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泰－傣古文化渊源

笔者1930年在泰国出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在泰文学校读到初中毕业，战后在曼谷中华中学读初中。1948年回广州读书，1949年在广州长风中学读高中。1949年年底笔者考入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该校预科结业后分配到第四兵团政治部做边疆民族工作。起初长期在西双版纳做民族工作。60年代以后在昆明军区从事泰国现状的研究，参与《泰国手册》的编写工作。1978年转业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组（后来扩大为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从事泰国研究。曾任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泰国研究室主任。

退休以后，1992—2000年应聘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2002年朱拉隆功大学给笔者授予专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荣誉称号。2000—2003年应聘担任泰国玛哈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硕士课程导师，指导一名研究生完成了“唐玄奘法师生平及其在佛教经典方面的贡献”课题的研究。2006年泰国农业大学建工学院“各民族的民居与文化”项目聘请笔者为西双版纳民居与文化专家。

一、笔者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探讨西双版纳与泰北古国兰那的关系入手，考证西双版纳佛教和傣文的来历

笔者早期在西双版纳从事民族和统战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后从事泰国的研究。1978年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组工作不久，就碰到关于傣族著名民族文学《召树屯与南玛诺拉》是本土文学还是随佛教传入的佛教文学的讨论。《召树屯》不但在西双版纳，也在泰国、老挝广为流传。1980年，当时的泰国总理克立亲王访华时在景洪观看《召树屯》舞剧，他回国后在专栏文章里说：“为什么泰国南部流传的《玛诺拉》会在相隔很远的西双版纳冒出来呢？”云南文学界也有人提出：《召树屯》究竟是根据西双版纳的民间传说被编进经书然后流传外国？还是由外国传入西双版纳的呢？因此，弄清《召树屯》的来龙去脉就显得十分必要。

笔者因此研究了《召树屯》的渊源，搞清了以《召树屯》为代表的南传佛教本生经故事随着佛教与文化的传播，从兰那国（现泰北清迈一带）传到西双版纳的来龙去脉。笔者将研究成果写成17000字的论文，题为《“召树屯”渊源考——兼论古代西双版纳和兰那的关系》。论文分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考证《召树屯》的渊源。《召树屯》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本生经故事之一。本生经是讲释迦牟尼成佛以前所经历无数轮回转世的故事，以通过这些故事宣传因果报应的佛教教义。《召树屯》故事在泰国称《拍素吞》，在泰国南部称《玛诺拉》，在老挝称《陶西吞》。这些不同版本的《召树屯》，都来自泰国北部清迈的《班雅萨阁陀迦》（即《五十部本生经》，下文简称《班雅萨》）。《班雅萨》本生经是公元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当时的兰那国（现泰北清迈）僧人用兰那文编撰的巴利语本生经。《班雅萨》里有一些是源于印度的故事，其中就有《树屯本生经》。树屯或素吞不是泰语或傣语，是梵语Sudhana，中文经书意译为“善财”，即Sudhana Kumara，是大乘佛教菩萨之一（见《华严经·人法界品》）。故事所发生的地点板加，梵语Pancala，中文经书译为般遮罗，是古印度16国之一，位于恒河上游的戛文河流域。《召树屯》的女主角孔雀公主，源于佛经称为紧那罗（Kimnara）的神鸟，人首鸟身，又叫“雀女”。唐代佛教文献《慧琳音义》卷十一说“……紧那罗，音乐天也。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大乘佛教把紧那罗当作守护佛教的天龙八部之一。总之，《召树屯》的古印度色彩很浓。而最能证明《素吞本生经》源于印度的根据，是西藏佛教经典也出现了《素吞阿波陀那》（Sudhana Avcadana）即《善财阿波陀那》譬喻经。公元1882年有一位英国人将它译成英文收在西藏故事集里出版。此譬喻经故事梗概与《召树屯》大同小异，主人公也叫“素吞”和“玛诺拉”。泰北《素吞本生经》和西藏《素吞阿波陀那》譬喻经两个故事相似的事实，说明两者都源于印度。

在明确《召树屯》就是泰北清迈僧人用兰那文编撰的《班雅萨》里的《素吞本生经》以后，就需要进一步弄清《素吞本生经》是怎样传到西双版纳的。笔者因此在论文下半部探讨古代西双版纳与兰那的关系。兰那是公元13—18世纪存在于现今泰北以清迈为中心的王国，中国史籍称“八百媳妇”。兰那的字面含义为“百万稻田”，与西双版纳字面含义“十二千田”是同一类型的泰－傣小王国（“那”与“纳”为稻田的不同音译）。兰那人是泰族的一个支系，又称泰阮，语言与西双版纳傣泐相近。兰那泰文与西双版纳傣文是同一种文字，两地的佛教也完全相同。

兰那和西双版纳的上座部佛教为斯里兰卡大寺派，也称为楞枷（兰卡）宗。泰国文献《庸那迦纪年》推断，上座部佛教可能于公元1292年传到清迈。据可靠的公元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公元1369年和1371年缅甸孟人地区塔通的大寺派上座部佛教传入兰那的首府清迈，称为“摆孙”，即城市说教派（Gama Vasi）。公元1424年兰那派僧人赴斯里兰卡研习佛经，1430年回兰那建立戒律比“摆孙”严格的“摆巴”，即山林习禅派（Aranna Vasi）。后来，兰那的“摆孙”派经过缅甸景栋的瓦法叫和瓦法岗两所佛寺，向西双版纳的景洪、勐罕、勐腊、勐捧、勐旺等传播“摆孙”派佛教。而“摆巴”派也于公元1446年，经过缅甸景栋派僧侣到勐混、勐海、勐遮、布朗山等地建立“摆巴”佛寺。“摆孙”和“摆巴”两派佛教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和隔阂，表面看不出来。西双版纳佛教存在这两派却能证明其佛教源自产生这两派的兰那。

西双版纳傣泐文与泰北兰那文是同一种文字，它们都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的。长期以来，国内没有人确切地论证傣泐文的来源。笔者在本篇论文的后半部里根据泰国有关史料指出，傣泐文和兰那文都渊源于中南半岛古老的孟文。孟（Mons）是中南半岛最早的土著，分布于缅甸和泰国湄公河流域，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得楞、白古、堕罗钵底、罗斛、哈里奔猜等国。这些孟人的古国，较早接受印度佛教，并且根据南印度的克罗陀文改制了孟文。现时发现最早的孟文是公元6世纪的罗斛石柱铭文。公元13世纪泰北的兰那国吞并了哈里奔猜国，兰那的泰人便以哈里奔猜的孟文为模本创制兰那文。后来这个兰那文又随同佛教传入西双版纳，成为傣泐文。其时当在公元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上半叶。

（二）从泰－傣人在古代使用干支纪年纪日探索他们的发源地

笔者主要致力于泰－傣民族发源地的研究。关于泰－傣民族发源地，学术界有各种理论和主张，莫衷一是。我国古籍虽然很多，但缺少对泰－傣民族起源的记载；而泰－傣民族迟至公元13世纪才创立自己的文字，泰－傣文献除了一些传说故事以外，也没有关于民族起源的记载。因此，从泰－傣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探索其发源地，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笔者从泰－傣古文化受华夏深刻影响和熏陶的现象出发，追踪泰－傣先民源于古代越人的线索，进而得出泰－傣民族发源地在我国南方，于1000多年前南迁的结论。

笔者首先抓住各支系傣族和泰族第一个王国，都把华夏干支纪年纪日当成他们的纪年纪日法这一重要线索进行探讨。

西双版纳、德宏、缅甸掸邦、泰北、泰东北、老挝等地区泰、傣及寮族，除了使用随佛教传入的小历或佛历以外，还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华夏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泰国虽然总的说来已经没有干支纪年纪日的痕迹，但是泰国第一个王朝素可泰时期公元14世纪的7块碑铭，却出现在使用佛历纪年纪日时仍然对照地保留干支纪年纪日法。而且上述各支系泰－傣人在使用干支时，还把它称为泰式或傣式纪年纪日法，和后来才接受的佛历以及来自柬埔寨的十二生肖纪日相对照。笔者对这一特殊而重要的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它“说明泰族接受干支的年代已经很悠久，干支纪年和纪日已经完全融化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当中，以至于把干支当成本民族的传统历法”。笔者将研究成果撰写成《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的论文，中文本刊于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杂志1983年创刊号，泰文本刊于1984年3月5日泰国曼谷出版的《艺术文化》杂志第5卷第5期。

论文根据素可泰王朝和泰－傣各支系使用的干支借词均是古汉语，尤其是他们仿效西汉称天干为“母”，称地支为“子”的现象，分析泰－傣先民从汉代就接受了华夏干支。论文又根据历来中国版图内一切臣民“必然要无条件奉行朝廷所颁发包括干支纪年纪日在内的历法”的传统法则，论证泰－傣先民原来居住在中国版图内，“在近二千年前接受了干支。经过漫长的实践，干支纪年和纪日已经成了他们传统的历法，这就是公元14世纪的素可泰碑称干支为泰族历法的缘由。而这个缘由又反过来说明，素可泰泰人和兰那泰人（以及老挝的寮人、越北黑泰人、缅甸和阿萨姆邦掸人）的先民，可能是从中国南方迁徙去的”。

（三）从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探索他们的发源地

笔者在对泰－傣古文化的研究中发现，泰－傣人在公元12、13世纪前后建立的早期城邑、王国，显现出一系列的华夏文化影响。例如其早期首领、国王称“坤鲁”“坤莱”的“坤”源于古汉语“君”，早期城邑“景洪”“清盛”的“景”或“清”，实际上源于古汉语的“城”，并且实行“郡”的区划和食采邑、羁縻制度，奉行社神、祭太祭天、巫师招魂等等。笔者根据上述现象与线索，先后撰写了《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和《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两篇论文。前一篇于1987年提交给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泰学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后一篇于1990年提交给在昆明召开的泰学研究第四届国际学术会议。

笔者在论文里提出：“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每个民族都有与其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文化，因此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可以向我们透露关于该民族的端倪。”上述两篇宗旨相同的论文，展示出“泰－傣民族古老的信仰、历法、体制、区划、地名、生活用具等各方面，有着鲜明的华夏文明的影响，说明泰－傣人的先民与华夏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他们一定受过华夏文明的熏陶，而这种熏陶是长期、系统和直接的，否则它不可能在一系列而且是关键的许多方面体现出熏陶的结果”。论文并且指出，“如果泰－傣人的先民在古代是处于中华版图之外，仅仅通过朝贡或使节往来及民间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华夏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不可能会那么系统和深入的”。因此，笔者在第一篇论文，即《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里，提出“泰－傣人先民在古代曾经在中华版图内居住”的判断；接着又在第二篇论文，即《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里，根据泰－傣人先民接受汉代的太一神，西汉的历法，三国以前的箸（筷），唐朝的旋风装（图书装订法）等等，得出“东南亚和云南的泰－傣人是在1000多年前从我国南方迁徙去的”结论。

（四）破解泰－傣先民借用汉语“君长”作为他们早期首领名字的疑团

后来笔者又发现，不但泰－傣人古代首领尊称“坤”是源于汉语君主的“君”，而且泰－傣人传说时期的首领“坤真”，实际上就是汉代以来中国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泛称“君长”。泰国北部、东北部及老挝、越南的泰－傣人，有关于传说中的首领“坤真”率众建邦立国的各种故事。公元12世纪建立景洪王国的叭真，实际上也就是“坤真”。因为“叭”是带有上座部佛教色彩的爵位称号，公元12世纪时期上座部佛教尚未传入西双版纳，因此“叭”的称号在当时也无从谈起。所谓的“叭”的称号是后人所加，当时的称号应当是“坤”，也就是“坤真”，即司马迁的《史记》对西南夷首领的泛称“君长”。笔者认为，泰－傣先民将华夏对少数民族的泛称“君长”（坤真）作为他们早期首领的名称，是十分重要的又一线索，充分证明了在历史上泰－傣先民南迁以前，曾经居住在中国版图以内，并且被中国朝廷称为“君长”（坤真）。1995年5月泰国法政大学泰学研究所与泰国教育部国家文化委员会办公室，为庆贺泰国王姐72岁寿辰举行“陶洪陶真：历史与文化的讨论”研讨会，笔者专门撰写题为《坤真与陶真名称的来由》的论文，提交给该研讨会。

（五）考证出傣泐语的古汉语借词中有和汉代《说文》定义一致的词汇

在不间断地继续探索过程中，笔者还发现秦汉古文化某些特殊现象在泰－傣文化中也有反映。秦始皇名嬴政，古时“政”字与“正”通。因此在秦始皇称帝后，为避讳，把正月的“正”的读音由“zhèng”改为“zhēng”，但其他场合的“正”字仍继续读“zhèng”。西双版纳傣语和泰北兰那泰语也有类似现象，即正月的“正”和方正的“正”均来源于汉语的“正”，但两者发音不一样。正月的“正”发“jieng”（将）的音，而方正的“正”发“jiang”（整）的音。这一怪现象在西双版纳和清迈一直无人解释。笔者认为，既然泰－傣语这两个“正”的词汇均来自古汉语，就有可能按照汉语格式发两种读音，只不过泰－傣人不知道汉语发音不同是由于避讳的缘故罢了。另一个特殊现象是关于“红”的定义。《辞源》关于“红”的词条说：“古指浅红色。”《说文解字》也说红是“赤白色，即粉红色”。而西双版纳傣语称粉红色为“Kong”，如称桃子为“Mak Kong”即粉红果（Mak为果）。傣泐语的“Kong”源于古汉语红，并且一直保留“浅红色”“赤白色”即粉红色的定义不变；几乎成了古汉语的“活化石”。笔者认为，傣泐语“Kong”（红）的定义之所以没有按照汉语演变为“泛指红色”，是因为当汉语“红”的定义演变时，泰－傣人先民已经南迁了。因此，这是十分重要的线索。

除此以外，笔者的研究还发现泰－傣语称坟地为“Pa Hiao”即“孝山”。“Hiao”（即“孝”）源于汉语“孝”，即丧期守孝的华夏孝道。又如泰语称区域为“Waen Kwaen”，实际上是汉语“县郡”的借词（据《说文》，县为胡涓切，郡为渠运切）。还有，泰语称译员为“Lam”，其原义为拴牲口的“拴”，源于汉语“羁縻”。笔者认为，泰语之所以用不斯文的词来称译员，是源于唐宋时期对少数民族进行束缚的羁縻府州制度。由于担任羁縻官的少数民族头目往往要担任语言沟通的任务，后来就演变为用“Lam”即羁縻或拴称呼译员。

笔者把上述这些新发现补充到以前关于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的心得，先后写成两篇泰文论文。一篇是《关于泰人先民从中国南迁的根据》，于1996年10月提交给在泰国清迈召开的泰学研究第六届国际学术会议。另一篇是《原始泰人文化的渊源：对西双版纳傣泐文化的研究》，于2002年元月提交给在泰国那空帕农召开的泰学研究第八届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头一篇论文的末尾说：“源于华夏的泰－傣一部分古文化，可以用来证明泰－傣先民从中国迁徙去的根据。”在第二篇论文的末尾，笔者指出：“原始泰人一部分文化的渊源，反映出泰人在建立第一个素可泰王国以前（即泰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泰人与华夏汉人就有着密切的接触。”

二、致力于中泰文化学术交流

从1975年中泰建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开始，泰国有关泰中关系和泰学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陆续和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笔者也有机会参与这些交流活动。

1986年11月笔者应邀访问泰国清迈大学，在该校人文学院教师座谈会上介绍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状况。会后，该校社会研究所德国籍专家汉斯·本教授，立即向即将访问西双版纳的泰国王姐干拉雅妮公主推荐笔者，使笔者有幸在王姐12月访问西双版纳、德宏和大理时，担任她的学术翻译。

1992年笔者从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所退休，1993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聘笔者为客座研究员。笔者应聘在该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12月在曼谷乘车遭遇车祸受伤，因此辞职回昆养伤。在朱大亚洲所工作的8年间，除了写文章提交给有关中泰关系和泰学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会以外，主要研究成果是1996—1999年参加泰国政府资助研究基金办公室资助的“泰族社会文化史”项目，和泰国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腊达娜蓬博士用泰文撰写《西双版纳史》（全书32开360页，共7章，笔者写4章），于2001年在曼谷正式出版。

1994年泰国诗琳通公主殿下访问我国东北回国后，向朱大亚洲研究所索取有关满族建立清朝前后的“八旗军”情况。笔者编写了较系统的八旗军简况，公主殿下将此资料作为她访问我国东北的访问记《雾中雪花》的附录。随后公主殿下又和她的学术秘书将八旗军资料写成《八旗制度：满清对壮丁与劳力的管理》的学术论文。

1996年诗琳通公主殿下翻译我国湖北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行云流水》。笔者按公主殿下学术秘书的安排校正译文，并协助做好几条注释，以解释泰国人不太了解的中国一些生活习惯。

诗琳通公主殿下在泰国陆军军官学校训练教育部兼历史教育处少将处长，并主讲东亚史。2000年8月1日，她请笔者和日、韩各一位专家，去军校协助她讲授东亚史最后一课。公主殿下主持授课，课后请我们三位与她及全班学员合影留念并在她的军校官邸共进午餐。

鉴于笔者在朱拉隆功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的成绩和促进中泰学术交流的一些工作，朱大校董会于2002年8月1日作出决定，授予笔者“专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称号。

泰国法政大学泰学研究所的“中国傣族和壮侗语族调查”项目，从1995—2004年进行了10年。泰学所请笔者协助安排，在云南和黔、桂、湘、琼各省进行了调查。在此项目告一段落之后，泰学所和云南文史馆于2004年11月在曼谷召开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傣人考察研究的进展”学术讨论会。笔者在讨论会提交了题为《傣泐的渊源：对某些文化和语言痕迹的探索》的中文和泰文双语论文，中文发表在《云南文史》2005年第1期。

这篇论文继续以傣语一些词汇有着明显的古汉语痕迹为线索，进一步探讨傣族渊源。例如泰－傣语称“水怪”为“Ngerk”，实际上就是汉语“鳄”，但现代泰－傣却称鳄鱼为“Kei”。笔者认为，泰－傣最早发源地可能是有鳄鱼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因此其古语有“鳄”即“Ngerk”的词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傣经历了居住在没有鳄鱼的地区，最后才南迁到滇南和中南半岛。当他们又遇到鳄鱼时，已经不知道其先民称鳄鱼为“Ngerk”，才给它取了新名字“Kei”。笔者在论文中认为，泰－傣人先民可能发源于有鳄鱼的长江三角洲即古代百越聚居区。

2005年4月泰国《文化艺术》杂志社主编素集先生将笔者历年用泰文写的有关西双版纳和泰－傣古文化的22篇文章，编成一本32开463页的文集。素集先生给文集取名为《傣人不是泰人，而是同语族的亲戚》，他说编此文集是为了纪念笔者于1984年4月陪他考察西双版纳和大理。

从2002年6月至今，省委宣传部外宣处聘笔者担任泰文《湄公河》月刊的译审。笔者从2004年3月开始，用中文和泰文写《傣泰研究随笔》专栏短文，泰文发表在《湄公河》杂志，中文发表在《版纳》杂志，至今（2008年2月）已发表48篇，并打算继续写下去。

三、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和同行评价

（一）江应睴教授同意并引用笔者关于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和傣泐文来源的观点

1981年笔者提交给中国傣族文学讨论会的论文《〈召树屯〉渊源考——兼论古代西双版纳和兰那的关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已故江应睴教授当时看到论文后，约笔者去他家面谈，表示同意论文中关于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及傣泐文来源的观点。江老师1983年出版的《傣族史》关于西双版纳佛教和傣文部分，引用笔者上述论文的观点。

《傣族史》第七章第四节宗教信仰（第344页），江老师引用《〈召树屯〉渊源考——兼论古代西双版纳和兰那的关系》的观点，说公元1292年上座部佛教传到兰那（泰北清迈），然后从清迈传到景栋，再从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其时期当在公元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上半叶。

《傣族史》第七章第五节文字（第348页），江老师引用笔者同一篇论文的观点。说傣文渊源于古孟文，而孟文又渊源于古代南印度的克罗那陀文。公元13世纪末，兰那吞并了哈里奔猜国，便以哈里奔猜的孟文字母为模本，创制兰那文。西双版纳傣文便由兰那文演变而来。

（二）云大历史系何平引用笔者关于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评价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平在云南大学民族学文库《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一书第四章傣、泰民族起源再探里，引用笔者《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和《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两篇论文的观点。何平在其著作第156页引用笔者上述头一篇论文的结论，说“傣、泰民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古汉语这一现象表明，他们的先民一定受到过中国华夏民族文化的熏陶，而这种熏陶是长期的、系统的和直接的。如果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居住在华夏版图之外，仅仅只是通过朝贡或者使节往来及民间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华夏文明的影响是不可能那么系统和深入的”。

何平在其著作第146页里，还特别指出笔者是第一个揭示傣族的寨神勐神实际上就是华夏的社神。他在著作里说：“我国学者早就知道傣族的寨神勐神叫‘社曼社勐’，但他们往往把‘社’音译为汉字‘色’‘蛇’或‘’，从没有人将其译为‘社’，更没有人指出它从含义和发音都来自汉语的‘社’。直到谢远章先生在其论文中揭示了这一点后，我们才知道，不仅傣－泰民族的祭社习俗是来源于华夏民族，而且‘社’这个词的发音也源于汉语。”

何平在其著作第四章的末尾引用笔者题为《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的结论，说：“因此，谢远章先生关于东南亚和云南的傣－泰民族是1000多年前才从我国南方迁徙过去的推断似乎更有道理。”

（三）《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对笔者关于泰族族源研究的评价

云南蓝皮书之一的《2004—2005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研究前沿报告》当中，由龚锐执笔的《傣泰民族与文化研究》，把笔者列入较早长期致力于泰－傣民族起源方面问题研究并且目前仍然活跃于学坛的专家。龚锐的报告说：“谢远章从泰族与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探讨了泰族起源的问题。谢氏在《泰－傣古文化的华夏渊源文集》（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出版，1988年）的数篇论文（《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泰华融合的文化基础》《泰族：其历史与文化》）里，都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氏从干支纪年、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语言文字等方面，以及泰族与中国华夏文化的一致性上，推论出泰族的祖先极有可能是从中国南部迁徙而去的。”

（四）笔者的治学态度

笔者有幸生长在泰国，懂得中泰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既然有机会研究泰－傣古文化，就应当发挥语言的长处，积极钻研，解读泰－傣古文化的一些疑问，为泰－傣人民正确了解自己的过去贡献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