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转变中的枫林一叶

时代转变中的枫林一叶

吴新智

我1947年考进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枫林桥畔接受了5年科学熏陶，一生受用不尽。我在上医时正值新中国建立前后，母校也是新旧交替，方方面面都经历着变革。我身处其中，有些记忆片段至今犹历历在目。今逢母校80周年大庆，我愿献此枫林一叶，略记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母校和当时社会的一鳞片爪，以襄盛举。

我1946年高中毕业，从四川“复员”到上海，沿途交通很困难，耽误了许多次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机会。同济大学因为战前在吴淞的校舍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需要临时去找房子办学，招生考试也推迟了，才使我有机会考进同济大学学医。第一年是新生院，主要学德文。但是开学很晚，学德文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同济大学的教学用德语，许多同学害怕暑假后用德语学习医学课程很困难，于是在暑期投考上海医学院，结果只有我和贾士铨被录取了。从此在枫林桥畔开始了我的科学生涯。我进上医后知道，同班同学中有些人也在别的大学读过，如入学考试名列第一的颜文俊在圣约翰大学，陈星正在震旦大学，徐德芳在浙江医学院读过。还有一位读过国防医学院。

我班毕业时包括两部分同学。有37人是按各种常规途径进入我班的，其中与我一同考进来，一同毕业的只有25位（按姓名拼音顺序为，陈季方、陈仁溥、陈星正、范维珂、方干、韩济生、黄宗干、季坤元、贾士铨、蒋惠慧、金慰倜、钱振超、佘蕴山、沈自尹、盛韵姑、王孙仑、王永祥、吴新智、徐德芳、颜文俊、杨将如、曾毅、张镜如、张覃沐、诸骏仁），其余都是中途由外校转来或原在高年级，后来因病或因事插进我班的。前者如汪伟业、邢玲玲等来自东吴大学，贾谊诚来自齐鲁大学，后者如丛铮、邹玲、屠国瑞等。还有刘国掾、孙家钧、周择真、李鼎寰、李澍、杨国琛也都是中途插班的，我记不得他们以前在哪里学习。除了这些同学以外，还有第三野战军白求恩医学院几十位同学在参加接管上海的任务完毕后插进我班，时间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曾经在我班学习过，后来因事或因病离开了，如黄崇本、程树磐、张淮、王学善、史继青、萧光椿、阮怀德、许蔚如等。一年级时还有药科的同学与我们一起上课，记得的有董善年、李仁和马佩娴。

上医对学习要求很严。第一年学生物学，有一位姓陈的同学期末考试不及格，补考又不及格，便遭退学（当时称为cut）。学校功课很紧，我不得不放弃了高中时拉京胡、打桥牌的业余爱好，连星期天有时去姑父家也带书去读。我还记得生物化学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小考（quiz）。

上海冬天很冷，但宿舍和教室都没有取暖设备，我班男生一年级时住在工字楼南片屋顶上的铁皮活动房子里，蓝墨水都会结冰。我班有一位同学曾经带着棉被在教室里“开夜车”准备寒假前的期终考试。这个工字楼是当时仅有的男生宿舍，位于我院第一栋教学大楼西侧，相距十余米，现在被拆掉了。

上医学生自治会在我们入学前被解散。我读二年级时上海面临解放，我院同学组织了学生福利会，我被选为干事。福利会组织同学们“应变”，所以也称应变会。我们在大楼北侧空地上种辣椒，准备日后在上海被围，市区买不到蔬菜时下饭用。1949年4月26日晚上，福利会组织同学在礼堂学习急救。那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包围了许多大学，逮捕进步师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大门口值班同学敲打的急促钟声，赶快起床，跑向中山医院，中途被人挡回，同学们被迫集中到工字楼底层中部的食堂，排队接受特务们查验。事后知道我班曾毅、低一班的蒋景文和其他一些同学和职员被捕，后来幸未遇难。

这次“大逮捕”以后，许多同学课后便回家或去亲友处，不敢留在校内过夜。我表哥是交大学生，住到他伯父家，我住到姑父家。1949年5月24日夜枪声大作，翌晨我从姑父家返校，沿途只见解放军整齐地睡在人行道上，对百姓秋毫无犯。我到校后立即参加了正在组建的“人民保安队”，带上保安队的袖章，被分配到位于枫林桥与常熟路之间的普希金铜像与“犹太医院”（后改为眼耳鼻喉科医院）之间的马路上值勤。主要任务是拦阻汽车，劝其不要上路，因为敌人还在苏州河北抵抗，随时可能有飞机到上海已经解放的部分轰炸。记得当我用英语劝阻一个外国驾车人，他顺从地离开时，我感到作为一个昂头挺胸的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扬眉吐气的自豪，这是平生未曾有过的感觉。

暑期将到，我们上街为群众打霍乱和伤寒防疫针。高年级同学领队，我们参加。任务完毕后我们因为注射人数比兄弟学校多而很高兴。但是在总结会上我校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批评，我想不通。后来知道是在注射过程中我们为了增加注射的人数，走街穿巷，侵占了兄弟学校的服务范围，这是忽视纪律的行为，影响与兄弟单位的团结。这次的教训使我知道纪律和团结在集体活动中的重要性，这是在解放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动员学生参加志愿军，当时称“参干运动”。医学生不在被动员参干之列。上医同学负责布置跑马厅会场，我接受了组织力量在会场构筑一座临时性木桥的任务。当我手持军管会的介绍信，找木材商人借用木料，得到他们顺从配合的时候，我再次感到作为一个人民政府“公家人”的自豪。开大会那天很冷，我穿着大衣坐在看台上看着游行队伍经过我参与搭建的木桥时，又是一股豪气涌上心头。

解放军在上海郊区练兵时感染了日本血吸虫病。1949年冬上医学生被分派去第9兵团20军59师协助检查和医疗，次年4月回校。我先在驻南翔的师部，后在一个团部工作。我班那时刚学了寄生虫学，会检查寄生虫卵，便被分配做化验工作。每天和大便打交道，在显微镜下找虫卵，看尾蚴在孵化瓶里游泳。我就是在此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8年以前，上医课堂授课全用英语，参考书全是英文的，老师备有英文讲稿，课堂上相当多的时间老师念讲稿，我们听写。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3年级上学期。我记得寄生虫学的吴光教授在课堂讲寄主时，说到“gaobe”一词。从外地来、不会说上海话的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老师为什么在用英语讲课时突然冒出这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英文单词。后来才弄明白是指“茭白”，“茭”在上海话念“高”。

三年级时我们有“物理诊断”课，我每星期借同学的自行车去华山路的红十字会医院见习一个下午。老师用英文讲解。这时学校领导提出不仅在课堂而且在病房都不用英语，改用中国话。有的老师不愿意改，他们的理由是，面对病人时，医生之间用英文说话可以避免让病人因了解病情而造成心理负担。但是潮流是挡不住的，开始时将病床前讨论改到走廊进行，时间长了，上课、查房都改为中文，也就习以为常了。

三年级或四年级时，同学们提出希望老师发中文讲义，得到认可。我当时是班长，负责向老师要讲稿，然后交给班会的油印股长贾士铨组织同学在蜡纸上刻字和油印。那时我没有见过一本中文的医学教科书，也没有见过中英文对照的医学词典，只有一本厚度约2—3厘米的《高氏医学词汇》，它只是中文和英文的名词对照。当时所有师生几乎人手一册，经常要用的。老师虽然有英文讲稿，但是翻译成中文需要时间，一时拿不出全部中文讲义，所以我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每周找各科老师催讨讲义，有时还追到老师家里。

我班读完四年时，国家为改善人民卫生状况，决定迅速增大医学生的队伍，需要培养大量医学基础科学的师资。中央卫生部征调数百名读满5年准备进入医院实习的学生。这些同学是比我班高一年的学长，他们被送到新成立的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高师班）分别进修各种医学基础科学，计划二年后分到各个医学院任教。红十字会、中山等教学医院实习医生的岗位只得由我班同学承担。我班由于从三年级开始，有原来在白求恩医学院就读的许多同学加盟，人数很多，于是分成两半，我所在的这一半先留在校内学习公共卫生学等课程，4个月后考试完毕，我们转移到医院实习，另一半同学从医院回校学习，就这样轮流了两次。因此我总共当了8个月的实习医生，在各大科间轮转，除儿科没有轮到，外科做了1个月外，其余每科都是半个月。那时的血常规和大小便的常规检查都由实习医生在病房内的小实验室里做。我们住在医院，24小时全天候工作。每星期只有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可以外出，当时称为pm off。我身体不强壮，幸亏在任务繁重的内、外、妇产科之间穿插了夜间工作量较少的皮科、眼科、耳鼻喉科和神经精神科，使我有喘息的时间，否则当时我真担心会熬不过实习期。实习医生就是如此辛苦！

1952年夏天，我们交卸了医院的实习岗位回到枫林桥畔。不久前母校才破开西院墙，我们住进与原来学校大院一路之隔新开辟的西校区，被分配去参加第二届“高师班”，分别进修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我被分配进修人体解剖学，地点在大连医学院，导师是吴汝康。1955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1957年我被中国科学院录取为副博士研究生（后来由于我国学位制度的变化，在我们毕业时没有授学位），专业是古人类学，主要研究古人遗留的骨骼化石。因此我的学习和教学内容1952年从泛医学收缩到其中的人体解剖学，1957年起将科研工作范围收缩到古代人的骨学。有些人以为我“改行”了，其实不是，只是工作领域越钻越狭。因为研究的人骨是古代的，是从地层内挖出来的，所以在研究生阶段还要补修一些地质学的课程。我现在研究的领域属于交叉的学科，与医学、地质学、考古学都有联系。

我在校时上医才办了20多年，已经在全国名列前茅。朱恒璧教授原攻药理学，他专任院长后，延聘到很强的教授阵容，教学质量很高。我印象最深刻、影响最大的教授有生物学陈世，解剖学齐登科，生物化学林国镐，生理学徐丰彦和朱壬葆，药理学张昌绍，微生物学林飞卿，病理学谷镜汧，内科学林兆耆和钱惪，外科学沈克非、黄家驷、左景鉴，神经精神病学张沅昌、夏镇夷，妇产科学司徒亮，眼科学郭秉宽，耳鼻喉科学王鹏万，检验科学朱益栋，放射科学荣独山，卫生学苏德隆等。其他老师还有王永豪、杨藻宸、林雅各、陈鸿珊、陶寿淇、薛邦祺、石美鑫、史玉泉、毕婵琴、张立、桂世济等。我从这些老师学到的各科具体知识现在大多“还给了”他们，但是学到的医学基础知识框架和重要的原理，尤其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却渗入骨髓，受用一生，无时不起作用。

上面是我的回忆，事隔半个多世纪，可能有些记忆不准，同学名单或有遗漏，敬祈同学和读者不吝指正，如有不当之处，我在此先致歉意，敬请见谅。

作者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人类学）。1953年3月上海医学院医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