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与我的成长

母校与我的成长

史济招

1935年，我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后本可以直接升入北京燕京大学，但因父母已于一年前迁往南京，所以我只得放弃了这一好机会。到南京后，我选择了投考金陵女子大学生物系和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并双双中举。我选择了后者并交了入学保证金。但是在我等开学期间的一天，我的姑父派人来叫我速去上海，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我的姑父丁文江先生是南京中央研究院（即今之科学院）总干事，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他博学多才，会说几国外语，还拥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室（听说那里面的书都是他看过的）。我每次到他家去时总要一个人遛进那间大屋子，转来转去，对一个人能看这么多书感到非常的羡慕。姑父是我小时候最佩服的一位长辈，而且他也比父亲更关心我的成长，因此，他的话我十分相信。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乘火车去了上海。到了上海医学院时，报名即将截止，我可能已经是最末一个报名者了，因此没有任何准备的我就匆匆忙忙的进了考场。也许是刚从中学毕业不久，学的知识还记忆犹新，在我考后回到南京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外公的电话，说我已考取了上海医学院，而且在考生中排名第19！这一消息已传到我家，顷刻一片欢腾，我的母亲不顾自己包着小脚的不便，高兴得跳了起来并连声喊着：“连中三元！”姐妹们拍手助兴，父辈亲友纷纷祝贺。一时间我受宠若惊，当即决定放弃学农而转学医了。

步入医学殿堂

入学不久高班的女同学有意无意地向我们传达母校的办学宗旨，她们带着十分的信心还带有几分自豪说：我们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要在公家医院（就是现在的国立医院）工作，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反对挂牌，不求名不求利，在工作中要不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这些话对我这样一个尚未与社会接触的年轻人来说，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在今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从未忘却，牢记在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937年七七事变，正是暑假，我在南京。南京吃紧，父亲机关准备内迁，此时我和学校断了联系。在旅途中我完全陷于即将辍学的痛苦中，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感到前途茫茫。到了长沙，船停了，我们一家被送到一处预先租好的宿舍。我丢下行李就往外跑，谁知碰巧一出门就遇见了上海医学院同班同学黎鳌，他是湖南人，家在长沙。他告诉我长沙有个湘雅医学院，也是六年制，用英语讲课，和上医一样，我们可以去那里联系借读。黎鳌自告奋勇，说他去联系。次日我们就被通知去报到。我们见到当时湘雅医学院的院长张孝骞教授，他非常和蔼，还说欢迎我们。但是关于我们在上医读书的情况没有过问。有一天我在校内某处（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可能是礼堂）看到挂着上医院长颜福庆的半身相片，得知他曾经是湘雅医学院的院长，当时我突然悟到，原来上医与湘雅是一脉相承的两所医学院。张孝骞教授对上医学生水平深有了解，所以我们才顺利地进入湘雅借读。当时同班同学有黎鳌、朱长民、王康平和我，我们没有什么困难，都能跟上学习。

1939年9月，我们几个回到昆明母校（战争期间上海医学院当时迁至昆明），1940年又随母校去了重庆，在歌乐山的母校教学医院进行实习，并于1941年毕业。毕业后，我又曾两次进入母校接受内科住院医师的训练，时间总共3年多，这段时间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也为后来我能胜任结合临床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做一名合格的西医

1953年，我由济南山东医学院调来北京，军委卫生部部长宫乃泉同志告知我已将我安排去协和医院工作。当我去协和报到时，我发现内科主任是张孝骞教授，是我在抗战时期借读的湘雅医学院的院长，我的内科就是他讲授的。张孝骞教授是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也是内科胃肠病教研组的成员，他当时即告知已将我安排在他的教研组了。胃肠病教研组的领导又是湘雅医学院高班的同学，留学美国回来的肠疾病专家。两位教授非常关心我，指定以肝胆病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协和医院确实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学术氛围十分活跃，有全院医师参加的临床病例讨论会，有全科医师参加的疑难病例讨论会，教研组内有学术文献报告会。我的重点是阅读肝胆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教授的指导下，我曾完成两项肝功能研究，一是血清絮状反应试验在临床上的应用，另一是门脉性肝硬化血清蛋白纸上电泳的研究，均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除此之外，凡是我教研组见到的肝胆病例，值得在杂志上发表的，大多分给我整理，在整理时常常需要阅读参考文献，数量从十几篇到几十篇不等。整理后经组领导审阅，决定是否发表。我还参加杂志的编审工作。当时张孝骞教授是《中华内科杂志》的主编，他指定我任编委，其他编委都是不同专业的内科主治医师。我们负责初审，开会时提出意见，编委会讨论后，主编决定取舍。以上都是学习机会，我能很快地融入这个专业集体，主要是我具有母校培养的内科基础，当然也是与两位教授的热心指导和自己的努力分不开的。

攀登在西医学中医的道路上

1955年我院设立了中医办公室，名中医袁鹤侪、施今墨两位老师进协和医院，是我院一件大事。党委派我半脱产跟随两位老师学习，我的任务是每周4次接送老师，陪同临诊。由于受到旧社会“轻视中医、蔑视中医、中医不科学”等错误思想的影响，当时自己对中医又一无所知，虽然遇到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都没有学进去。自己不干又怕影响不好，于是人在心不在地干了一年。一年过去了，我的收获几乎为零。1955年末，两位老师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相继离去，我趁此机会要求全部时间回到内科。记得当我被批准时，我非常高兴，像是将一块沉重的石头从肩上抛掉，我把《内经知要》一丢，再也不想翻它了。

1958年4月领导又派我脱产学习中医，时间要两年。得悉这一消息后，我心里很不舒服，沉重的包袱又背上了。后来得知一共派了20人而且多是各科主治医师及基础医学研究人员，心想这次可不同以前了，党委决心要大搞中西医结合了，我没有理由拒绝，应该服从需要。

1959年7月，我学完了中医理论部分，后来非常幸运，我和另两位同学被派到南京中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实习。那里云集着不少名中医，并且有一套较好的教学方法。在轮流到几位老师门诊学习时，我看到老师治病确有疗效，并且在用方用药时能讲出道理，这给我启发很大，让我体会到学习中医一定要讲究学习方法，理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有较深刻的认识。短短几个月，我收获很大，特别是思想上纠正了我对中医的错误认识。可以说这一次的实习是我走上中西医结合的起点。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掌握一门知识，必须从实践开始，还要持之以恒。实践检验理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样诊治患者，才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我对临床出现的异常特征，证明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即使是很小很少一点收获我都会十分珍惜。这样一直坚持下去，积累经验、反复验证，时间久了，我的知识就慢慢充实起来了，从而使我既能灵活掌握辨证论治又在西医方面不断有所提高，渐渐的我稳步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不断地增长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临床医生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解除了患者的痛苦，取得病人的信任。无数次地成功，使我对中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实践激发了我对中西医结合临床的浓厚兴趣。任何难治之症我都不轻易放弃，而是尽心尽力地去治疗，不能治愈也要想办法减轻患者的痛苦。

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可以很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因为我自工作以来一直牢牢的在心中记着母校的办学宗旨——为人群服务，还因为母校严谨的学风和坚实的医学训练作为我向上攀登的基础。值此母校80周年校庆，特奉上我近期的著作《中医辨证论治100例》，作为我对母校的汇报！

作者史济招，北京协和医院肝内科学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45年。1941年6月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医疗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