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个世纪的情怀

跨越三个世纪的情怀——记一代宗师杨国亮教授

孙国根

题　　记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人类是好奇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好奇，人类才不断发展、向前；一个世纪，在璀璨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而100年的斗转星移，人类自始至终在不断搏击，不断奋发，不断创造，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铸就了一个个让人怦然心动的杰出人物。

杨国亮跨越三个世纪，可谓超世纪老人，在皮肤科学领域驰骋70多年，这在世界皮肤科史上都是罕见的。

历史是这样记载杨国亮的：

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杰出的医学教育家，现代皮肤病学奠基人之一。

1927年10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前身），1932年毕业后留校，1934年编写了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本、也是我国第一本英文版皮肤病学教科书Dermatology（皮肤病学）；1935年至1940年，完成英文论文10篇，并先后在美国、德国和瑞典发表7篇，其中一篇总结了用链杆菌抗原治疗软下疳及横痃，经考证，这是国际上最早利用免疫学原理治疗该病的报道；1945年，受学校派遣赴美深造，两年后，学成回国，带回了不少极其珍贵的病理切片和真菌菌种——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中国皮肤病病理学和皮肤真菌学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他是我国发现并报道隐球菌病、孢子丝菌病、短程锑剂药疹第一人；1940年，他首先提出丹毒、象皮腿与足癣的关系，受到各国学者重视；他为梅毒、麻风、雅司、疥疮等慢性传染性皮肤病在中国的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率先提出“大疱性表皮松懈萎缩型药疹”的诊断标准，从此，使我国医学界对这一极度凶险的病症有了新的认识；他的“上海地区稻农皮炎的防治研究”1978年荣获全国医药科技大奖；1954年他代表我国参加波兰皮肤病学术会议；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第11届全苏皮肤病会议；1982年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16届国际皮肤病学大会；1979年5月，美国皮肤病研究学会推选他为名誉会员……

少年杨国亮

要了解杨国亮，让我的笔先将岁月的车轮返回到107年前……

在四川邛崃县有个小镇叫羊安场，羊安场住着一户人家，男主人有点文化，喜办学，在办私塾的同时也从事体力劳动。他生活非常俭朴，正直无私，颇受当地百姓赞赏——他，就是杨国亮的父亲。

1899年6月26日，杨国亮在这个家庭诞生了，一落地，哭声出奇地响亮，这似乎预示着不同凡响吧？

田埂上，一个小男孩正使劲地扯住疯狂翻飞的大风筝在奔跑，后面跟着一群嗷嗷欢叫的小伙伴。风筝越过树梢、穿过山头，哇，上天了，真棒！小男孩和小伙伴一齐欢呼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心也随着风筝飞上了蓝天。刚满5岁的小男孩——杨国亮笑得很开心！

杨国亮是好奇的，而这种好奇，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杨国亮4岁半时，父亲即教他读《孝经》、《中庸》、《论语》、《孟子》。父亲创办了一所小学，杨国亮6岁时，就离家到这所小学住读；8岁时，他开始学《论语》，并学写作文。以后也涉猎其他书籍、诗词和一些小说。

小时候的杨国亮长得十分瘦小，面色略黄，却精神抖擞地读着，他尽情徜徉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在这里，他读完了《诗经》、《礼记》、《左传》、《周礼》、《史记》。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铸就了他爱祖国、爱人民，正直善良的品格，也成就了他以后为事业、为有所发明创造而忘我工作、忘我献身的性格和宇宙观。他以“天资聪颖、好学、深思”而闻名全校。

日寇的铁蹄碾碎了杨国亮的人生之路

1932年他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留校从事皮肤科学的医、教、研工作。正当杨国亮想雄心勃勃地在事业上大干一场时，“八·一三”的炮火打碎了他的美好梦想。

由于杨国亮的出色工作，1938年破格晋升为讲师。“好日子”没过多久，1939年，由于日寇侵华，学校不得不内迁，他不得不携妻带女随着上海医学院走上赴昆明之路。以后日寇的轰炸愈来愈多，局势愈来愈紧张，学校在昆明也无法安身，不得不再次“内迁”。

1940年11月，学校内迁至重庆歌乐山。

据杨国亮回忆，当时歌乐山物资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除医院手术室是泥石墙外，病房和住房均以毛竹为柱，以竹片涂泥灰为墙，以竹席为天花板，走的是泥路，下雨时不小心即会一再摔倒；吃的是霉米饭，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一古井。晚上，老鼠经常在天花板上追逐打闹，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在灯光如豆的桐油灯下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被经常告诫：“要节约，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那时，杨国亮虽已是副教授，但吃的是夹有石头、沙子的“八宝饭”。当时国民党币制紊乱，物价飞涨，薪资的收入养不活杨国亮一家五口，有时还得借债度日。杨国亮与当时那些清贫教授一样：“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生活上艰苦些倒也罢了，最糟糕的是，这里既无专业书籍、杂志，也无医疗仪器设备，更无法开展科研工作。但杨国亮对这些艰苦环境毫无怨言，依然尽心尽力，努力工作。

在谈到歌乐山这段历史时，杨国亮还是有不少遗憾：“只因缺乏研究条件，四年多只发表一篇治疗冻疮等蜂蜜猪油油膏新疗法的论文。”

1944年，杨国亮晋升为教授。

1945年9月，杨国亮获得学校派遣赴美国深造。他由重庆乘飞机先到印度加尔各答，再乘船至美国纽约。杨国亮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美国两年期间，他主要考察：美国皮肤科是如何建设的？科研是如何进行的？人才是怎样培养的？拼命学习国内没有、自己非常缺乏的各种知识。学成回国时，杨国亮带回了不少珍贵的病理切片和真菌菌种……

解放了，杨国亮想大干一场

1949年，杨国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红旗在祖国上空迎风飘扬，他踌躇满志，立志发展祖国的皮肤病学事业。当时华山医院皮肤科的状况是，医生仅3—4名，只有门诊，没有病房，更没有像样的实验室。但杨国亮心如明镜：积跬步而千里，汇细流而大海。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杨国亮的战略思想是，要发展中国皮肤科学事业，首先必须有一支骨干力量，而骨干力量的成长，需要创造医、教、研的条件。

为此，杨国亮添置了一批国外专业书籍和英、法、德、日、俄等国的皮肤病学杂志，还先后购买了一些科研、理疗设备：如X线、同位素、液氮冷冻器等。

开创新天地，人才是关键。1953年，在杨国亮倡导下，上海第一医学院开办了一期4年制皮肤科专业班，共收学员53人。他一面自编教材，一面亲自授课，为培养新中国第一代皮肤科“精英”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53位同学后来都学有成就，没有辜负杨国亮的殷切期望，成为华山医院皮肤科一支“战斗力特别强”的骨干力量和国内皮肤科领域的“开山鼻祖”。

后来，杨国亮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还应该多办一些这样的班，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1955年，杨国亮在华山医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有53张病床的皮肤科病房，从此，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患者及危重病人有了方向，有了收治地方；他们得到了最新的治疗方法。

以后，杨国亮先后开设出梅毒、麻风、湿疹、银屑病、真菌病、职业性皮肤病、红斑狼疮、结节性血管炎、脓皮病等专病门诊，以及中医、理疗门诊。当梅毒消灭，麻风转院诊治后，他又建立了遗传过敏性皮炎、皮肤淀粉样变、白癜风等专病门诊。

国家要发展，皮肤科要前进，就得有自己的科研机构，仅有门诊和病房是远远不够的。为适应临床及科研需要，在杨国亮精心规划和指导下，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真菌实验室、皮肤病理实验室、皮肤免疫实验室，以及生理生化实验室等。其中真菌实验室和病理实验室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已成为国内颇有建树和影响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成立，为1978年成立上海第一医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做了基础和物质上的准备。

他建立了世界上教学医院中唯一的麻风专病门诊

说起麻风病，人们大多有“谈麻色变”之感。解放初期，散布在上海的麻风病人有3 000多。一般医生都有“麻风恐惧症”，不敢接触病人。杨国亮认为不能让病人危害社会而不予医治，于是，他在华山医院设立了麻风专病门诊，这是世界上教学医院中唯一的麻风专病门诊。他以其渊博的知识认为：麻风有的不具传染性，即便具有传染性，但不长期接触亦不易染上。根据当时调查，因夫妻关系传染的，也不过5%。

榜样的力量是最好的老师，为了医治病人，杨国亮亲自接触病人，既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看麻风病如同看普通病人一样。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麻风病人更是备加关怀和尊重，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患者患的是哪一类型麻风，他见到总是主动握手言欢，嘘寒问暖，为他们认真仔细检查，鼓励患者树立信心，积极配合治疗，战胜疾病，重返社会。杨国亮大胆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崇高境界深深感动了他的弟子，也激发了他们积极参与麻风防治工作的热情，从此再无“麻风恐惧症”了。

1950年，杨国亮协同上海市卫生局找到了一个地方，设立了麻风病门诊处，至此，华山医院才将病人转了过去。

为了进一步搞好麻风病防治工作，1958年，杨国亮带领部分毕业班同学到上海马陆公社进行普查工作。1959年，卫生部指示对麻风病进行综合防治措施现场研究，他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研所胡传揆、马海德教授协商合作，在苏北海安仇湖建立麻风病研究基地，并随即带领医生和上医同学约100人到海安进行普查，后留下两名医生在仇湖继续工作。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际，生活异常清苦，农村仅以盐水烧蔬菜充饥。杨国亮和他的弟子每人每天只分配到极少量的米，但工作量却非常大，特别是进行麻风病调查时，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路，那时杨国亮已60高龄，但仍与他的弟子一起吃胡萝卜饭、喝盐水汤，一起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到麻风病人家、麻风村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夜幕降临，他的学生已疲惫地进入梦乡，杨国亮往往还在挑灯夜战，次日一早又见他伏案工作或学习了。

从此之后，杨国亮与山东医学院皮肤科尤家骏教授等主编出版了《麻风图谱》。杨国亮为中国麻风病防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同样，设立梅毒专病门诊也是杨国亮一大贡献。解放前夕，梅毒甚为猖獗，他倡导设立的梅毒专病门诊，每周3次开诊，每次竟有100多位病人。为了全面根治梅毒，杨国亮还为防疫站先后开办性病防治训练班3次，共训练培养了300余人。华山医院梅毒专病门诊直至60年代初期，病人日渐减少后，才最后撤销。

“文革”期间的杨国亮

杨国亮几十年如一日，每天6点起床，除午休外，每晚11点就寝；数十年来，在他的字典里，上班只有“早到”，没有迟到或早退。50年代，杨国亮担任重要工作，他全身心投入，非常忙碌，既无星期天，也无节假日，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永远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审稿，他常常从清晨干到晚上11点。杨国亮对来稿要反复审阅好几遍，一般先仔细阅读两遍，将有问题的地方一一罗列，然后仔细地善意地提出二三百字左右的意见，从不敷衍潦草地写几句了事。

正当杨国亮事业如日中天，想带领全科同仁大干一场时，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夜之间，杨国亮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写检查、接受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向他袭来，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一加到他头上。作为一级教授每月360元的国家工资，变成了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最痛苦的是，人身失去自由，还被剥夺了领导职务。面对这一切，杨国亮泰然处之，似乎依然“满足”，因为还让他担任“一般医生”工作，可继续为病人排忧解难。杨国亮说：“生活总会有波浪曲折，人要开朗，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其实，杨国亮一直以国家为重，从不追求个人利益，把金钱看得很轻。

解放初期，第二军医大学聘请杨国亮为顾问，按当时学校规定，凡任该校的顾问都有少量酬劳，杨国亮坚持不受，每月都婉拒。杨国亮在其他单位任顾问，也是如此。

早在“文革”前，杨国亮就对上医大党委书记王乐三说：“我薪水太高，可以减掉一些；把我的30元房贴取消，我钱已经够用，不需要那么多。”那时杨国亮每月拿出100元交党费……

事情有时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文革”前，杨国亮主动要求减薪，未获准。可“文革”一开始，没有与之商量，就减了，而且减得很惨。

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杨国亮每天面对一篮子青菜、萝卜，照样看书，照样工作，他心里坦荡得很！

政治空气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依然忘不了千千万万个病人，依然在恶劣的环境里做了两件“值得书写”的大事情：

1969年春，数以万计的上海知青响应国家号召到全国农村、山区插队落户，不料，大量知青生了一种“怪病”：上下肢和暴露在外的皮肤都出现水肿性丘疹，奇痒难受，夜不能寐。好多人说“水土不服”，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上海市决定成立“赴赣滇黔医疗队”，以攻克难关。年已70岁的杨国亮，毅然报名参加医疗队，他随大部队照样翻山越岭，有时还要攀登海拔高达1 200米的大山，有时一天要走80多里路；吃得很差，一餐只有5分钱的菜；住得更差：室外蚊虫叮咬，帐内臭虫出没。杨国亮不畏艰苦，从不掉队。

有好多次，医疗队安排杨国亮坐镇卫生院作技术指导，但他总是坚持亲自到生产队现场调研。他说：我不去现场考察，检查病人，怎能弄清病因呢？一天下大雨，杨国亮主动要求去一个来回约行30里路，并有一个很难爬的陡坡的生产队去看两位上海知青。公社党委书记劝他说：“您年纪大了，不要去了吧！”杨国亮不肯，他笑着说：“不，一定要去，即使只有一个知青，我也要去，这是我的责任。”

在艰苦卓绝的调研中，杨国亮发现，当地村民不发病，当地有一所“共产主义大学”，起先招的学生普遍发病，以后逐年减少；二三年后有个别人发病，其他人似乎都有了免疫力。在这次调研中，杨国亮共走了303个生产队，检查了2 348人，了解到患病率为93．1%，男性为90．1%，女性为96．7%。

医疗队19名队员，包括皮肤病专家杨国亮都感染上与上海知青一样的“怪病”。杨国亮无怨无悔，正因为有了这次远征、跋山涉水，他们终于搞清楚了病因——蠓虫叮咬所致。确定病因后，杨国亮代表上海父老乡亲，告诉上海知青防治方法，并告诉当地医护人员：该病会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人们免疫力的提高，二三年后会基本消失。3年后，杨国亮的预言得到证实：怪病果然遁之。

1969年冬，史无前例的“文革”仍在继续。党支部交给了杨国亮一个任务，要他去研究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音频电疗法。这项研究工作一直持续了整整3年。那时，上级没有派给他一名医生，仅给他一位女技术员，杨国亮也没有向党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便开始了研究工作。

每天上午有70余位病人需要治疗，年逾70岁的杨国亮既要负责登记病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等基本资料，又要询问病史，记录详细病状和随访情况，还要进行治疗和操作。整个上午没有一分钟休息时间，而且必须站着工作，但他从未叫苦或要别人帮忙。冬天很冷，他怕病人受冻，没有工勤人员，他每天清晨7点就赶到医院生炉子，下班前将未烧完的炭渣拣出来，然后将炉灰扫出去；一个冬天过去，又一个冬天来临，天天如此。

音频电疗仪研究工作还算顺利，在他的精心研制下，我国第一台音频电疗仪诞生了，它除了应具有的功能外，还有软化瘢痕、促使神经系统恢复等功效！但杨国亮并不满意，邀请物理学等专家联合攻关，进一步将仪器从40公斤改进至8公斤，最后到3．5公斤。这台机器前后共治疗4 000多位病人，其中包括不少外宾，病人反映疗效不错；后来音频电疗仪被推广到全国，并销往国外，为成千上万患者解除痛苦。最后杨国亮总结3年来的实践经验，撰写了《音频电疗法》一书。

杨国亮为皮肤病理疗和中国的皮肤病治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杨国亮的一丝不苟

杨国亮顶真、一丝不苟是出了名的。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古尸皮肤研究期间，杨国亮以其渊博的知识揭示了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古尸皮肤的结构成分变化性质、发生时间及其机制，并撰就了一篇轰动世界的“难得的文献报告”。其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时曾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出于好意，想把古尸打扮、化妆，“弄得好看点”。杨国亮坚决阻止，并为此大发脾气：“古尸就是古尸，原来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能乱来！”

说起杨国亮的严格，他的弟子廖康煌教授回忆说：杨老长期担任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那时只要听说杨老第二天要来查病房，我们就通宵准备，从病史、描图，他样样都问，不合格的就严厉批评。他说，写病史就要像古代文人描写美女一样，要详细，要形象，要做到：“增加一分嫌长，减去一分嫌短；施之以朱太红，施之以粉太白”，以免误诊。对于学生写的“住院总结”，他要组织认真讨论，要看看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笔者曾采访了杨国亮早期学生、华山医院皮肤科王侠生教授。当谈起导师杨国亮时，他滔滔不绝地打开话匣子：

“1953年，杨教授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绝后的一个皮肤科专业班，我从大一开始随专业班学习皮肤科。我之所以热爱皮肤科，就是受杨教授的影响；杨教授很讲究医德，他的教育强调人的品德。

杨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他不像别的主任，看过就算，他宁愿让桌上的病历堆成山，看一两遍不行，就看三四遍，也不愿意马马虎虎；他追求‘完美’，凡他看到的病历，一定要改好为止。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杨老师很注意培养科里的医生，80多岁还坚持每周查房，后来年纪大了，才改为一月一次。病史哪怕错一个字，他都会很生气；病史字迹潦草，会挨骂；他要求下级医生写的病史要非常客观，非常准确，如病人身上的丘疹、水疱有多大，要有详细描述，不能凭想象；他经常把医生写的病史，拿到病人那里去一一对照，看你写得对不对，写得好，表扬，写得不好，准挨骂！杨老师最反对造假，谁在病史上敢造假，那真是了不得的天大事！杨老师还有个特点，查房时，医生汇报病史，不能看病史，红细胞、白细胞等数据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所有病史，都要背得出。这就逼得医生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病人的所有情况，来不得半点马虎。

杨老师对学生很严格，要求医生最好掌握两门外语。但他爱学生爱得很深、很亲热；他诚恳待人，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利用’一切关系，为你努力创造出国进修的机会；生活上，他会无微不至地关心你。谁出国或归来，杨老师都亲自到机场迎送。

1985年，杨国亮年事已高，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但他仍然关心皮肤科的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并主持编写了205万字的《皮肤病学》巨著，这是迄今我国最完整的一部皮肤病学的百科全书。第三版《皮肤病学》已经出版，为了尊重老师，王侠生等弟子把书名改为《杨国亮皮肤病学》。”

2005年9月13日23点03分，杨国亮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106岁。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广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杨国亮跨越3个世纪，可谓超世纪老人，在皮肤科学领域驰骋70多年，这在世界皮肤科史上都是罕见的。

说起这些辉煌，华山人永远不会忘记超世纪老人——杨国亮！

作者孙国根，复旦大学新闻中心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