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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的讯息

时间:2023-06-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脓液有时指的是天花痘疹的浆液,把它接种到健康人皮内的过程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种痘术。虽然这封信所轻描淡写的并不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品质最好的脓液”,即取自病情轻微的天花患者的脓液,可以一次性被接种到适宜接受的患者体内。尽管要做这些处理,但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的天花通常没有任何不良后果。

第五章 来自东方的讯息

“在我们中间如此普遍而致命的天花,在这里却由于接种术的发明而对人们完全没有危害。”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利·沃特利·蒙塔古,在1717年4月从君士坦丁堡写给莎拉·切斯威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玛利·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因为促进了英国预防接种术的发展而闻名,她用了一个园林术语“嫁接”来描述预防接种。预防接种的英文词“inoculation”本身也来源于一个园林术语,其字面意思是指“嵌入一个芽体”。

在18世纪,一个英国大使的夫人是上流社会统治集团的支柱,这一点你可能很容易想到。但处于上流阶层的玛利夫人还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当年和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私奔,当时她的父亲反对他们的结合,并且已经安排她嫁给尊贵的克洛特瓦西·斯凯菲顿——这个人除了有钱之外一无是处,一点也不适合后来声称“要自由不要钻石项链”的她。

“每一门学科的分支都是那么引人入胜,即使用漫长的一生去追求都不够”,玛利夫人很久以后这样写道。在土耳其之行中她显示出了令人钦佩的好奇心和理解力。在她信件篇首的插图照片中,她戴着单贝壳螺旋头巾式无檐帽,身着土耳其服饰,而且,在她从阿德里安堡写给妹妹的信中,玛利夫人还详细描述了她的土耳其服饰,“一条衬裤,非常宽松,长达我的鞋子,比你们的衬裙更端庄舒适地遮住了双腿”。

因为对传统的蔑视和对当地风土人情的好奇,她对土耳其的接种术非常感兴趣。这种接种术是把取自天花患者脓疱中的少量脓液注入健康人的皮肤内。脓液有时指的是天花痘疹的浆液,把它接种到健康人皮内的过程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种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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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土耳其服饰的玛利·沃特利·蒙塔古夫人

这就是玛利夫人在给她儿时的朋友莎拉·切斯威尔的一封信中叙述的“嫁接”。这是一种民间医术,通常由农妇施行而不是医生,它已经在“成千上万的接受者”身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功”,并且看起来已经在阿拉伯人和居住在土耳其的基督徒中间广为流传。尽管那时还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在皮下注入痘疹脓液,一般只能引起轻微的类似天花的反应,但是更吸引玛利夫人的是这种方法属于非正统医术,她希望在返回英国时通过奔赴战场的医疗人员来发扬它。她这样写道:

有一群年长的妇人,她们把施行手术作为她们的职责。每年秋天的九月份,当炽烈的暑热退去的时候,各家都派人互相了解是否有人想接种天花。为了施行接种,他们组织聚会,通常是十五六人一起。碰面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妇人会带来满满一小盒品质最好的天花脓液,问你想要切开哪些血管。然后立即用一枚大针划破你指定的血管(引起的疼痛仅仅和擦破皮一样),并且通过针头使尽可能多的脓液进入血管,然后用一小块空贝壳包扎小伤口。她们用这种方法一共要划开4~5条血管。

虽然这封信所轻描淡写的并不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品质最好的脓液”,即取自病情轻微的天花患者的脓液,可以一次性被接种到适宜接受的患者体内。

驻君士坦丁堡英国大使馆的医生查尔斯·梅特兰描述了玛利夫人6岁儿子的苦难经历:

她首先命令我找到一个适合提取脓液的患者,然后派人去请一个希腊老妇人,她已经替人施行这种手术许多年了。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患者,然后那个可靠的妇人开始工作了。但是,她颤抖的双手非常不灵活,她用的针也十分锈钝,这些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痛苦。我对他的哭声深感同情。……所以,在接种另一只胳膊时用了我的针具,疼痛很轻微,他一点也没有抱怨。两只胳膊都施行了接种术,接下来的情况也十分令人满意。第3天以后,孩子的脸上出现了鲜红色的疹点,然后消退了。……第7天和第8天,……天花痘疹清楚地透发……年轻的绅士很快就可以安全地四处走动了。他的身上总共有100多个痘痕。

这次接种不仅保护年轻的爱德华躲过了天花,而且在他15岁私自出海的时候,因为厌倦了伪装,他告诉船长自己是谁,并用身上的接种疤痕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从威尔士到中国,凡是世界上天花流行的地方都有各种各样关于接种的故事。为什么这种传统能得以发扬?为什么又是仅仅针对天花而接种?或许人们开始不时地故意让孩子接触传染病,相信这样在年幼的时候轻微地感染天花很有好处,这是因为天花可怕而且难以预防。约翰·伊芙琳曾经拜访一位女王的前宫女,在那里“最年长的孩子正发着天花,但是有可能恢复,其他的孩子都在患病者周围和中间活动。她说,她故意让他们这么做,这样他们就可能在年幼的时候经历那种致命的病。她设想如果他们能够遭受一次或多次感染,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了”。

1784年,第一个在隔离病房里治疗发热病人的约翰·海加斯医生报道说,在切斯特,人们“并没有小心阻止疾病的扩散,相反,人们好像普遍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感染上天花”。甚至在19世纪中叶的纽约,一个患病的母亲不相信预防接种,故意让她的4个孩子接触天花病,结果其中3个孩子死亡。

刻意让孩子接触疾病可能向“购买天花”这种习俗迈进了一小步。“购买天花”是一种奇怪的习俗,然而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没有任何联系的地方形成了近乎相同的形式,例如阿尔及尔(穆斯林的阿拉伯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施行接种术)、西非、瑞士、威尔士和波兰。1768年,帕特里克·拉塞尔在报道阿勒颇西瑞安镇的一个传统时这样描写:

将要被施行接种的孩子,带着一些葡萄干、海枣、糖弹等等之类的东西,给将要提供脓液的孩子看,问他作为交换可以提供几个痘疹。成交后他们开始施行手术。如果交易双方的孩子太小,不能自己讲话,将会由他们的母亲进行交易。

他还补充说,接种术在巴格达、佐治亚和麦加也很普遍。

同一年,来自北非的一份报道描述了这种交易的俗套:

我来这里购买天花。回答是:你想买就买。要付相应数量的钱,可以买1个、3个,或者5个脓疱(因为脓疱的数量总是奇数,而且不超过5个),抽取整个脓疱内的全部脓液。然后立即将这些脓液擦在拇指和其他4指之间的皮肤上,这样足以引起交互传染。一旦奏效,被接种的患者就要躺在床上,小心地盖上红色的毯子。还要服用一些热性药物和玫瑰花蜜,并允许食用山羊肉汤作为营养品,还可以喝草药浸制的药液。尽管要做这些处理,但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的天花通常没有任何不良后果。

丹麦解剖学家托马斯·巴托林在《圣经》中替罪羊的故事里看到了转移疾病这种想法的根源,虽然没有人会认为《圣经》里的嫁祸是为了山羊。在希腊接种的形式中也有宗教仪式和迷信行为,妇女们在接受者的额头、双臂和前胸做十字形的切口,同时做祈祷并祭献蜡烛。

在1723年写给皇家学会的警示性报告中,描述了威尔士圣大卫教堂副主教的儿子的经历:

他在学校,用铅笔刀的背刃擦掉了左手的皮肤,直至开始渗血,那里的疤痕到现在还看得见。然后,涂抹上天花痘疹的脓液,脓液取自一个天花患者的一个脓疱。涂抹的地方逐渐开始发炎,大约1周以后他开始出天花。……他说,至少还有五到六个或者更多的同学在自己身上做了同样的试验,而且,他们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

接种通常只是引起轻微的天花,这常常被归因于病毒是通过异常途径进入人体的,或许也可归因于只是小量的病毒。因为许多微生物都是这样,当它们通过异常途径进入人体时,效力就会比较小。然而,在天花已经流行了很久的中国,接种技术却不相同。那里有各种各样关于最早的接种术的传说,时间都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据说,当时有一个尼姑,或者是一个神医,或者是一个佛教长老,或者是一个古代的神仙被从西南方的四川省召唤来挽救一个患传染病的大政治家的儿子。其中,对接种方法的描述比较一致。或者是用沾满痘痂粉的棉花团塞住鼻子,或者更为常见的是用一根银质的管子把痘痂粉吹入患者的鼻腔内,通常情况下,男孩子右鼻孔,女孩子左鼻孔。在这里,接种后只出现轻微的反应就不能够用异常的侵入途径作为解释了。那么为什么只是出现轻微的反应?依据生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的说法,痘痂仅从接种引发轻微天花的患者身上提取,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习俗,习惯把痘痂粉放在贴近天花患者胸口的地方,使它在接近体温的状态下保存1个月以上。这样做虽然不可能杀死全部的病毒,但可能已经杀死大部分的病毒,所以仅仅诱发轻微的反应。而且,他还暗示,死亡的病毒可能仍然可以诱发机体产生免疫力。巴斯德最初成功制备了狂犬病疫苗,他把感染狂犬病的家兔的脊髓干燥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提取物不具有传染性但仍可以使被注射的狗体内产生免疫力。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不像被吸入的飞沫可以传播到整个呼吸道,吸入的粉末可能主要进入呼吸道的上段,所以只是引起轻微的反应。

直到16世纪,在中国的医书上才有关于接种术的记载并且得到广泛应用。李时珍写了一本药物学百科全书,书中记载了8000种方药,还有一段对接种术的描述。中国当时因为有传染疾病的危险,邻近的蒙古族和满族没有患过天花的官员都避免去北京的朝廷。后来,满族人推翻明朝,他们的皇帝福临感染了天花,死于1661年。福临有8个儿子,其中已经感染了天花的8岁的三儿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非常幸运的是,以这种古怪的方式选出来的康熙皇帝结果是中国最杰出的统治者。所以他关心天花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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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笔下的中国古代吹鼻法预防接种术

直到18世纪中叶,日本人才向中国学习接种术。但是,13世纪天花在日本就被说成是儿童疾病,这暗示着天花当时已经在日本流行。由于人口密集,1709年大约有2500万,日本遭受了严重的天花流行,他们试图通过抛弃感染疾病的家庭和村庄以及建立隔离医院来解决问题。1654年,前途无量的年轻的后光明天皇死于天花,1709年东山天皇死于天花。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同时把梅毒称为“葡萄牙病”。1769年,东京医学研究院设立天花研究所。

18世纪,东印度联盟的官员们从印度发回了一些关于接种术的报道。一位来自孟加拉的官员描述了一种他认为已经使用了150年并和土耳其相似的接种术。有些人说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1世纪。

他们施行这种手术的方法是:在天花痘疹成熟并且质地很好的时候,取一点脓液,把一枚相当大而锋利的针头浸在脓液里。用这枚针在手臂三角肌下的凹陷处扎几个针孔,或者有时在额头扎几个针孔,然后用少量煮熟的米饭做的糨糊盖住局部。

豪威尔说,这种做法“在印度斯坦被一个特殊的婆罗门部族使用,他们……把自己分成小组,每组三到四人,他们用这种方式计划自己的行程,以便在这种疾病像往常一样复发的几周前到达他们期望的目的地”。

英国博物馆的医生兼图书管理学家马休·马太在1768年向皇家学会报道了孟加拉的另外两种接种方法:通过在两指之间刺孔,或者由于这种实行手术的方法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所以为那些有身份的有钱人发明了另外一种更简便的方法,在一些脓液中掺入糖,然后让孩子就着甜而爽口的液体喝下。这种方法可以产生一样的效果,但是第一种方法被认为是最好的。

接种术的讯息也许是从印度传到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土耳其的。

17世纪后期,在巴托琳的论文《关于疾病的移植》中,出现了西方的医学著作里最早的关于接种术的记载。但是,由查理二世建立的皇家学会在当时已经是最重要的科学中心。1700年,一份最早关于中国接种术的报告是写给皇家学会的。1713年,意大利医生蒂蒙尼写给皇家学会一份关于君士坦丁堡接种术的报告,3年以后希腊医生皮拉瑞尼也写了一份同样的报告。英克里斯·马瑟脾气暴躁的儿子卡顿·马瑟牧师在波士顿看到蒂蒙尼的论文,认识到其中所描述的就是他此前已经从他的一个奴隶奥尼西姆斯那里了解到的东西。奥尼西姆斯刚从的黎波里来,他的胳膊上有一个接种疤痕。1716年,马瑟把奥尼西姆斯的故事写成一篇题为《天花奇闻》的论文呈给皇家学会,他写道,“我后来发现这和蒂蒙尼向你描述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他还质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不再做任何事情来试验这种手术并且推广它?”他还说,“就我本人而言,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天花再一次降临我们的城市,我将会立即召集我们的医生共同商议,引进一种人们可能乐意接受的接种方法。”

所以,当1717年玛利·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到达土耳其两周后写信给莎拉·切斯威尔时,她是在描述一个陌生的,但在英国并不是完全前所未闻的事件。而且,当她第二年让别人为她的小儿子在君士坦丁堡施行接种术的时候,她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欧洲人,甚至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大使夫人。因为前任大使的两个儿子都成功实施了接种术。但是,玛利夫人在她的信中写道,她是“十足的爱国主义者,所以她煞费苦心想要让这种有用的发明在英国推广”。她自己做榜样,并在贵族阶层大力宣传,这就是她所做的一切。

玛利夫人对天花感受至深是大有原因的。她的弟弟在1713年死于天花,死时年仅20岁。一度以貌美而著称的她也在两年后感染天花而留下严重的疤痕,眼睫毛也全部脱落。所以,她在1721年返回英国后说服当时已经回国的查尔斯·麦特兰为她3岁的女儿施行接种术,这是英国第一例由医务人员施行的接种术。

这次接种术是在最大限度的公开状态下施行的。考虑到责任问题,麦特兰坚持让两名医生做目击者,“不仅仅为了共商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同样要作为实施过程的见证人为接种术的可靠性和良好声誉出一份力”。许多医生(其中一个后来请麦特兰为他的儿子接种)和“其他一些有声望的人”都来察看孩子的痘痕。在轻微的发热之后,年幼的玛利恢复了健康,后来还嫁给了布特勋爵(后来是乔治三世的总理大臣),并且生了11个孩子。正如汉斯·斯隆爵士所写的:接种时,“在双臂的皮肤上作一个大约1英寸长的轻浅的切口”,千万小心“不要穿透皮肤”。

另一个对此感兴趣的人是才智过人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卡罗琳王妃。她本人在结婚后不久就感染了天花,而且,据记载,她的女儿安妮当时也身患可能是天花的重病。斯隆写道:“为了保证其他孩子的安全,也为了公众的利益”,她“请求留下6个已被判刑的罪犯的性命,目的是在他们身上做接种试验,因为他们从未感染过天花”。安妮那时也可能患病也可能没有患病,做试验的想法是王妃提出来的还是医生们提出来的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确实在新兴门监狱的囚犯身上做了试验。在爱德华·特里(他曾经在土耳其行医并且见过希腊人在家长的鼓励下施行接种术,当时接受手术的800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的建议下,斯隆说服麦特兰开了这个先例。有很多的见证者,包括斯隆本人以及26个医务人员,看到囚犯表现出相应的反应。除了一个之前曾感染过天花的人以外,所有人都有反应,而且所有人都最终康复。在另一个囚犯的身上试验中国人的方法,这“使得这个可怜的妇人坐立不安”。所有的人都被豁免。为了确信这种疗法有效,斯隆和他的一个同事出资送其中一个囚犯去“天花肆意流行而且非常致命的”赫特福德,“让他在那里服侍一个天花病人并和他睡在一张床上,这个囚犯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感染”。约翰·范布勒爵士在第二年让人给自己的儿子实施了接种术,他写信给卡莱斯尔勋爵:

我已经去看了医生,向他们询问接种术是否真的获得成功。他们向我保证,没有一个人失败,他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理由担心那些已经经历过天花的人会再度感染。

在囚犯身上试验接种的想法或许带有门格勒和纳粹党试验的嫌疑而使人们忧心忡忡,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次试验也是得到了法律和国王的允许。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兴门监狱的囚犯从中得到的只有好处,他们将获得自由和对天花永久的免疫力。一份伦敦的报纸甚至嘲笑说:“在这次试验彻底做完并得到充分的赞许之后,任何应该被绞死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利用这种试验。”

王妃在她认为可以让医生放手不管她的孩子之前,发起了又一次试验。她“选取了10个圣詹姆斯教区慈善机构的孩子,给他们进行接种,除了其中一个(他之前曾经感染过天花,却为了获得奖赏而假装没有)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出现了有益处的瘟热并且最终恢复”。于是,皇室成员终于可以进行人痘接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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