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机制的效率与公平

第四节　价格机制的效率与公平

一、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看不见的手

回到现实。首先，其他条件不变，价格引导市场趋向一般均衡状态，但又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其次，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革、管理创新不断产生，人口数量每天在变，市场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上一个均衡，这些其他条件可能已经变化，理论上的一般均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状态了。这样看，市场就好比是一枚自动制导的导弹，在不懈地追踪一个一直在运动着的目标（图1－5）。

图1－5　Pareto有效均衡与市场过程

因此，市场是一种过程，一般均衡是一种趋势。市场永远是错的，但是它又在不断地纠正错误。纠错的动机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私心，纠错的方法是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决定自己的需求量，生产者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供给量，并在竞争压力下，将精力集中于生产、组织、技术和管理的不断改进。

价格的作用怎么夸大也不为过。首先，价格担当了一个统一的度量单位，所有（无论过程多么复杂）决策，最终都被归结为一个单目标决策：货币收益是否大于货币成本。例如，一个人应该从事什么职业？生产者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多种不同的技术方案（如土地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应该如何选择？一个国家应该进口什么，出口什么，选择什么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答案很简单，收益大于成本，就值得做，是创造价值，否则，就是浪费资源。其次，人们并不需要知道价格之外的任何信息。例如，建筑商发现房子涨价就增加供给，看到原材料涨价就想办法节约材料，或减少供给，或干脆退出该行业，根本就不需要知道是因为人们的偏好改变了，或是收入增加了，又或是一场大火烧毁了森林等进一步的信息。又如，医疗服务涨价，进医学院学习，将来从事医务工作的意图就会增强，个人根本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医疗服务涨价，是人们更加重视健康了，还是收入增加了，或是大量的医生正在退休，等等。总之，所有的决策信息都已经被抽象到了一个非人格化的价格之中。第三，“价高者得”的分配原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人们进行创造价值的生产性活动。如果论资排辈，按等级地位分配物品，人们就会将聪明才智投入到五花八门的非生产性活动之中。

M．Friedman曾经指出：没有人喜欢认错，但是，在市场中做了错误的决策是不需要认错的，因为产品不合于市，产品卖不出去，就要亏损，这就是惩罚，这惩罚来得快，而又有适当的轻、重之分。因此，根据价格信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出错与纠错的过程，是市场趋向一般均衡的过程。一般均衡是Pareto有效的，市场趋向一般均衡的过程也就是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全体成员福利（价值）增加和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中，将这种依靠价格机制自发实现经济效率的神奇魔力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他写道：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个人既不想推动公众利益，也不知道他对公众利益的贡献几何，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好像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心尽力。不过，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一定对社会有害。事实上，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甚至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还要有效。

在斯密看来，“自利等于公益”，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优于集中计划、政府干预等“有形之手”。“无形之手”论断的现代版本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是Pareto最优的。完全竞争模型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市场失灵”，必定是因为现实经济不满足该定理的某个或某些假定。

二、价格的功能：以医院效率评估为例

技术效率是指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既定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首先，医院用多种投入生产多种产出，这些投入和产出的量纲互不相同，有些投入和产出指标还有待仔细地研究和设计。虽然如此，对于这种多投入多产出的技术有效性评价，运筹学中还是有一些专门的方法，例如，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随机前沿面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等等。其次，更加困难的问题是，用最有效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东西，未必一定有价值，例如，Motorola公司的铱星通信方案。人们常说，公司破产往往是因为生产了“错误的”产品，而不是用笨办法（技术无效）生产了“正确”的产品。这就涉及什么是价值？如何衡量价值？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不论技术是否有效，一所医院多用了投入，势必影响到其他医院，仅考虑这一所医院的效率，会不会有损于全局的经济性呢？此外，与电影制片厂相比，即便所有医院都是技术有效的，是不是我们就不看电影只看病呢？

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费雪，经济学经过几代人的探索，终于对以下过程有了清楚的认识和清晰的描述：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都利用自身的劳动、技能、知识为自己或别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通过交换，他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各自多样化的消费需要。在以私有产权和法治宪政秩序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经由价格间接进行。消费者根据产品和要素价格，在财富（收入）约束下通过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决定对每种产品的需求量和要素供给量；生产者根据产品和要素价格，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决定对要素的需求量和产品供给量；产品和要素价格又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的；价格与需求量和供给量相互决定，通过交互作用过程，最终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在某一组价格下，所有产品和要素均达到供求平衡；均衡状态的资源配置是Pareto最优的。在理想的一般均衡状态下，货币（钱）可以自由地买到一切商品，而一切商品也都可以换成货币（钱），商品和商品之间可以通过货币媒介毫无障碍地转换，交易的价格于是就成为价值的度量，货币单位成为度量价值的单位。

因此，在理想的竞争均衡状态下，医院的效率评估是非常简单的。医院的各种投入要素和产出品（服务）都有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一般均衡价格），利用这些价格，可以方便地将不同投入和产出换算成统一的量纲，即，以流通货币单位来计量的成本和收益。价格反映了医院投入的社会边际成本和医院产出的社会边际收益，因而利润（收益－成本）就成为衡量效率的指标。利润为正，说明医院正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反之，利润为负（亏损），医院的运营就是在浪费资源。

现实中的医疗服务市场可能缺乏竞争，医院的各种投入或产出未必都有合理的市场定价，医院的效率评估很复杂。例如：医疗服务往往带有社会福利性质，医院提供的药品、检查或治疗，其价格通过所谓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则制订，以弥补正常的资本收益，这种收益率管制是价格管制的一种；大型医疗设备的购买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控制；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受到各种政策法规或产权制度方面的限制；医院经营者或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源市场目前可能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很多医院都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目标恰恰是社会性的，业绩表现往往难以货币化。此外，医院的某些产出是很特殊的，例如，带教和培训实习医生或护士，如同高等教育中的人才培养一样，其价值不容易以市场价格来衡量。最后，一般的观念，包括很多专业人士的意见，是认为健康是金，生命无价，医疗服务行业的价值不能以金钱或利润来衡量。在这些情况下，由于我们不能或不愿意使用市场价格信息，因此，要对医院效率进行评估，便只能借助于其他一些比较间接和迂回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一般都很难对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做出满意的说明。

反过来，在非市场经济中，钱并非无往而不通，交换必须加上其他各种附属条件，这些条件不像“市价”或“钱”那样光明正大和一目了然，而是比较特殊和隐晦。这时，货币价格即便存在，也不能准确度量商品的真正价值（一件商品值多少其他商品）。在价值度量混乱不清的环境中，要计算出一项决策的真实收益或成本，往往是不可能的。例如，过去有为高级干部供应商品的所谓特供商店，如果你不是高级干部而又想得到那些商品，你花费的代价（托关系、走后门）到底是多少？同样地，如果看病或住院得走后门、托关系、送礼，医生的收入就变得隐晦、不透明和不确定，人们又如何决定是否要进医学院，将来是否要做医生呢？总之，没有清晰的价格信号，生产什么（包括选择职业）、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往往会形成错误判断，造成浪费。

A．A．Alchian说过：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如何决定更加重要。完全竞争市场趋向均衡的过程，既是逐步实现经济效率的过程，也是以价格信号传递资源稀缺性的过程。人们值得做的不是对“完全竞争”的非现实性喋喋不休，而是如何努力消除或减少妨碍“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因素（垄断问题、信息问题），让市场更接近“完全竞争”，让竞争力量发挥更多的作用。目前，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允许市场交易的，例如，外汇、土地、矿产、很多金融资产（包括企业的股权），远没有逼近一般均衡状态。允许交易的东西，交易效率还不高，钱（货币）还不是真正的通货，请客送礼还很普遍。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改善。

三、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效率与公平

2003年，SARS来袭，神州大地，口罩需求急增，价格若上涨，供应商将大发其财。商家图利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这公平吗？（事实情况是，我们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可以人为扩大供给，且不涨价，当然这也是有成本的）前面的论述表明，“价高者得”的分配原则是有效的，可是，一个人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的确没有可以赚钱的资本，因而成了穷人（例如天生残疾或者因病致贫），他可能也很看重医疗、汽车、私人飞机，但他出不起价。这公平吗？

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与哲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也一直在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曾经“发现”：效率的必然要求是收入平等。他们认为，额外的1元钱为百万富翁带来的边际收益肯定小于1元钱为穷人带来的边际收益，因此，应该将富人的最后1元钱转移给穷人。如此推理下去，结论是：收入平等是最有效的。这种推理有两个错误：通过税收或其他措施转移收入是有成本的，富人的1元钱交给穷人可能只剩下5角；高税收降低了企业家的工作积极性，他甚至可能关闭企业，低收入工人只能去寻找也许收入更低的工作。严格地说，经济学不可能有“公平理论”，因为经济学不认为价值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经济学只知道一点：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活动一定为某个人或某些人创造了价值，反之，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任何行为一定意味着价值的“毁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称原则）导致了“规则不公平，就是不公平”的思想。在经济生活中，这个原则就转化为“机会均等”。哈佛大学哲学家Robert Nozick将机会均等解释如下：国家必须实施确立并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私人财产只能通过自愿交换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根据他的规则，只要政府没有对价格进行限制，没有税收、补贴和配额，没有垄断，没有公共物品，没有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那么，竞争市场导致的资源配置就是公平的。这也就是说，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既是Pareto有效的，又是公平的。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在Nozick的眼里，就是公平。

请思考下面的例子：一个人只有2瓶矿泉水可以出售，顾客一共有3个，张三和李四都愿意花5元各买一瓶水，王五愿意花3元买一瓶水。有3种分配方法。第一，市场交易，均衡价格是5元一瓶，张三和李四各得一瓶。第二，卖水的人想做好事，帮助穷人，他将水定价为3元一瓶。假定张三买到一瓶，王五运气好，也买到一瓶。较大的可能性，王五是不会喝这瓶水的，他会转手以5元卖给李四。第三，政府想做更大的好事，每瓶5元买下这两瓶水，然后以每瓶1元卖水。假定还是张三和王五各买到一瓶，但是，王五仍然不会喝这瓶水，他还是会转手以5元卖给李四。最后的资源分配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对水的价值评估最高的张三和李四得到这两瓶水。在Nozick看来，前两种结果是公平的，因为规则公平，而后一种结果是不公平的：张三和王五各得到4元的补贴，但这8元钱的补贴一定是政府向另外某个人或某些人（可能也包括了张三和王五，具体要看税制如何设计）征收了8元的税收（税收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私人财产的非自愿转移。

但是，哲学家对公平的解释，并不为大多数公众所接受（在医疗领域，人们通常使用三种公平概念：给一切有需要的人提供最低标准的医疗服务；相同需要应该得到相同的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均等化，即私人花费的均等化）。尽管如此，完全竞争模型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任何既定的“公平”目标。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任何Pareto最优均衡都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只要政府征收某种适当的一次总付的税收，并同时实现一次总付的补贴。该定理又称为分离定理，因为它表明，效率与公平可以分开来解决，互不干涉。关于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实际操作的困难，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做讨论。

对于公平问题的完整讨论，可能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但是，经济学家大多承认，政府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以及民间的慈善行为，如果真能帮助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然，如果政府过于慷慨，则只能造就更多的懒汉（北欧福利国家所谓的“英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