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

1．2　中医与西医

中医诞生在中国，西医诞生在西方。中西医虽然都姓“医”，但由于发生发展的地域和科学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中西医成为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二者在思维模式、学术理念和诊疗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当前对中医与西医及其关系的认识偏差不是否认二者的差异而是学术界过分夸大了中西医之间的本质区别，很多论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中西医在科学实质上的趋同性和方法学上的互补性，这当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多年来，国内一些从事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关注和进行中西医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中西医各自的特质和二者关系的论点，这其中最重要和论述最多的论点如中医是系统论、西医是还原论;中医是形而上之医道、西医是形而下之医术等。有学者曾谓:“中医是以综合(系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上(原形)属性的医学科学体系，西医是以分析分析(还原)性方法研究人的形下(原质)属性的医学科学体系。”由此得出“中西医之间存在的是不可通约的关系，各自的研究方法也不可以置换”。有人甚至称:“中医为‘和人’之道，而不是‘斗病’之学。……中医不是直接治病的，中医和于人，而病自治……所以中医不只是治病的医学，而主要是和人的医道。”还有人论断:“中华医道与中华文化是求本索源，西医学包括西方哲学是舍本逐末。”这些论点如果从纯方法学理论角度上去看有些提法也许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深入到中西医学的临床实践之中，我们就会感到这些提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其片面性、局限性及严重的认识误区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中西医特别是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医学，没有长期的临床实践甚至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研究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其科学全貌，更别说从总体上去进行判断。

翻开中西医发展的历史，走进中西医的医疗实践，我们会看到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中西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对疾病防治的总体理念，连许多具体的诊疗思路和方法都是相近的、相同的、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在中西医学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解剖学概念、器官概念、数量概念、疾病防控概念等最基本的医学元素，中医望闻问切、西医视触叩听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中西医都是“斗病”之学，病去人才能“和”，因此也都是“和人”之道。

中西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都具有很强的对应性，如消渴与糖尿病、胸痹与冠心病、腹水与鼓胀、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腹泻与肠炎、痢疾与菌痢等等。无论对发病学规律的认识和诊疗方法的实施都有着广泛的趋同性，如中医清除湿热毒邪，西医消灭病毒细菌;中医止痛用缓急法，西医止痛用解痉药;西医治肠炎，中医止腹泻;西医抗凝溶栓，中医活血通络。这些看似不同的治疗方法和途径，却可能会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体现，说明其背后的医理、药理等疗效学基础可能也是大致趋同的。

我们以中医鼓胀病为例，西医称之肝硬化腹水，中医认为其病因为疫毒杂气(具有物质性、致病性、致病的特异性、传染性、潜伏性、感染方式)、酗酒、虫毒、积聚等所致，而西医则认为乙肝或丙肝病毒、酒精性、血吸虫、门脉高压等是主要原因;对于本病表现，中医谓:“腹胀大，色苍黄，腹筋起”;西医描述:“腹膨隆，胸腹壁静脉曲张，皮肤可有黄染”;治疗中医用中药利水，西医用西药利尿，最为可贵的是中医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放腹水法，这一方法与西医放腹水的穿刺部位、间隔时间及注意事项等都是大体一致的;对鼓胀预后的认识，中医认为“连忘惊狂”“吐、衄、泄”“脐心突出，利后复胀急”等为绝难治，西医认为肝性脑病、出血、顽固性腹水、脐疝多预后不良，二者几乎完全相同;而对于本病的生活调养、中西医都主张少盐、戒酒、避免过劳，更是毫无二致。可见中西医对本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描述、预后判断、治疗方法和生活调养等方面，无论是宏观理念还是具体方法都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应用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西医疾病仍然有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这也是中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这些又恰恰是哲学和理论家们所无从知晓的，因此，他们对中西医的认识是概念化的、片面的，是存在着很大的视角偏差的。

中医和西医是我国医学科学战线上的同盟军，中西医针对着相同的客体和目标，在科学阵营中二者有着最为亲近的学术亲缘关系，中西医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联合胜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已被我国几十年来的医疗实践所证实。特别是当前疾病谱发生变化、生活方式病日渐增多、亚健康状态普遍存在、重大传染病防控任务艰巨等现实都需要中西医紧密合作，取长补短，补充完善，共同应对21世纪的医学挑战。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种理念，中西医联合是两种医学体系并存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只有两种科学元素的碰撞和交融才有可能催生出创新性医学成果，我们要挖掘好中西医学术沟通的渠道，架构起中西医联合的桥梁，使中医和西医在联合中共同完善，在交融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