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家

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家——回忆我的父亲谷镜汧

谷伯起

一

先父谷镜汧，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八月二十日，公历1896年9月26日，生于浙江余姚梁辉乡杨梅潭村。他3岁丧父，弟兄3人全仗寡母抚养，两兄少年经商。先父自幼好学，中学毕业后在青岛的德语专科学校和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就读。

在医科学习期间，他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军阀统治腐败不堪。“五四”运动爆发，他满怀爱国激情，毅然走在运动的前列。同济大学学生会推举他为代表，向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请愿。他不畏军警，冲破重障，上书陈述国事，充分表现出那赤诚爱国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同济医科毕业后，余姚同乡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先生见他为人诚实、好学，遂慷慨解囊资助他10万马克，赴德国深造。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马克大跌，原预计3年的留学经费，不久就几乎用尽。他进退维谷，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他仍然坚持到毕业。

他先后在德国海岱山大学病理系S．Graff教授、柏林大学病理馆J．Watjen教授指导下进修，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

1926年，他应聘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任助教。

1927年，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院，知道父亲是搞病理的，就邀请他一起来办。他辞去协和医学院的职务，应聘来到上海，在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讲师。

1931年，他以美国洛氏基金赞助赴西奈大学病理科H．J．Karsnar教授处进修。翌年8月回国返校后，他升任副教授。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上医在吴淞校舍毁于日军炮火，“谷教授并未关心其私物，而是设法绕道去吴淞，搜寻劫余的标本切片和解剖器材，转运市区保存”。1936年他升任教授。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他目睹日本人个个趾高气扬，痛心疾首，回家后寝食难安，深感亡国之耻。那时，中正医学院从南昌迁往昆明，需要病理教师，向上医借聘，他立即应聘举家远迁昆明。两年后，上医也内迁昆明郊区白龙潭，上医与中正医学院合作，他负责两校的病理教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医又被迫于1942年1月离滇迁渝，临时校舍就建在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上医于此度过了八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当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时，在国内能够开展病理检验的院校为数很少。当时歌乐山的上医病理科，却每年要做大量的尸体解剖。尸检室设备十分简陋，专职人员也很少，长期只有父亲和1名助教及3名技术人员，尸检往往就得他亲自出马，随叫随到，从不推诿。工作室里摆满了保存尸检脏器的坛坛罐罐，有不少是现在罕见的病理标本，如伤寒、乙型脑炎、梅毒等，他视为宝贝一样地保存着。

不久，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也内迁宜宾，迫切需要病理学教授任课。他不顾工作条件的艰苦，一身挑起两校病理学教学的重担，往返奔波于重庆和宜宾之间。

宜宾一带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疾病，病人突然全身瘫软，重者死亡。父亲在极其简陋的条件开展了实验研究，自己出钱购买实验动物。他亲自动手，亲自观察，在和有关学科共同努力下，很快查明病因，使该病得到根除。

1945年，抗战胜利，院长朱恒璧由重庆回沪，筹备上医复校。父亲留守主持学校东迁事宜，至1946年他组织职工和家属分批回沪。他为此任劳任怨，四处奔走。经过多方努力，雇到大小车辆8辆，供在渝最后一批教工和家属乘坐。沿途跋山涉水，途经贵阳、衡阳、上饶等地，行程几千公里，足足走了33天，才回到上海。

学校的仪器设备、教材资料分装两只船，由拖轮牵引，经长江顺流而下。船抵万县附近，船队失火，木船翻入江中，所载设备资料等尽沉江底。噩讯传来，父亲惊呆了，他那操劳半世的脸上愁云密布，眉宇紧缩，半天说不出话来。历经8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包括他无数个昼夜收集起来珍贵的病理标本，如今付之东流，怎能不使他心碎！

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任上医代理院长的父亲，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支持学生邀请马寅初先生来校演讲。并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们：“上街游行，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讲究策略。”1947年春，反动军警逮捕上医爱国学生，他忧心如焚，多次前往拘留所探视告慰被捕学生，竭力设法营救，曾三次亲自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祯力保学生出狱。

二

建国以后，父亲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信任。他光荣地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及病理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全国病理学会委员、上海分会主任委员等。他还是九三学社成员。

为发展和推动尸体解剖，父亲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社会各基层宣传开展尸体解剖的重要性，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还发起签名运动，动员人们生前立下遗言，死后自愿献尸解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呼吁大力开展尸检，并与顾恺时、董方中等政协委员联名，于1965年12月8日向上海市政协第四届第二次会议提交《移风易俗，提倡病理解剖，促进医学发展，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提案。他还在上医院务委员会的会议上，陈述尸检的重要性，得到陈同生院长和许多老教授的响应和支持。

父亲的不断宣传呼吁，取得了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在临床医学家的密切配合下，至上世纪60年代，上医病理学教研室的尸检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临床、教学和科研提供大量的珍贵病理标本，建立起种类齐全，国内第一流的病理标本陈列室。

父亲是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者，他做尸检，尊重死者。他常说：“死者为后代造福，我们也应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待死者。”他做完解剖，总是把尸体洗净擦干，不留任何血渍污迹，保持尸体外观的整洁，不损遗容。

他始终把威胁人民健康最大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作为研究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丝虫病、蛲虫病、肺吸虫病和血吸虫病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痹病等进行研究。50年代，再度对血吸虫病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撰写论文多篇。

50年代，父亲和袁承炽等对肺结核早期的病变、空洞愈合的机制进行形态学研究。随着抗结核病药物的使用，又和吴绍青、郑子颖教授等合作，对“结核灶的良性液化”、“耐药结核杆菌的致病力”进行系列的研究。著有《100例肺上叶结核病理变化分析》等论文。

父亲在研究血吸虫病肝硬化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对各种肝脏疾病的研究。在对慢性肝炎、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形态研究的同时，发现大米发霉现象，联系我国膳食特点，预见到霉菌毒素和肝病的关系，提出并找到肝炎引起肝硬化导致肝癌的证据。他指导撰写的《原发性肝癌107例（尸检）病理学上的探讨》一文，是最早提出肝炎与肝癌在病因学上可能有相关性的论文，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

他对广泛流行于北方农村的地方病——克山病，同样有深刻的认识和兴趣。再三告诫我：克山病是我国农村特有的地方病，研究克山病既有其实际意义，又是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课题。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我将此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

父亲一向重视病理学的教学。几十年来，坚持亲自授课。直到晚年，每逢新学年开始，病理学绪论一章，仍然亲自讲授，介绍病理学的新发展，以开阔学生的视界。他讲课精练、透彻，反复强调病理学基本概念，要学生循序渐进。在教学中，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形态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病变与临床表现相结合。倡导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临床病理讨论课，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父亲对青年教师关怀体贴，要求严格，耐心指导。不管是本校助教、研究生，还是进修教师，凡是在校做第一例尸体解剖，他都一视同仁，手把手带教、有教无类；指导观察人体标本细致周密，寻根究底；对解剖记录逐句斟酌。当青年助教、研究生第一次独立外出参加临床病理讨论会时，他总是不辞辛劳，陪同前往，临场指导。

1959年后，国内病理学界掀起过几次批判魏尔啸细胞病理学的“学术风暴”，父亲抽时间去中科院图书馆，认真查阅魏尔啸的原著，写出多篇文章。他批判一些同志不懂细胞病理学却在批判魏尔啸，他语重心长地说：“对魏尔啸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随便在政治上下结论，不要有偏激情绪，希望年轻人能认真考虑。”他在文章中写到：“魏尔啸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观点，对当时医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其某些不正确的观点。他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前人，不超越历史苛责前人，历史终于证明他的意见和观点是正确的。他无惧于时势压力，不随声附和，不随意屈从。他又是那么真诚、坦率和无私。这是一位科学家应具备的非常可贵的高尚品德和良知。王朱教授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家”。

父亲极其重视病理学教材的建设。1950年，他编著《病理学总论》，这是他数十年科研、教学经验的结晶，是一部最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病理学教科书。60年代，他组织教研室先后编写《病理解剖学总论》、《病理解剖学各论》和《病理学总论》、《病理学各论》，为了润色文字，他甚至邀请语言文学家逐字修饰，成为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

父亲在上医执教40余年，历尽艰辛，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他培养造就出一批批才华卓著的病理学专门人才。建国以后，还通过培养研究生、高级师资培训班和进修等方式，先后培养出240余名年轻的病理学工作者，分布于全国各医学院校，成为各地病理学的骨干力量。

1966年夏，“文革”开始，父亲受到无情的冲击，被关进“牛棚”。他人身失去自由，人格受到侮辱，身心遭到摧残，精神上遭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不幸于1968年7月19日含冤逝世，终年72岁。他在弥留之际仍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血管系统及肾上腺的改变。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平反，落实了政策。1986年9月26日，在父亲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大会献词：谷镜汧教授是上医建院创建人之一，是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是老一辈专家学者中的典范人物。他的思想和活动，几乎全部都沉浸在祖国医学教育与科学事业之中，他热爱自己的专业，真正做到了终生以之，生死以之，而不知其他。

父亲既是授业解惑的科学大师，又是我国病理学奠基树梁的创建人之一，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谷伯起，上医病理解剖学教授，谷镜汧教授长子。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