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云南出现了许多新式企业。个旧锡务公司，无论是在管理、技术水平方面，抑或在经营范围、生产规模和产值方面，都是当时全省新式企业中最大的一个。不惟如此，由于个旧锡务公司的绝大部分锡产品是面向世界市场，销往10余个国家，在全省外贸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又是当时全省所有新式企业中一个独占鳌头的外向型企业。
个旧锡务公司在云南近代史上存在了30余年。以往，人们未曾对它作过专门、系统的研究。今天，对这个近代云南最大的外向型企业进行一番历史考察，阐述其建立、发展的过程，分析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进而探索内陆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可能性，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尤其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
个旧锡矿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材料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人在这里开采。秦汉以后的史籍，也偶见有关个旧产锡的记载。迄于元明两代，个旧锡矿渐趋发展，除本省人外，尚有因迁徙来滇的江西、湖广、陕西等外省人在这里开采。[1]清代初年，个旧锡矿“渐次开发，厂务渐繁”[2]。康熙之时，起初，“只知有银，不知有锡。其后，银矿渐绝，而锡矿渐出。锡厂的名声，由此遂远传中外”[3]。乾隆之世，“云南铸币局开始用锡，自此，锡厂渐兴”[4]。殆于清末，个旧锡业获得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办厂者愈众，厂务亦愈兴盛”的景况。[5]当时，在个旧绵延几十里的矿区，有数百上千个厂尖（即矿），主要的有“四十八厂”。其出资经营者均为私人，称为“矿主”或“厂主”，俗称“锅头”或“供头”，他们来自湖广、江右、山陕或本省。其资本来源有三：一是自备；二是自备与借贷相兼；三是完全借贷。多的达数十万元，少的只有几十元，一般的为数千元。其雇佣的工人，多者上千人，一般的几十人，上百人，少的只有几人不等。[6]这些私人经营的厂尖，或为独资经营，或为合伙开办。由于投入的资本一般都比较少，加之完全采用极其落后的土法进行生产，所以其大锡产量很低。据记载：“清季中叶，每年出锡不过数十张（每张合1.5～1.8吨，约为数十吨或百余吨），仅供省内及运川、赣等省之用。”[7]乾隆宣统之际，随着蒙自开关和滇越铁路通车，个旧“锡厂乃突然兴盛，产量大增”，年产量约达三四千吨。[8]以上是个旧锡务公司成立前个旧锡矿的大致情况。
随着个旧锡业的迅速发展，光绪十一年“乃特设个旧厅，厅设同知，专管厂务，监收课税”[9]。在此以前，即光绪九年“本省当局提拔官款，设立厂务招商局”[10]，集资开发个旧锡业，上继公私合办个旧锡业的开始。但为时不久，该招商局便于光绪十三年宣告“裁撤”，个旧锡业复又“全归商办”，即全由私人经营。[11]光绪二十八年，云南发生“七府矿权”案，英、法两国联合组成“隆兴公司”，胁迫清政府准其开发云南七府矿产。后因国人奋起反对，未果。夺回七府矿权之后，云南地方绅商为了维护本国矿权，开发个旧锡业，乃集议筹资，组建官商矿务机构，经云贵总督丁振铎暨矿务大臣唐炯奏准，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成立“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其资本总额为666000元，其中官股485000元，商股181000元，“以低利贷款与各炉号，待秋季出锡，照市作价，运销香港”[12]。可见，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是一个“经营信贷和商业，未筹及开采制炼”的公私合营组织。此为个旧锡务公司的前身。宣统元年，法国殖民者为了掠夺个旧大锡，“要求锡砂出口，并准其在蒙自设炼厂”，意欲以低价收购个旧锡砂，经其在蒙自炼成精锡后运往国外销售，以牟取巨额利润。为抵制法国殖民者的掠夺，滇中大吏与“十三省绅商”“乃议集资”，决定采用新法采炼，扩大官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由该公司董事局“禀经云贵总督（锡良）核准奏立案”，改组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为“个旧官商合办锡务股份有限公司”[13]。个旧锡务公司成立之初，有资本1769500元，其中官股100000元，商股7695000元。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股本不断增加。民国九年，增为200万元，官股1398500元，商股6015000元。[14]迄于民国二十二年，仅个旧锡务公司属下的制炼厂就有股本500万元，官股三分之二，商股三分之一。[15]民国二十九年，锡务、炼锡两公司的资产总值已达2000万元，比成立之初增加了近十倍。[16]个旧锡务公司自宣统元年八月正式成立，至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与成立不久的云南锡矿工程处以及云南炼锡公司合并为“云南锡业公司”，一直在个旧经营锡业生产，前后长达30年之久，是近代云南工矿企业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企业之一。
二
个旧锡务公司成立之后，即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云南实业界。它一改过去“中古式”的原始落后的管理科学化的管理。它扩大经营范围，从单一商业型转为生产、经营型。它从一开始就注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购置先进设备，延聘外国技师，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它不断废除“土法”而采用“新法”，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大锡产量。经过30余年的经营，个旧锡务公司成为近代云南工矿企业中鹤立鸡群的佼佼者。
兹就个旧锡务公司管理、经营、技术、产量诸方面的情况，分别简述于下：
（一）管 理
个旧锡务公司从成立之始就有一整套严密的管理机构。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官股和商股的代表组成，负责制订或修改本公司章程，筹集官商股本，议定公司总经理、董事的人选及其薪水等事宜。股东会下，设董事会（初为董事局，后改为董事会），由官股和商股分别推选的常务董事及董事组成，此为公司的监察机构，“对于公司全部业务，有筹议监督之权”。董事会下，设总协理，由股东会公举并报省政府审定，主管公司全部事务。又设协理，襄助总协理工作。总协理的属下机构，初为制炼部、开采部、商业部，后改商业部为营业部，又增设总务部、矿山管理处和会计处。总务部，下设三个处，分别负责文书、庶务和医务。开采部，下设三个股，分别负责测量、矿事和矿工。制炼部，负责管矿、洗砂、整矿、渣滓、机械、电灯、化验、动力、汲水、制炼等。营业部，专管买卖事务，凡收买矿砂、销运大锡、汇总拨付各埠银钱、收付往来借贷款项以及汇报全部表册等属之。该公司还在昆明、香港、碧色寨、海防等处设有分公司或分栈，管理大锡出口的运输、销售等事宜。后来，该公司又设与董事会平行的监察会，职责是“监督公司财产、账目”[17]。可见，个旧锡务公司有一个比较严密的、自成系统的管理体系，每一管理机构，权限分明，各司其职，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通过这一管理体系得以正常运转。
个旧锡务公司实行计时与计件两种工资制度。公司本部及选厂、炼厂主要实行计时工资制，矿山采矿工人则实行计件工资制。各类人员的月薪大致是：总协理国币300元、总技师400元、董事及各部经理100元、其他职员及工人为100元、二三十元，最低为5元左右。[18]这种工资制度体现了各工种的特点和脑体劳动的差异，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
个旧锡务公司还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其酬奖办法有三：加薪、分红、特别给予。其惩罚办法也有三：减薪、扣奖、解职。凡公司职员、工人等，均视其表现，予以酬奖或惩罚。[19]另外，个旧锡务公司还实行抚恤制度，“对矿工之因工硐亡与因病而死者，均给棺木、恤金”[20]。
个旧锡务公司的上述管理制度与方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新式的科学化的制度与方法。当时个旧与本省的其他工矿企业，大多沿用“中古式”的管理办法，即封建把头主宰一切，矿工无自由可言，其生活可谓牛马不如。因此，郭垣在《云南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在云南近千个矿厂中，采用新式方法管理的只有四五家，个旧锡务公司即为其中一家，其余均滞留在中古式的阶段。[21]民国二十七年，西南联大的苏汝江先生在个旧实地考察之后，也写道：个旧锡务公司“即管理方面亦科学化”。[22]
（二）经 营
个旧锡务公司的章程规定：该公司的经营项目有四方面，即“（一）锡砂之采炼运售事项；（二）锡矿业之贷借及汇兑事项；（三）采炼运售之委托、代办事项；（四）其他与锡业有关之各附带事项”[23]。可见，个旧锡务公司的经营范围较广，除经营锡矿的采、选、冶外，还兼营锡砂的运销及有关锡业的借贷、汇兑。
个旧锡务公司经营的厂尖分布在个旧的各主要厂地，如马拉格、老厂、野猪塘、兰蛇洞、白沙冲、古山等。其中，既有硐类（即地下采矿），也有草皮类和冲荒类（均系露天采选）。另外，在个旧城区还有洗砂厂、汲水厂、动力厂、制炼厂和炉号，又在开远有乌格煤厂等。其厂尖，有自办与伙办两种形式。据记载：民国四年共有厂尖19个[24]，二十四年有34个，其中自办18个，伙办者16个。[25]二十六年有24个，自办与伙办各为一半。[26]该公司历年矿工人数，未见详载。唯《云南个旧之锡矿》记载了民国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的人数，分别为4200人和3533人。[27]查民国二十六年，个旧共有私营厂尖5330户，矿工32089人，每户平均6人，锡务公司矿工人数为私营总人数的13%。民国二十七年，个旧共有私营厂尖4494户，矿工32183人，每户平均7人，锡务公司矿工人数为私营总人数的11%。[28]可见，个旧锡务公司不仅经营的厂尖较多，而且拥有的矿工人数也远远超过其他私营厂尖，它是雄踞个旧地区的最大的锡矿企业。另外，个旧地区的私营厂尖，一般只经营一个小尖子，少数厂尖也经营几个小尖子。这些厂尖，有的只管开采或揉洗（即选矿）而不熔炼，有的只管熔炼而不采选。[29]如上所述，只有锡务公司一直经营几十个厂尖和洗炼厂，兼营采、选、冶，从开采生荒到洗选成
砂（即精矿），再到冶炼成大锡（即精锡），均由该公司本身一并完成。可见个旧锡务公司是一个从事锡业全过程生产的联合体。
此外，个旧锡务公司还经营矿砂和大锡的买卖。它向私营厂尖收购矿砂以炼成精锡，又向私营炉号收购大锡，然后连同该公司生产的大锡一并运销国外。至于它兼营借贷与汇兑事项的详情，因史籍未详，故无法备述。
总之，个旧锡务公司既是一个“系将整个锡矿之采、选、炼、运、销、全融等，皆置于业务范围之内”的综合性经济实体。其生产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不惟在个旧一地，即或在云南全省也是“绝无而仅有”[30]。
（三）新法生产
个旧锡矿向来普遍采用原始落后的“土法”进行生产。其特点是：生产工具笨拙、矿场规模狭小、开采方法陈旧、寻找矿洞全靠经验和运气、冶炼技术不精、排水通风以及坑道设施极其简陋。[31]个旧锡务公司成立后，一改过去“全用土法”的局面，全面采用新法生产，无论是采矿、选矿或冶炼，均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购置新式设备，延聘各类技师。苏汝江写道：“至于个旧锡务公司，为国内历史最久，与唯一用新法经营之锡厂。”[32]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末，个旧锡务公司已是云南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采用新法生产的工矿企业之一。
个旧锡务公司成立伊始即采用新法进行生产。宣统元年九月，该公司与德商礼和洋行订约，以108万马克购买德国克虏伯厂生产的洗选、冶炼、化验、电机、架空铁索等新工机器与设备。同时又以月薪国币1000元的重金先后聘请德国人裴劳禄、波力克为工程师，负责机器安装和开采设计等事宜。[33]民国二年，各项安装告竣，乃开始进行新法生产。民国三年，又购进锅炉、发动机、气压、煤气炉、瓦斯熔锡倒焰炉、净锡炉、熔锡炉、炼渣炉以及矿车与索道等设备。[34]民国四年，以1255000马克从德国购买锅炉、发动机、洗砂机、磨煤机、炼锡机、运砂机、铁索机、抽水机以及化验、电灯等设备10余种。[35]以上各类设备的购置，为锡务公司全面采用新法生产打下了基础。
个旧锡务公司采用新法生产，首先从最关键的部门采矿开始。如上所述，该公司成立以后即聘请德国技师裴劳禄、波力克为其设计开采工程。不久，即在老厂兰蛇洞架设了一条空中索道，用来运输矿砂。民国九年，经美国工程师重新设计，将此索道移至产矿甚丰的马拉格，将马拉格采出的矿砂运至设在个旧城区的洗砂厂洗选。索道上有境兜来回运矿，每天可运约150吨，大大便利了矿砂的运输。民国十五年，聘请美国技师卓柏设计马垃格竖坑，以为探矿和采矿之用。经过3年的开凿，竖坑始成，深745英尺，并有平坑3个。在竖坑内，铺设轻便铁道，以境车运矿，又安置升降机、卷扬机、鼓风机、并装有电灯照明，更重要的是，采用新式金刚凿岩机进行采矿，“每日可深入十米突，何种坚石，均能钻入”[36]。竖坑内的机械设备，均由美商慎昌行订购。可见，锡务公司在采矿和运矿方面，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采矿技术的改进，完全改变了过去以铁挖控矿、人工背
、竹筒排水、风箱鼓风、油灯照明等土法采矿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采矿水平。
个旧锡务公司采用新法选矿始于民国八年。是年，在该公司附近的老阴山脚建盖了新式洗砂厂，“凡七层，成阶梯形。规模宏大，设备完全”[37]。民国十四年，又先后购进碎矿机、磨矿机、分级器、洗矿床、回矿带、沉淀箱、汲水机、格子筛等选机械，进一步更新了洗砂厂的设备，使洗砂效率从民国八年的平均每日50吨提高到300吨。[38]同年，该公司又新建动力厂，采用新式的司根乃尔发电机和奇异发电机发电，以供洗砂厂和马拉格竖坑用电之需。可见，锡务公司在选矿方面也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选矿技术的改进，完全改变了过去以碾磨杵碓臼碎矿、砖平陡抱泥槽选矿的土法选矿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选矿水平。
个旧锡务公司在冶炼方面或用新法或用土法。《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载：个旧地区“炉房约数十家，但开炉较难，惟处理多量时用之，否则仍用土法”。该公司的制炼厂，有购自德国的煤气炼炉三座、熔锡倒焰炉六座。初，因无法解决从锡中除去铅质的问题，新法炼锡效果不佳。民国四年，辞退工程师裴劳禄、改聘德国人可奈克为工程师。经其“多方改良”，所炼大锡最后得以“摒弃杂质”，新法炼锡的声誉始“渐次恢复”，“一般商民，又多有托公司代炼者”[39]。民国二十年，聘英国人亚启更为工程师，折改炼锡炉，用柴油代替煤气为燃料，其效果甚佳。民国二十二年，始用反射炉试炼，获得成功。同年，不断改进的制炼厂从锡务公司中划出，另组“云南炼锡公司”“专买净砂炼成九九以上（精锡）”“直接销售国外”[40]。过去，个旧锡务公司以及其他炉号生产的大锡，因纯度不高而称之为“土条”，必须运至香港马来亚锡掺炼成标准锡即“洋条”（纯度为99.5%）方可销往其他国家。[41]如今，个旧锡务公司的制炼厂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云南炼锡公司，已能炼制纯度为99.2%～99.8%的纯锡，不再运至香港精炼而直接销往世界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不仅标志着炼锡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且使个旧大锡从间接出口变为直接出口，增加了大锡的外贸出口总值。
个旧锡务公司冶炼大锡，除用新法外也用土法。直至民国二十七年，仍保留土炉4座。然而，其土炉在鼓风方面已作了较大改进，即将原来的风箱鼓风改为鼓风机鼓风。这一改进，不仅节省了人力、时间和费用，而且由于火力均匀而强烈，其炼锡效率比其他土炉提高了一倍左右。[42]
总之，个旧锡务公司从成立开始，一直采用新法进行生产。无论在采矿、选矿方面、抑或冶炼方面，均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水平。这在当时云南全省以至全国的工矿企业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成本与产量
个旧锡务公司由于采用科学化的管理，尤其是采用新法进行生产，在采、选、冶三方面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所以其生产成本自然低于其他采用土法生产的厂尖和炉号，而且其产量也逐年有所增加。
生产成本方面：据统计，民国二十六年度，个旧锡务公司每长吨（重1680斤）大锡的生产成本为国币1945.52元，其中包括：生境的开采费和运输费520元、净矿洗选费779.85元。伙办各尖之毛矿作价费358元、冶炼费153.17元、管理费等132.05元、各种税捐2.45元[43]，苏汝江认为：个旧锡务公司的这一生产成本“必定低于土法生产之厂尖及炉号的生产成本”。他解释说：“一般以土法生产之厂尖、炉号，其生产成本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上、势必较新法者为高。蓄土法生产，全恃人工、未用机器。以人工之小量生产，自不若以机器大量生产之经济。再次，土法生产所耗时间较多，且大都不知科学管理为何物，故其生产效率更不及新法者之高。”[44]这一分析，应当说不无道理。然而，因为缺乏参照系，故未能从量上予以更准确的证明。曹立瀛、王乃梁所著《云南个旧之锡矿》一书即提供了这样的参照系。椐该书估算：民国二十八年，个旧私营厂尖塘子凹尖、猪头山尖、新湾子维新尖和勤泰尖，土法生产一千斤大锡的平均成本（包括生产者应负担的种种捐税在内）是：硐尖、买
尖和炉号中，低者为国币4718.6元，较高者为5183元；草皮尖和炉号中，一般者为6853.2元，最高者为7305.8元。[45]若以平均数计之，则私营厂尖的生产成本是：每千斤大锡约为6015元，换算为每长吨大锡的生产成本即为10105.2元。[46]此一数字与上述个旧锡务公司每长吨大锡的成本相比，为5倍有余。换言之，个旧锡务公司的生产成本只及私营厂尖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估算虽然不尽准确，但与实际情况亦不会相距太远。
产量方面：民国十年以前，个旧锡务公司的产量未见详细记载，只有《我国近代锡业工程》第五页记载说：“民国二年，当锡务公司新工程完竣时，……仅产七十二吨。”民国十年后的历年产量则多见于记载（见表）。
由下表可知：（一）在民国十年至二十七年的18年中，个旧锡务公司的年产量大致徘徊在4000～8000余长吨之间。其中以民国十年、二十年为最高，均突破了8000长吨大关。（二）民国二十年为产量最高年份，这一年的总产值达829.5长吨，比之民国二年的72长吨，增加了11倍多。民国二十七年产量最低，然而也比民国二年增加了近6倍。可见，个旧锡务公司成立以后，其大锡产量总的来说是呈上升趋势，后期比初期有很大的发展。（三）个旧锡务公司大锡产量占个旧锡矿大锡产量的百分比，最高为民国二十年的14.72%，最低为民国二十七年的4.15%，十八年的平均百分比为8.33%，这些较之民国二年“百分之一且不足”的状况[47]，也都有很大提高。
个旧锡务公司历年大锡产量表
续 表
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大锡产量的增加，个旧锡务公司逐渐由亏变盈。民国元年至三年，连续三年“皆遭亏折”，元年亏折16万余元、二年为13万余元、三年为11万余元。民国四年，略有盈余，约58000余元。民国五年，复遭亏折，达258000余元。从民国六年开始，即扭亏为盈，“每年均有盈余”，直至锡务公司结束。其中，以民国二十二年度盈余最多，计旧滇币6046923元。从民国元年至二十二年，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从亏损十六百元到盈余六百多万元[48]，其发展之显著亦即此可见。
三
个旧锡务公司以及个旧地区其他炉号生产的大锡几乎全用来出口。对此，《云南个旧锡业调查》曾写道：“个旧大锡，什九均为外销。”[49]《云南个旧之锡矿》也写道：个旧所产大锡“除当地及本省锡匠消费极少数量，用以制造花瓶、烛台、碟、盘等器皿外，则几全部运出云南，其中少数转口至国内各港埠，大部销至国外市场。其转口者，多至上海，然后再分销沿海各口岸。其用以制锡箔最多，锡器次之”[50]。个旧所产大锡为什么几乎全部用来出口呢？这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外部原因。近代云南同全国一样处于半殖民地社会，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将云南当作他们的原料产地，个旧所产大锡也就成了他们掠夺的矿产资源之一，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正在发展中的机械、船舶、汽车、金属合金以及化工、食品包装等工业需要大量的锡做原料，于是他们成了大锡的主要消费者。如：1937年1月至1938年7月，美国大锡消费量占世界大锡总消费量的39.9%，英国占12.5%，德国占7.1%。[51]因此，个旧大锡更成为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掠夺的主要对象。其次是内部原因。其一，国内市场的需求量较小。当时，国内主要是轻工业需要一部分大锡，用来制造锡箔（以作迷信用品）和各种器皿（如花瓶、烛台、壶、盆、盅、碟、盘以及玩具等），其消费量并不大。据记载：民国二年，全国大锡消费量约为5400吨、十六年为3500吨、二十年为3800吨、二十一年为3500吨。平均计之，大约在3000～4000吨之间。从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全国每年平均产锡约八九千吨，消费量只占出产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52]其二，近代我国的锡箔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所需要的大锡，一方面可由附近生产大锡的广西、湖南、广东等省供给，另一方面则可由香港转口至上海，再分销江、浙、闽、粤等省。可见，转口贸易也是造成个旧大锡几乎全部出口的原因。其三，云南本省对锡的需求更小。昆明、个旧等市县的锡店，用锡制造各种器皿，其生产规模很小，所需大锡不多。如：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十二月，云南炼锡公司共生产大锡2513364公斤，其中仅有0.65%即14336公斤供云南本省消费，平均每年只需5376公斤。[53]又据《云南个旧之锡矿》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七年五月，云南炼锡公司大锡销售总额为7661.48吨，其中在本省和四川销售者仅仅30.092吨，只占0.39%。[54]由于上述原因，个旧大锡的绝大部分只能用来出口。
个旧大锡运出云南后销往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主要是英国、美国、荷兰、南非、法国、埃及、日本、比利时、德国、菲律宾、香港和越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销往英国，其次是美国，越南、香港复次之。据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底，云南炼锡公司生产大锡7661.482吨，其中销往英国伦敦和利物浦4891.722吨，占63.85%；销往美国纽约863.097吨，占11.27%；销往越南海防978.766吨，占12.78%；销往马赛、香港、上海、德国、日本者则为数甚微。[55]二战开始以后，个旧大锡的销售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第一买主，英国则退居其次。据记载：民国二十八年，我国大锡的总出口量为117981担（个旧所产大锡占93%），其中销往美国者为45254担（16.54担1吨），占38.36%；英国为27978担，占23.71%；荷兰为18881担，占16%；销往南非、法国、埃及、菲律宾、比利时、德国、安南者则为数很少。[56]此后，个旧“大锡运输伦敦者大为减少，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央统制大锡以来，几乎全数销纽约矣”[57]。二战后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这时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逐渐取代了英国在我国的支配地位，尤其是自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订立“中美售购华锡合同”，规定7年内中国必须向美国交售纯度为99%的大锡4万吨之后，美国已控制了个旧大锡的出口。[58]那么，个旧锡务公司及其他厂号生产的大锡是怎样销往国外的呢？我们拟从以下三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运 输
个旧出口的大锡，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盖由个旧以牲口驮至蒙自之蛮耗，用舢板装载下水，沿红河顺流而下，经过越南老街、河内至海防，再航运至香港。在香港精炼成标准锡（即“洋条”）后，即销往其他国家或转口至上海。[59]清宣统二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个旧大锡即由云南个旧以牛马驮至碧色寨，交滇越铁路运往国外。民国八年个碧铁路通车后，个碧间之运输改由铁路承担。这时，个旧至碧色寨只需六七小时，碧色寨至海防也只需2日左右，比之过去从蛮耗至海防需要18天，已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并节省了运费。民国二十九年六月，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个旧大锡的出口改由碧色寨运至昆明，从滇缅公路再运至仰光，然后销往其他国家。滇越、个碧两条铁路的通车和滇缅公路的修通，以及海防与仰光两个出海口的开辟，为个旧大锡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个旧大锡的出口。据统计：宣统二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个旧大锡的出口总额从上一年的70824担增为102466担，即增加了44.68%。[60]民国八年，个碧铁路通车后，个旧大锡的出口总额从上一年的130670担增为139977担；翌年复增至182581担，为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47年中出口大锡最多的年份。[61]由此看来，交通与出海口是个旧大锡出口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个旧大锡出口的运输费是相当昂贵的。云南炼锡公司生产的标准锡，从个旧运至伦敦，每一长吨的运费是：民国二十五年为国币142.39元，民国二十七年增为290.14元，民国二十八年又遽增为785.33元。民国二十八年比民国二十五年增加5倍，比民国二十七年也增加两倍多。云南炼锡公司以外的炉号生产的大锡，从个旧运至香港，每一长吨的运费是：民国二十五年为国币87.68元，民国二十六年增为114.40元，民国二十七年又增为156.29元。[62]运费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主要方面是滇越铁路不断提高运费；次要方面是国币贬值。据记载：从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三年中个碧铁路运费基本未变，而滇越铁路却提高了两倍。[63]这说明法国殖民者利用滇越铁路操纵个旧大锡的出口，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二）锡 价
个旧锡的价格，征诸史籍，主要有如下两则记载：《云南个旧锡业调查》载：“个旧大锡价格，视香港行情为转移。而香港行情，又视伦敦及新加坡之行情为转移。伦敦纯锡交易价格，例于午前十时电报香港，香港之锡店与外商发生交易，同时各号得知消息，即电达个旧，并由个旧商会予云庙外，将本日锡价悬牌示众，以为交易之根据。”又载：个旧大锡“价格变动之由于当地供求关系之影响者甚微，而又由世界市场供求关系所引起价格涨落，与我国法币对外汇价之高低者，则极大。”[64]
《云南个旧之锡矿》载：“个旧锡价，在政府统制锡矿以前，全受世界市场之（支）配，视伦敦锡价为转移。故个旧锡价常可由伦敦减一常数而推得之。此常数即为个旧大锡出炉以后，在伦敦市场作标准锡出售以前，所必须有之捐税、运费、掺炼费及其他费用之总和。”又载：个旧锡价之变动“必须视世界市场之涨落，与中国对外汇价之高低而定。而当地供求关系之影响反甚微而不显著。个旧大锡之产量有明显之季节变化，而锡价并不随之起伏，即可证明此点”[65]。
上述两则记载，既大同小异又互为补充。其主要特点有二：其一，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政府统制锡业以前，个旧锡价完全受世界市场的支配，以伦敦大锡市场的交易价格为转移。其二，个旧锡价的变动，主要受世界市场锡价涨落的影响，其次与中国货币对外汇价的高低也有关系，国内供求关系对个旧锡价的影响则很小。一言以蔽之，个旧锡价主要受世界市场调节，其次受对外汇价影响。
那么，个旧锡价是怎样受世界市场调节呢？我们举两个年度为例予以说明。民国二十一年，个旧锡价跌到最低水平，每一长吨平均只有71.3英镑。[66]其原因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恐慌，大锡消费量锐减。而与此同时各个产锡国家的大锡生产均呈猛增之势，于是世界市场上纯锡供过于求，造成了世界锡价暴跌，每长吨只值135.945英磅[67]，个旧锡价也随之暴跌。民国二十六年，个旧锡价猛增为每长吨182.57英磅，是民国二十一年的2.5倍多。其原因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世界市场需求大锡甚殷，于是伦敦锡价猛增，每一长吨高达242英磅，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1.8倍。可见，个旧锡价随伦敦锡价而涨跌，其涨跌幅度几乎一致。据曹立瀛、王乃梁计算：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的5年中，伦敦锡价减去个旧锡价所得的差数，平均为66.01英磅，而且有33.3%的差数均在60～70磅之间。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从伦敦锡价中减去66.01磅，就可大致推得个旧之锡价。[68]世界市场调节，随伦敦锡价而转移的情况，更是即此可见。
个旧锡价又是怎样受中国货币对外汇价的影响呢？我们也举两个年度为例予以说明。民国二十四年，个旧锡价从上一年的每一长吨157.2英磅跌至150.7英磅。[69]同年，上海英磅汇价也从上一年的一英磅值国币14.87元降到13.49元。[70]民国二十六年，个旧锡价从上一年的每一吨148.4英磅增为242英磅。同年，上海英磅汇价也从上一年的一英磅值国币16.70元，增为16.77元。[71]可见，中国货币与英磅的比值变化也是造成个旧锡价起伏的因素。但比之世界市场的调节，外汇比值的影响只是次要的因素。[72]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个旧锡价受世界市场调节，又受对外汇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个旧锡业受英、法、美等国的控制。他们为了掠夺个旧丰富的锡矿资源，必定要千方百计操纵个旧大锡的出口，将个旧大锡纳入其所控制下的世界市场，并从锡价和汇率等方面榨取巨额利润。其次，如上所述，个旧大锡的市场主要在国外，二战前在英国，此后在美国，而国内市场则十分狭小。因此，个旧大锡的价格必然要受世界市场的支配，先是以伦敦五金交易所的锡价为转移，后是以纽约五金交易所的锡价为转移，这就是说，个旧锡价必定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息息相关。
（三）个旧大锡出口在全国和云南经济中的地位
个旧大锡是近代中国矿产出口的大宗。苏汝江写道：“个旧大锡，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之34年中，出口量共为3828227担，全国共为41117645担。平均计之：个旧每年出口112594.91担（约合6702.08吨）。全国每年出口121107.21担（约合7208.76吨）。云南出口锡量占全国出口锡量92.97%。以价值而论：在同期中，云南出口锡总值266431089关平两，全国总值287776485关平两。平均个旧每年出口锡值银7836208.5关平两，全国每年值银8464014.26关平两。云南出口锡值占全国出口锡值之92.58%。”[73]可见，个旧大锡出口在全国大锡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个旧每年出口6000多吨大锡，价值700多万关平两，对于“平衡我国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与充实国民经济力量，其影响之大，显而易见”[74]。
个旧大锡是近代云南外贸出口的大宗。在近代云南出口货值总额中，个旧大锡一直占居首位。从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中，蒙自关出口锡值占全关出口货物的84.37%。[75]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的5年中，个旧出口大锡值占全省出口货值的75.1%。[76]可见，个旧大锡出口在云南对外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云南之贸易》一书所言：“本省出口贸易，胥唯锡业是赖，进口贸易之盛衰，全视其出口之兴衰为转移。……无怪本省对外贸易，视锡为生命线也。”[77]进而言之，个旧大锡乃是近代云南财政的巨大支柱。国民党中央政府统制锡业以前，锡税历来就是云南财政收入之大宗。民国二十四年以前，云南的锡税收入每年平均约新币300万元，约为全省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后至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以前，在全省财政收入最多的特种消费税中，大锡消费税每年平均200万元，约占消费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加上每年平均500万元的锡税，个旧大锡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78]总之，个旧大锡的出口，无论对云南抑或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述，是我们对个旧锡务公司30余年历史的初步考察。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它不仅是近代云南矿业中一个最大的企业，而且是近代云南众多企业中一个外向型的企业。这个近代云南最大的外向型企业，所以存在了30余年并且历久而不衰，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它能够将所具有的丰富的锡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商品优势，能够实行科学化的管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变土法生产为新法生产，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水平。第二，它能够充分利用铁路、公路、海关等便利条件，面向世界市场，通过海防和仰光向1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锡产品，为国家创造巨额外汇。以上两方面，既是个旧锡务公司生存的主要条件，也是它的基本特点。这两方面的特点证明：个旧锡务公司不愧是屹立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新式的工矿企业，一个闻名中外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于历史的局限，个旧锡务公司不可避免地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记，也不可能具备今天的外向型企业的全部特点，而且最后被官僚资本强行吞噬了。然而，个旧锡务公司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我国内陆地区要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必须具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确保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其次，应当从自然资源的特点出发，面向世界市场，并使其产品适销对路；再次，应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出海口。个旧锡务公司留给我们的这些启示，对今天发展我省的社会主义外向型经济，不言而喻是有益的借鉴。
（原载拙著《云南经济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杨霈洲、李表东、张若谷：《锡与个旧》，《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
[2]周楚之：《个旧锡矿业演讲稿》，民国七年十月油印本，第2页。
[3]同上。
[4]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载《云南工矿调查报告之十六》，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油印本，第5页。（后文皆词，只注页码）
[5]《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18页。
[6]周楚之：《个旧锡矿业演讲稿》，民国七年十月油印本，第12页。
[7]《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18页。
[8]《云南个旧之锡矿》第5页；《个旧锡矿史》，1959年3月油印本，第6页。
[9]朱熙人、袁见齐、郭令智：《云南矿产志略》，国立云南大学印行，1940年6月初版，第62页。
[10]曾鲁光：《个旧观光记》，载《云南日报》，1935年6月20日。
[11]曾鲁光：《个旧观光记》，《云南日报》，1935年6月20日。
[12]《云锡纪实》，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1945年9月版。
[13]《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页。
[14]《云锡纪实》，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1945年9月版。
[15]《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页。
[16]同上。
[17]以上所述，参见《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6－27页；钟纬、黄强：《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撰于民国四年，载《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七辑。
[18]《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
[19]同上。
[20]《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73页。
[21]郭恒：《云南经济问题》，民国二十九年八月正中书局印行，第141页。
[22]《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7页。
[23]《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2页。
[24]《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所言未详自办或伙办。
[25]《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3－75页。
[26]同上书，第27页。
[27]同上书，第82页。
[28]同上书，第61页。
[29]《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7页。
[30]《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7页。
[31]《云南经济问题》，第136页。
[32]《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7页。
[33]《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2页。
[34]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35]《云南锡矿山报告书》。
[36]《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32页。
[37]同上书，第37页。
[38]《个旧观光记》。
[39]均见《云南个旧锡山报告书》。
[40]《个旧观光记》。
[41]《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4页。
[42]同上书，第27页。
[43]《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52页。
[44]同上。
[45]见《云南个旧之锡矿》，第58页。
[46]每长吨＝1680斤。每长吨成本即为：6015＋1000×1680＝10105.2（元）。
[47]曹诚克：《我国近代锡业工程》，前资源委员会季刊，1941年第1卷第2期，第5页。
[48]《云南个旧之锡矿》第72页；又见该书第80页，“云南锡务公司历年盈亏表”。
[49]《云南个旧之锡矿》，第53页。
[50]《云南个旧之锡矿》，第88页。
[51]《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11页。
[52]同上。
[53]同上书，第48页。
[54]《云南个旧之锡矿》，第88页。
[55]详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炼锡公司销售分配表”，第91－92页。
[56]详见《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8页。
[57]详见《云南个旧之锡矿》，第89页。
[58]详见邹启宇、陈吕范《帝国主义与云南矿业》，《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版，第148－153页。
[59]《新纂云南通志》第144卷，“商业考二，进出口贸易”。
[60]《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5页，第二十四表：“云南出口锡之数量与价值”。
[61]同上。
[62]参见《云南个旧之锡矿》，第51页。
[63]同上。
[64]见《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52、53页。《个旧锡矿业演讲稿》所记亦与此相同，兹不赘。
[65]参见《云南个旧之锡矿》，第111页，“个旧锡价与伦敦价比较表”；又该书第112页，“个旧锡价与伦敦锡价之比较图”。
[66]《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53页，第三十四表：“个旧锡价与伦敦价之比较”。
[67]《云南个旧之锡矿》，第111页，附表九：“个旧锡价与伦敦锡矿比较表”。
[68]同上书，第110页。
[69]同上书，第111页。
[70]同上书，第111页，附表十：“上海英磅汇价表”。
[71]同上书，第111页。
[72]因为在此期间，伦敦锡价也在变化：民国二十三年每长吨为230英磅，二十四年下降为226英磅，二十五年又降为205英磅，二十六年升为242英磅。这一变化对个旧锡价的影响更大。
[73]《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6页。
[74]同上书，第79页。
[75]同上书，第48页。
[76]《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第548页。
[77]钟崇敏：《云南之贸易》，载《云南经济研究报告》，1939年手稿油印本，第171页。
[78]《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7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