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送瘟神的战斗中成长

在送瘟神的战斗中成长——记上世纪50—70年代的血防战斗

俞顺章

与上医结缘

1937年我有机会去看望我的叔父俞松文医生。在他工作的宏大的、宫殿式的中山1号楼里，看到那明亮的诊疗室，忙碌的白衣白帽工作人员，人来人往，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中。1944年我在重庆读初中时，正好有几个同学是来自歌乐山上海医学院的职工家庭，有一次周末，张安中同学（张昌绍教授之女）邀请我们到她住在上医宿舍的家里去玩，使我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又一次看到了上医。1950年中学快毕业，本想投考上医，哪知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提前招生，提早了几个月考进了沈阳中国医大。1954年趁暑假回沪的机会来到上医的老大楼（即一号楼）参观了当时的卫生系。记得那次接待我们的是徐苏恩教授，他介绍了许多公共卫生的进展，介绍了教师们下煤矿、到工厂、走里弄解决卫生问题，促进人民健康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决心要学公共卫生。回中国医大后正好分专业，我进入公共卫生系学习。1955年毕业后，又幸运地回到上海，回到久已向往的上医卫生系。

投身血吸虫病防治

1956年正是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消灭血吸虫病”的年代。我们沈阳来的5位同学成为了苏德隆教授的首批研究生，分给我的研究生课题是“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当时先参加研究生课程学习和进入由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教授和苏教授等授课的流行病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学习。每周导师和专家分别接见一次，给予答疑、讨论问题和设计研究课题。这一年非常紧张，读书经常到深夜，晚上要爬篱笆回生理馆宿舍睡觉，第二天还要锻炼，清晨经常跑步转龙华塔一圈。暑假期间我们赴上海县颛桥镇血吸虫病流行区初次参加血防工作，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假期。在师资进修班学习的一年中收获非常大，不仅学到两位大师对学术孜孜追求的精神，还对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深刻的认识。最后在进修班里经过六大教授（斯切潘诺夫，黄家驷，林飞卿，刘约翰，苏德隆，李婉先等）三堂会考，结束了进修班最后一关“副博士考试”。

1957年下半年进入课题研究。我把血吸虫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课题分别选择三个不同类型的流行区进行调查。按先远后近的原则，一开始到江西丰城进行沟渠型血吸虫病流行区调查。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只得依靠当地血防干部和他们换工。我参加他们查灭钉螺，查病治病的工作，同时请他们帮忙我进行血吸虫病影响健康的调查。第二个点是到湖沼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新建县，那里的血吸虫病流行区面广而量大。我随着血防站长走到现场，一走半天时间，碰不到一个人，在那广阔的草场和麦田里到处都有钉螺的孳生。每年湖草和小麦收获的日子，一旦湖水猛涨，钉螺体内的尾蚴大量溢出，人来人感染，畜来畜感染。大量下湖的农民也因平时远离疫区没有免疫力，大批感染急性血吸虫病。这半年，看到了血吸虫病对老百姓的严重危害，体会到血防干部的艰辛劳动和艰苦生活，想想要消灭血吸虫病真是谈何容易。第三个点换到水网型地区上海市青浦县里浜村调查。这个村子属低洼地，50%以上的居民感染血吸虫病，患侏儒症的占4%，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像10岁不到的小孩子，晚期病人到处可见。钉螺在河里、田里、沟里到处都有。三个地区大量的调查的事实表明血吸虫病害6生：害生命、害生长、害生活、害生育、害生产、害生趣。

正在整理资料，作分析，写报告时。迎来了大跃进的1958年。鉴于1957年夏天毛主席接见苏德隆教授时提出七、八年能不能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教授说是试试看吧。上医又把血吸虫病防治作为当年的科研重点。苏教授和学校提出组织青浦消灭血吸虫病的试验田。学校从卫生系抽调一批原来在浦东陆家嘴劳动的青年教师，再加上基础部、医院青年技术员等一共20多人组成青浦血防试验田小分队，有胡善联、龚幼龙、黄敬亨和李茂琛教授等。我虽然正在新婚燕尔之时，但作为对青浦血吸虫病比较熟悉的一员，被委任为苏教授的助手带领小分队开赴青浦县。小分队选择里浜村附近的赵巷镇作为起点，开始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

种血防试验田是一项艰苦的事

一开始我还念念不忘我的课题，组织来试验田工作的师生去里浜村做些补充调查。接下来形势变了，血防局和学校需要的是如何消灭血吸虫病。小分队20多人，急待解决的是怎样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消灭血吸虫病应从何着手？

当时我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徐泾镇参加土埋灭螺，开新沟填旧沟，铲草灭螺；另一部分在重固镇参加苏教授创导的灭螺新药亚砒酸钙的试制和化学灭螺的现场试验。我们把砒霜与石灰加水后，乘热将两者搅拌生成亚砒酸钙，再加水稀释后用不同剂量在钉螺孳生的河岸上喷洒灭螺。结果初战告捷。就这样，每天几十箱砒霜加上相应的石灰，在我们手下生产出灭螺药。参加工作的同志一天下来满身是汗，又是石灰又是砒霜，一到下工必须要下河清洗。几天下来由于长时间接触砒霜而引起全身各处溃疡发炎。更不幸的是当地突然发生了一起砒霜毒死人的凶杀案。最后使我们不得不停止了该项试验。

接着我们在赵巷镇开展了一张图、一本账的工作。将当地钉螺的分布情况，绘制成一张张地图；同时将当地所有血吸虫病病例检查和治疗的情况记在一本账上，以供灭螺治病时参考。在绘制地图时，发现赵巷镇前的一条河约1 000多米长。经过反复查螺，发现那里的钉螺分布非常固定，我们将河水线上每一平方市尺钉螺数量都作了详细记录，而且连续查螺一年。河道上的钉螺12个月中分布大致固定，由此产生了一套新的查螺抽样方法，查钉螺用有螺框代替框内钉螺的计数。苏教授利用这些查螺资料更进一步发现钉螺不是随机的泊松分布，而是属于聚集性的负二项分布。对钉螺分布的理论，以及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的防治策略有了清新的思路。

搞清螺情是为了消灭钉螺。而灭螺要与河水打交道。我们学会使用推拉式灭螺器和双冲程机动灭螺机。同时在茫茫的河岸整天整天地开展喷药灭螺。后来又试制了火药、大炮，用来喷洒萘以消灭滩涂上的钉螺。使用茶子饼、敌百虫、含铬和电石渣等废料灭螺。

灭螺的同时，我们还关注粪便管理。关继忠老师等将病人大便与患病牛粪中血吸虫卵分别进行计数。发现一泡牛粪相当于几十个人次大便中的虫卵数。得出管理牛拉粪，尤其防止牛一着水就拉粪的重要性。

由于我们种血防试验田的突出表现，1958年国庆前，我们这个年轻的集体荣幸地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集体。

全校开门办学迎接血防高潮

1958年全国学校掀起了一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运动。结合三秋劳动，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跑步奔向青浦县。试验田的同志结合当时形势，在青浦城厢镇设立了开门办学教学基地。当时组织儿科班同学在陈云故乡练塘开展了消灭丝虫病的战斗。结合丝虫半夜在血液中游走的规律，广大师生半夜行动为居民采血验丝虫；接着又在患者中普遍服用了海群生治疗丝虫病。其他上医的同学以上海医生名义在青东参加查螺查病的工作。一下子上海医生闻名全县。大家不辞辛苦，起早贪黑、走家串户收集大便，查病问病。有的同学还组织技术革新小组。卫生系的同学在塘郁开展了除害灭病、讲卫生的运动，把塘郁建成青东卫生示范村。师生们在开门办学期间在船上遇到白喉重病人，同学在老师帮助下用钢笔套作气管插管抢救了患儿的生命。同学们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既参加了劳动，又体察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艰巨，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参加了为人民服务的实践。

抢救和控制急性血吸虫病

1964年长江流域急性血吸虫病猖獗流行，发生2万多例病人。1965年我和钱珂两人接受市血防局任务，与湖北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同志一起开展了调查，并在阳新县网湖进行了4个月的防治试点。调查中发现急性血吸虫病发生在长江中游十几个县市，发病的地方和人群都相对固定，主要是远离湖区的群众在5—6月份到湖区抢收小麦和抢割湖草而发生的。每个抢收点上，由于农民和牛群的相对集中，大约有10%左右的土地上存在大量感染性钉螺。掌握一定规律后，我们在网湖地区开始预防试点，首先利用冷尾暖头的气候规律对10%左右的土地开展灭螺，控制隐患。另外对下湖作业的群众开展宣传，预防急性感染。在阳新县网湖和当地血防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5月份大水来前开展了灭螺，进行了预报，水来后用防蚴服（氯硝柳胺浸泡的连衣裤）等进行防护。结果当地没有发生急性感染。

支援非洲控制埃及血吸虫病

1969年，李先念副总理批给上海一项任务。当时在非洲我国援建了一些农场，在农场工作的中国农工中发生了血吸虫病。中央不知道这些血吸虫病是来自中国，还是原来非洲就有？会不会随着农工回国将这些病带回中国，造成新的感染？我国现有的治病防病措施是否对它仍旧有效？任务要求对上述问题一一求得解答。上海市经过百般挑选，最后决定于1970年元旦后，在张立法队长带领下，我们6人（包括华山医院的刘裕昆教授，复旦大学的华宏鸣教授等）从气温零下的北京飞往40℃以上高温的非洲索马里。

那里正处赤道旱季，气温分外地高，我们冒着高温，大汗淋漓，开始了调查。当地农村60%的居民感染着膀胱型血吸虫病，它与中国的肝肠型血吸虫病不同。我们希望寻找出膀胱型血吸虫的螺蛳中间宿主。2个多月东奔西跑，从拳大的大螺蛳到像螺丝钉的小螺蛳，每天要解剖成千上万只。忙了几个月，没发现有感染血吸虫尾蚴的螺蛳存在。进而又寻找动物终宿主，从屠宰场里的骆驼，到居民捉来的小老鼠，解剖后也没有发现血吸虫的踪影。直到雨季来临，一天下雨，在田间土面可以看到螺蛳爬行的踪迹。顺着这种螺蛳寻找，结果发现在居民区池塘中亦有不少这种螺蛳的存在，解剖一看，大多数还感染着血吸虫尾蚴。我们将尾蚴接种到猴子腹部，过了40天后才证明感染尾蚴后的成虫是埃及血吸虫。将虫卵孵化出的毛蚴接种到螺蛳体内，又可以在螺蛳中找到尾蚴的存在。这样才搞清了埃及血吸虫生活史。

接着我们开始用细粉846口服片治疗埃及血吸虫病。由于该药效果好，反应小，很受群众欢迎。但是服药期间正好是穆斯林斋节。穆斯林信徒们白天不能吃药，大家想了许多办法，终于完成了上千人的服药任务，控制了血尿流行。当时还用氯硝柳胺灭螺，在水田进水口装置处设置防螺网，也都取得了成功。

半年的工作，受到索马里政府和我国外经委的表扬。索马里政府感到非常满意，要求我们到全国各地再去作一个全面的调查。我们通过几十个点的调查，基本上搞清了当地埃及血吸虫病流行的情况，完成了一项国际主义的任务，并在《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专门发表了文章。

1971年回国后，由于启东肝癌高发，苏教授征求我的意见，开始从血吸虫病转入启东肝癌的研究，血吸虫病的研究到此告一段落。

通过短短的几年血防工作，我体会到：①血吸虫病能不能消灭呢？据上海市的经验是可以消灭的。关键要有决心、信心，要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和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②医学院校必须要以解决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国家任务为己任。③理论联系实践，教学、科研、现场、服务相结合是发展公共卫生的根本出路。④评价办学的好坏不仅要看SCI文章发表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为社会服务的好坏，要看是否解除了人民的疾苦，是否在公共卫生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我的工作经历，是上医在血防战线所作贡献的一个缩影，是上医坚持公共卫生方向的典范，在“为人群服务”的旗帜下，一代又一代的上医人在疾病防治中成长。

作者俞顺章，流行病学教授。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毕业。曾任上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预防医学研究所所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