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伟
我的五舅李敖，在1949年随我姥爷、姥姥去了台湾。我从生下来就从没机会和他见面。直到2005年9月，李敖56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到北京上海进行他的神州文化之旅，我才偕同夫人在上海见到了他。
在短短两天的相处中，我们听了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听了他的很多谈话，也和他进行了一些交谈。通过这些，以前在我脑子中一个朦胧的李敖变得清晰了。我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介书生，一世英勇；一支“刚”笔，一“名”作家；一个大侠，一代大师；一张利嘴，一身傲骨！
他很像中国文人四品当中的一品，中国文人四品为：神、妙、逸、能。第一是神品，中正、方刚而且大气磅礴。这种人不容易，要么立功，要么立言，要么立德。第二是妙品，以中峰为主，能够把自己的一腔正气跟家园和故土相关。我觉得李敖是属于第三品，他经常是属于逆向思维和反向性的，对抗性的力量很大。所以他很像一匹黑马。最后一品是能品，就是乖乖女和乖乖男，按部就班的思想。正是因为一二三，三二一，二三一秩序不一样，所以人们对李敖的看法也很多。我对李敖的看法是他集学者、散文家、史学家、作家，甚至包括政客、反抗者和精神痞子，包括我们所说的流浪者思想、边缘思想，甚至是囚徒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正因为他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所以对他评价的声音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更喜欢文化李敖。梁启超先生有一首诗写道：“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李敖的思想、李敖的观念可能是十年之后才被人真正认识到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具有一种争议性的特点，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值得我去认真地思考、认真地研究，我认为这样的李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最重要的不在于他在史学界、哲学界或者说文学界有多大的建树。很大程度上李敖是一个破坏家。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很像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德里达，他对西方制度和现代性的秩序加以颠覆。但他颠覆的方式跟德里达不一样，德里达是比较严谨地来阐述，所以他的思想锋利。李敖更多是以犀利的言词，甚至带有痞的方式，把你正式地拉下来，把你的皮剥开，看到正经下面的不正经，看到所谓的思想大师下面，或者是体制性下面的自己的缺陷，他是嬉笑怒骂的狂徒，是不拘一格的演说家，在这个方面有颠覆。李敖说“别人骂你是王八蛋，我却可以证明你是王八蛋”。
在文学方面，他的《法源寺》是写得不错的，尤其是他把中国小说的题材从日常生活，从普通的凡夫俗子的生活当中，一下子用特写的镜头拉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上面，这一点他说他是用史学家的眼光来写小说。现在满天都是戏说康熙、乾隆等等，在这点上，我认为李敖在所谓的嬉笑怒骂的带有痞气的写作当中，有一种正气，这才有可能提名诺贝尔奖。李敖在跟我谈他这本书时说：“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是时代的先知，他们为什么走向戊戌变法的路程，这个历程是怎么样达到的，怎么样达到变法的结果的，怎么样把这个心灵的历程展现出来，我选择了对话，来表现他们思想的演变。因此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阅读《北京法源寺》就不能再使用传统的解读方法了。因为我的创作已经超越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常识的东西需要我们读者去建构，小说里面的部分，需要说里面表现的内容，才可能焕发出生命力。读者欲解书中所详，必须调动书外所略，书里书外的互相性，最终合成一部有血有肉的大书。如果说《北京法源寺》有什么特色，这就是它的特色，也许它不会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因为它带有实验的色彩。它对于传统规范的反叛，对于传统的小说写作手法的拓展，这种实验性给文学创作带来一系列的启示。”
李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杂文上，嬉笑怒骂，狂放自持，以俗为雅，幽默诙谐，这是他的杂文的一个总体风格。在评价以往的著名的文章、大家的时候，人们往往说陈独秀是以气势来取胜的，胡适是以流畅来取胜的，鲁迅是以锋利见长的，李敖对我说他具有三者之长，而且他还具有梁启超的情感，语言中带有情感的表述方式。
李敖跟我这样说：“我把具有反叛意识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称之为浪子，把继承传统写法的作家称之为孝子，传统要变的话要有浪子，如果全是孝子，就只有给传统文化送终，历史我认为就是由这样的人来谱写的。”这是他关于思想方面和文学方面的总体的看法。
李敖对我说他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独立的思想，特立独行，绝不与人家雷同，如果有一人呼应，或者是大众呼唤，他立即改变，超前你。第二个：不畏权威，不是光想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很务实，很现实，所以他往往把他的思想和现实的对抗联系在一起，被监禁多次，而且有可能遭受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这已经超越了专家、学者、教授这个层面。他对思想行动，对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都有自己的看法。李敖更多是立足行动，他的思想就是行动本身。因此这一点，他既像一个学者，更像一个政治家、一个实践家。
李敖1956年第一次到大陆进行学术访问，应该说到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所大学演讲，是他此行一个主要内容。要完成这个主要内容，把它做得很顺利，作为学者的身份，应该说是最适合的，这和李敖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在李敖的文化思想当中，有一点，他认为思想要变化，教育要先行，他对我说他对于台湾社会思考最早、感触最深就是教育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他认为他本人就是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为了反抗中学教条的教育体制，他中学就休学，自己在家里面学。大学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大学生硬的教育体制，也曾经休学一次，退学以后，重考另一个系。我有时候在想，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风采，李敖的思想风采正如他说的话，他是台湾教育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文化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的制度下生长不出来的，这是“宫外孕”。他认为从长远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用这种眼光看，教育影响着一切，尤其是政治。从眼前看，政治影响着教育，但是从长远看，教育在影响政治。所以革命之成功必须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他在跟我的谈话中说道：“自己如果思想不发生变化的话，没有新气象，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希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发表了《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象》等文章，严厉批判了台湾的应试制度和重学历等现象。
李敖在复旦演讲时提到：“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是智慧的，有判断力，有广博的知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这些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教育之重要。”
总之，我认为李敖的人格魅力还是来自于他的文化思想。李敖的人格、李敖的特立独行，是他特立独行思想的体现。真正理解李敖还是要看他的作品，理解他的思想，从思想上认识他，这才是李敖的真价值。
◎周伟：男，云南大学教师，在滇池学院教授计算机基础等课程。
本文原载于《大学印象》第4期第2版“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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