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床实例看中医的医学科学属性

2．2　从临床实例看中医的医学科学属性

大概不会有人对中医是医学产生疑问，而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人和疾病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更是人所共知。人的生命首先是以物质运动为基础的，因此作为医学的中医具有自然科学属性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但偏偏就是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近百年来引发无数激烈的争议，直到现在，知识界和学术界仍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有人对中医的科学属性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医不但时常遭到少数人“非科学”和“伪科学”的无端指责，还不断受到来自“唯科学主义者”对中医进行的所谓的科学考量，他们从纯概念角度列举出中医不属于科学的种种理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极少数人对中医的偏见和无知外，大多数情况主要在于他们缺乏对中医科学本质的系统了解和对具体专业和疾病的深入研究。他们可能知道科学的概念，却不一定了解中医的科学内涵;他们也许知道哲学的名词，但却不一定清楚中医学中阴阳的真正含义，因此他们许多观点是想当然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没有进行过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的人是难以准确领悟中医的科学精髓的。

科学是求实的。对于中医的科学归属，我们最需要的是科学事实。根据达尔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规律或结论”的观点，结合我个人从事中医肝病研究四十年的所知所悟，以黄疸和鼓胀二病为例，列举中医关于这两个疾病的理论和实践的实际例证，以求证中医的科学属性和医学属性。

一、中医学对肝的物质认识始于解剖

中医认为肝有两层含义，一为肝体，一为肝用，即肝的功能活动。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用阴阳来概括，即“体阴而用阳”。中医对肝的物质认识首先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中医所阐述的肝的解剖位置，包括肝的大小、分叶甚至重量，都与现代医学基本一致。《灵枢经》说:“阙……在下者肝也。”这里“阙”指的是胸部，在下即指季肋部。《医贯》说:“膈膜之下有肝……肝短叶中有胆附焉。”对肝脏的形态与重量，《难经·四十一难》说:“肝独有两叶。”这里主要指肝脏本身的左右两叶;《难经·四十二难》说:“肝重四斤四两(一说二斤四两)。”以当时的度量衡制来计算，四斤四两折合成现在的重量单位约为1062．5g，与现代我国成人肝的重量(男性为1157～1447g，女性为1029～1379g)十分接近。

二、对肝脏生理功能的认识源于对生命的真切体验

中医将肝的生理功能归纳为主疏泄，主藏血，养筋爪，开窍于目，性喜条达而恶抑郁。系统阐述了肝周转气血、分泌排泄胆汁、辅助消化、调节血量等主要，这些功能与现代医学肝脏的生理功能是大致相近的。当然，中医所指的“肝”在广义上还具有某些现代医学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运动系统及视、听觉器官的功能，这些功能在《内经》“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为罢及之本，其荣在爪，其充在筋”“肝受血而能视”等论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些功能看起来好像并不属于现代医学肝脏生理功能的范畴，甚至有人视此为中医不科学的证据，但是深入研究会使我们发现当肝脏发生某些疾病时，这些系统往往出现相应的紊乱。以病毒性肝炎为例，不但可以出现肝脏本身及消化系统的症状与体征，还会常常有精神症状如烦躁易怒、失眠多梦，甚至肝昏迷，更有因暴怒等情志刺激而使病情加重者;运动系统症状如乏力疲惫、肌肉酸痛。“肝开窍于目”的理论也在现代医学理论中得到了印证和体现。肝脏是维生素A的主要储存部位，体内95%的维生素A储存在肝脏，在肝内完成其摄取、转化、吸收和储存过程。肝病影响维生素A的代谢，可影响视网膜成光细胞的合成，从而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夜视力下降等眼部症状。另据报道，将成年人肝组织移植到原肠胚腔中，能诱导双目形成。说明肝脏与眼在胚胎发生学上具有特殊亲缘关系，一定程度上为“肝开窍于目”的理论提供了实验依据与理论解释。所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中医对肝生理功能的认识经过了真实的生命体验和长期的实际观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三、对肝脏疾病的认识来自长期的临床观察

早在两千多年前，《内经》一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黄疸和鼓胀的记载与论述，从证候表现、病因、治疗、预后及生活调养等各个方面都形成完整的认识体系，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这不仅说明肝病是十分古老的疾病，也反映了中医对肝病研究的悠久历史。《金匮要略》中提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更充分说明了中医所说的肝病与西医所说的肝脏疾病虽不完全等同，但古人所论之肝病主要的还是指的肝实体的病变，当肝病时，首先传脾，引起消化系统的功能紊乱，并出现相应症状如恶心、厌油、食少、腹胀、腹泻等，这与现代医学肝脏的发病规律是相当一致的。

(一)对证候表现的准确描述

在中医中黄疸是一个独立的疾病。黄疸之名首见于《素问·平人气象论》:“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灵枢·论疾诊尺篇》也说:“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安卧，小便黄，脉小而涩者，不嗜食。”这些阐述不仅描述了肝病目黄、身黄、尿黄的主要特征，还都提到安卧、不嗜食的症状，临床所见，乏力懒动、食欲减退也正是可以出现黄疸的病毒性肝炎等疾病最为常见的症状。

鼓胀之名首见于《灵枢·水胀篇》:“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肘后备急方》也说:“唯腹大，动摇水声，皮肤黑，名曰水蛊。”这些话将肝硬化腹水疾病的腹部胀大、胸腹壁静脉曲张及皮色或黄或黑等主要症状进行了准确描述，是非常符合临床实际的。

(二)对病因的正确认识与描述

临床上，由不同肝炎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肝炎等肝脏疾病是出现黄疸和鼓胀的主要原因，中医虽然未能直观了解和认识肝炎病毒的实质，但其有关温热病和传染病的理论与实践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许多论述和记载可与现代医学互相印证，为我们进行肝病中医病因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两千多年前，《内经》中就对某些传染病的病因及发病规律有明确的认识和阐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形象地描述了传染病的发病特点。明清温热病学的兴起，更使传染病的病因学、发病学、防治学达到了新的高度。吴又可创“杂气”致病学说，他在《瘟疫论》一书中设专篇论及“杂气”是“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瘟疫等传染性疾病正是由于这种“杂气”所引起的。他阐明“杂气”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染性致病因子具备以下特征。

1．物质性吴又可认为“杂气”作为致病因子首先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瘟疫论》中写道:“杂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肯定地指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2．致病性《瘟疫论》说:“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并指出“杂气”致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或发于城市，或发于村落”。充分提示“杂气”的致病性与致病的广泛性。

3．传染性吴又可明确指出:“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至于微疫似觉有无，盖毒气所钟有轻重也。”这里所言“疫气”与“毒气”在概念与实质上均属“杂气”范畴。

4．致病的特异性“杂气”致病的特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杂气”可以导致不同物种的疾病，人类疫病和动物瘟疫不同，如《瘟疫论》所说:“……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故众人之病相同，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征也。”

5．潜伏性吴又可明确指出:“瘟疫之邪，伏于募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张，内侵于腑，外淫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募原，必待其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引而去，邪尽方愈。”这段论述明确提出作为具有传染性的瘟疫邪毒侵入人体后，可在某一部位潜伏，这一阶段往往无证可辨，无药可投，及至发病之后，诸证渐显，才能因势利导，祛邪务尽。这一过程与乙肝病毒侵入人体后的发展规律亦颇相近。

总之，“杂气”学说有关传染性疾病的理论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从这些理论中获得的启示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杂气”作为一种传染性致病因子虽然不等同于肝炎病毒，但其发病与肝炎病毒感染人体确有颇多吻合之处。肝炎病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杂气”而有选择地危害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感染人体后专入肝脏，或使人体处于病毒携带状态，或造成发病而表现为黄疸，甚至发展为鼓胀。

具体到黄疸的病因，古人已认识到疫毒、杂气等传染性致病因子是黄疸的主要原因，《沈氏遵生方》亦说:“有天行疫疠以致黄者，俗谓之瘟，杀人最多，且蔓延亦烈。”都说明了疫毒引致黄疸不但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且变化迅速，病多危重，这与现代医学重症肝炎所出现的黄疸是十分吻合的。古人还认识到过度饮酒也是黄疸的主要原因，《金匮要略》对黄疸分类专设酒疸一项，《诸病源候论》说:“凡诸病疸者……皆由饮食过度、醉酒劳伤，脏腑不和……发为黄疸。”临床所见，酒精性肝损伤引起的黄疸确实十分常见。

鼓胀的原因虽多，但纵酒无节、虫毒、黄疸、积聚失治则是该病的主要原因。《景岳全书》说:“少年纵酒无节，多成水鼓。”《诸病源候论》说:“此由水毒气结聚于内，令腹渐大，动摇有声……如似肿状，名水蛊也。”按《说文解字》解释“蛊，腹中虫也，从虫从皿”，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水肿多虫为患;《医门法律》说:“凡有癥瘕、积块、痞块，即是胀病之根，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单腹胀。”这些关于病因的阐述是非常真实而科学的。临床所见，肝硬化腹水的主要原因确为酒精、血吸虫及以脾肿大为主要表现的特发性门脉高压等引起。

(三)对疾病预后的正确判断

《伤寒论》中说:“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指的是在发热几天以后，才出现黄疸;而对黄疸的消退时间和预后，《金匮要略》指出:“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多难治。”朱丹溪则认为“时行疫疠，亦能发黄，杀人最急”，指出了此类黄疸变化迅速，病情凶险，预后多差。

对鼓胀的预后，《沈氏遵生书》说:“空胀烦躁漱水，连忘惊狂……绝难治。”《医宗金鉴》说:“腹胀身热，阳黄胀也，若吐、衄、泄血则亡阴矣。”临床所见，腹水患者如出现肝性脑病等精神症状及伴发出血多预后不良，常常危及生命，与古人描述是一致的。《得效方》中则认为“若脐心突出，利后复腹急……不治”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患者出现脐疝多为顽固性腹水，预后多不良。

四、对肝病治法的科学设立

对于肝病的治疗，《内经》首创甘缓、辛散、酸收三大治法。《金匮要略》指出:“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后世医家在实践中不断创立新的治法，如李冠仙治肝十法，王旭高创肝病三十法等。这些治疗原则符合中医对肝病的认识，符合肝病的临床实际，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有些治法与药物与现代医学竟然也有许多的契合点，现代医学从酸味药五味子中提取联苯双酯，从甘味药甘草中提取甘利欣，而这些都是重要的保肝药物。张仲景创立的治疗黄疸的专方茵陈蒿汤，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以此方制成的中成药茵栀黄颗粒良好的利胆退黄作用也已得到临床的广泛肯定，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医治法和方药的科学性与实用价值。

对于鼓胀的治疗，古人不但创立了众多利水消肿的治法与方药，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医学典籍中很早就有穿刺放腹水的记载，《灵枢》曰:“徒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铍针针之，已刺而筒，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间日以针刺之，筒尽乃止。”《肘后备急方》中提到:“若唯腹大，下之不去，改针脐下三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臾腹减乃止。”证明古人不仅早就发明了放腹水法，而且对穿刺的部位、间隔时间和进针深度都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具体要求。

五、对肝病生活调养的科学主张

中医历来重视病后调养，对黄疸、鼓胀等病提出了非常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金代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一书中举过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周黄刘三家，各有仆病黄疸，戴人曰:‘仆役之职……恐难调摄，虚费治功。’其两家留仆于戴人所，从其饮食。其一仆不离主人执役……果两仆愈而一仆不愈。”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适当休息对黄疸预后的重要意义，这与西医学所主张和强调的肝炎患者必须卧床休息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而对鼓胀，中医则强调严格控制盐的摄入，朱丹溪说:“却盐味以防助邪。”李梴在《医学入门》中则强调“更断盐酱”，清朝陈士铎在《石室秘录》一书中告诫人们:“……然必禁盐，三月后可渐渐少用矣，即秋石亦不可用。”这里将秋石与盐同样对待，这是非常科学的，因为古人习惯用秋石代盐，近代研究秋石亦主要含氯化钠，故亦不宜用。

此外，过度饮酒是鼓胀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鼓胀患者应绝对戒酒。

以上这些真实的例子使我们认识到，中医对肝脏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认识乃至治疗方法的应用绝非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解剖学和长期的临床观察基础之上的，是符合肝病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的，是科学的，是来源于医疗实践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其走的路程更长了一些、时间跨度更大了一些而已，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用中医理论与方法治疗现代医学肝脏疾病之所以仍然适用并可收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目前，我国80%以上的病毒性肝炎患者接受过和正在接受中医药治疗，中医药在肝病防治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现代医学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些例子足可以窥斑见豹，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医真实的科学属性，我们将中医中的科学实例与现代医学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与比较，决不是以现代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而是为了进一步使我们感受古代医学家的理性和智慧，科学是可以穿越时空的。中医的发展也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最后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只是运用了独特的认识与阐释方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