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剑
时光荏苒,如不是有人提醒还真不知滇院已历十载。我是2003年入校学习的,距今已7年有余。我在滇院待了5年,是我除家乡之外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值得回忆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大学第一天我便在逃课,因为我没有找到教室,脑子还停留在高中时期,习惯于固定的教室。当年我还没有弄明白什么叫学分制,大学体育挂了科。其实不是没有考过,而是压根我就没有去上课,周五下午的阳光总是很好,我可以痛痛快快地洗热水澡,还以为大学体育和中学一样都是副科,不必放在心上。人人皆曰大学三件事:“逃课、挂科、谈恋爱”,大一的时候我就干过两个了。
大一还学会一个词“郁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大概都可以用上这两个字表达你当时的心情。好在昆明是个好地方,祥云朵朵花开四季可以到处消遣。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73路公交车就演变成校车了,大家经常成群结对翘课去祥云街、青年路、东寺街西寺巷、北京路、大观商业城、一二一大街、翠湖等地方压马路。街总有逛遍的一天,吃饱了睡足了总该找点事情做吧,我背着书包在主教学楼里四处游荡,一日在104后门听到有老师在给2001级的师兄们讲“中国古代文化”的选修课,就跟进去听课。韩杰老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师,听过他的课我认为他是年轻老师里面的佼佼者,也是在他那里听到中山大学、陈寅恪这几个对我今天产生巨大影响的名字。从这里看得出来,我最初的学习动机可能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考研究生是后来的事情。除了韩杰老师的课,国际关系研究院吴磊老师开设了“国际热点分析”一课,我今天的专业选择深受这门课程的影响,是他给予了我国际关系学习入门的第一讲。尽管只是一个低年级的旁听生,我却极其认真地上课、做笔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写课程论文,不是为了学分,而是真的对课程有兴趣。大学传言: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我则完全颠覆了这句话,我选的选修课都会认认真真一堂不差地读完整个学期,反而有些专业课老师的课程如果觉得没有意思就跑到图书馆申请“政治避难”。
不要以为这样认真的我就是一个好学生,我考试成绩是很不理想的。纵观四年的成绩单,90分的没有,60分、70分的成绩最多,80分的次之,每年都向学院缴纳大笔的学费,但是从来就没有以奖学金的形式获得过返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做过一个假设,在滇院这种地方即便门门课考100分的学生如果某日在职场遭遇到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门门课仅考80分的学生,用人单位会录取哪个?当然是清华的。在考察滇院的试卷后,我觉得这些卷子的含金量太低,以这些试卷衡量出来的优秀意义有限,只会鼓励一些好学生认真背些东西,没有思考和研究。我不擅长此道,故而成绩一直保持在低水位线上。
大二的时候遇到一个对我后来影响极大的老师,云南大学马列部的张月明老师,他那个学期教授我“毛泽东思想概论”课。高校讲“两课”的老师往往会自己念书或者遥控着PPT自娱自乐,因为他们的课实在是太无聊了,底下的学生根本不会响应他们。我的老毛病又犯了,特别是听同寝室的同学说张老师在第一堂课声明他从不点名,就越发猖獗地逃课了。3周过后,内心开始有些不安,逃归逃,总该还是去一下课室看看老师高矮胖瘦吧。下面所陈述的话至今依然会像图像一样清晰。我课间溜进主教楼5楼的多媒体课室,看到是一个中年老师,个子矮瘦但是上课后发现他嗓门却出奇的大。我选坐在靠窗的桌子,课间我把头伸到遮光的窗帘之外,沐浴着自由的阳光。窗帘虽能遮光但是不能掩盖住声音,我听到这个老师讲的有点意思,和课本上的内容不太一样,很多材料是我没有听过的,于是我把头抽了回来听他讲完剩余的全部课程。当时来看,这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动作,但是确实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张老师和我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正是在他悉心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大量阅读和思维训练,这是我本科期间学业上最大的收获。
大三时的课程是本科学习生涯中分量最重的一学年,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大三的开始意味着你已经度过本科一半的时光,对学校资源、专业课程和授课老师的状况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人也脱了几分稚气,增了几许成熟。除了很多分量重、难啃的专业课程之外,每个学生还必须跨专业选修其他专业的3门课程和素质选修课,跨专业选修选了张月明老师开设的“公共关系学”、冀蓓红老师开设的“合同法”和“古代文学选”。素质选修课我选了“大学音乐”“现代生物学概论”和“国际热点分析”。大三开学伊始,我就跑去找过几个老师,恳切地说我准备跨专业考研究生,他们开设的课程我想申请但申请不到课,但是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完成课程作业和论文,而且保证不挂科。不知道他们出于什么考虑,这样的请求居然获得了批准,不过他们的课程我也只以61、62分的成绩通过期末考试。并不是所有的课都会逃的,核心的专业课还是必须得上的。邓铭老师睿智而风趣,他在大三上学期开设了“金融专业英语”,用的是香港银行业协会编著的一本教材,让当时外语十分糟糕的我见识了专业英语表达的严谨。不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不是课程而是老师本人,他在2003年有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经历,所以他能讲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视野迥然不同于其他老师,通过他使我萌生去异域求学的愿望。
孟科学老师是西安人,常年保持着自己标志性的板寸头,显得精力充沛。他的授课风格激情四射,经常看到他挥动着手臂转着讲台慷慨陈词,那个学期他开设“投资银行概论”和“证券投资学”两门课程。教完我们之后,听说他去西南财经大学读博士了。
大三的时候我初步定下来考研和报考专业,当时我的情况是专业是明确的,而考研究生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大四上半学期才着手准备。所以,我的研究生是学出来的不是考出来的,我经常这样告诉那些报了培训班的同学。就我当时的学科结构和志趣所在,我有心在硕士期间学习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或者哲学专业。自己拿不下来主意,我曾问过几个老师,其中一个云南大学历史系出身的老师听后说,现在念历史的人这么多,你跑过来干什么?我也就打消了读历史的念头。相比较其他专业,国际关系学科比较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才恢复,目前全国也只有40余所院校开设了这个专业,而且国际关系研究要求研究者本人的学科多样性强,我的学科基础还不错,经济学出身又自修了不少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最后便定下来考这个专业的研究生。
要不是因为考研,也许我是考不过大学英语四级的。大三下半学期,我去上了徐覃荪老师的“考研英语”课。尽管上了很多年的英语课,经历过很多的老师,但是徐老师是我认为少数真正懂英语是怎么回事的老师,我的英语就是在他手上起死回生的。因为选修的人很少,当时他可以教得很细。徐老师用自编的一本书作为讲义,前半部分是语法,简明并配有真题案例予以说明,后半部分是考研各种题型的真题。他往往是手把手地一句接着一句地讲解,再从句子到篇章结构。我也从他那里受到良好的英文写作训练,在写作的过程中第一次领略到英文表达的优美和严谨。正是在那个学期我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
连课程最繁重的时候都敢逃课,更不用说只安排了两门课程的大四上半学期了,我干脆以考研为名申请了缓考,据说学院从此再也没有批准过以类似由头的申请。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图书馆四楼的考研室真冷,我坐在一扇大窗户的对面,总觉得风还是会透过玻璃吹进来。那个位置被誉为整个考研室风水最好的座位,坐过的学生都考上了。准备得再好也要在考场上终见分晓,我也是第一次和云南大学校本部的人同场竞技。在滇院念过的人对于“校本部”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那块位于一二一大街的校区,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滇院的学子在心理上的劣势。不过在考专业课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学生也居然在桌子上打小抄。这个举动第一说明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考题,因为要知道真题,他们肯定会提前做出答案背好,犯不着考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铤而走险。考前说校本部漏题的传言此起彼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看来还是公平竞争的。第二校本部是有一些好学生,但是也有人不过如此。顿时心理的担心全无。
2007年3月云南大学公布了初试成绩,我总分336分,其中英语51分、政治57分、国际关系史125分、政治学概论103分。离我预期的成绩低了很多,不过无论是单科还是总分都通过了当年的C区分数线。接下来就是复试,我没有认真准备好,起码是态度上的。结果在复试的时候我被刷了,成为滇院学子报考云南大学研究生以来,第一个过了初试,复试被刷的学生,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不知道有没有步我后尘者。但愿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当得知确实无法入学的消息时,我正在44路公交车上送大学最好的朋友唐怀镛到火车站,那天的心情确实糟糕极了。不过还好,第二天我就继续抱着书走进图书馆,坐在先前的位置上准备来年的考试。
2007年夏天2003级即2007届毕业生如期毕业,毕业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吴松校长,据教过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闫缨老师说,他是云南大学唯一能读懂康德的学者。熙熙攘攘的毕业生在一片欢天喜地中离校了,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届拿到传说中一本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学生。待我一个一个送走同学后,我决定留下来校漂,准备来年1月的考试。虽说心里惆怅,但是后半年的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一个五大三粗的2005级工商管理学山东师弟赵明明专门为了我朗诵了首杜牧的诗《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在当时的场景下极其受用,果然来年卷土重来。这一年我报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后来由于院系调整该专业转至亚太研究院。中山大学的考试科目是比较难的,很多知识是之前未曾涉及的,等我搞明白多少东西我不会,它们到底有多难的时候已经是10月份的事情。名已经报了,想悔改也来不及了,时间也只剩下3个半月。
在这种状况下,冷静的分析是极其重要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只考一门课,就是政治。公共英语的准备一方面是针对考试本身做些真题,另一方面就是专业课英文原文文献的阅读,这样一来既练了英语又扩充了专业课知识。公共政治不是很担心,因为上一年的积累我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不必在这个科目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专业课一是政治学概论,我在这个科目上也有些基础,但是中山大学指定的参考教材中一本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的《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十分不好读懂,我前后读了4遍才贯通书中各个章节。另外一本指定的参考书是政务学院老师主编的《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这本书无论如何在昆明是找不到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根本就没有做过公开的市场发行,后来还是辗转通过在北京的同学从国家图书馆复印了一本。专业课二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绝对是当年最令我紧张的科目,从历年真题来看,卷子只包括两个大题,一道70分,另外一道80分,两道题你只要一道题答不好,基本就意味着这一年的工作全白搭了。第一题考查社会研究方法,指定参考书是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第十版)》,该书有551页厚,够我读一阵了。第二题考查博弈论,虽然我在微观经济学时学过博弈论,但是老师只是在黑板上画了个矩阵,简单地讲了一下囚徒困境就一笔带过了。而考试要考完全信息下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下动态博弈两方面知识,所以这门课不得不从头学习。时间不仅要充分利用还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考试科目的要求灵活分配各科的复习时间,专业课程显然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英语次之,政治用的时间最少。需要申明的是,两次考研我都没有参加任何付费的考研培训班。
这次考试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2008年3月11日中山大学公榜。我总分388分,专业排名第一。其中英语71分,政治69分,政治学概论130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18分。4月初来到广州参加复试,顺利录取,并获得中山大学研究生奖学金。
◎郭剑:男,2003级金融学专业学生。2008年考入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澳大利亚对外政治,2010年毕业留校工作。2011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攻英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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