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求本，首重正气

何任学术经验研读

何任，1921年1月生，浙江杭州市人。全国首批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之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著名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浙江中医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首届国医大师。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浙江省名中医馆馆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原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果评审委员，原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医报》社社长，何任中医基金会会长等职。

浸透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毕生心血的《金匮要略临证发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郑重地向世人展示中医杂证系统研究的当代水准，其内容宏富，观点鲜明，论述允当，令人服膺。由原浙江中医学院《何任医案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整理组编选的《何任医案选》，则以真实、详细、丰富的诸多临床病案印证着这位大师精研中医理论，努力躬身临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互动升华的双秀之功。拜读二著，获益尤多。兹撷取前者有关《金匮》杂病证治概念的论述和阐发与后者中部分内科杂证辨治的实录和按语，同时参以己意，聊附评述，旨在广其论，申其义，尾其思，会其神，凸显大著的实用价值，以裨于临证，益于众生。

一、学术思想

何师研究认为，《金匮要略》不仅对中医方剂和临床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充实与完善了中医学术理论体系，使中医基础理论、方药学、临床医学三位一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独具特色的辨证论治诊疗体系。读者应从以下几点把握其精神内核。

（一）证病同辨，执简驭繁

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过程。所谓“证”是指疾病某一阶段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的病理概括。若单是辨病则对疾病各个阶段治疗针对性不强；反之仅仅是辨证则对疾病整个发展规律认识不深。原著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脏腑经络为理论依据，运用四诊八纲，建立了以病为纲、病证结合、辨证论治的杂病诊疗体系。首先，原著以病分篇的编写体例，确立了病名诊断在杂病中的纲领地位。其次，原著各篇篇名均冠以“病脉证治”，则进一步明示了病与证相结合、脉与证合参、辨证和施治紧密结合的重要意义。再从各篇条文论述方式来看，大多先论述疾病的病因、病机或基本症状，然后分列证候、症状、治法、方药。譬如湿病，原著首先指明风湿病基本症状是“一身尽痛”，正确的汗法是“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接着分别论述湿病表实证用麻黄加术汤，风湿表虚证用防己黄芪汤，风湿化热证用麻黄杏仁薏苡仁甘草附子汤，阳虚风湿在表证用桂枝附子汤，风湿并重表里阳虚证用甘草附子汤。使辨病与辨证论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这一原则的基本体现。同一种疾病，由于人体体质或病机上的差异，以及病位的不同，治法就有不同。例如，同为水肿病，腰以上肿者，当发其汗；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发汗散水者，有越婢汤以治风水之例；利尿行水者，有防己茯苓汤以治皮水之例。反之，有时多种不同的疾病，由于病因病机或病位相同，症状虽异，治法则同。例如，原著用肾气丸者有五：一是《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篇用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二是《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五》篇用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三是《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用治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者；四是《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篇用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者；五是《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篇用治妇人烦热不得卧，但饮食如故之转胞不得溺者。以上五病，虽症状不同，但病机皆属于肾阳亏虚，气化功能减退，故均可用肾气丸温肾化气治疗。又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既可用于肺痈，又可用于支饮。前者病因属于风热邪毒，后者病因属于饮邪留滞，两者病名虽异，但病机同为痰涎壅塞于肺，病位亦同，故均可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上述用法，形式上虽表现为一方可治多病，一病可用数方，而实质上仍然反映了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精神。

何师依据《金匮要略》“病脉证治”的语词结构对“病”和“证”的概念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详细论述。其顺理成章的解说对指导临床辨证施治当然切实可行。然而，笔者认为，只要深究，不免心生疑窦。为统一认识，促进学术，有必要对“病、证”概念进一步加以辨析、澄清。“证”字首见于仲景所创的“随证治之”一语。1955年，任应秋先生首次发表“论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文，标志着“证”已成为中医学的一个核心词汇。随着“西学东渐”，西医之“病”一词便登陆中国，因而引起国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证、病”之争。学术争鸣本可促进学术发展，遗憾的是，结果不仅未能达到愈争愈明，反而使概念更加模糊不清，甚至有意无意间将人们引向“弃证从病”“以病统证”的歧途。

“证”是中医的专有名词，它既不是指通常所说的“症状”，也不是西医之“病”所言，而是中医对“功能—时间—空间”三位一体的人体常态发生偏离后的综合表现的一种判定。目前给“证”所下定义超过10种以上，但均不够全面、准确，唯有医学哲学家祝世讷先生所论，迥异众说，一新耳目。“证者‘正’也，辨‘证’就是辨‘正’，治‘证’就是治‘正’”；“证是人的系统质病”；“证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旦将构成‘微笑’的颜料与油布予以分解，表征‘微笑’（证）的概念图景也就不复存在”。或谓：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各篇首概冠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岂不明明是主张先辨病后辨证吗？其实无需多加辨析便可明了仲景之本意，“辨某某病”之“病”是诊断概念，“病”字在句中担当主词。“脉证”之“证”乃“证象”或“症状、体征”之谓，它与“脉”是并列关系，都是表征“病”（证）的要素，而不是诊断概念，它们都是述词。换言之，仲景所言“辨某某病”之“病”即“证”的同义词，如“太阳病”就是“太阳证”。也就是说，在仲景的心目中，“病证”是同义复词。至于仲景为什么要“忽悠”后人，那则是古文字学家、古汉语学家、语言学家或考据家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病”是西医学的诊断概念，病名之立一般需要对诸如病原学证据、病理解剖学定位、生理生化学指标、免疫学参数、内分泌学量值、心理医学测试曲线、影像学图像、肿瘤等特殊疾病有关标志物、甚至基因图谱等多种信息，并结合临床证征进行综合分析，假如上述要素缺如，或者其中因果关系不明，则难以做出病名诊断，而往往以综合征（syndrome）名之。

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指出：“疾病医学解释模型，是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它的主要以疾病为对象的医学观，纯粹消极的疾病观和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诊断认识的任务主要在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向后追溯“病从何来”，向下寻找“病在何处”，向外确认“什么病因”。19世纪以来，用“人体构造”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知识建构其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断发展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发展能针对靶点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药物手段，企求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来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可见，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的涵义本有霄壤之别，不可混为一谈。何师所举“风湿病”，如改称“风湿证”，下分5个方证（亚证、分证），这样就自然形成了“类证”（风湿证）与“方证”两个层次，使人一目了然，既符合仲景本意，又避免与中西医共用的“病”“证”“症”相混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医学界的共同关注，不应再望文生义地争论不休了。

（二）治病求本，首重正气

何师指出，仲景根据治病求本的精神，时时重视人体正气。对慢性衰弱疾病，尤为重视脾肾两脏。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性命之根，内伤病至后期，往往出现脾肾虚损证候，进而累及其他脏腑，促使病情恶化。故调补脾肾，是治疗内伤疾患的根本方法。这种观点，从《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篇的小建中汤、肾气丸等方证中，可以看到大概。对于虚实错杂、正虚邪实的病证，则在注重扶正的同时，也不忽视祛邪，这种扶正兼以祛邪，可从薯蓣丸、大黄蟅[w3]虫丸等方证得到体现。

系统中医学认为，人是宇宙演化的产物，是一种分化系统，是一种“元整体”，是整体产生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而不是后者组成了前者；人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能够产生生命体的功能（A）的存在，疾病的发生同样是首先由于功能（A）的异常，发展下去才出现结构及其负载的功能（B）的病变。明·大医家张景岳指出，“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这里的“气”就是功能（A），也就是先天之本。现代中医学家张珍玉教授认为，“临床上的辨证就是求本，论治就是治本。求本是诊治的目的，治本是诊治的原则。”“治病求本之‘本’与标本之‘本’的涵义是不同的；治病求本，本于辨证，标本之本，本于论治。”与何师所言可谓异口同辞，他们都是上接仲景心源，深得岐黄真谛。

（三）辨脏腑经络病位，从最深层次治疗

何师指出，原著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脏腑经络为理论依据来论述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以及诊断、预防和治疗。因此，重视整体，注重脏腑经络变化，把脏腑经络作为辨证的核心是其基本论点之一。主要精神充分地体现在《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例如，在病因上，以脏腑经络分内外，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病因分类方法；在发病与病理传变上，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正与邪、人体内部各脏腑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以及“见肝之病，知肝传脾”等有关发病和病理传变的理论；在诊断上，通过四诊举例，结合八纲，把疾病的各种临床表现，具体地落实到脏腑经络的病变上。同时，还贯穿于全书各篇，在具体病证上也得到体现。例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篇，以在络、在经、入腑、入脏对中风病进行辨证；《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篇，根据水肿形成的内脏根源及其证候，而有心水、肝水、脾水、肺水、肾水之分；在疾病的命名上，肺痈、肠痈与疮痈，虽然均名为痈，但由于在脏、在腑、在肌肤脉络等部位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特征。这些都启示学者对于杂病应该注重脏腑经络的病机变化，并据此指导临床辨证。

何师指出，“对于杂病应该注重脏腑经络的‘病机’变化，并据此指导临床辨证。”《内经》云：“有诸内必形诸外”，意即任何疾病外候（证）之出现必存在其内在发生学原理，也就是所谓病机。按照笔者前述关于“病”与“证”的解释，称之为“证机”更恰当。刘渡舟先生认为“辨证识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内经》提出：“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它告诉我们，这里的治疗目标（证）不是水与火，也不是阳光和阴翳，而是水之“主”、火之“源”。实质含义就是说，治病应该从最深层次入手。王应震曾言：“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识得个中趣，方为医中杰。”其意是说，治病时切不可只见表不察里，只治标不治本，对“症”而不对“证”，辨“证”而不识“（证）机”。祝世讷先生指出，“从最深层次治疗（疾病）是治疗学第一原理”。纵观大师所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四）严谨组方，灵活化裁

何师认为，原著方剂的药物组成，具有组方精炼的特点。如治百合病的百合地黄汤药仅两味，百合甘寒，清气分之热；地黄汁甘润，泄血分之热。主辅相合，药力精专。又如治胃反的大半夏汤，药共三味，重用半夏之辛以降逆止呕为君，佐以人参温气而补中，使以白蜜甘味入脾，三药相合起到降逆和胃、补虚润燥的作用。药味精炼，配伍严谨，可见一斑。在组方用药时，原著既重视发挥单味药的功能，更注意药物经过配伍后的协同作用。例如桂枝，配伍应用于不同方剂中，可以从多方面发挥其功能。如桂枝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用以调和营卫；枳实薤白桂枝汤、炙甘草汤，用以宣通阳气；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用以温化水饮；桂枝加桂汤、桂苓五味甘草汤，用以下气降逆；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用以健运中气；乌头桂枝汤，用以散寒止痛；桂枝茯苓丸、温经汤，用以散结行瘀。又如附子的配伍应用，配合干姜，可以增强回阳救逆之力；配合白术，可以收到温散寒湿之效；配合薏苡仁，可以缓急止痛；配合乌头，可以峻逐阴邪；配合粳米，可以温中除湿，降逆止痛；配合大黄，可以温阳通便，攻下寒积；配合灶心土、白术等，可以温脾摄血，用治下血。以上举例可以看出，药物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经过适当配伍，更可增强疗效，扩大适用范围。此外，原著的方剂常在大队热药中，佐一味寒药；或在大剂凉药中伍以少量的热药，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如桂枝芍药知母汤在用附子、桂枝、生姜等多味温药的同时，佐以一味苦寒的知母；半夏泻心汤在用黄芩、黄连苦寒药的同时，又配以辛热的干姜，均属于这种情况。

原著遣方用药，加减变化，极为灵活。例如，治疗胸痹病，用栝蒌薤白白酒汤；如因水饮上逆而症见不得卧者，则加半夏以降水饮，此为栝蒌薤白半夏汤；再如“胸满，胁下逆抢心”，则加枳实、厚朴、桂枝，以降胸中胁下之气，此为栝蒌薤白桂枝汤。又如《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用小青龙汤治疗支饮咳逆倚息不得卧出现的变证，改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后4次用药的加减变化，都属于随证灵活加减的范例，充分体现了依法立方、据证用药的原则。所以唐容川曾说：“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此外，原著对于药物分量的加减，也是很讲究，如桂枝加桂汤的加重桂枝；小建中汤的倍用芍药；通脉四逆汤的重用干姜；厚朴三物汤之重用厚朴等，体现了方剂的命名，亦含有辨证论治、据证用药的意义。

何师以“《金匮要略》研究第一人”的大家智慧，对仲景创立的经方进行了深刻阐发与全面解析，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他认为，“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如“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又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笔者认为，经方的本义是中医经典方剂的略称，引申而言，经方也可说是经典方、经验方、经常用的方之简称（黄煌语）。经方学不同于一般的中医方剂学，它不仅指如何解读方子本身，更主要的是指用于指导方药应用的理论体系独特，它摒弃繁琐的理论推导与肆意解说，而紧紧抓住“方”与“证”两端，采取“降维”“升阶”“纵横类比”方法，具有实证科学的显明特点，经得起临床验证。因此，准确地说，“经方学”应称之为“方证辨证学”或“方证医学”。伤寒大家陈亦人先生是反对“经方、时方”之说的，曰：“经方派与时方派之分是人为的偏见。”但只要将经方作黄煌先生之意解，则陈黄两说可谓不谋而合。

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说：“经方虽小，但类既全而法亦备，类者，即为证的类别；法者，即适证的治方。”足见大师将方与法视为一体之两面，所谓“方者，法也，法者，方也”。

愚见，“方者，方向也，方位也。”以桂枝汤为例，倘若将桂枝汤证视作东方，那么加桂汤证则可视作东南方，加芍汤证不妨视作东北方，加桂再加附子汤证便当视作东南南方，加芍再加黄芩汤证便应视作东北北方。如果再加温味则就变成南方，再加寒性便是北方，那就不姓“桂”了。对于每一具体的方证而言，它只能定格为一个方向（位），不应既是东，又是南，还可以代表四面八方。从哲学的常识角度思考，“面面俱到”则往往一面都顾不到，“多中心即无中心”。经方之所以效如桴鼓，其奥妙可能正在于通过精当的配伍，形成了高度专一的凝聚力，用现代医学的语言表达，犹如“心电向量”，它的“势能”（药物效能）总是针对与之有亲和性的目标（证）而释放。

直面今日中医界“虚阳浮越”的严峻现实，我们不能不思考，国家对中医“投入”之巨，而中医“产出”之微；人民对中医“期盼”之大，而中医“实际”之弱，二者之间的反差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难以尽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纸上谈兵”的“派气”之风不能再持续了！要坚持以“中医原生态”的学术体系，培养更多的像何师这样“精理论、擅临床”的真中医，造福人类！

二、诊治经验

案1　哮喘

孙男，50岁。1971年12月8日初诊。

支气管哮喘，咳嗽喘促，入夜更甚，发作时大小便次数增多或失禁，伴有畏寒，脉濡，苔腻。以温化为治。处方：茯苓12克，杏仁、白术、补骨脂各9克，姜半夏6克，蜜炙麻黄、川桂枝、五味子、化橘红各4.5克，3剂。

复诊：12月10日。哮喘渐平，咳痰稠黏，咽干，偶见心悸，脉弦，苔腻。再以温化为主。处方：北沙参、麦冬、焦枣仁、浙贝母各9克，甘草6克，五味子、化橘红、川桂枝各4.5克，北细辛1.5克，3剂。

三诊：12月22日。上药3剂服后，哮喘平复而出院。畏寒已明显减轻，近几天手足发痛，夜寐亦差，仍有心悸，小便少。脉细弦，苔白腻。以益肺安神为治。处方：天花粉、益元散（包煎）各12克，丹参、马兜铃、钩藤、焦枣仁、北沙参、当归、麦冬各9克，五味子4.5克，4剂。

原按：病人由支气管哮喘发作住院，治疗效果不理想而邀中医会诊。关于哮喘，《医学正传》认为“喘以气息言，哮以声响名”，指出了喘和哮临床表现不同。然而喘与哮临床上决不是截然分开的，常常合并为病。对于哮喘证要审其病因，辨认虚实，再立法用药。盖哮喘初起，病多在肺，久则母病及子，肾气亦耗损，则气逆更剧。既不能滋养肝木，也不能上济于心，心肝失养，则心悸、寐劣、肢麻足痉等症俱出，该病人即是如此。其畏寒、喘促、苔腻乃是寒饮束肺，而大小便失禁等乃是元气发泄、肾元耗损之故。此证是下虚上实之证，根据急则治其标原则，先用小青龙汤加减温肺饮而平喘逆，补骨脂一味乃益真元而助纳气，当发作控制后，即采用治本缓调法。三诊时哮喘已瘥而略见心虚肝旺之象，故以生脉散、益气散、酸枣仁养心肺而安心神，佐钩藤、当归清肝养血，续服4剂，诸症皆愈。

评述：哮喘一证，临床常见而难治。西医一般治以抗炎解痉平喘，急性期大多可获速效，但根治乏术。中医辨治，只要方证对应，效果当胜一筹。何师此案，3剂症平，6剂几愈，再4剂康复如初。标本缓急，秩序井然，经方化裁，匠心独运，后学当细心体察。

案2　痰饮

周男，成年。初诊：1976年10月8日。

形寒咳嗽，痰黏稠，时令入冬即甚。以温化为主。处方：姜半夏9克，川桂枝、橘红、炒紫苏子、桔梗各6克，炙麻黄、川贝母、炙甘草各4.5克，北五味子3克，细辛1.5克，5剂。

复诊：10月24日。茯苓15克，姜半夏9克，川桂枝、炒紫苏子、甜杏仁、陈皮各6克，川贝母、炙甘草、蜜炙麻黄各4.5克，北细辛1.5克，7剂。

原按：患者起病于1974年冬季，开始经常畏寒，容易感冒，咳嗽咳痰，以早晚较甚，发作已三个多月。治方，以小青龙汤去芍药之阴寒，加橘、贝、苏子消痰兼顺气。药后，咳嗽稍减，痰仍黏稠，咳吐量亦减少。说明疗效尚好。复诊加杏仁、茯苓，仍然是《金匮要略》方法，是经方中古为今用的得心应手者。

张男，62岁。初诊：1972年12月4日。

脾肾虚寒，痰水上凌，咳嗽喘促，腰酸肢冷，心悸，便溏，脉迟，苔薄。当以温药和之。处方：云茯苓15克，白术、补骨脂各12克，炙甘草、姜半夏各6克，川桂枝、淡附片、五味子、干姜各4.5克，3剂。

复诊：药后喘咳见减，便已成形，腰酸、苔白。仍以原意进治。茯苓、白术、补骨脂各12克，炙甘草、姜半夏、干姜各6克，淡附片、川桂枝各4.5克，七味都气丸18克（包煎），5剂。

原按：苓桂术甘汤治痰饮，自是《金匮要略》成法。本案的痰饮，由于脾肾虚寒，伴见腰酸肢冷，仅用苓桂术甘，当然不能胜任，故合附子理中汤去参加补骨脂，方合病机。姜、味合用，一散一收，配伍半夏以奏镇咳、平喘、除痰之效；亦即《金匮要略》苓甘五味姜辛汤去细辛、杏仁。药三进而见效，复加七味都气丸以标本同治。

评述：同为痰饮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称慢性支气管炎）而证型不同，治方当然有殊。周案表现为外寒内饮（慢支急性发作），治以小青龙加味散寒化饮，二诊遂安。张案系脾肾虚寒，水饮内生，上凌引发咳喘，从本施治以杜生痰之源，故获不治标证而标证自除之效，大师垂范，于此可见一斑。

案3　咯血

陈男，31岁。初诊：1964年2月22日。

支气管扩张，手术后已3年，咳呛频作，胸闷气急，痰中带血，咽喉干痛，腰背酸楚，易感疲乏，纳谷一般。脉弦细，苔薄白。治拟益肾清肺，而利痰嗽。六味地黄丸（包煎）15克，海浮石、仙鹤草各12克，天麦冬、旋覆花（包）、赭石、北沙参各9克，制半夏、川贝母、茜根炭各6克，玄参4.5克，10剂。

复诊：3月10日。上方连服10剂，精神好转，咳嗽减少，痰中之血已除，咽痛气急亦好转，腰痛较前为瘥。自诉进油腻食易致腹泻。舌红苔薄，脉弦细。宜从肺肾论治，兼扶脾土。七味都气丸（包煎）12克，天麦冬、旋覆花（包）、海浮石、赭石、北沙参、土炒白术各9克，川贝母、制半夏各6克，陈皮4.5克，5剂。

原按：该病人支气管扩张手术后，已有3载，病根非浅，病人自诉其腰背酸痛确是手术后才出现。去冬曾有盗汗，此为肺病及肾。其中虽夹有腹泻、体倦等中虚之证，应考虑处于从属地位，下焦之肾精得以填补，中焦脾土亦自能渐旺，故施治中采用金水同治。初诊以沙参、麦冬润养肺金，旋覆花、赭石化痰浊而平冲逆，再以仙鹤草、茜根炭止血，合六味地黄丸滋肾。复诊诸症均有好转，改用七味都气丸滋肾纳气。血已宁，故去止血之品，再加陈皮、土炒白术健脾和胃。先后两诊，处方用药，有固定的，有变动的。主要是先后天的调理恰当。

评述：病发青年，术后藏气耗损，肺肾两伤，本虚标急，治宜两顾。一诊则标证除而本亦渐复，二诊新见中虚之兼证，法随证转，方随法移，仍宗治本之旨，数剂而愈。值得注意的是，何师两诊中均伍以丸剂包煎，寓“丸者缓也”之深意，不可不知。

案4　心悸怔忡

谢女，38岁。初诊：1974年9月27日。

患风湿性心脏病已2年，心悸怔忡，喘促咳嗽，胸闷窒塞，头眩肢楚，脉有间歇，神情不安，唇暗肤干，舌有青紫点纹。宜平镇祛瘀。处方：生铁落30克（先煎），生地黄12克，当归、炙甘草、丹参各9克，红花、桃仁、川桂枝、枳实、牛膝、赤白芍各6克，柴胡、川芎各4.5克，桔梗2.4克，7剂。

复诊：10月5日。药后神情渐安，悸喘亦显见减轻，惟脉舌依然。原方有效，宜再续进。珍珠母、生铁落（先煎）各30克，丹参18克，生地黄12克，当归、白芍、炙甘草各9克，桃仁、红花、枳实、牛膝、川桂枝各6克，川芎、柴胡各4.5克，7剂。

原按：本案为心肺两脏同时受病，主要是心气不足，因而心悸怔忡，胸闷窒塞；心血瘀阻，阻滞肺脉，以致肺失宣降，反生喘咳；脉呈间歇，则是必然的现象。治以血府逐瘀汤，使胸膈血府之瘀得到消散；配合四逆散以疏气导滞；再加桂枝温运，铁落平逆，更合病机。药后悸喘减轻，当然有待于继续再进，以达到全治。

陈女，29岁。初诊：1975年4月20日。

今春一月间感呕泛，心悸怔忡，烦躁，呕恶动则明显，睡眠欠安，大便干燥，入暮咽干，头昏，昨发热。医院诊断为心肌炎，住院已3月。处方：姜竹茹、茯神各12克，炒白芍、姜半夏、瓜蒌仁各9克，枳实、柴胡、郁金、焦山栀子各6克，陈皮4.5克，大枣3枚，5剂。

复诊：5月6日。药后呕泛便燥见瘳，心悸渐平，热退，咽亦不干，尚有胸闷，睡眠欠安，晨起口苦，平时目眩而糊。以原方加减。处方：姜竹茹、茯神各12克，白芍、姜半夏、焦枣仁、大枣各9克，郁金、合欢皮、生甘草各6克，陈皮4.5克，黄连1.5克，7剂。

三诊：5月20日。口苦、咽干、目眩见除，胸闷泛恶亦减，惟睡眠欠安，头昏。处方：茯神、姜竹茹、焦枣仁各12克，北沙参、夜交藤、白芍、姜半夏、郁金各9克，瓜蒌皮、仁各7.5克，合欢皮、枳实各6克，橘红4.5克，黄连1.5克，7剂。

四诊：6月4日。近日感心悸怔忡，晨醒时尤明显，其他诸症亦随之波动出现。原方意增损。淮小麦30克，辰茯神、白芍、姜竹茹、百合、干地黄各12克，炙甘草、北沙参、辰麦冬、枳实、姜半夏、大枣各9克，7剂。

五诊：6月20日。药后诸症均瘳，原方再续。6月4日方去淮小麦、大枣，加丹参9克，7剂。

原按：本例先后诊治5次，将前后症状作一归纳有：呕泛、心悸、发热、胸闷、口苦、咽干、目眩头昏、大便干燥、心烦不眠等证。《伤寒论》有：“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及“……胸胁苦满、心烦喜呕……或心下悸，身有微热”之文；《千金方》温胆汤条云：“主治胆虚痰热上扰，虚烦不得眠，惊悸不安，口苦呕吐涎沫。”综合以上各证，其为少阳胆病无疑。良由肝失条达，郁而化火，火性炎上，上冲则为呕泛。《内经》谓“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是也。肝胆同宫，肝郁则清净之府岂能无动，夹胆火以上升，故口苦、咽干、目眩、头昏，尤为必有之象；肝郁则脾弱，湿聚而成痰，痰热内扰，胸中清阳不展，影响心神，故胸闷、心悸、心烦不眠之所由生；津伤肠燥，传导失司，故大便干燥而艰。何师用四逆散合温胆汤加减，疏肝郁、清胆府、化痰开结的治法，方中柴胡疏肝解郁；枳实消痞导滞，升清降浊；白芍、甘草和血柔肝；陈皮、半夏和胃理气，降逆止呕；瓜蒌仁化痰开结，而润肠道；竹茹清胃降逆，郁金清心宁神，利气解郁；栀子泄热除烦。服药后呕泛止，大便润，心悸亦平。惟胸闷而寐不安，口苦目眩，内火尚炽，故将原方加黄连泄火，清心除烦；酸枣仁、茯神、合欢皮养心安神；第四诊，心悸怔忡等症状仍有波动，改用沙参、麦冬益气滋阴；百合、地黄养阴清心；甘、麦、大枣润肠燥以养心；竹茹清胃降逆；半夏和胃化痰止呕；枳实开痞；白芍柔肝；茯神宁心安神。服药7剂，诸恙均瘳。最后去小麦、大枣加丹参以活血养心。

评述：风湿性心脏病与心肌炎皆为现代医学之病名，心悸怔忡则为中医之病证名，以证名病乃中医之“特色”。目前对中西医之诊断概念，分歧较大，有谓“先辨中医之病，后辨中医之证”，这种“以病统证”的提法，必然混淆西医之“病”与中医之“证”的概念，必然偏离中医“辨证论治”“随证治之”“方证相应”等固有理论之本义。笔者认为，中医的“病证”二字为同义复词，所谓“六经病”应改称“六经证”，“内伤杂病”宜改为“内伤杂证”（何师两书实际上都是“病证”互称），而中医之“（病）证”与西医之“病”，又呈现时而交叉时而不交叉的关系，然而，无论交叉不交叉，中医辨证论治均不应受西医病名之约束，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理法方药的“路径”。何师两案，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谢案为西医之“风心病”，辨证为“心气不足，心血瘀阻，肺脉塞滞”，治以祛瘀通脉，而不是堆砌所谓“抗风湿”药物；陈案则遵循《内经》《伤寒》《千金方》等经典之旨，辨证为少阳（病）证，治以疏肝郁、清胆府、化痰开结，前后四诊历时2个月，终获全功。此2案起码给我们两大启示：①中医经典所揭示的证治方药理论如何正确应用于现代临床，是摆在当代中医面前的一大课题；②“见炎消炎”“见毒去毒”的“以西解中”思维模式必须抛弃，应当回归中医真正意义上的辨证论治。

案5　胸痛

高男，成年。初诊：1960年9月17日。

胸痛已有数天，咳痰黏稠不爽，食欲差，体温36.5℃，脉微促，苔薄白（X线透视诊为肺不张）。治以清肺疏肺气。处方：冬瓜子12克，姜半夏、金银花、浙贝母、杏仁各9克，陈皮4.5克，炙百部3克，生甘草2.4克，桔梗1.5克，5剂。

复诊：9月22日。服药5剂，胸痛减轻，咳痰亦爽，食欲好转，自诉感体倦乏力，续循原意为治。处方：冬瓜子15克，茯苓、薏苡仁各12克，浙贝母、姜半夏、金银花、杏仁各9克，北沙参6克，陈皮4.5克，甘草3克，桔梗2.4克，3剂。

三诊：9月27日。药后胸痛已瘥，痰量亦少，然尚感咽干，体倦，此乃上焦湿浊渐化，而肺气尚欠舒展。原方去姜半夏、陈皮，加滑石9克（包），麦冬6克，3剂。

四诊：10月5日。胸痛咳嗽均除，体力渐复，晨起尚觉咽干，舌脉无殊。再以疏理之剂善后。云茯苓、薏苡仁各12克，杏仁、浙贝母、天冬各9克，北沙参6克，陈皮、炙百部各4.5克，生甘草3克，4剂。

原按：该病人胸闷痛，痰黏稠，食欲差，苔薄白，乃是痰湿蕴肺、肺气失宣之明证。本可用小陷胸汤，然纳差则难进黄连，以其苦寒伐胃，所以在施治中主以二陈汤加贝母、百部、冬瓜子辛开苦降，理气化痰，下气散结，辅以桔梗甘草汤加金银花化痰解毒。复诊得效后病人尚有体倦，故加用茯苓、薏苡仁和中化湿。三诊诸症均有好转，痰湿化而出现津液不足，故去辛燥之半夏加麦冬润肺和胃；又因其湿滞中焦不解，故加渗利的滑石，使湿浊去而肺气得以舒展。四诊诸症尽解，以疏理之剂善其后。

王男，43岁。初诊：1974年6月17日。

1970年上胸部外伤后至今时发疼痛，过劳加剧，胸间窒闷，低热，便闭。治宜清解疏理。处方：鲜芦根、蒲公英各30克，冬瓜子、薏苡仁、金银花各12克，玄参、连翘、浙贝母、北沙参、天麦冬各9克，炙百部6克，生甘草4.5克，桔梗2.4克，7剂。

复诊：6月24日。胸闷痛、便秘、低热等均瘥，透视心肺无异常，惟胃有泛酸。此为夙疾，宜疏理之。处方：蒲公英24克，平地木、煅瓦楞子各12克，炙甘草、沉香曲、党参、炒白芍、焦六曲、姜竹茹、制香附各9克，乌药6克，7剂。

原按：该例于4年前因受外伤时发胸痛，气机阻滞，郁而化热，耗伤津液，则见低热，肺气失于宣降，则见胸闷便闭，故以清解疏理之剂治之，使肺气宣通，郁热清泄，则胸闷疼痛随之而解，药进7剂，诸症均瘥。复诊方略佐理气和胃以调治夙疾。前后两方未用行瘀之品而痛止，是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之故也。

评述：以胸痛症状作为病证名诊断，辨证求因，审因论治，如期获效，足以证明中医证治有规律可循。高案虽然X线透视示肺不张，但中医治病总是以证为凭，却不可被现代医学之术语牵着鼻子走。王案的按语指出，“前后两方未用行瘀之品而痛止，是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之故也。”一语道破天机，学者当识。

案6　进食困难

崔女，75岁。初诊：1971年8月3日。

近10余日发觉进食困难，进稀饭亦有窒阻，大便3日未下，左腿不能伸曲，舌质绛，脉细软。某医院检查疑似食管癌。处方：党参、茯苓各12克，玄参、麦冬、瓜蒌仁各9克，法半夏6克，川厚朴花、佩兰、陈皮各4.5克，砂仁、蔻仁各3克（杵），白蜜15克（冲），3剂。

复诊：8月16日。上方服5剂后，病情基本上已好转，能进食一碗，并开始能走动，惟咽喉间发痒，口腻，有轻度浮肿，腰足酸楚。处方：党参、白茯苓、麦冬各12克，姜半夏、玄参、瓜蒌仁各9克，佩兰6克，川厚朴4.5克，砂仁3克，白蜜15克（冲入），5剂。

原按：本案证情有似噎嗝，但起病只10余天，不像噎嗝之其来也渐，其衰也甚。此因高年气阴不足，津液暗耗，脉见细软，舌质红绛，以致胃上口、大肠下口俱干燥，气机阻滞，形成似噎非噎之症。处方以《金匮要略》半夏厚朴汤舒展气机，加参、麦以滋养气阴，玄参滋肾，使上潮于咽喉，瓜蒌仁、白蜜润大肠，略佐砂、蔻、新会皮以开膈进食。药五进而见效，举重若轻，方药之适当配伍，有以致之。

周男，46岁。初诊：1972年10月25日。

1972年9月26日以进食后感有梗阻，消瘦明显，经透视及食管涂片，无肿瘤发现。大便间日下，脉细弱，苔薄。以化解之。处方：党参、茯苓各12克，姜半夏、沉香曲、忍冬藤各9克，紫苏梗6克，川厚朴4.5克，生姜2片，白蜜1匙（冲），5剂。

复诊：10月30日。药后进食梗阻感减轻，大便较润下。原方加减再进。处方：党参、茯苓各12克，姜半夏、沉香曲各9克，紫苏梗6克，川厚朴4.5克，生姜2片，白蜜30克（冲），5剂。

原按：本例属郁证，痰气郁结胸膈，气失舒展，故进食后有梗阻感。朱丹溪有六郁之证，分气郁、血郁、痰郁、湿郁、热郁、食郁六种。临床上以气郁比较多见。因进食后有梗阻感，自疑为肿瘤，引起情绪忧郁，脾主肌肉，因忧思伤脾，故肌肉明显消瘦。结者散之，故用半夏、厚朴、茯苓、紫苏梗、沉香曲，开郁化痰而疏气机，党参健脾补中，生姜宣胃；腑失通调，气郁生热，故大便坚而脉细数，白蜜滋液润肠，凡下闭则上塞，使大便润行，胃气通降，则上塞亦开；因脉数为有热，用忍冬藤以清解之。此即半夏厚朴汤加味。

评述：崔案系高龄“噎嗝疑似证”，周案系中年“痰气郁结证”，年龄相殊，性别不同，兼证略异，但主证皆见进食困难（梗阻），证同治亦同，故均以半夏厚朴汤为基础方，随证化裁，如期收功。两案按语阐析透彻，义畅理达，足示何师既深谙中医理论，又善用仲师经方，入古出新，创意多多，令后学叹为观止。

案7　脘腹痛

金男，42岁。初诊：1970年11月16日。

7月底患急性胰腺炎，脘腹剧痛，近痛隐作，有荨麻疹，纳滞，厌油腻，苔白厚，口味略腻，四肢无力，脉濡。以渗利健脾胃为进。处方：蒲公英15克，薏苡仁、保和丸（包煎）各12克，党参、冬瓜子、白茯苓各9克，苍白术、佩兰、藿香、沉香曲各6克，乌药4.5克，5剂。

复诊：12月21日。脘部疼痛瘥，大便基本正常，苔较前正常，脉长，原意进并益理之。蒲公英30克，薏苡仁、太子参、冬瓜子、白茯苓、保和丸（包煎）各12克，苍白术、郁金、乌药各6克，藿香、制香附各4.5克，5剂。

三诊：12月29日。以饮食后未能及时休息，偶或大便溏泻，脘腹隐痛，纳常，未敢多进，苔较净，噫嗳尚多，脉常。以疏健并进。处方：蒲公英30克，党参、茯苓、薏苡仁、鸡内金、越鞠丸（包煎）各12克，沉香曲9克，白术、乌药、佩兰各6克，广木香4.5克，砂仁、蔻仁各2.4克，5剂。

四诊：1971年1月14日。纳尚欠展，油腻尤为厌进，大便尚偶溏泻，隐隐腹痛，噫嗳不多，疏化健脾理之。处方：蒲公英30克，冬瓜子、党参、焦麦芽各12克，佩兰、沉香曲、焦山楂、神曲各9克，延胡索6克，广木香4.5克，砂仁、蔻仁各2.4克，5剂。

五诊：1月23日。脘痛见瘥，纳尚未全展，苔微黄，脉长，原意加减。处方：蒲公英30克，范志曲、炒谷麦芽各12克，焦山楂炭、党参、延胡索、炒白芍各9克，乌药、佩兰各6克，新会皮4.5克，5剂。

六诊：1月21日。纳食较前略展，面色尚带暗滞，苔根尚黄腻，脉转平，以健理脾胃为主。建曲15克，党参、鸡内金、炒谷麦芽各12克，乌药、炒白术、山楂肉、川楝子各9克，炒莱菔子6克，砂仁、蔻仁各3克，5剂。

七诊：2月8日。纳较展，面色好转，苔黄腻已退，大便成形，惟进油腻尚欠适。以健脾胃为续。处方：建曲15克，党参12克，白芍、川楝子、制香附、乌药、沉香曲各9克，甘草、姜半夏、延胡索、藿香各6克，干姜、黄连各3克，香砂养胃丸18克（包），5剂。

八诊：2月14日。脉及舌苔较稳定。原意再续。党参、沉香曲、山楂肉、鸡内金各12克，姜半夏、制香附、乌药各9克，甘草、延胡索、藿香各6克，干姜4.5克，黄连3克，香砂养胃丸18克（包煎），5剂。

原按：本例曾患急性胰腺炎，以反复发作未愈，而转为慢性胰腺炎。着眼处在苔白厚，口腻，脉濡。说明湿浊蕴积于肝胆脾胃，尚未完全消化。处方以参术苓加疏化药，3剂而脉证舌苔都有好转，二至四次方“疏补兼施，以疏为主”，说明用药主次分明，有所侧重。第五方由脉长未退，测知肝胆余热未清，故于疏理药中重用蒲公英以清热消炎。第六方仍着重于健理脾胃，是前五方的继续。值得提出的第七方以半夏泻心汤、金铃子散、正气天香散及香砂养胃丸，复合加减，以奏健胃疏肝脾之功。方和药通过精心选择，确是一张对证调理方。第八方稍有更易，主要不越第七方的理法。全案一、七两方是主干，反映出辨证明，用药当，选药组方恰合病机。

评述：“脘腹痛”是以病位加症状为着眼点确立诊断，再次说明中医遵循“以证名病，证治一贯，方证相应”的理论路线来应对临床变化万千的各种病证，不失为“大道至简”之举。脘腹乃脾胃（中医脾胃类同于现代医学所指肝、胆、脾、胃、胰、肠等系统器官）所居，“痛而纳滞，厌油苔白厚，乏力、脉濡”，湿浊蕴积脘腹甚明，恒以疏化建中为治，“药不制痛痛自止”，正如按语所言：“辨证明，用药当，选药组方恰合病机”。学习大师临证秘奥，当从“辨证立法遣方选药”各环节入手。

案8　便秘

陈男，54岁。初诊：1973年1月7日。

腹痛以脐部为主，按之硬满，大便常四五日一行，难下，有黏液，服果导等药物便仍不下，不胜其苦，面色晄[w4]白，畏寒，手足不温，苔白而垢，脉沉。寒实积聚，治宜温下。处方：焦六曲12克，白芍9克，生大黄、制附子各6克，北细辛、干姜各1.5克，3剂。

复诊：1月11日。药后3天来均得大便，腹痛缓解，苔垢渐退，自感腹已宽舒，略觉疲乏而已。再以温通兼扶脾为治。党参、白芍各9克，制附子6克，生甘草、川厚朴花各4.5克，制大黄3克，干姜1.5克，5剂。

原按：本例便闭，脐部疼痛按之硬满，并有四肢不温，苔白，脉沉，乃是寒实内结，阳气不行，以致肠道不能传化而成。故以温通寒凝而开闭结为治。方以《金匮要略》大黄附子汤温通寒积，干姜助温行之力，六曲消而导之，白芍一味乃缓其药物之峻性为佐，大黄得附子、干姜配伍，则制其寒性保存其攻下走泄之性，3剂药后，大便通畅，腹痛减轻。复方转用千金温脾汤加减，温通寒积兼补脾阳，以厚朴花一味既能调气，又能化湿扶脾，药后便畅痛除，诸症尽解。该例辨证明确，选方施药，缓急层次分明，故取效速捷。

王男，17岁。初诊：1975年2月16日。

大便5日未下，身热面红，咽痛鼻衄，口角破溃，胸闷心烦，苔黄脉数。治宜清热泻火通便。处方：白茅根、板蓝根各12克，玄明粉、连翘、焦山栀子、郁金、黄芩各9克，竹叶6克，生大黄、生甘草、薄荷各4.5克，3剂。

原按：本例由于肺胃热壅则便闭而不行，身热，面红，咽痛，鼻衄，口角溃烂，胸闷心烦，苔黄脉数等，均为内有邪热之证，此为中上焦积热，故以凉膈散清上通下为治。方中以调胃承气汤使邪热从大便清泄，亦即釜底抽薪之意，并以山栀子、黄芩、薄荷清肺胃之热，郁金在清解之剂中有宽胸利膈的作用，药后便通热退，诸症尽解。

评述：便秘一证可见于男女老幼，虽不致命但对健康影响不应小视。陈案为寒实积聚致便秘腹痛，以大黄附子汤化裁，温散下行，数剂而愈；王案为肺胃热壅，腑气不通，凉膈合调胃承气，清上通下，3剂收功。何师犀通仲景心法，观此两案昭然。

案9　淋证

陈男，45岁。初诊：1971年7月15日。

尿频尿急，溲时小腹作痛，牵及腰部，尿检有大量红白细胞，苔浮腻。治以清利兼滋益。处方：四川大金钱草15克，滑石、金银花、海金沙（包）、六味地黄丸（包煎）各12克，甘草梢、杜仲各9克，瞿麦、黄柏各6克，4剂。

复诊：7月18日。药后小溲已畅，小腹作痛亦解，小便培养未发现结核杆菌，苔亦转净，纳展。原意再进。处方：四川大金钱草30克，海金沙（包）、金银花各12克，甘草梢、滑石（包）、杜仲各9克，黄柏、瞿麦，萹蓄各6克，木通3克，六味地黄丸15克（包煎），5剂。

原按：淋证包括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结石等疾患。《金匮要略》对淋证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少腹弦急，痛引脐中。”《诸病源候论》认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淋沥不宣，故谓之淋。”所以引起该证一则是湿热下注，二则是肾虚不能固摄。本例据证分析，尿频苔腻乃为湿热，痛引腰部又为肾虚所致，故以清热利湿益肾相兼为治。寓补于泻，使湿热清化，肾能起到“主水液”的作用，则淋证自瘥。服药4剂诸症瘥解，续以原法加强清利之品告愈。

评述：案载尿镜检与细菌培养结果，按语则明言“淋证包括现代医学的泌尿系统感染、结石等疾患”，足见何师治学风格，既走近仲景又远离仲景，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值得提倡。中医古老的病证名如何与现代病名对接，创立统一的病证诊断与治疗规范乃是摆在当代中医界与整个医学界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证属湿热下注，方取“八正散”化裁，数剂而愈。此案提示，屡经临床考验的效方当可随时融入“经方”之列，以不断丰富发展岐黄之术。

案10　血尿

徐女，54岁。初诊：1971年12月20日。

因糖尿病、肾盂肾炎住院，尿血，咽喉干燥，头眩，手足无力，脉细，苔薄，舌质暗红。以益阴为治。处方：白茅根30克，天冬、生地黄各15克，太子参、大小蓟各12克，枸杞子、瓜蒌根各9克，茱萸肉、川石斛各6克，4剂。

复诊：12月22日。药后血尿已解，咽喉尚干，头眩耳鸣，四肢转有力，脉细，舌质转红，原意续进，原方去大、小蓟，加山药12克，北沙参9克，4剂。

三诊：12月24日。尿血除后，咽干亦减，脉细无力。再予育理。处方：山药15克，天冬、瓜蒌根、党参各12克，枸杞子、川石斛、北沙参各9克，五味子4.5克，六味地黄丸30克（包煎）。

原按：该例以糖尿病合并肾盂肾炎而住院，经用胰岛素、呋喃坦啶等药物治疗，糖尿病有好转而尿血仍存，故邀何医师会诊。尿血多为热伤血络所致，然尚有虚热与实热之分。审其脉证，咽喉干燥，脉细少苔乃是肝肾阴虚，内生虚热，热伤络脉而血下溢，故投以清热养阴略加止涩为治。方中之石斛、瓜蒌根清热养阴生津，为治疗消渴证要药，在该证用之最为恰当，既治阴虚内热引起的尿血，又能照顾糖尿病，一举两得，药进4剂尿血解。后仍益阴调理巩固。

评述：“血尿”系症状诊断，《金匮要略》称“尿血”，含义一致，无需辩解。徐案属糖尿病合并肾盂肾炎，现代医学对此二病已有特异性治疗规范，降低血糖与控制感染一般并不困难，但控制血尿则往往令西医束手。中医辨证论治，疗效自胜一筹，两者互补，相得益彰，中西医并举，此亦现代临床之一大趋势。观何师之方，既源自经典，又融入己意，足堪效法。不过，血尿一证，成因多端，若为恶性疾病所致，当从病因治疗入手，医者不可不知。

案11　神经官能症

余女，49岁。初诊：1972年5月13日。

咽部如有炙脔，已历年许，时有攻起感，饮食不减，二便正常，惟夜寐欠安，据云近期有消瘦倾向，视咽部不红肿，经钡透亦无异常发现，苔白微厚。治宜疏息。处方：茯苓、焦枣仁各12克，姜半夏、炒白芍各9克，川厚朴、紫苏梗、枳实、甘草各6克，柴胡4.5克，生姜2片，5剂。

复诊：5月27日。药后胸胀已松，咽有炙脔感亦减，惟俯仰有头眩，足跗肿。原方加减。处方：党参、焦枣仁各12克，姜半夏、当归、茯苓、茯神各9克，枳实、川厚朴、紫苏梗各6克，柴胡、甘草各4.5克，生姜2片，5剂。

原按：《金匮要略·妇人杂病篇》：“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所谓咽中如有炙脔，系咽中有痰气阻塞，吐不出，吞不下，俗叫“梅核气病”。由于七情郁结，痰凝气滞所致。本案是梅核气病，方用半夏厚朴汤合四逆散加减，疏郁滞以散结。服药5剂，咽有炙脔感即见减轻，是临床上常用之效方。

徐女，49岁。初诊：1972年10月25日。

夜寐烦恚，恶梦较频，头晕，经量多，手心热，四肢无力。以养阴安神为治。处方：淮小麦30克，夜交藤15克，太子参、辰茯神各12克，麦冬、焦枣仁、煅龙牡、红枣各9克，炙甘草6克，泡远志、石菖蒲各4.5克，琥珀3克，5剂。

复诊：10月27日。药后烦恚等见瘥，头痛稍减，纳略展，原方有效，续之。处方：淮小麦30克，太子参、煅龙牡、辰茯神各12克，天麦冬、焦枣仁、大枣、制首乌各9克，炙甘草、柏子仁各6克，泡远志、石菖蒲各4.5克，琥珀3克，7剂。

原按：本例一派心阴虚见证，用补益心阴、安养心神为治，以甘麦大枣汤加味，是从《金匮要略》脏躁证论治。

评述：神经官能症与《金匮要略》所载“梅核气”“脏躁证”见证颇为类似，何师以该病名冠于二案篇首，暗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先辨西医之“病”，后辨中医之“证”的方法，易为广大临床医生接受与认同，有助于中西医理论、临床的融合，我们不应持排斥态度。余案以半夏厚朴汤合四逆散化裁“疏郁滞散结气”，旬日遂愈；徐案用甘麦大枣汤加味，“补阴润燥，养心安神”，诸症渐瘥。经方疗效如斯，后学当究心之。

案12　失眠

霍男，19岁。初诊：1971年4月16日。

夜寐不安，午夜后为甚，大便燥结，关节作痛，两足酸软发抖，溲黄，舌胖苔浮，脉结。以祛风湿、安神润津为治。处方：豨莶草30克，辰茯神、焦栀子、夜交藤各12克，麻仁、当归、秦艽、天麦冬、白术各9克，甘草6克，炙远志4.5克，3剂。

复诊：4月22日。脉结有好转，夜寐渐安，原意再续。原方去麻仁、栀子、夜交藤，加丹参、合欢皮各9克，5剂。

三诊：4月27日。关节疼痛及足抖均瘥，夜寐已安，脉结偶尔发现，诸症均有好转。原意续治，以冀巩固。处方：红枣30克，豨莶草15克，天麦冬、党参、辰茯神各12克，当归、麻仁、栀子各9克，炙甘草、秦艽各6克，泡远志4.5克，3剂。

原按：风湿入侵，脉络痹阻，损耗气血，心失其养则作悸忡，脉有结代，失眠多梦。故以祛风湿，益气血，养心神为治，方中用量较大的豨莶草、秦艽祛风化湿通络；白术、茯神、甘草益心气；当归补心血；麻仁、天麦冬养心阴；夜交藤合茯神安心神；远志蠲痰化浊利心窍；溲黄乃湿有化热之势，故以山栀子清热燥湿。合用使风湿祛除，气血疏畅，则胸闷、脉结随之易愈。3剂药后，症有好转。本方据证再加强滋养作用。

张女，38岁。初诊：1971年12月5日。

高血压失眠已久，患者自诉，每晚临睡前需服4片安眠药，方能入睡，不胜其苦。近几天来烦恚易怒，苔光，脉弦数有力。予温胆汤法兼平肝阳，并嘱停服安眠药。处方：灵磁石30克，茯苓、夏枯草、淡竹茹、茺蔚子各12克，法半夏、赭石、桑叶各9克，枳实、地龙各6克，陈皮4.5克，3剂。

复诊：12月8日。药后夜寐转安，苔光脉弦。前方得效，再以平降滋益为治。处方：珍珠母30克，夏枯草、茺蔚子各12克，党参、当归、黄芪、蔓荆子、制女贞子各9克，白芷、地龙各4.5克，4剂。

三诊：12月13日。药后夜寐已安，心情亦舒，续原法以善其后，原方加六味地黄丸30克（包煎），4剂。

原按：高血压晕眩头痛，可伴随顽固性失眠，病机是肝阳上扰、内烁心阴所致，本例脉证比较典型。第一方以温胆汤加夏枯草、桑叶、茺蔚子、赭石、磁石、地龙等药，清肝阳降血压，方药对证，深得王孟英、张锡纯之治法。第二、三方乘胜递进，最后复入六味地黄丸肝肾同治，清滋并用，气血兼顾，组方周密。

评述：失眠一证，西医往往对“症”下药，仅有镇静安眠一法，中医则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治法多样，效果确切。霍案证系心失濡养而悸忡、脉结、失眠，兼风湿外证，主以养心安神兼祛风化湿，三诊病除；张案为高血压病而现晕眩头痛、顽固性失眠，辨为温胆汤证，随是证施是法，如期获效，且初诊即令甩掉赖以维持入眠的西药安眠剂，效果之神，令人折服。同为失眠，方证迥异，旧病不同，治法则大殊，何谓中医辨证论治，观此两案自明。

案13　水肿

赵女，40岁。初诊：1971年11月26日。

慢性肾炎（肾病型）伴动脉硬化。时作浮肿，尿检有蛋白，红、白细胞，颗粒管型。纳食一般，夜寐欠宁，腰骨酸楚，舌质偏红，以益肾为主。处方：白茅根24克，平地木15克，荠菜花、茯苓、山药、杜仲、干地黄、芡实各12克，小蓟炭9克，泽泻、山茱萸各6克，炒牡丹皮4.5克，5剂。

复诊：12月10日。上药连服10剂，尿检蛋白转少量，红、白细胞等均较前好转，腰酸已瘥，下肢浮肿近10天未见，夜寐亦安，脉濡，舌色正。原意再进。处方：杜仲叶30克，白茅根24克，平地木、山药各15克，荠菜花、茯苓、芡实、小蓟炭、干地黄各12克，泽泻、山茱萸各6克，炒牡丹皮4.5克，乌梅炭2.4克，7剂。

原按：慢性肾炎临床上以浮肿、高血压和蛋白尿为主要表现，由于病程缠绵，肾功能极易耗损。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气不化水，水湿泛滥，溢于肌肤而为浮肿；腰为肾之府，既见腰酸肾虚，又见夹有湿热。证属正虚邪实，以虚为主，故以六味地黄丸加入杜仲补肾固本，芡实能助肾固摄而止蛋白，白茅根、小蓟凉血止血以消除红细胞，荠菜花、平地木清热利湿，以消除白细胞兼防患于未然并能降压。

鲍男，5岁。初诊：1975年3月11日。

水肿，眼睑亦肿，小便少，肉眼见赤色，纳食不进数日，精神不振。陈蒲壳30克，白茅根15克，赤茯苓12克，金银花、荠菜花各9克，泽泻、生姜皮、焦山栀子、苍白术各6克，4剂。

复诊：3月14日。药后浮肿略有好转，尿亦转正常，量亦见增。以渗利为续。处方：陈蒲壳24克，白茅根15克，冬瓜皮、茯苓皮各12克，白术9克，猪苓、泽泻各6克，生姜皮、金银花各4.5克，5剂。

三诊：3月20日。药后诸症减轻，宜原意再进。陈蒲壳24克，白茅根、赤小豆各15克，冬瓜皮12克，白术、茯苓皮各9克，黄芪、猪苓、泽泻各6克，5剂。

四诊：2月25日。浮肿见瘥，纳旺，小便量一般，苔有剥脱。以渗利育阴治之。处方：陈蒲壳、白茅根各12克，冬瓜皮、茯苓、糯稻根、白术、泽泻各9克，黄芪、荠菜花各6克，7剂。

五诊：4月1日。浮肿已除，纳佳，尿转常。处方：平地木、赤小豆各15克，黄芪、茯苓、糯稻根各12克，冬瓜皮、白术各9克，荠菜花、猪苓、泽泻各6克，7剂。

六诊：4月10日。浮肿已除，尿转常，色清，精神转佳。以调理巩固之。处方：薏苡仁、糯稻根各12克，太子参、白术、茯苓、红枣各9克，清炙黄芪6克，广木香4.5克，10剂。

原按：肾虚，湿热内蕴，浮肿，尿赤涩，是本例的主要病情。前3方以化湿清热为主，后3方略佐清养，最后1方侧重在调理。方中的荠菜花及白茅根，均有清利湿热作用。荠菜花常用于肾炎、乳糜尿等具有湿热症状者；白茅根治急性血管性肾炎，《山西医学杂志》（1960年4月）有报道。黄芪配白术、茯苓，常用于面目浮肿。本例治程1个月，痊愈出院，1978年1月随访，3年中未复发。

评述：水肿证之发生，成因固多，但总不离乎肾之病变。西医之肾炎居病因之首，急性者绝大多数可治愈，一旦转为慢性，预后十分凶险。中医诊治水肿，虽参照西医之诊断，而辨证立法，则须遵循本身的规矩准绳，切不可“见炎消炎”“见肿消肿”。赵案系慢性肾炎（肾病型）伴动脉硬化，何师据证遣方，主以六味地黄丸固肾之本，参入现代研究发现的中草药对症治标，预期奏效，值得研索。鲍案显系小儿急性肾炎，何师以适证之自拟方随证投之，1个月而痊，效果满意。二案告诉我们，对于那些西医认为“回天乏术”之类的病证，我们的祖宗确留有“锦囊妙方”，千万不可漠然视之。

三、羽翼展读

（一）妇科诊治经验

何师不仅深研仲景学说，推陈出新，创获非凡，并长期探究傅青主妇科绝技，汲其精华，参以己意，屡起沉疴。如治一27岁女，因子宫浆膜瘤切除后5年，每经行点滴迁延，达3年之久，何师先后以失笑散加味、少腹逐瘀汤化裁，3周获愈；以疏肝条达、和胃健脾以滋化源之方，分别合逍遥丸、越鞠丸入煎，治一脘腹时痛、噫嗳、消瘦萎黄之18岁闭经少女，三诊收功；一37岁妇患崩漏（功能性子宫出血），经行如崩，头眩、气短、神疲，脉弱、舌胖，持续3天下血不止，素有2度子宫脱垂，何师据证以大剂益气摄血之方：党参24克，黄芪15克，白术、阿胶、炙龟甲各12克，炙甘草、煨姜、炒艾叶各9克，益母草4.5克，1剂下血渐少，4剂经净，再予3剂巩固，诸症悉除；以傅青主完带汤加平地木、白槿花、鸡冠花治一47岁王姓妇肺疾，潮热、盗汗、带下频仍，妇检示宫颈糜烂，7剂热除汗止，仅存带下，守方调治月余，症除体复；一31岁黄姓妇，夙有习惯性流产史，妊娠2个月又见漏红，何师根据“冲为血海，任主胞胎”理论，处以益气宁血安胎之剂：苎麻根30克，仙鹤草15克，党参、黄芪、白术、棕榈炭各12克，川续断9克，黄芩6克，糯米1盅，仅服3剂，后喜告足月顺产；另一32岁有癫病与心脏病史的沈姓妇，妊娠5个月，动辄气喘促，头昏乏力，面部及下肢浮肿，大便干燥，感冒屡作，属中医所称之“子烦”，治疗颇为棘手，何师紧紧抓住夙有痰浊作癫与体丰多痰之特征，而见气促、疲乏、便干，气阴两虚之证，法当既要祛其内停之痰浊，又需扶其气阴之不足，但其顽痰积久，恐欲速则不达，故以缓剂治之。前后八诊，均以补益气阴的生脉散与蠲化痰浊的温胆汤加减出入，体复胎安症除，癫痫未作，终足月平产；又一24岁余姓妇，产后2月余，恶露时有时无，面色暗黑，常因下腹部气上冲至脘腹而厥逆，作时口燥，手指麻木，脉象微弦，苔薄中腻，何师首诊治以逍遥散加枳壳、沉香曲4剂，复诊以四逆散加味合逍遥散入煎：逍遥散（包）、淮小麦各15克，党参、鸡血藤各12克，白芍、枳实、沉香曲各9克，柴胡、甘草各6克，5剂，其病立雪；一“乳漏”（乳汁外溢）俞姓31岁妇，停止哺乳2年后出现乳汁时漏不收，肢酸软，略形寒，心悸、烦躁、嗜睡，已逾半年，痛苦不堪。何师以补益兼敛涩之法：麦芽30克，党参、白术、八月札各12克，制半夏、五味子、海螵蛸、制香附各9克，甘草、陈皮各6克，干姜、肉桂（分2次冲）各4.5克，二、三诊均以此方化裁，加入逍遥散包煎，乳漏遂解，体亦渐复。

（二）治疗肿瘤“十二字诀”

何师擅长治疗内科、妇科、儿科疑难杂症，尤其他总结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治疗肿瘤“十二字诀”，改写了中医传统的肿瘤治疗观念，堪称中医治疗学思想的一大创新。

所谓“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并将“不断扶正”方法，又具体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所谓“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等交叉配合使用。所谓“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病人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

如浙江嘉兴病人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师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个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

何师创立的中医治癌“十二字诀”完全符合中医学基本原理，闪耀着科学思想之光。它是对“扶正祛邪”笼统说法的超越，是对“以毒攻毒”含混之辞的升华，更是对西医治疗学思想的宣战。愿我们中医学子共同努力，全面传承大师的科学思想和济世活人之术，创造中医学新的辉煌！

四、教科研与海外交流

国医大师的共同特点是勤于笔耕，何老亦常“夜卧人静后，早起鸟啼先”，将临证读书的感悟心得注之于笔端，《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自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均有他的学术论文，总共近150篇，约40多万字，数十万计的中医与热爱关心中医事业的学人从中受益。

何老的学术著作《金匮要略校注》，于1990年出版，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全文翻译成日文，作为日本医学院校学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何任医论选》，于1985年出版，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金匮要略新解》，于1982年出版，其日文版为日本学习《金匮要略》之教材；《湛园医话》，于1988年出版，获浙江省教委高校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另有《何任医案》《金匮归纳表》《金匮燃犀录》《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白话解》《何任医学经验集》等著作10余部及论文百余篇。

早在1947年，针对很多中医多为家传，没有接受过中医系统教育，何师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学员，并在夫人陆景涛帮助下，共同查阅资料，编写了内、外、妇、儿等系列函授讲义邮寄全国，成为中医函授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后未久他又毅然辞去公职，一心办学，成为杭州市中医协会第一届主任委员。解放后，先后荣任浙江中医学校、学院的校长、院长，并亲自授课，始终战斗在中医教育的第一线。

作为我国最著名的中医教育家之一的何师，也是我国最早带教研究生的导师之一，30年内培养了中医硕士、博士和高级师带徒学生近百人。1993年何师拿出多年积蓄成立了“何任中医基金会”，奖励在中医药教学、科研中成绩突出的教师和学生。他的学无止境、劳而不辍的精神，使弟子们深受教育。子女与弟子在他严格要求下均取得骄人业绩，其小女何若莘与爱婿范永升均为浙江省名中医，范永升还荣任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弟子徐光星等均为中医名家，他们正在继承何师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开拓着中医事业的美好明天。

何老擅用经方。20世纪80年代时，他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开会时，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董建华主任医师都会邀其义诊，他与另一擅用经方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被董老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享誉医壇。因他对仲景学说的研究有极深的造诣，故1982年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交流会，并做伤寒病的“博涉知病，多证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引起极大反响。1985年，又应日本汉医界和东京医学校的盛情邀请，去东京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

何老还以“苟令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语）的大无畏精神，为中医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1984年，焦灼于中医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他高瞻远瞩，带头联合原山东中医学院的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的李今庸教授中国与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促使国务院于1986年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0年他又与邓铁涛、方药中、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等8位国内顶尖的中医大家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可能要被精简一事联名上书国务院，不仅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且加强了职能，未久还使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使全国中医药事业得到了一次长足的发展，他也以自己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出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实现了自己立下的苍生选福的宏伟理想。

（江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