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医为我搭建的舞台上

在上医为我搭建的舞台上

郑　珊

我与上医的情愫来源于父辈。1977年秋天传来“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是我这一辈子感觉最暖的春风，我意识到我的人生序幕即将拉开。记得高校在福建招生的目录登载在1977年10月某日的福建日报上，妈妈晚上下班带回了这张报纸，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就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上打了个钩。尽管当时只有17岁，我一直知道这一情结的来源：我的父亲毕业于解放前的中正医学院，看名字也知道那是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办的大学，是一所不要学费还管吃饭的国立学院，与中山医院著名的院士陈灏珠教授是同学。爸爸是当时福州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应该属于福建省的“一把刀”，经常的省内省外会诊和手术，使我自幼有一种自豪感，但每每提到陈教授的大名，爸爸脸上总会露出藏不住的羡慕表情，他说他的在校总成绩仅次于陈灏珠教授，是最终没有被中山医院录用的原因，这段故事我听了很多年；我的母亲是当时福州军区总医院儿科主任，据她说她曾在上海读预科，准备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无奈回到了故乡南京，进入中央大学，这个故事我也听了不下3次。如此，在我心中上医就是全国医学院最高学府，“女”承父业（顺便说一句我们家没有儿子，两个姐姐都响应号召下乡务农）更是义不容辞。可谓“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福建女儿为父辈进上医”。

积极备考，顺利通过，使我感觉良好。在等待喜讯的日子里，有一个突然的消息让全家坐立不安。中学的班主任通知我，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来校问讯我平日的成绩，我很有可能已被少年班提前录取。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托人给高招办、教育局传口信——“我们的女儿只学医”。感谢这位负责的中科大老师，他没有把我的档案丢回高招办的档案堆中，而是亲自交到已招满名额的上医来闽负责招生的老师手里，交代说这名学生立志学医，请考虑。事后我知道这位老师将我纳入我的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77级一班。至今，我不知道这两位恩师的名字，但让我和我父母梦想成真的人永远值得感恩。

在上医的学习是欣喜和紧张的，但繁重而枯燥的课程从未让我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绝对是一个勤奋、努力的学子，当年学校里仅有的几间晚上不熄灯的教室，我总能抢到位子。记得考解剖学，我对90%的解剖名词闭着眼就能说出它在教科书的第几页第几行，这大概是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外科医师的基础。

5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原则上我应该分配回到考来的地方——福建省。或许是上天知道我和上医的缘分，也许上医愿意为我搭建继续学习的舞台，当年医学系有10名外地生留校，感谢领导的慧眼，让我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进行综合我父母从事的专业工作——小儿外科。1984年医学教育改革的春风再次沐浴了我：那是一个非常冷的下午，突然接到通知，石美鑫院长组织我们刚毕业留校的学生开会，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听他教诲，内容我都忘了，但有句话却牢牢记得：“只会看病的医生只是低层次的重复。”学校决定要试招临床应用型研究生，我照石院长指引的方向一路走了下去——考临床医学研究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并硕博连读，最终获得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博士学位。在此，难以忘怀我的导师金百祥教授，在我的从医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我的父母，就是他。金教授在临床工作中始终保持着非常严谨的作风，一丝不苟，不为任何事情所动摇。如今他已离我们而去4年了，但他的形象仍常常清晰地浮现：不高的身材总是自信而挺拔，花白的头发总是整洁而发光，笔挺的白大衣内总是佩着领带，脚上的皮鞋总是不落灰尘，查房时总是只对病孩露出笑容，口头禅总是“这是外科原则！”他对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要求异常严格，经常对一时的马虎毫不留情，每次他查房和手术，我的心率都随着他情绪的高低而改变。在我师从于他的那几年里，很少受到表扬，但极少挨骂却也使我非常得意。记得在毕业典礼上，他作为伯乐发言：“这个学生手巧可能是来源于她外科医师的父亲。”但我心里十分清楚，那是导师手把手、心连心的教导，正像他自己说的：拿出爷爷带孙子的劲儿。如今，我也是博士生导师，手下也带了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学生也像我当年一样，见到导师就像老鼠见到猫，我大概继承了金老师的脾气：过于严厉，缺少温柔，过于直白，不吐不快。但是，我们的职业决定了这一切，小儿科面对的绝大部分是严重畸形的新生儿、早产儿，只有巴掌大小的微弱生命就像夜晚的烛光，一丝的疏忽就像一阵风可以带走了他。今天作为上医的老师，我希望选择上医的研究生们理解什么是“严格”，它将使你受益终生。

在上医学习工作的30年里，我从一个医学学士到全国第一位小儿外科博士，从一个住院医生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一个一般的医生到儿科医院的副院长，从一个外地来沪的学生到上海市人大代表，我在上医给我搭建的“舞台”上，穿着儿科医院给我特制的“红舞鞋”，演绎着一场场给上医带来一点点荣誉、给我在天的父母带来一点点自豪和告慰的戏：1990年获得了上海青年医务工作者“银蛇奖”一等奖；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表彰；1992年获上海市青年标兵和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青年科技之星；2001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和上海市劳动模范；2004年获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医师；2005年获上海市最有影响的女性人物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每当有人说：嗨！你这条路走得真顺。我知道这一切的不易：当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在国外有车有房时，我们一家三口五年来一直蜗居在儿科医院照顾无房困难的人才借给的冬凉夏暖的亭子间里，以至于国外的同学在以后遇见的日子里一直问我，你们家的冰箱是否还像以前那样放置在书桌上，你们家的书橱是否还放在床板下。这些经历现任的复旦大学王卫平副校长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当时是同等待遇的邻居。这些情况被当时已是医院院长的父亲见到，在福州我父母居住的院首长房——连体别墅中，已是病重的他自言自语地自责说，我是否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是犯了错误。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确实没有后悔的意思，只是有时在先生面前流过泪；在我和先生出国学习，美国老板提出继续资助最终冲刺医生执照时，当时也说不清是什么理由，让我们最终选择回到上海的小阁楼里。在上海机场见到专程迎接我们的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孙斌医生的那一刹那，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句话一点都不肉麻。外科医生的成长道路是艰辛而痛苦的，特别是女外科医生，获得的一切并不与付出成正比，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回顾自己的道路，父母是引路人，上医的情愫是起点，执着和努力是动力，无论如何，回报祖国和社会是最终的目标。希望和所有选择上医、奉献上医的前辈、同辈和晚辈共勉。

作者郑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教授。1982年毕业于上医医学系，1988年小儿外科博士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