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群中疾病人人记苏德隆教授的离开

大师风范　光照后人——记苏德隆教授

袁鸿昌

苏德隆教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缅怀老人家光明磊落的一生，追思老人家的伟大风范和卓越的建树，将为我们树立学习的楷模。

读书为乐，学贯中西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幸成为苏教授的一名研究生。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好学精神。他以读书为乐，学习是他的最大爱好。在繁忙工作之后，或是在出差的路上，常常抽空读书，手不释卷。记得在1980年底我陪他到安徽，准备他与沃伦博士合作的血吸虫病防治对策的现场试验。从芜湖安徽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出发奔赴贵池现场，刚巧下了一场雨夹雪，路面结了一层薄冰，省寄研所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送我们。因为路滑难于刹车，须要滑行一段路才能停下来。从芜湖到贵池这段百十公里的路旁已有9辆大小汽车和小型拖拉机抛了锚。开车的单师傅是一位老司机，他的心里也发毛。我在车上如坐针毡，两眼一直盯着前方，警戒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这样紧张情况下，苏教授好像丝毫未有察觉，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拿着一本英文杂志在读着。我心想：“他老人家可真能沉住气啊！”。直到汽车开进贵池县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有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到他家去拜访。进门后看到他正在埋头读书。我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应该休息一下啦。”他笑着对我说：“劳动节就应该劳动，读书不是最好的庆祝吗？”苏教授每到周末都到图书馆借几本书或杂志带回家中，连周末也不肯休息。我到图书馆借书时常常发现那些比较新的公共卫生方面的图书与杂志的借书卡上总签有苏教授的名字，有的不止借了一次。一位老图书管理员对我说：“苏教授是借书最多的老教授之一。”

苏教授自幼勤学苦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然后考取公费赴英、美就读于两国的著名学府，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和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苏教授无论在国学和西学均有极深的造诣。他磨砺于基层，执教于高等学府，一直钻研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卫生问题。他凭借融贯中西文化的深厚积淀，开创了公共卫生学，特别是流行病学学术研究的先河。

卓越建树，世人景仰

20世纪50年代流行病学仅限于传染病的研究。当我们读书时，读的就是前苏联教授编写的传染病流行病学著作。来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后，看到苏教授主编的流行病学著作中将调查方法写得非常透彻，读后感到耳目一新，看到了流行病学方法学的发展远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病学酝酿着重大变革，已冲破传染病的研究范围向慢性病方向发展。1960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流行病学会议上，截然分成两大学派：一派固守传染病流行病学的范围，坚持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定义。而另一派则认为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的分布、发生频率及其影响发生频率的条件，将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慢性病。苏教授在其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科书中，顺应时代潮流和根据自己的多年思考，将流行病学定义为：“研究疾病的分布、生态学及防治对策的科学。”书中扩大了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并充分肯定了统计学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将流行病学研究从定性推向定量研究，为我国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苏教授是我国理论流行病学的引路人。1950年他根据上海某托儿所水痘流行的实例修正了里德弗罗斯特的数学模型，阐明了免疫在控制传播中的作用。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建立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数学模型。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看到该论文后，认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反映，因此未被发表。直至1964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苏教授得以重新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深有感慨地说：“我手中稿件上的回纹针已经生锈了。这份稿子在我的书柜中已经压了14年，今天终于可以发表了。”说明坚持真理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1963年苏教授发表了《钉螺负二项分布的研究》。表明钉螺分布具有聚集性，探其原因与环境、食物及两性吸引和交配有关。延伸到感染性钉螺分布、人群中血吸虫的分布以及水中毛蚴和尾蚴分布均显示不均匀性，为阐明血吸虫病的流行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教授是推行科学的临床试验的先驱者。他在1951年发表的《怎样考验医疗方法的科学价值》一文中指出：唯有经过严格考验的医疗方法才是有价值的方法。有人以“用人做实验是不道德的”来反对临床试验。苏教授反驳说：“一个新药假使还没有研究成熟的话，就不能保证其无害。把这样的药物无限制的给人用，这算不算合乎道德。”在当时倡导双盲、对照和均衡的临床试验是担当很大危险的。今天临床试验与现场试验已成为实验流行病学的重要内容和循证医学的基础，苏教授为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在晚年发表了《中国血吸虫病生态学》一文，从生态学角度探讨血吸虫病传播规律和防治对策。他研究了各种环境对人及钉螺的影响。从村庄结构、居民接触疫水的行为以及水、土、温度、光照等自然因素对钉螺分布的影响与作用，并以生态学观点分析了中国兴修水利与血吸虫病疫情扩大的问题。最后，描绘了血吸虫病防治的远景，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指出了方向。

此外，苏教授关于副霍乱地方性的研究、桑毛虫皮炎病因的探讨与肝癌病因的论断，均为流行病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之作。

深入实际，心系人民

苏教授师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洛里院士，研究微球霉素而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抗生素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解放初期他发现驻沪部队战士因涉水操练感染上血吸虫，其中不少人患了急性血吸虫病，便写信给三野九兵团司令宋时轮将军（后任华东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主任）汇报流行情况。宋将军亲自接见了他，并鼓励他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从此，苏教授放弃了他所熟悉的微生物学特别是抗生素的研究而转向血吸虫病的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血吸虫病研究室，一直延续至今。他先后研究了“下河洗澡游泳对于血吸虫病感染的关系”、“嘉兴农村各种水血吸虫感染之比较”、“河岸钉螺分布的观察”、“钉螺生态与灭螺方法的研究”、“生物学灭螺方法的研究”、“人粪尿混合杀灭血吸虫卵的研究”、“个人防护方法的研究”等。涉及血吸虫病防治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期集中于防治对策的研究。

1965年受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办公室的委派，苏教授带队研究城镇地区消灭血吸虫病问题。他选上海的青浦朱家角镇作为试点：这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又是一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研究工作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了解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特点和钉螺分布的规律。朱家角镇的建筑特点是房屋多沿河而建，屋前临街，屋后靠河，河道交通四通八达。沿河建筑的房屋皆用木桩撑起伸向河中，木桩受风吹雨淋，日渐腐蚀，形态千奇百怪，人称“仙人桩”。屋下岸边水流缓慢，杂草丛生，是钉螺孳生的好地方。钉螺最多的地方，每平方市尺达700只之多，并常有感染钉螺存在。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特点和钉螺孳生规律，采取了以改造环境，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措施。首先抽干河水，用药物杀灭钉螺；然后，用石块砌岸边和屋墙后壁（代替“千人桩”），整修石驳岸，重修水码头，最后用水泥嵌缝，使岸边整齐划一而美观。在镇领导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一举消灭了市河钉螺。经过反复查治遗留病人和多年监测，朱家角镇终于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千年古镇焕发了青春，现已成为上海的一个旅游胜地。

20世纪70年代治疗血吸虫病的新药吡喹酮问世，为血吸虫病的防治带来新的希望。由于控制传播的策略在埃及和曼氏血吸虫病上收效甚微，有人就倡议以单纯的治疗控制病情作为主要策略。此说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沃伦博士（洛氏基金卫生研究部主任）来沪作报告时，极力宣扬这一新策略，但立即遭到苏教授的质疑。苏教授认为“单纯化疗”只能控制病情，不能控制传播，实为权宜之计。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的地方都是靠控制传播达到的。于是，两人商定进行现场对比试验，以试高低。1981年春在安徽贵池开始了现场研究。三联大队（苏教授试点）采取灭钉螺与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桂畈大队（沃伦博士试点）采取单纯吡喹酮治疗。两试点条件相似，中间隔一谷塘湖农场。经过3年试验，单纯化疗试点居民血吸虫感染率下降缓慢且有急性血吸虫病患者出现，钉螺密度和感染率仍处于原有水平。而采取防治结合综合措施试点，居民感染率和钉螺密度急剧下降，并连续两年未查到感染性钉螺。显然后者优于前者，受到两位科学家的共同肯定和认可。从此在国际文献中又将控制传播措施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并认为中国控制血吸虫病的策略有其独到之处，应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

经过30多年的防治，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已局限于沿长江的江河湖滩地区和西南的大山区。如何控制湖区和大山区的血吸虫病乃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委派苏教授带队研究河滩地区控制血吸虫病的对策。1980年春选贵池县白杨河畔的纪家坝草滩地区作为试点，开展防治结合的现场试验。当时草滩上钉螺密度和感染率均高。草滩上生猪饲养场前钉螺感染率高达12．8%。哨鼠感染率几乎为100%，足以证明是一个严重的疫源地。1980年采取单纯治疗病人措施。一年后，疫情如故。1980年底，采取建矮堤、蓄水、养鱼措施：沿白杨河西岸建2．5千米长、4米高的矮堤；然后清塘、蓄水、养鱼；在堤上树高网拦鱼，堤外喷洒药物灭钉螺。至1984年矮堤内外已查不到钉螺，居民已无新感染者。建矮堤的投资逐年从养鱼收入中收回。取得兴利除害、血防生产双丰收的理想结果，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光明磊落，璀璨人生

苏教授为人耿直，心地坦诚。他在毛主席接见他时勇于向主席进谏血吸虫病消灭期限问题和劝阻毛主席不要在黄浦江中游泳的事迹，已成为科学史中的佳话。

苏教授根据自己的自主思考发表的正确见解，有时是与当时形势大相径庭的。1958年大搞除四害的群众运动。有一天全市学校停课，有的工厂停工，全民动员，围歼麻雀。我校师生一起动员起来轰麻雀。有人坐在屋脊上，有人站在地上，形成立体攻势。大家一起鸣锣吓雀，使无处躲藏的麻雀终因筋疲力尽，纷纷坠落在地上成为战利品。第二天上午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胜利的战果，说明动员了多少人力物力，捕获了多少麻雀。苏教授即以报告的数据算了一笔经济账，认为投入远远大于产出。得出结论是：得不偿失。当然这样思考方法在当时是不会得到理解的。时至今日，每项防治措施都必须用经济分析方法加以评价已成必然之势，可见苏教授的思想是多么科学而又超前啊。

1958年“大跃进”后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阶段。人们由于摄入蛋白质不足，不少人出现了水肿。苏教授又提出了“奇想”：要用蝇蛆制造酱油。因为蝇蛆体内有大量的蛋白质可以利用。老人家的动手能力极强，真的用蝇蛆制出乌黑、澄清的酱油来。首先，他自己品尝，然后让我们一一尝过，确实是鲜美异常。但在当时形势下这种做法是冒着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危险的。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农村女饲养员采用科学家的建议用蝇蛆养鸡的故事。她用蝇蛆养鸡产蛋多而且大，胆固醇的含量是一般鸡蛋的一半，而饲料的成本又减少了一半。这种鸡蛋很受市场的欢迎。联想41年前苏教授制造蝇蛆酱油的创举，我们应该有何感想呢！

1983年苏教授与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关于“香烟屁股”的学术之争，同样领略到苏教授的思想敏锐、逻辑严谨，更主要的是对人民健康的关心和对重大卫生问题的思考。于光远先生在《经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认为所有的卷烟都加上过滤嘴，帮助烟民将烟吸尽。可以少扔掉200万亩地生产的粮食，国家可以增加税收，工商部门多得利润，职工多得收入，又可解决就业问题。苏教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加以反驳。他认为一支烟一经点燃其经济价值即告消失。不论你吸一口还是全吸进，200万亩地的收获未保住，其他的承诺也无法保证。从国民经济观点出发，从人民健康观点来看，提倡不吸烟，可省下1 000多万亩土地用于种植其他作物，每年还能减少成千上万的肺癌病人，才是有高度经济效益的。他奉劝那些戒不了烟的人，最好吸浅一点、少吸几口，“烟屁股”留长一点。横竖烟钱已经花了，少吸进一些致癌物质，也是一种补偿。这样锋芒凌厉的陈述，显现了苏教授的雄辩风格。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去了加在苏教授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和不白之冤。苏教授好像变得年轻了，在他身上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从1978到1985年，不到7年的时光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扩大了研究领域，建立了国际合作项目，出访了亚、欧、美洲的许多国家，多次出席了国际会议，并在国际上倡导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改革等等。他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像要把耗损的时间全部拽回来，哪里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啊。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苏教授是我们医学界的一代宗师。一阵阵暴风雨过后，更加显示出高山的青翠本色；一次次磨炼之后，更加表露出老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老人家的坦荡人生和深邃的思想，值得我们后来人好好领悟和学习！

作者袁鸿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1955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师从苏德隆教授，1958年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卫生部血吸虫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