脚整天浸在水中。队员中患甲沟炎和常见病的逐渐增多，有的女同志患了妇科病，劳动减员日趋严重。当时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越是困难越要坚持。陈院长闻讯前来慰问。他来工地后，带着多病之躯与大家实行“三同”，和我们一起睡在草棚里，吃同样的伙食。一天我们教研室的颜端洋同志在芦苇荡里打到一只野鸭，他立即送到伙房里要求厨师给陈院长加个菜。陈院长闻知后说：“不可！我们虽不能与同志们同甘，但必须与大家共苦。”他让厨师将野鸭切成细块放在汤锅中让大家共尝。白天陈院长不辞劳苦，和大家一样参加挖泥劳动。在工间休息时间，同志们请陈院长讲话，上医的同志整齐列队聆听，其他院校的老师在一旁有躺有坐的抓紧时间休息。他讲话一开始就问：长江北岸是什么地方？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启东。陈院长就讲起抗战期间新四军东征的故事。这时周围外校休息的师生也走拢过来，把我们围在当中，静静地听陈院长给大家讲故事，共同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身经历。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创业是艰难的，但是守业更难。今后革命事业的重任就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话音刚落，海滩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夜晚，陈院长召开了骨干会议，他分析了教职员工的劳动强度与健康状况后，语重心长地说：“群众劳动的热情越高涨，我们越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做到张弛有度。因为返校后，还有紧张的教学、医疗、科研等工作等待他们去做……”随后队部决定暂时休整和及时地调整了劳动任务，并报请上级同意提前几天返校。说来非常凑巧，我们到校后就赶上一次寒潮的袭击，如果不是学校领导前去探望和及时的安排，恐怕情况要严重得多。大家深深地感受到陈院长爱护群众的深厚的革命情谊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作者袁鸿昌，上海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1955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1958年上医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卫生部血吸虫病专业咨询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