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回族来源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分经过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贵州回族族源主要有：
（一）13世纪迁入中国的中亚人、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13世纪初，从元太祖成吉思汗起，蒙古军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将攻占地区众多穆斯林强行迁往中国。这些东迁的回回人大致分为七类：一是降将和贵族及其部属。如赛典赤·赡思丁，据《元史》记载：“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迎降。”二是军士。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征编回回青壮年从军，编为探马赤军、回回亲军等，参与对金、大理国和南宋的作战。三是工匠。如破撒马耳干，掠工匠3万人；破花剌子模，取工匠10万人。四是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随同众人东迁。五是科技人才，如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和回回炮手亦思马因，以及一些回回医生。六是随军为奴的妇孺。七是商人。[1]他们中以军士和工匠最多。编入探马赤军或西域亲军的回回，被派往前线参加对金、大理国和南宋的作战，工匠随军服务。元至元十年(1273年)世祖忽必烈下诏：“令探马赤随处入社，与编民等。”[2]于是大批穆斯林军士就地落籍，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3]因穆斯林有功于蒙古政权，故被列入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宗教信仰也得以保持和传承。
(二) 7世纪以来侨居东南沿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
唐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4]，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由海路和陆路来华。初唐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空前强盛，交通发达，社会稳定，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包括穆斯林）来华经商，有的还定居中国。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五年(651～799年)的148年间，大食（阿拉伯帝国）向唐朝正式遣使就达39次。这些使节、商人通常由4条路线进入中国：①阿拉伯、波斯经中亚细亚，到中国新疆，再由河西走廊行至唐都长安(即陆上丝绸之路)；②阿拉伯、波斯经海路到达中国沿海港口，然后至内地(即海上丝绸之路)；③阿拉伯、波斯经海路到达天竺(印度)，经由云南进入内地；④阿拉伯、波斯经海路到安南(今越南)，再由云南到达内地。[5]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长安及开封、昆明等地。他们修建礼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6]当时，这些人被称为蕃客；土生蕃客，到元代才被称为回回蕃客或南蕃回回，成为回回人的一部分。
明代，由江南大量征调到贵州戍守的军队和参与军屯、民屯的士卒、百姓中，应当有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
（三）因信仰伊斯兰教而融入回族的蒙古人
元代，有一些蒙古族人改信伊斯兰教。元初，由中亚穆斯林抚养成人的阿难答[7]，随回回信仰伊斯兰教，他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大食文（阿拉伯文）书法写得很好。其部15万人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在自己的营地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8]阿难答控制的范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北部。
据《保氏族谱》载，居住在滇东、滇东北和贵州威宁的保姓，“源于蒙古族，初以特穆尔为氏，元之右族也。自库库台特穆尔尊号保保，而入滇始祖以阿保名，于是改姓保氏。”[9]保姓回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秀水乡、哈喇河乡。
（四）融入回族的汉人
元代，社会地位较低的汉族出于政治原因，以“适回”寻求保护，如在云南行省，“元初，赛典赤来滇，建清真寺于各路，招徒设教，辅以官力，汉民入教者骎众。循是以往，回教繁衍，莫可纪极。”[10]因今贵州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毕节市的一部分元代属云南行省，同样会存在类似情况。另外，由于通婚的和政治等原因，汉族人融入回回的亦不少。
在贵州，以汉族为主的外族人融入回族的为数不少。譬如清初，刘吉任贵州威宁下坝清真寺掌教，先后劝当地杨、王、阮、孔等七姓外族人入教，后均为当地旺族。威宁秦姓、阮姓及李姓、孔姓一支，原先均为汉族，后因联姻等原因，信仰伊斯兰教，成为回族。民国时期，盘县汉民高荣华，与回民杨品厚、陈国栋等合资做生意，对回族有一定了解，后娶回族女保氏，入伊斯兰教成为回族。[11]
(五) 元、明时期留居的畏兀儿人
畏兀儿，是元、明时期汉文史籍对于隋唐时期回纥、回鹘的蒙古语译称，亦写作畏吾儿、伟兀、伟吾而、瑰古、畏午儿等。元代畏兀儿人主要以别失八里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哈喇火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等地。这一时期的典籍记载的曲先(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人、哈实哈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噶尔)人、斡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人、合迷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人等，也是畏兀儿人的一部分。畏兀儿人进入内地始于唐代，但大量迁入是在元代。[12]《新元史》卷二十九《氐族表》列畏兀儿入仕元朝的有高昌王亦都护、孟速思、洁实弥尔等29族。[13]
元代，进入内地的畏兀儿人，有的信仰伊斯兰教，后来融入回族。明中叶以后，维吾尔族普遍接受伊斯兰教的信仰，维吾尔人因征战、屯戍而定居内地者，相当一部分被称为回回。元代，最早进入贵州的回回，就有维吾尔人。
二、贵州回族的形成和发展
元初，一些回回随元军进入贵州。当时进入贵州的回回主要是13世纪初被蒙古军由中亚细亚、波斯和阿拉伯等占领地掳掠的青壮年，他们被签发入伍编入“回回军”或“探马赤军”，并随元军进入贵州。随着战事的平息，军中的回回将士和随军工匠等驻留乌撒路（治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普安路（治今盘县）、普定路（治今西秀区）参与屯垦、戍役。元代，不少回回参与了内地和边疆的屯戍。大批回回官员被派往各地任职。当时地方官吏蒙古族和回回参半，互为正副。元代随军进入云贵的回回应当占有一定比例。
元代元军在贵州屯田地之一——威宁中水坝子
明代，同样是出于朝廷对西南用兵的原因，一批西北、中原、江南回族将士随军入黔，有的落籍贵州。其中回族将领马煜历任贵州都指挥使司指挥使、贵州都指挥同知等职，是明代在黔时间最长的回族将领。此外，沐英、蓝玉、孙继鲁等也驻留过贵州。威宁松林马姓、下坝马姓、马家屯姓、虎姓、董姓、李姓，盘县普田大木桥张姓、普安桂姓也相继迁入贵州。入居贵州的回民或务农或经商或为官，各尽其能，为共同推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定居穆斯林人口的增多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各聚居地开始修建清真寺。其中，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的有4座：威宁马坡清真寺、下坝清真寺、马家屯清真寺、马撒驿清真寺。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的有2座：威宁杨湾桥清真寺、盘县大坡铺清真寺。回族居住地域由元代的黔北、黔西南，扩大到六盘水、贵阳、铜仁等地。
明代贵州回族著名聚居地威宁马家屯
清初，清军进入云贵地区，一批陕西、宁夏、甘肃及河北等地回族将士随清军进入贵州，戍守各地。一些回族因为官、经商等入黔并落籍，一些阿訇入黔宣教。
清中叶后，贵州回族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人才。各地清真寺开办经堂教育，培养经学人才，取得显著的成绩。清末，贵州发生了多起回族反清起义，其中黔西南回族起义队伍还建立了政权。同治末年，各地起义失败，回族被迫逃亡和强迁各地。回族文化受到极大损害。回族中有少数人，因地制宜地经营农业，兼及畜牧业、运输业、手工业和商业，经过长期积累，成为地方富户。
辛亥革命前后，回族生活逐步安定，重建或新建了一些清真寺，经堂教育得到改革，还创办了新式学校。但由于贵州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制，导致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民国时期一批阿訇及伊斯兰教人士到贵州担任教职，开办经堂教育，培养“经书两全”人才。伊斯兰教社团建立后，穆斯林团结凝聚力增强，伊斯兰教育得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保护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贵州回族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1958年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贵州的特点，贵州伊斯兰教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严重破坏，伊斯兰教受到重创。一些回族人士受到批判、斗争，有的还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清真寺成为“破四旧”对象，文物古迹被砸烂或烧毁。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清真寺重新维修和开放，回族正常的宗教生活得以恢复。随着世界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贵州回族与国内和国际各民族以及各国穆斯林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跨省际、国际的交往增多，回族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经堂教育广泛开展，汉文译著迅速增加。贵州回族文化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礼仪制度、文学艺术以及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三、贵州回族分布
贵州省9个市（州）的88县（自治县、市、区、特区）都有回民居住，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贵州回族总人口184 788人，贵州回族分布较为集中的为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市、安顺市和贵阳市。其中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多，为10.16万人，其次兴仁县1.39万人，平坝县0.81万人，盘县0.73万人，兴义市0.65万人。人口在千人以上的县（市、区、特区）还有：云岩区、南明区、钟山区、水城县、六枝特区、西秀区、织金县、碧江区、都匀市、普安县、安龙县、贞丰县。
贵州省回族人口数及分布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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