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

7　要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

根据治疗目标的转换和科学环境的巨大变化，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医人光荣而神圣的科学使命。从二千多年前《内经》诞生起就已经构建起了中医理论的大厦，经过历代医学家们的添砖加瓦，使这座大厦的结构和功能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仍在为保障人民健康、防治疾病发挥着现代医学难以替代的作用。传统中医理论的科学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但是由于人类面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科学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座大厦的功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些变化了，我们需要去对这座大厦进行改进和完善，进行必要的装修，把它的窗纸换成玻璃，把它的蜡烛换成电灯，使它产生实质的改进，使它的功能更加完善，这个过程就是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这是医学科学进步对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医发展不可回避的必然进程。

一、要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原因

中医面对的治疗目标已经由既往单纯的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现代医学疾病，我们现在进行一切中医临床研究，包括中医诊疗、证治规律总结、疗效评价、新药研究、科研设计及实施等，都毫无例外地是以现代医学疾病为对象的，如乙型肝炎、糖尿病、肾炎等等，而绝不可能再是针对胁痛、头痛、消渴等中医病证。我们对疗效目标的追求也已经相应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单纯追求证的减轻或消失到现代医学疾病病变实质及相应的客观指标的改善和恢复。这就给中医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传统中医理论没有为现代医学疾病的诊治准备好现成的答案;同时也首先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用传统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现代医学疾病是否适用和可行。

中医作为医学自然科学，从其产生、成长和发展轨迹看，与现代医学有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是在解剖学和对人体生理病理学的长期观察及与疾病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中医中的许多病证与现代医学疾病之间有着广泛的内在联系，在发病病因、病理变化、临床表现规律等方面大都是相近的、相关的，有的甚至是相同的，如消渴与糖尿病，鼓胀与肝硬化腹水，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等。在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治疗中，生津止咳、利水消胀、化痰平喘等众多的作用功效都是这些疾病得以好转甚或康复的疗效学基础。因此，我们说用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这些现代医学疾病是适用的、可行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用中医方法治疗现代医学疾病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所在。如果不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就无法克服中医临床研究的逻辑悖论，对既往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能自圆其说。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医强调宏观调控、辨证论治，其侧重点是解决中医的“证”，面对的也都是如泄泻、腹痛、咳嗽、眩晕等中医病证。而针对现代医学疾病病变实质和具体的客观指标异常，就难免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从理论指导、治疗方法到疗效体现都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有些过程甚至是相悖的。如肝癌导致的黄疸，我们辨证为阳黄，从中医理论角度讲，用清热利湿退黄治疗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这一治法并没有针对肝癌病变的实质，因此往往难以收效，如果一味清热利湿退黄治疗，而不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有时甚至还会延误病情，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现代医学疾病有时会出现疗效不够确定甚或治疗乏术，或虽有疗效但却难以经得起重复的根本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中医药临床研究的针对治疗对象已经由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现代医学疾病，这是我们进行中医研究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用中医药理论和方法治疗现代医学疾病是适用的、可行的，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的，在疾病的许多环节可以发挥较好的治疗作用，有些疗效甚至是现代医学所不具备的。但同时又是不够的，目前还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局限性、随意性，甚至是盲目性。第三，以上两方面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医理论指导、发挥好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根据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科学环境，特别是治疗目标和疾病谱的变化，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凝炼、修删、增补、纠错和完善，建立起新的中医理论体系，使之既保留中医原有的学术精华与技能特长，又融进现代医学的科学理念，使中医理论既适用中医“证”的证治要求，又符合西医“病”的诊疗规范，既有“证”的作用体现，又有“病”的疗效反映，这是当前中医临床诊疗实际对中医理论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医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更是中医学术进步的主要目标。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医只有在融合创新中升华才能避免在抱残守缺中沉沦。

二、关于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总体设想

毫无疑问，系统学习、深刻领悟、全面把握中医理论体系和学术精髓，将其忠实、完整、科学地继承下来，是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从大的方面讲，应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对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修删、增补与完善，是围绕中医“病证”这一主线进行的;二是中医对现代医学疾病的研究，这一研究则是以西医疾病为目标、以中医研究为方法展开。

(一)对传统的辨证论治理论进行修删、增补与完善

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认识到这一体系不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也是适用的，“有是证，用是药”的基本原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中医的一些病证如感冒、咳嗽、哮喘、心悸、胸痹、不寐、胃痛、呕吐、噎嗝、腹泻、痢疾、胁痛、黄疸、鼓胀、中风、眩晕、水肿、淋证、消渴、痉证、痿证、腰痛等等仍是临床广泛存在的，中医原有的针对这些病证的理论认识与治疗方法无疑都仍然是适用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的变化，我们今天临床上看到的这些病证在发病原因、病情轻重、病程长短、发展趋向、疾病转归等许多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本质的区别，如虽然采取了正确的治法与方药，由于空气污染的影响，咳嗽和哮喘病灶也可能恢复较慢;由药物性肝损伤导致的黄疸则必须停用损肝药物，单用清热利湿退黄则难以奏效等等，都需要我们在辨证论治时增加进新的内容。

同时，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几乎所有中医病证都可能得到现代医学的明确诊断，现代医学对这些中医病证的西医疾病归属、发病原因、病理变化、临床规律、疾病预后、临床治疗等都已有明确的认识，有系统的基础理论和诊疗方法，而这些正好弥补中医辨证的局限和不足。以胃痛为例，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认定导致胃痛的溃疡病、胃炎及胃癌等不同疾病，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中医诊疗也应在辨证的同时兼顾这些不同的病因，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作为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这对完善传统中医理论和提高临床疗效都是十分有益的。

鉴于上述，对于传统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创新，我们首先要建立起每一个中医病证的中医病因学、证候学、治法学等理论框架，还要增加现代医学疾病归属、病因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等相关内容，针对中医病证，兼顾西医疾病，以辨证为主，辨病为辅，治疗以证作为立法用药的依据，以病作为临床治疗的必要参考，有主有辅，有先有后，有机互融。

不断地为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融进现代科学的理念，是进行中医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不断拓展中医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

(二)中医药对现代医学疾病的治疗和研究

首先要明确中医药在疾病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的作用目标，即主导治疗、辅助治疗或善后治疗;在疗效体现上要明确要求中医药应该发挥的治疗作用、增效作用、协同作用、减毒作用或纠偏作用;还要明确中医药对现代医学疾病某阶段、某环节的作用途径、作用机制、应用时机;要明确中医药对某些疾病的优势领域，如中医药治疗肝脏疾病，抗纤维化就是其优势领域之一;还要明确中医药对疾病的疗效定位，知道中医药在哪些方面疗效最为突出，哪些方面次之，哪些方面又次之，哪些方面无效，真正明确中医药在疾病不同阶段和环节的疗效差异等。以上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目标明确方向对头，思路清晰，中医药治疗的进行才能适时、适度、恰到好处，才能达到我们的治疗目的。

在明确以上问题的基础上，分别建立起现代医学各专业、各系统疾病包括一些新发生或发现的如SARS、甲型H1N1流感等相应的中医体质学说、划定中医病因学归属、中医病机演变的阶段性规律，制定中医证候学范围，确立中医治法学、方药学及中医对症治疗框架，建立起科学统一的疗效评估标准等。在新的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提出新观点，建立新学说，创建新方法，开辟新途径，解决新问题，以适应疾病治疗和中医临床研究的新需要。当然，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中医理论的正确指导。

以上两个方面既是各自独立的两套体系，又可以互相参考，互为补充，甚至相互融合，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提出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一方面单从情感上说我们的内心可能难免会有一丝痛楚，这是因为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构建是被动的无奈之举，从中医两千多年的发展史看，中医理论体系是相对恒定的，它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是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的。如果不是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一百年来的迅猛发展，直到今天占据了我国医学和卫生事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果不是西医的专业设置、学科分类、行业规范、教育模式甚至语言表述、法律效应等均已成为我国中西医普遍遵守和执行的法规和标准;如果不是西医学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绝大部分疾病在绝大部分状况下都可以得到明确的诊断，中医诊疗疾病的过程必须要面对现代医学疾病的话，我们也许就仍然可以像古人一样按部就班望舌诊脉，辨证论治，处方用药，也许就不存在建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问题。其次，根据当前中医临床诊疗、科学研究、新药研制等实际现状，要求我们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并以现代医学疾病为针对目标，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在西医疾病的框架下进行中医研究，因为目前几乎所有的评价标准都是借鉴和沿用现代医学制定的评判体系，我们明明知道用西医标准来评判中医结果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医又没有现成的评价标准可用，我们进行中医研究却要针对西医疾病并用西医的标准要求，这在情感上当然也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又是我们早已热切希望的。这是因为我们既然承认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就应该认识到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前进的。纵贯中医学的发展史，从《内经》奠定中医理论基础，到《伤寒论》创立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到金元四大家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衍生，从内科、疮疡科、儿科、妇科、针灸、推拿、骨伤等临床学科的形成与学术发展，都充分地证明中医理论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是在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只是这种创新和完善是在中医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之内完成的。而现在中医既要适应治疗目标的转换和科学环境的改变，又要适应疾病谱的变化，这就要求中医必须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在自我完善的同时还要勇于接纳现代医学科学新成果、新技术、新方法，以促进中医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医学科学进步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中医理论，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又是中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中医人神圣的科学使命。我们是义不容辞的。

总之，构建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医学科学的发展现状和我国中西医学并存的现实所决定的，是必须的，而不是我们情愿不情愿的问题。

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科学工程，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这是中医学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必由之路。建立新的中医理论体系绝不是在撼动中医的理论大厦，而是给这座大厦修缮和加固，增加新的建筑材料，让它的功能更完备，作用更强大，最终以崭新的面貌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而这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中医人最美好的愿望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