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郑怀美教授
胡纯达
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会遇到许多老师,而今我也是知天命的年纪了,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书,当了30年教师了。平心而论,郑怀美老师一直是我最尊崇的老师。她的师德、她的为人、她的崇高人格力量,一直鞭策着我,鞭策着每位做医生、做老师的人。
曾记得那还是在“文革”时期的1974年,郑老师刚从蒙冤受屈的隔离审查中解脱出来,50多岁了,去江西宜春地区开门办学,带我们班的妇产科教学。在那些相处的日日夜夜,郑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与回忆是终生难忘的。
郑老师对病人极为关心,对教学极其认真。曾记得,当时我参加妇产科实习,郑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提早半小时进病房,要在老师及上级医生查房之前,事先给病人量好体温、做好预检查,并谈出自己对病人当天医嘱的处理意见。我进入妇产科实习的第二天,提前预查病房时,量了病房内8位病人的体温,看了昨天的病史记录,也逐一对病人进行了询问。按规定,一位男医生对女病人作妇科检查,一定要有一位女医生或女护士在旁才准许进行,当时与我配组的一位女同学未提前来,所以我对一位3天前生产的产妇,只问了一下阴道有无血性脓性分泌物排出,而未作直接检查。病人或许出于对男医生,尤其是对医学生的忌讳,只对我说没有血性脓性分泌物排出。郑老师来查房时,我如实汇报了,但郑老师仍不放心,要亲自查一遍。结果发现有血性分泌物。为此郑老师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非常严肃地问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医生一定要认真负责,人命关天,马虎不得。如果此病人你没有给她作过检查,而凭她口述写病史,一旦发生产褥热、子宫内膜炎,后果就十分严重。作为一名医生,医术固然重要,医德则更重要,很多医疗事故,不是医生医术不高,而是马虎了事所造成的,你以后做医生、做人都要必须切记这一点。至于你因为配组女同学未来,按制度未单独做妇科检查,情有可原,但以后应该想到,可去医护办公室叫一位女护士在场就行了……郑老师这番做医生、做老师、做人的道理,我至今一直铭记在心,而且尽量身体力行。郑老师对农村妇女尤为关心,她了解农村妇女生活条件苦、卫生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生育子女多、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发病率高,因此对农村病人她看病时尤为仔细认真。看着那些文化水平很低或文盲的农村妇女,在病愈后对郑老师表达出来的朴素的崇敬与感激之情,真是令人感动,回想起来至今难以忘记。
郑老师在江西开门办学期间,曾亲自带领我们一批批同学到当地三线兵工厂,为医疗条件不方便的女工同志送去关怀和温暖,深受女工同胞的崇敬与爱戴。通过妇科普查,她给我们学生上了专业课、社会实践课。当她看到某个工厂内近30%女工患霉菌性阴道炎时,她极为关注,给厂医务室医生讲课,并要求厂领导与工会、妇委会对女工生理卫生问题予以关心和重视。
我是一名男生,并不打算今后当妇产科医生,但我学得最好、最有收获的课程是妇产科。因为郑老师不仅教了我们渊博的妇产科学专业知识,更是她的崇高人格力量,一直影响着我,影响着我们全班同学。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是一批“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但郑老师从来没有把我们另眼看待。记得70周年校庆时,我与外地特来参加校庆活动的我班同学黄万库(妇产科医生)、孙镜华(儿科医生)一起去拜访郑老师。当时她跌伤在身,躺在床上,她饶有兴趣地与我们一起回忆当年在江西宜春地区开门办学度过的那些日子,询问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并坐在床上与我们一起留了合影,没想到此竟是最后一面。
郑老师去世后,一位病友给郑老师家属的慰问信中这样写道:“她的一生医治、拯救过的母亲和孩子何止千万。她的一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是闪耀着光辉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的“人”字是大写的……”
作者胡纯达,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原生物系副教授。197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在职硕士研究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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