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感应篇》

经典介绍

不同于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关注精神永生或死后“复活”，道教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对于重现实功利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需要的宗教承诺是眼见为实。所以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其核心内容是讲怎样不断延长此生的寿命（养生术），修炼到高级程度甚至可以脱胎换骨、超凡成仙，永远地摆脱死亡。可见，最深刻地表现中国社会生活传统，最本质地反映古代中国人性的宗教就是道教，难怪鲁迅先生要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道教典籍中，有一部篇幅虽短，但知名度却不亚于《道德经》的道教经典，它就是《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全文仅1274个字。

开篇作者借“太上”（道教最高的神元始天尊）之口，阐发了他的道学观点，指出行善去恶对于长生乃至成仙都是至关重要的，求道者只要不懈地行善，必能得到天神的护佑，实现追求的目标。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的福祸取决于人是行善还是为恶，善与恶在人与福祸之间起决定作用。四句话成为全文核心，后面的内容均是围绕这四句话展开的。

接着，作者指出人的善恶行为受天地之神严密地监视、记录，欲求长生必须躲避恶行，而对恶人最直接的惩罚包括遇到各种磨难，减夺其寿命，直到令其死亡。《感应篇》列举了20多条善行，行善会得到天神庇护，“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更重要的是他有希望升格为神仙。当然，要成仙，有具体的要求和任务，“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作者把善行加以量化，这样，求道者的目标更加明确了。

在叙述完善行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将人间的160多条恶行展示出来，这一段是《感应篇》中最长的一段文字。作者所列恶行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家庭、个人品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无一不包，面面俱到。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为恶不仅祸及自身，而且殃及子孙，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不过，作者并未将人的善恶福祸绝对化、简单化，他认为善恶虽是对立的，但人心是可变的，只要心存善念或改恶从善，并坚持不懈，祸完全可以转化为福，因为人心是善恶福祸的根源所在。“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祸福转化的观点，将善门向一切人敞开了。

《感应篇》的结尾：“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行善与为恶将接受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全篇以“胡不勉而行之？”结尾，含蓄而意味深长地提出了作者的殷殷期望。道理已经讲清，那么，为什么不去努力行善呢？

《太上感应篇》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清人惠栋说：“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所谓善书，就是以劝人去恶向善为内容的书，儒家有儒家的善书，佛教有佛教的善书，道教有道教的善书。儒家的善书以宣扬忠孝为基本内容，如《二十四孝》以及多种《报恩经》；佛家的善书以因果报应为基本构架，如《佛说离山老母宝卷》《袁了凡功过格》等；道教的劝善书中较著名的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帝觉世真经》《文帝孝经》等，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太上感应篇》，这部书因其深广的影响被尊为“善书之首”。

《太上感应篇》除了是善书的代表作，事实上，它也是重要的道书。从清代开始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该书与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关系。1270余字的《感应篇》有700字与《抱朴子·内篇》存在关联，具体言之，《抱朴子·内篇》提出的积善成仙、神灵督察、算纪量寿、祸福相承等理念均被《感应篇》全盘吸收，并以之成为整个劝善内容的支撑。作为一部重要的道教著作，如果我们只看到它劝善的社会功用，这是不全面的。《感应篇》重视行善去恶，目的仍在于求道，因而它首先是一部道书。不过，虽然谈长生求仙，但该书不同于一般道书的求道方式，绝口不提修炼、服食、金丹、导引、符隶、房中等，作者显然对这些求道方式持否定态度。求道却以儒家义理为准则，佛教因果为依据，反映了宋代三教融合的倾向，也是对北宋道教一方面进入鼎盛，一方面却日益脱离社会的一种反动。《感应篇》排除传统神秘的求道法门，坚持日常伦理实践，去恶从善，济世度人，靠善行来趋福避祸，长生成仙，这是金元新道教出现的先声，预示着一场道教革命正在内部悄然兴起。果然，此后的1128年，何真光创立净明道；1163年，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净明道、全真教走的都是三教融通的路子。

《太上感应篇》自问世后在中国民间历久不衰。历代注释它的文人学子比比皆是。帝王的重视也对它的推广推波助澜，南宋理宗亲笔为《太上感应篇》题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嘉靖年间，以好道著称的明世宗为《感应篇》作序；清世祖所作《劝善要言》不少内容采录自《感应篇》。在民间，从南宋起就有人专门宣讲《太上感应篇》，这些宣讲人是《太上感应篇》最有力的普及者，是他们把《太上感应篇》的影响直接带给普通百姓。此外，刊刻《太上感应篇》也成为累积功德的一种重要途径，因此自宋代就有人开始“竭诚募刊是篇”，至明清两代，刊刻《太上感应篇》的人已无法统计，这些人动辄上万册地刊刻和奉送。到清末，《感应篇》已是“遍于州县，充于街衢”。其风至民国时期依然盛行不衰，《太上感应篇》已成为当时中国最普及的书籍。

作者简历

关于《太上感应篇》的作者，自古说法很多。有人认为《太上感应篇》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其作者是道教祖师老子。也有人认为其书汉代就有，清人毛金兰说：“尝考洪楚产云：‘《感应》一书，历汉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还有人认为其书成于魏晋，作者是葛洪或慕容宴。更多的人依据《宋史·艺文志》的记载，认为该书成书于宋代，作者是宋人李昌龄。

今天学者们经过考辨，认为《太上感应篇》应成于北宋末年，在南宋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其作者不详。

精彩片断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善行》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

是非不当，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

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

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

讪谤圣贤，侵凌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

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

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

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

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贮险心；

……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私之；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夸，常行妒忌；

……

——《恶行》

延伸阅读

世俗道教信仰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很难分清它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思想。在《感应篇》中，主要讲的是人们应该做善事、好事，不做恶事、坏事，其中渗透着道教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世俗社会的道德思想。一个按照《感应篇》的要求去做的人，很难区分他是一个道教信徒还是一个世俗的善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在道教圣地很少看到世俗道教信徒的原因。《感应篇》讲好人得好报，主要讲的是现世的报应，来世报应讲得少。这对世俗的信仰者来说，有实用性，易于接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人们说，做善事得善报，做坏事遭报应。谁也说不清这个人是信道教还是不信道教。

第二个特点，是世俗道教信仰本身的特征不明显。《感应篇》中，不仅有道教思想，也有佛教思想，甚至佛教思想的因素更多。在《图说》中，刘体仁“不欺暗室”，没有对着道教的神灵说自己问心无愧，反而对着佛教的神灵说自己问心无愧。在佛教发达而道教相对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中，世俗道教信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世俗佛教信仰冲淡了。我们今天见到一些人，见着佛下拜，见着关公和财神像也拜，见着太上老君的像也拜。道教信仰中的神仙小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类似因素，根本就分不开，道教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道教特征不突出的原因之一。

——张荣明：《中国思想与信仰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