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高尚，桃李芳馨

师德高尚，桃李芳馨

胡懋廉出身于一个充满了书卷气的教育之家，从小受环境熏陶，接受了父亲教书育人之思想，传承了父亲诲人不倦之禀赋，因而桃李满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40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教材教具皆无，他一面带领学生完成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一面积极想办法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为筹建实验室，他冒着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带着学生在无主坟堆中捡拾颅骨、在瓶瓶罐罐中尽可能地搜集着标本。半年之久，他与学生共寻觅到颅骨400具左右，然后再对这400具颅骨进行漂洗、消毒、分类、筛选、透照、切割、胀裂，做成各种颅面骨标本和模型。在常人看来恶心可怖的头骷髅，于他却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他要求学生对各类型的鼻窦、乳突以及内耳标本等进行钻割操练，作为施行手术的训练，这些从不同角度割开的切面使初学者了解了人体耳部结构和形态。这些标本虽经战乱损失了大部分，但至今仍有100余件标本保留在第四军医大学，在60余年的课堂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说过：“学习专科，解剖是基础。”他深知年轻时打好了基础，将来才能有所建树，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制作教学标本和模型的理由，因为形象教学对学生来说易于理解和记忆。就这样，他们仅凭一双手，在成都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耳鼻咽喉科实验室，确切地说应该是标本室。正是在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接受着严格的解剖训练，打下了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养成了学生们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严谨求实，勤奋刻苦。

他还有一大爱好：喜欢画画。他常会在家里的墙上、门上直接进行他的艺术创作，尤其喜欢画各式各样的金鱼，家里到处都是他形态逼真的作品。至今他家中的墙上还张挂着他当年的杰作——约2平方米的一幅画：四个子女正笑逐颜开地庆祝抗战胜利，画得像极了，真是惟妙惟肖！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精于绘画的才能应用在教学上，以高超的画像技术依据解剖标本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手术设计图，以帮助学生直观的理解教学内容，使学生们受益匪浅。他不仅自己画，还以艺术家的眼光，指导医生们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在贴贴画画的过程中，医生们的临床动手能力得到极大长进。

那时医院里除了美国石油大王赠送的一套手术器械外，没有一件称得上医疗器械的东西，一切要靠自己动手做。他用灵巧的双手设计出各种教学模型：他把一只滴鼻玻璃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捆上两条橡皮手套的皮，这样便形成了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西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教授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有无异物在气管中。他就是用这些自制的教具，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着扎实基础的、临床经验特别丰富的优秀学生。

他对下级医生和学生既严格又厚爱，在为一位患慢性上颌窦炎患者做手术时，他边做边对助手讲解：麻醉注射的进针角度、深度、药量；作为第一、第二助手应各自如何配合手术，使主刀者得心应手。手术中他还常常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使助手每跟着他做一次手术便有新的收获。

凡是有益于临床教学的，且不妨碍治疗质量的手术机会，他都让给下级医生和助手做。一次为一位病员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时，助手在完成了术前准备的消毒、遮盖后，便站在一旁等待他动手，然而他悄悄打着手势示意由助手上台主刀，他则站在一旁指导和当助手，手术结束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让助手按他的吩咐写医嘱。这件事令这位助手终生难忘，以后这位助手亦以老师当年培养他的方式培养下级医生。什么是“甘为人梯”？“甘为人梯”是境界、是品格、是包容，是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把部属的成长看作自己的责任，他为“甘为人梯”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一天，他在为一位患眼睑下垂的病人会诊时叫来跟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学生，想考考这位学生的临床技术究竟掌握得怎样。他请这位学生先下诊断。经检查，学生发现病人鼻咽顶部密布着颗粒状肉芽肿物，便对老师说：“初步诊断鼻咽癌。”几天以后，活检结果证实了学生的诊断，他非常高兴，看出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便有意重点培养。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江泽民为其亲笔题词、闻名遐迩的中国耳鼻喉科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姜泗长教授，当时的胡懋廉慧眼识英才。

他不仅爱才，更是惜才。当年轻的姜泗长身患肺结核病时，他资助其住院治疗3个月直至痊愈；当姜因工作劳累再次复发时，胡教授甚至不顾家人被传染的可能，将其接至家中养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大”回到南京的姜泗长即将赴美留学，然而却因无人为学生上课而面临无法去美国。时任四川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耳鼻咽喉科主任的他，深知学生此举关乎其未来前途，当即向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很快，胡懋廉一家从成都迁回南京。老师的引路和知遇之恩，提携栽培之情深深地印刻在学生心底。有这样爱护学生，舍己为人的老师真是学生一生中的大幸，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更幸福的事情呢！

通达厚道，高风亮节

胡懋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待人诚恳，他教育青年医师晓之以理、诲人不倦，管理科室温而严谨、威而通达，他风趣幽默，从不盛气凌人。

抗战时在医生们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叫死。”医生、教授们挨饿的现象十分普遍。胡懋廉的工资收入要养活他爱人和负担四个子女的读书费用已很困难，缴付孩子学费时得变卖物品，生活陷入窘迫，一到月底没钱买米是他家经常有的事，单身医生几乎都有借钱给他的经历，同时也都有上他家蹭饭的经历。为缓解教授们穷困的生活现状，医院终于出台了一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生看病、手术，但费用要高出1—2倍。于是他便利用他的知名度在业余时间为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将他那份“额外”的并不多的收入分一部分给科里的其他人，接济那些下级医生，这样每个医生又都有了从他那里得钱的经历。

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难日子里，他不乏幽默和风趣，时不时用天津方言和大家说一段笑话，逗大家“穷”开心，他的乐观和厚道犹如艰苦环境里的调和剂，感染着大家。为驱散大家的思乡之情，逢年过节他总是邀请全科医护员工到家里吃饭，妻子在灶上炒菜煮饭，女儿则在灶下烧火，等客人们吃完走了，她们才能吃饭。就这样度过了抗日时期最艰苦的岁月。

“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他经常说的话。病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一视同仁，对有权势的人他“不推诿，不逢迎，不卑不亢”；对贫苦大众他尽自己所能，热情诊治。他虽然和不同阶层的人做朋友，但从不向不义之财伸手，一生清贫，从未多要一分他认为不该得的钱。

“文革”动乱时期，这样一位受人尊崇的老教授被冠之以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遇精神上的逼迫和威胁、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对自己尊严的践踏、对人格的侮辱，他都嗤之以鼻，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耿直，通达厚道，对权贵不趋炎附势，对平民不趾高气扬，这，就是胡懋廉品德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受人爱戴和尊敬之所在。

1971年，享年72岁的胡懋廉终因心脏病急剧恶化匆匆离世，他是多么渴望晚年还能继续为他未竟的医学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啊！然而他走了，带着遗憾，走得那么仓促。他50年的行医、教书生涯，留下的是而今白发苍苍的学子对恩师的无尽怀念；是目睹他遗作、耳闻他故事的后人对他永远的敬仰……

作者周建莹，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公关宣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