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王城的传说

畲族“望山钱”

竹王，出现在不少贵州世居民族的共同祖源神话中，畲族也不例外，并且他们一直有崇拜竹王的传统。浅近的证据，除福泉市凤山镇有“竹王城”、“竹王园”旧址等外，敬奉与爱护竹的习俗，一直贯穿于贵州畲族生老病死的全过程，也是竹王崇拜的佐证。

贵州畲族称皇帝为“王展”。“王展”是畲语，直译即“竹王”，意译就是皇帝。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竹王就是皇帝，是人间最大最厉害的统领。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爱竹、敬竹与护竹的习俗。竹也是他们生活中依赖与祈望的对象，竹崇拜随处可见。

凡畲族聚居的村落，地势不论高低，住宅周围都种有竹子环护，隔寨相望，无处不竹树环合。每户人家的中堂一角，多有三五株小竹，他们称“供竹王”。小孩满月，庆典中亲朋们聚游戏，最经典的，是暗寓生殖内容的“外婆竹马”；老人体弱多病，要伐竹一根，请竹王为他“扶禄马”；小孩若多灾易病，也要傍竹作法，叫“栽花树”。就是人老归山了，卦器是竹，丧棍用竹，高高挑起幡纸（“望山钱”）的，也是竹……

畲族关于竹的传说，是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皋阳桥畔，有一个孤独的妇人正在麻哈江边洗衣服，上游一个大竹筒顺水漂来，在她面前徘徊不去，妇人很自然地就顺手捞起，沿路带回。路上妇人听到竹筒里传来隐隐的哭声，她急忙操起柴刀，剖开竹筒——只见一个胖嘟嘟的男孩蹦了出来。妇人大喜过望，给男孩取名“竹儿”。妇人从此告别了孤单，母子俩相依为命。

竹儿既然天生异禀，当然也聪慧异常。但凡世间的一切，他一看便知，一学就会，对他而言，学习并不是什么难题。但唯有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不会说话。一天外出放牛时，他见舅舅提了两条红鲤鱼来看母亲，眼睛霎时放出亮光，口齿也忽然清晰起来，说到：“舅爷啊舅爷，回家后别杀这鱼，养在清水里，等我回来再打整。”舅爷听了也不在意，回家用清水将鱼养了，自去闲话。谁知竹儿见了这鱼，就像饿鬼见了饭食，再也没心思放牛了。潦潦草草几下就牵牛回家杀鱼，并乘人不备，从鱼腹中取出了两柄小剑，也就是俗称的“鱼肠剑”。据说这“鱼肠剑”是兵器中的神物，见风即啸，遇人嗜血，非等闲人之人可见，也非等闲之人可用，煞是厉害。竹儿将之收藏妥当，之后自去做事，不提。

竹王城东门

竹儿的特异才能，得到了族众的一致信任，族中无论大小事，都由他来裁决，于是族人都称他为“竹王”。竹王将所辖区域划为九十九个辖区，筑九十九城，分封首领，自成体系。其中，苗族人据三城，汉族人据十九城，除大本营而外，其余都由彝族兵管理。后来竹王率领族人同官家争战，他取出“鱼肠剑”迎风一挥，官兵便倒下一片，再一挥，连山也被削掉了山头。官家不能抵敌，暂时引兵撤退，然后使了个“软索套猛虎，灯草捆将军”的谋略，派绝色美女假扮难民，让她恰好“昏倒”在竹王母亲的面前。这美女“获救”以后，百般勤快，千般孝顺，博得了竹王母亲的喜欢，后来慢慢登堂入室，做了竹王夫人，并很快育有一子。

竹王像

和平时期得子，竹王喜欢无尽。他每次外出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儿子玩耍。忽一日，这小子见了“鱼肠剑”，比他爹更欢喜。以后凡遇这小子哭闹，只要让他见到“鱼肠剑”就安静下来了。然而“鱼肠剑”是竹王的宝贝，就连他母亲平日也不知道放在哪里的，当然卧底的女人更是找不着。某日竹王有急事外出，孩子又大哭大闹，怎么也诓哄不住，女人只好抱着他到处乱转，到堂屋时，孩子手指头上，眼看屋顶，口里只是“要、要”。女人觉得很奇怪，架了梯子上楼，竟在茅草屋顶找到了“鱼肠剑”。于是她顾不得孩子，急忙将剑用血污了，压入甑底用猛火蒸煮，然后又洗净擦整，原样藏回。自己则照常穿针引线，把情报藏在鞋底的夹层中，央求走村串寨的“货郎”，“好歹要转送给自己的母亲”。官家得到情报，知“鱼肠剑”已不可用，便起强兵攻来。竹王见势危急，急忙回家取剑。可是朝天一挥，白云不散，迎敌一晃，敌骑不乱，竹王知道肯定有人在剑上做了手脚。于是且战且退，退到了竹王城后的群山之上，最后身夹两个簸箕滑翔突围，坠死在山崖下……

从贵州畲族信奉竹王，深信竹王“非气血所生”的情况来看，据某些学者的研究，其间的一些细节，一直不乏暗指与隐喻。一方面，竹王、竹传说的起源均为“有女浣于遁水”，伐竹、弃竹、拾竹的都是女子，并无男子出现，可知此时应属母系氏族社会，时间大约在7000年前。正如钟敬文先生在《中国的植物起源传说》一文中所说：“某植物为某人或某物所变成的，当属物质起源神话中较为低级的一种形态；而说某物质或某物是由某大神用命令造成的，则当属于较高级别的神话阶段的产物了。”流传于贵州不同世居民族祖源神话里的竹王，无论是“竹里孕育”，还是“水中感生”，都属于原始感生形态，由此可以推测贵州相关世居民族起源的时间。另一方面，当竹成为竹王“生命之舟”的时候，孕人的大竹，又象征与隐喻了男性及男性的作用，这就又暗示了这些民族经由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社会时代。认同这个推断，那么竹王的故事，距今至少也有5000年之久了。

为支持这一观点，我们得重回汉语系统寻找依据。阿孟东家人（贵州畲族）后裔，原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吴琪拉达先生在其《谈阿孟东家人的族源、族称及其悠久的历史》中称：“（黔南福泉）东家人与黔东南凯里、黄平等地家人的语言基本相通”，双方见面时“互称自家人”。在论及“东家”（黔东南、黔南的畲族旧称）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他说：阿孟东家人称家人为“嘎梦多”（意即“住在下方的东家人”）；家人称东家人为“嘎斗咻”（意为“红色的仡蔸东家人”）；称木佬人为“嘎斗嗖”（意为白色的仡蔸东家人）。吴琪拉达由此断言：从东家、仡佬、家、木佬之间的“互称关系来看”，这些民族不仅相互认同，而且应该算是“同宗同源”。

吴琪拉达的观点确否，有待专家考证。但同一竹王母题，分为不同的版本故事，遍布于川黔滇桂，却是事实。这就又为这一推断提供了相似的背景与可能。并且，林林总总的正史记载中，也不时透出同一世居民族，也存在着同族异称的实例。黔北洪渡河流域的仡佬族，如今普遍被认为是“濮人”后裔。而濮本身又称“卜”与“百濮”，是我国古代一个支系繁杂，人口众多，居住地域辽阔的庞大族群体系，从参与“牧野誓师”讨伐商纣起，到清代“改土归流”止，这片地域虽然没有变，但流动着的族群人居却一直在变，到东汉时期，濮人的称呼中出现了“僚”等字样，在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被称为“夷濮”，又杂入了“夷”。无论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或郭义恭的《广志》，都承认“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直至还“在牂牁、郁林、交趾、苍梧”间。”既然“百濮”的居地远及交趾（今越南），贵州全境就成了濮的腹地，那么谁又能证明现在的畲族等，不是当年“百濮”中的一支？

时代在变，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居民在变，于是同一民族存在不同的族称，也就有了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陈彭年、丘雍的《广韵》就指出：“僚”作部落称时，音应读作“佬”；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干脆就直称为“仡僚”。明代以后，称谓进一步明确，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就说：“仡佬，一曰僚”。而至明《嘉靖贵州图经新志》，就据此做了很有把握的定论：“仡佬，古称僚”。既如此那么吴琪拉达先生指称黔地家、东家、木佬等互称“仡蔸”，而当地民族也认为都是“自己人”，也就有了依据。

这时候，假如重回畲族故地福泉市“哈鸡岱”（今凤山镇）、“边闷昂界”（棉花土）之间的竹王城、竹王园，结合竹王“建九十九城”，回想其中多少城由苗族人管，多少城由彝族兵管时，我们可否大胆推断：那时竹王的城堡，也是濮人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