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论

12　中西医结合论

中西医结合虽然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但至今社会各界对此仍时有褒贬，毁誉不一，充分反映了国人对中西医结合所普遍存在的视角偏差，因此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认识与阐述，以正视听，实属必要之务。现不揣浅陋，略陈己见如下。

一、中西医结合的渊源与现状

中西医结合始于20世纪初叶中西医汇通派提出的学说和临床实践。20世纪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与飞速发展引起了中医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应当优势互补，并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愿望与构想。清末民初涌现出以唐宗海、恽铁樵、张锡纯等为代表的中西医汇通的先行者。也正是他们首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美好设想并付诸实践。他们认为中西医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治疗中中药与西药不应互相抵牾，而应当配合应用。张锡纯先生主张医学应当衷中参西，并著有著名的学术专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书中对很多疾病的治疗都采用了中西医双重治疗方法和药物，对一些病证的理论认识也接受了许多西医学的观点和理念。民国时期，一些“先知先觉”们更是萌生了实行中西医结合以发展中医的思想，如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明确提出:“中医积累千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其真理。”正是这些医学家们的科学思想和医疗实践催生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的萌芽。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号召，从此我国医药卫生界才正式有了“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和实践。毛主席虽然不是医学家，但他却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人文情怀、科学理想和哲人睿智，这一号召也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和行政号召，而是顺应医学科学发展的潮流并根据我国医疗卫生现状和中西医两种医学并存的现实而提出的，五十多年来的中西医结合历程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敏锐的科学预见性，中西医结合在理论和临床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几乎涵盖了所有专业，新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不断建立，中医药的疗效机制得到进一步认知与阐明，中西医结合使一些重大疾病的疗效取得突破，极大地丰富了临床治疗学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过程对中西医学术界的科学理念和广大患者的就医观念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得到绝大部分临床工作者的认可的。一项调查显示:68．85%的患者最喜欢中西医结合医学，65．45%的患者最喜欢中西医结合医院，71．2%的患者最喜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分别有92．21%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诊断，93．52%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要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对于某些疾病如免疫性疾病的调控免疫治疗、肝硬化的抗肝纤维化治疗、肝脏炎症的护肝治疗、中风后的康复治疗等，中西医结合已成为医者和患者的首选。

几十年来，我国创办了多种中西医结合专业学术刊物，出版和发表了众多的中西医结合的科学论著，相继成立了各专业的中西医结合学术团体，有的高等院校还设立了中西医结合专业和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中西医结合在我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

目前，除中医文献和中医理论教学工作外，从中医临床诊疗到中医科研的选题、设计与实施都无法离开中西医的融汇与贯通，这一点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的临床工作者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医医疗和科研机构的中医从业者所从事的实质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和科研实践。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中西医结合队伍是以西学中人员为主的话，那么现在每一位中医工作者则都是中西医结合队伍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西医结合存在“一头偏”的现象，是单向的，即中西医结合工作基本上是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机构内进行的，中西医结合队伍也从以往的西学中转变为以中学西为主的中医从业者，鲜有西医人员主动学习中医并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这就使中西医结合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整个医学体系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要求而言，中西医结合无论在广度、深度及普遍性方面都还是很有限的，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中西医结合的总体目标﹑思路方法也尚未形成共识，也还没有建立起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中西医结合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都有待我们去进行新的探索，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二、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和内涵

对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和内涵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李致重先生将中西医结合定义为:“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这里主要提到了人员的结合和学术的配合。

刘洋先生则认为:“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希望因此而创立中国的新医药学。具体做法是在中学西、西学中的基础上，用西医阐明中医，将中医纳入西医科学的理论之中。”这里则主要强调了他对中西医结合方法学的个人见解。

其实，中西医结合具有多种含义，首先因其是领袖发出的号召，就自然体现了我国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发展的政策导向，同时还包含有中西医的机构结合、队伍结合、人员结合、学科结合等，而最核心最根本的结合则是中西医两套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的学术和技术结合。

从学术层面而言，中西医结合不是中医加西医，也不单单是两套诊疗方法的并用，而是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即实现中西医理论互融，完成中西医实践渗透和建构起中西医工作者所普遍认可的双重诊疗体系，这既是中西医结合的真正含义，也是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神圣的科学使命。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对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我国医学科学进步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三、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

(一)两种医学体系同时并存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共同会聚于中国的土地上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中医学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医学未进入我国之前，中医学是沿着自己的道路，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的，19世纪西方医学进入我国并逐渐占据了我国医学的主导地位，出现了我国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现实。中西医学虽然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诊疗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其宗旨目标和针对的客体却是相同的，这就是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改善生命质量，这就使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不是互相取代就是互相结合，不是互相排斥就是互相渗透，不是互相拒绝就是互相移植，不是互相对立就是互相借鉴，毫无疑问，理智而正确的选择应当也只能是后者。

中西医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既有各自的优势与特色，又都有各自的局限与不足，进行互融与渗透、互补与借鉴也就成为势所必需，而在当今世界，唯有中国才会有这种可能。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临床诊疗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我们要不要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二)中医学术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当前，中医面对的治疗目标已经由传统的中医病证全面转换到现代医学疾病，我们进行的一切中医研究包括临床诊治、疗效评价、新药研制、科研设计及实施等，都无一例外地是以西医疾病如乙型肝炎、糖尿病、肾炎等作为目标的，而不再是头痛、胁痛、消渴等中医病症，而对于疗效目标的追求也从单纯追求“证”的减轻或消失到现代医学疾病病变实质及相应的客观指标的改善和恢复，而传统中医理论并没有为现代医学疾病的中医诊疗准备好现成的答案，迫切需要进行中医理论的创新，要创新就要充分吸纳现代医学成果，进行理论的印证和融合、诊疗方法的互补和借鉴，从而使中医学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促进中医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中西医结合就成为借鉴现代医学最新成果的最佳途径，在全新的科学环境下，拒绝融入现代医学科学理念是不现实的。

(三)现代医学发展的客观需求

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医学在教学、医疗和科研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国医疗卫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多学科已经接近或超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世所公认的。

但是，随着疾病谱的巨大变化，生活方式病的日渐增多，老龄化社会的初步形成，亚健康状态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改变，在医学科学的许多领域，西医学都还有没有根本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医学难题，如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的广泛应用所导致的病原微生物变异和耐药问题，肿瘤化疗和放疗的毒副反应问题，手术后的康复治疗问题，多种疾病的药物依赖问题等都需要中医的介入，从而进行中西医方法学和技术的借鉴与互补，这样可以大大丰富临床治疗学内容，完善医疗服务功能，在中国离开了中医介入的医学体系是不完整的。

四、中西医能否结合

对中西医能不能结合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不少人存有疑虑甚至持否定态度。如有人指出:“由于中西医学在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在理论上缺乏真正结合的基础。”有人认为中西医学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根本不可能结合;也有人认为中医是文化，是科学，是技术，而这三个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民族性决定了中西医结合的艰难。

实践证明，这些观点是仅仅局限于理论和概念层面的表象化认识，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理论和医史工作者，缺乏对具体专业和疾病的深入研究，缺乏对中西医学科学本质的系统了解，有些提法是想当然的，因而这些观点是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中西医学虽然理论体系不同，思维方式有别，诊疗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二者针对的客体、治疗的目标、研究的目的却都是一致的，中西医学都是在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诞生和不断发展的，二者对人体生理病理、发病规律、防治原则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质上都是相近的、相符的甚至是相同的。

以肝病为例，中医的黄疸、肝积、鼓胀与现代医学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门脉高压等疾病之间在理论和临床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存在着广泛的内在联系。首先，中西医对肝的物质认识都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之上的，是基本一致的;对肝的主要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规律的认识也是非常相近的;对病因认识，中医学认为“杂气”“疫毒”等特异性传染性致病因子、虫毒、过度饮酒等是引起黄疸、肝积和鼓胀的主要病因，而现代医学则证实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由肝炎病毒、血吸虫及乙醇中毒等引起，二者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治疗上，现代医学主要采取抗病毒、抗炎、护肝、利水等治疗措施，而中医则用清热解毒、利湿退黄、凉血活血、利水消胀等为治法，中西医在治疗方向上也是大体相符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清热解毒法可以减轻肝脏炎症、改善肝脏生化指标，活血化瘀法则可改善肝脏微循环，使肝脏纤维化程度减轻，在针对目标和疗效体现上是基本一致的;中医经典著作《金匮要略》提出的肝病用药的总原则是“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现代医学则从酸味的五味子中提取联苯双酯、双环醇，从甘味药甘草中提取甘利欣，而这些都成为主要的护肝药，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种医学科学超越时空的碰撞和交融，充分证明了中医学真实的科学内涵。中医在两千年前发明的针刺放腹水法，与现代医学之穿刺放腹水在穿刺部位、间隔时间、穿刺禁忌等方面几近一致;中医制定的黄疸患者应卧床休息﹑鼓胀患者应“限盐、戒酒”的生活调养原则更与现代医学完全吻合。

再如消渴与糖尿病，哮喘与喘息性支气管炎，腹泻与结肠炎等疾病，中西医也都具有大致相近的认识，痢疾与菌痢则几乎完全相同。中医药生津止渴、化痰平喘、健脾止泻及清肠解毒等作用功效就成为这些疾病共同的疗效学基础，至于中医用麻黄汤宣肺平喘，西医用麻黄素松弛支气管平滑肌，中医止泻重用黄连，西医治肠炎则用黄连素等就更是如出一辙。

临床治疗技术层面上的结合就更是应用广泛，如闭合性骨折X线下的手法整复，针灸与电疗的结合，中药离子透入治疗，中药介入治疗等日益显示出简便易行、富于实效的优势。

这些实例都告诉我们，中西医结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践依据，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用中医理论和方法治疗现代医学疾病仍然是适用和有效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中西医如何结合

中西医如何结合既有指导思想的问题，也有方法学问题。毛主席曾指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他还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习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当时确实有一大批优秀的西医专家通过系统学习中医，成为国内知名的中西医结合的大家，为推动我国中西医结合学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三十年来，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成为中学西为主，高等中医药院校西医课程设置比例不断加大，一些中医从业人员包括一些知名专家都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系统的西医学习，他们中间也有不少人成为中西医结合的知名专家。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上，无论是西学中或中学西应当说都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以学术结合而言，中西医结合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领域，在方法和内容上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构想，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等，在制定证的客观化标准时，将现代医学生化学、免疫学、影像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检测等作为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延伸，将其结果作为证侯标准的补充内容，使证更能反映疾病的本质;将中药药理学结论作为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的有益补充，临床用药时，在不违背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和前提下，适当选用某些对某种疾病某一环节或某一病变实质有改善作用的药物，以提高临床疗效和避免用药的盲目性等都是中西医结合很好的例证。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是可行的，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开展，必将创立更为丰富多彩的结合途径与方法。

六、中西医结合的科学使命

(一)实现理论互融

实现中西医理论的有机互融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目标和关键所在。实现理论互融目的不是要否定中西医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在于更深入地探索二者在生理、病理、临床等诸多方面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进行反复印证，真正找到其互融点，进行理论的相互融合。唯有如此，中西医结合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从而为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完成实践渗透

实践渗透就是将中医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医历代医家的经验积累与近三十年现代医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医治法学、方药学与现代中药药理学、毒理学结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临床证治规律与实验研究结论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判定﹑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以适应临床研究的各种需求。

(三)建立起中西医结合双重诊疗体系

在理论互融和实践渗透的基础上建立起中西医结合的双重诊疗体系，这不但是中西医结合的终极目标，也是实现创立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伟大科学理想的唯一正确途径。

双重诊疗体系，既有西医病的诊断，又有中医证的分析，还要充分体现中西医治疗的疗效评判标准，确定中西医的恰当疗程，停药标准、减药标准、调方指征，中药服用还要有相对统一固定的量的标准和煎药方法的要求，根据病情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的需要，可单用中药或西药治疗，可先用西药、后用中药，也可先用中药、后用西药，或中西药并用;或西药为主导、中药为辅助，或中药主导、西药辅助，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治疗的增效、减毒、纠偏作用。一病双诊双治，方案明确具体，可操控性强，从而发挥综合疗效的优势，而这一优势是中医和西医都不可能单独所具有的，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七、中西医结合的主要障碍

中西医结合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政策，因为中央确立的“中西医并重”的指导方针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障;也不是来自中西医学术本身，因为中西医理论与临床都具有广泛的趋同性和一致性，结合是完全可行的;而主要来自国人和学术界人士普遍存在的视角偏差，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医异化论

有人担心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异化，最终失去本色和优势，甚至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名为发扬中医，实为消灭中医，提出“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实践证明，这一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恰恰是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过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医的科学属性，使我们真正感受到古代医学家的聪明和智慧，更使我们真正认识到中西医学作为人类同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既具有各自的优势与特色，又各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从而恢复我们理性的思考和眼光，而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又恰恰是最重要的。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开展，我们会根据治疗目标的转换，不断地将现代医学科学的理念融入中医研究，这一过程可能会使中医某些传统的表象特色发生一些淡化，但却会使它的科学内涵更加丰富，同时，随着中医诊疗不断介入现代医学疾病的临床研究，又大大拓展了中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这也正是中医学术进步所最需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恰恰是中西医结合增强了我们的自信，中医不但不会被异化，还会使它的理论更为充实，方法更为完善，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加重要。

(二)中医独立论

近年来，有人认为中西医本是两股道上的车，应各行其道，中医应独立前行，强调在经典著作中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坚持完全按传统中医模式从事中医医疗活动，强调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如果中西医是两门不同的东西方艺术的话，这一主张也许是可行的，因为艺术是可以特立独行的，如你画你的油画，我画我的国画，你拉你的提琴，我弹我的琵琶，它们之间是平行的。中西医学却都是针对相同客体的生命科学，面对相同的任务和目标，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中医治疗目标由单纯中医病症向现代医学疾病的全面转换，要完全使中医游离于现代医学之外，坚守壁垒，是不现实也是行不通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的视野和眼界决不应该连清末民初的中西汇通派都不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们思考中医的所有问题如果脱离治疗目标和科学环境变化这一现实，就永远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中西对立论

中西医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本是两支并肩作战的同盟军，理应并行不悖、优势互补，但是，近百年来的中医存废之争不断演化成中西医之争，似乎中西医是一对天生的冤家，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如有人人为地将中西医对立起来，将中医发展困境责之于西医学的迅猛发展，并因此对西医学占据我国医药卫生的主导地位心有不甘，耿耿于怀;有人甚至提出唯有中医学的系统论、辨证逻辑等理论体系才是医学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另有人则从根本上否认中医的科学属性，视中医为玄学;更有人根本不了解中西医学的科学精髓，也不知晓中西医学在科学本质上的趋同性和一致性及方法学上的互补性，想当然地夸大中西医的本质区别和学术差异，人为地制造中西医结合的学术理论障碍。

实践证明，中西对立论的一些观点都是偏激的，也是片面的。中西医学针对着相同的目标，承担着共同的使命。中西医学作为医学科学和防病治病技术，有着相同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都是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后上升到理论的过程，中西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发展规律及防治原则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采用了不同的认识与表述方法，建立了不同的诊疗模式而已。中西对立论既有碍于中西医结合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中西医各自的学术发展。

我国中西医结合五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联合优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永恒的，一时的不能结合或结合得不好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中西医结合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工程，它既是东西方智慧的互融，也是历史与现代的交汇，中西医学两套科学元素的汇聚必将催生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的诞生，从而使中国医学真正领先于世界并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