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上医情

海纳百川上医情

陈灏珠

上海医科大学（简称上医）创建80周年了，我这个来自南海之滨落户到东海之滨的学子，在上医系统工作了近60年，深切感受上医海纳百川的胸怀，与上医结下不解的情缘。

我的学习经历

我1924年出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新会县，在香港度过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国沿海地区沦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我们一家逃难回到原籍。刚刚安顿下来却又遇上水灾，被困在家乡半年，水退后才得以北上到当时的广东省会韶关市求学。在那里完成我的中学学业，并考入当时流亡在江西省永新县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开始我的6年制医学本科学习，这时是1943年的秋季。

国立中正医学院（简称正医）1937年建立于江西省南昌市。建院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曾几度迁移。1943年我入学后到1944年读完一年级的课程时，日寇来犯，学校迁到江西南部赣县的唐江镇。在那里读完二年级的课程，日寇又来了，学校再迁到福建省的长汀县。在长汀读三年级的课程时，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学校于1946年夏迁回江西南昌的旧址。此时百废待兴，在学校进行艰难重建的过程中，我读完了四、五年级的课程，得找医院实习了。

有缘到上医来实习

那时到哪一家医院实习要自己申请。从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同学们就忙于发信申请了。就在这时，上医第一实习医院中山医院院长、我国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认为：中山医院是上医的实习医院，但也应该接受别的医学院学生来实习，“杂交”有好处。他邀请正医的院长、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王子玕教授推荐两位实习医师来中山实习。王子玕院长接受邀请，并根据择优遴选的原则，推荐了我和黄文华同学。1948年3月，我收到中山医院的通知，说经过审核我被录取。1948年7月，我到上海报到，踏入中山医院的大门。那时解放战争在激烈进行之中。从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这一个学年的实习，到各临床科室轮转，我接受了中山医院各科上医老师们给予的正规而又严格的临床医学基本训练。我住在实习医师宿舍里，每天24小时负责为病人服务，连续观察每一位病人的病情。每周只有周日的下午休息半天。每天上午随主治医生查房，下午随住院医师查房，周日上午随总住院医师查房，天天写病史、背病史和汇报病史，做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当时血、尿、粪常规检查，发热病人血涂片找疟原虫或黑热病小体以及血吸虫病病人粪便孵化查毛蚴都由实习医师做），据此分析病情，提出初步诊断和治疗意见。观察病情的演变，写病程录，写请求其他科室会诊的申请单、辅助检查的申请单，写上级医师讨论的记录，写出院录。学会和实施各种常规诊治操作，上级医师做手术时当好助手。看门诊、开处方，有时协助上级医师处理急诊病人，辅导五年级同学见习。遇到疑难的病人去上医图书馆查文献，寻找诊治的新方法。此外还要收集有关资料准备写毕业论文。这样，要学习和实践的临床医学基本功很多，可以说什么都要学、都要干，休息的时间却很少。晚上即使入睡了，因为24小时负责制，病人半夜里病情发生变化得起来去处理。所以这既是学习又是工作的一年实习医师生涯过得非常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我没有辜负两位院长和中山医院各科上医老师对我的教导和期望，优质地完成了所有实习课程，连毕业论文的资料都整理好了。我觉得这一学年的辛苦，与抗战时期在流亡中学习和生活的艰辛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奉献虽然很多，但学到的基本功，作为临床医师一生都用得着。

快正式毕业了，得自己找工作。我向中山医院提出申请到内科工作。中山医院审核后于1949年3月通知我，同意接受我为内科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经过6年寒窗苦读（5年理论学习加1年实习）我终于取得了成果。1949年7月，我到中山医院内科报到，成为中山医院的正式职工、上医系统的一员，迈出临床医师生涯的第一步。这时上海已经解放。

四年住院医师的工作和训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成为在新中国成长的第一批临床医师。在4年的内科住院医师工作期间，我住在中山医院住院医师宿舍里，依然是每天24小时负责为病人服务，继续接受内科学的临床训练。在上医各位内科老师的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逐渐锻炼成能迅速去芜存菁地采集病史；能准确无误地发现异常体征并判断其意义；能对入院录、病程录和其他记录等一些医疗文件的书写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能分析临床资料，顺利地进行鉴别诊断，随后作出比较正确的诊断；能迅速制定合适的医疗方案；能熟练地进行内科的诊断和治疗操作。此外，很好地完成实习医师的带教和见习学生的临床示教工作，钻研最新的内科文献资料，积极配合上级医师开展临床科研工作，即逐渐具备独立诊治疑难内科疾病、进行内科教学和科研的能力，达到了主治医师的水平。

在此期间由于受过医疗文件书写的严格训练，我主动承担现场记录、会后整理内科临床病例讨论会讨论内容的工作。这些记录都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1955年至1956年间几乎每一期杂志都登载1—2篇，连续登载了20多篇，成为当时上医的一个品牌，深受读者的喜爱。此外，我还发表了5篇论文，其中包括报告在国内率先用单极胸导联心电图诊断心肌梗死的论文。1950年我参加上海市郊区解放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荣立三等功。1951年我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荣立一小功。1954年我被晋升为内科主治医师。1957年我被晋升为上医内科讲师，兼内科教研组学术秘书。成为内科主治医师后我选择了从事心血管病专业，从心血管病专科医师，逐渐成长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医传统地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毕业于不同院校在上医工作的学子都有同等机会，受到培训和发挥才华。

在心内科领域开拓前进

成为内科心血管专科医师后，我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独当一面地开展医、教、研的工作。1955年我协助陶教授创办上医第一届心电图学进修班，在完成教学任务中也提高自己心电图学水平。这一届和其后各届的进修生都成为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1957年，中山医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和陶寿淇教授选派我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著名心脏病学专家黄宛和方圻教授处进修心脏导管术。回院后在中山医院建立起上医第一个心脏导管室，开展心血管病介入性（有创性）诊治工作，成为当时国内少数的心脏导管室之一。与心胸外科合作，在右心导管术的基础上在国内率先施行左心导管、心腔内心电图和心音图记录、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等检查，提高了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和后天性瓣膜病的水平。配合由著名心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领导的心脏外科开展心脏直视下手术治疗，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1964年起我们率先开展经静脉置入导管电极，在右心室内膜起搏的人工心脏起搏法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工作，使心脏导管术从用于诊断发展到也用于治疗。1968年石美鑫教授和我在国内安置了第一台埋藏式经静脉右心室内膜起搏的永久起搏器，治疗一位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病人取得成功。1972年起我们又开展起搏法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我们大量累积用介入性方法诊断和治疗心血管病的经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发表有关论文已近40篇，心脏导管室在国内亦颇负盛名。1962年我编著出版了《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应用》一书，受到读者的欢迎，被认为是我国心脏导管术的经典著作。我也被认为是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和治疗的奠基者之一。1965年上医决定在各附属医院重点培养一批业务骨干，我被选上。院领导特请陶寿淇教授作为导师，陶教授和我共同制定了培养计划。可惜刚开始实施时，“文革”爆发，培养计划被迫中止。

“文革”十年浩劫，其时上医年轻教师和医师中许多人“闹革命”去了，年老教师和医师许多都被“关牛棚”，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医疗工作主要靠我们这些历史清白、40岁左右的中年医师来维持。

建国以来上海市各级综合性医院的内科是不分专科的，上医所属的综合性医院也不例外，中山医院内科有心血管病专业组但不是独立的专科。1972年上海市卫生局决定在一些三级医院中建立心脏内科专科，中山医院被定为试点单位之一。其时陶寿淇教授已奉调到北京阜外医院工作，我被任命为中山医院第一任心内科主任。在全科同志的努力下，我们建起了有45张病床的病房，陆续建起监护病室和开展了超声心动图检查。1972年施行我国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1975年4月美国血吸虫病代表团访华，全团在无锡参观江苏省血吸虫病研究所时，副团长斯坦福大学教授Basch博士突患心肌梗死，我受命前往抢救，并任命为抢救组组长。在我和无锡的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7昼夜的监护治疗，终使病人转危为安，3周后康复回国，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经过1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山医院心内科1989年被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定为国家重点学科，1997年被列入“211工程”发展规划重点学科。经35年来的发展，时至今日心内科已更替了4位主任，病房数已发展到4个，床位已增加到近200张，每年进行14万次心电图检查，3．5万次超声心动图检查，4 000次介入性诊断和治疗，两次蝉联国家重点学科，一次蝉联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和校“211工程”重点学科，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

永记恩师哺育情

我永远不会忘记正医老师们在我基础医学学习和临床医学理论学习过程中给予我的谆谆教导，也永远铭记在我实习期间和从事临床医学成长过程中上医老师们给予的严格训练和亲切教导，以及与我同届毕业的上医同学们给我的无私帮助。感谢他们不仅给我以学术上的指导，还指引我走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服务的道路。我特别怀念：

林兆耆教授　林教授是上医的元老（上医第一届毕业生），内科学（消化病学）泰斗，历任上医内科学系主任、内科学院副院长、医疗系主任、中山医院院长。1951年我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时他是我所在的第七大队的顾问，和我队共同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在医疗、教学、科研都有卓越的成就。他查病房了解病情详尽、体格检查仔细、分析条理清楚、讨论循序渐进，引导下级医师取得正确诊断和订出合适治疗方案。1952年他组织编写我国第一本内科学专著《实用内科学》，并连任第1至第6版主编。1964年他又主编我国第一本高等医学院校用的《内科学》教科书。10年浩劫期间他身心备受摧残，随后因病休养，不幸于1992年因病去世。继戴自英教授之后我担任《实用内科学》第10、11、12版的主编，延续他这一项工作。

钱惪教授　钱教授也是上医的元老（上医第二届毕业生），内科学（传染病学）泰斗。他性情耿直，爱国爱党，治学严谨，毕生奉献。他临床经验丰富，但仍常在工作时间之外到病室观察病人，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他教学认真，对下级医师热情关怀而要求严格，批评常直言不讳。他科研工作出色，常密切结合临床提出新的见解。我的毕业论文（后与钟学礼教授合作完成发表）对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分型，就是在他的启发下写成的。1955至1956年间我整理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的20多篇内科临床病例讨论会记录，时任内科学院副院长的他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大力支持。“文革”后《中华内科杂志》复刊，我曾在该杂志陆续发表6篇关于心脏听诊的讲座文章，他看到后特地给我打电话，对我诊断疾病时重视应用体格检查表示赞扬，老院长不忘我这个学生，这番鼓励使我深为感动。他在重庆工作了50年，2006年不幸病逝。

陶寿淇教授　陶教授是内科（心血管病学）泰斗，1940年毕业于上医，历任上医医疗系副主任、主任，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72年因工作需要他奉调到北京工作，任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院长。他是我的领导和导师。1953年我被晋升为主治医师后选择了心血管病专业就一直在他的领导和教导下工作：1950年我参加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医疗队，他是队长；1951年我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他是副队长；1955年他任上医医疗系主任后又兼中山医院内科主任时，我是学术秘书；1965年上医启动骨干师资重点培养计划，我被选为培养对象，他被定为导师。他道德高尚、无私奉献，一直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下级医师要求严格，但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使受教者如沐春风；他一贯重视科研工作，取得丰硕的科研成就；他在我国的干部保健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2年他和我国内科心血管病学的奠基人董承琅教授合编《实用心脏病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也是最有影响的心脏病学专著。他不幸于2000年因病逝世。《实用心脏病学》第3版在1993年出版时，我参加了主编工作，这时董教授已经仙逝。现我正在继承主编他们创编的《实用心脏病学》新版。

60年前像我这样被上医所接纳，并融入上医这个“海”的“川”是很少的。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的不断取得成就，上医传统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胸怀越来越开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上医这个“海”的“川”更是越来越多，这个“海”也越来越深越大。与复旦大学合校以后，流入到上医这个“海”的“川”我相信会得到更好的培养，会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我祝愿上医这个接纳更多“川”的“海”变得更深更大，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作者陈灏珠，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医学院医学系，1948—1949年在上医中山医院实习，在上医从医执教近60年。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