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痘接种术的全盛期

第七章　人痘接种术的全盛期

医生们已经认可了人痘接种术。但接种方法在他们手中却变得日益复杂而更有侵入性，然而，最初它作为民间医术出现时却是相对简单的。1758年有报道称：“在英国，几乎每位医生都有一套独特的接种方法，而且很多医师都将它神秘化了。”汞、锑或者金鸡纳树皮（奎宁）可能用作处方，并配以两周的清淡饮食，甚至还有一套可怕的摄生法：放血、呕吐、通泻。玛利夫人抱怨“医师们在人们胳膊上留下糟糕的伤口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他们植入的传染性物质数量巨大，这样可能会诱发严重的天花”。玛利还质疑：这种煞费苦心的复杂方法或许对医生更有好处，而不是病人。此时的爱德华·詹纳刚刚8岁，正在学校里经历着一次历时较长的苦难折磨。鲁德·福斯布罗克曾听到过詹纳本人的叙述，他说，小詹纳在手术之前“经历了长达6周的准备阶段。他被放了血，以确定血液良好。反复通便，直到全身消瘦、虚弱无力。保持低营养、少量饮食，服用药饮以增加血液糖分。经过这种惨无人道的准备之后，他被送入当时常见的一种人痘接种室，与其他人一起度过可怕的疾病阶段，尽管并没有人死亡”。

如果是在若干年后，可怜的小詹纳接受接种的过程可能会好一些，此时，罗伯特·萨顿和他的8个儿子开始出现在人痘接种的舞台上。他们简化了准备的阶段（最后所有准备工作完全被取消），仅仅做一些轻微的切口，并且使用出疹期第4天的痘疹中的浆液，因为这时的浆液仍然清透，他们试图通过这样做减轻接种后的反应。他们还建议在康复期保持空气清新。萨顿兄弟最初接种的3万人中有1200人死亡，这个开端并不具有说服力。后来，丹尼尔·萨顿开始独自施行接种，他最终声称，在自己已接种的4万人中只有5人死亡。这对患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人们已经慢慢知道人痘接种有传染的危险。在詹纳还是个年轻的药剂师时，他曾接受过萨顿式体系训练，懂得在痘疹成熟化脓前提取浆液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他后来发明的接种方法的一大原则。

并非只有萨顿一家在推崇温和的接种方式。曾致力于查尔斯顿流行病学研究的詹姆斯·克帕特理克也建议：“在皮肤表面做最小的切口，……也足以使通过臂—臂传播的痘疹浆液进入体内。”西奥多·陶申自己也有一套温和的接种方法，“在胳膊上起泡，然后将一根天花浆液浸湿的线穿过水泡浆液”。托斯卡那医生安吉洛·伽提向人们保证，“人痘接种很有益处而且没有危险”，因为他擅长使接种只产生非常轻微的反应。他曾在北非和希腊旅行，并在法国成为陶申之后又一个受欢迎的接种医师。而他的反对者们却认为：反应太轻微了，以至于接种一点也没有效果。因此，1762～1763年巴黎发生严重的天花流行时，他被指控没能充分保护他的病人，反而任由他的接种病人传播天花。巴黎于是禁止继续进行人痘接种，但如果病人被隔离6周，则允许在乡下进行接种。巴黎学院应邀发表对接种术的看法，结果他们提出两份报告。一种观点认为：接种术曾经出现过或者可能伴有致命性的反应，因此不应该允许进行人痘接种；另一种观点则更多地推崇人痘接种，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医学发明。争论持续了数年。1764年离开巴黎的马修·玛利失望地致信《文学报》：“我在登船的海岸，看了一眼岸上，那里每年有1万多人因接种术而获救，而在同一个地方，这一有益的行为却仍被禁止。”

此时丹尼尔·萨顿正在英格兰艾塞克斯着手建立人痘接种中心，地点位于伦敦与哈维奇港口之间的路上（此路通向大陆，通向汉诺威——8世纪英国王国中的本土侯国）。萨顿让他富有的病人们住在乡下，在那他们可以隐身花园中，甚至可以和自己的牧师在一起，直到皮疹消失。他从这些富有的病人那里获得巨大的收益，第一年收入2000几尼（译者注：英国旧金币，1几尼相当于一镑一先令）；第三年收入6000几尼。不过他不向穷人收费。但问题是他的声望带来成群的病人，他每天要为100多个穷人接种，而这些人又不可能全部隔离。当地居民吓坏了，他们因为害怕被传染而尽量避免去市场和酒馆。他们甚至在切姆斯福德法院指控了萨顿，但大陪审团没有予以受理。这一行径在一本小册子中受到嘲讽：《使用接种术挽救陛下臣民而犯下严重罪行的丹尼尔·萨顿》。然而，1767年的一封写给《绅士杂志》的信使问题变得尖锐化：“接受接种的人活着，被他们自然传染的人却死了。”无论如何，萨顿依然生意兴隆，约书亚·雷诺为其绘制了时髦的肖像，他还被授予盾形纹章，其上铭刻着“安全、快捷、愉悦”。萨顿式体系及其秘方（实际上就是水银药丸）也已经拥有了众多信奉者，到1768年为止，已有47家授权合伙企业（包括萨顿家的7个），它们遍及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荷兰、法国、牙买加以及维吉尼亚，成为早期授权制度获得极大成功的范例。

当时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希望亲身接受接种并把人痘接种术引进俄罗斯，她要求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引荐最好的接种医生。大使起初推荐了萨顿，却遭到他的拒绝：失败的结果如此可怕，萨顿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大使后来又选择了萨顿接种方式的追随者托马斯·狄姆斯戴尔。1768年，狄姆斯戴尔和他的儿子（医科学生）动身前往俄罗斯。女皇没有让她自己的医师与狄姆斯戴尔一同工作，但出于对狄姆斯戴尔性命之忧的同情，她在圣彼得堡到边境沿途准备了驿马，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狄姆斯戴尔能够逃离她愤怒的臣民。手术秘密进行，而且一切安好。女皇一痊愈，狄姆斯戴尔就立刻给大公施行了接种。俄罗斯皇室成功接种的消息使英国的贵族们纷纷仿效，叶卡捷琳娜女皇受到英国上院与教会的颂扬。伏尔泰致信女皇：

哦，夫人，陛下您给我们卑微的法国人、荒谬的索邦神学院、医学院夸夸其谈的鼓吹家一个如此深刻的教训！您接种疫苗的行为决不亚于修女服用灌肠剂。……我们法国人根本不会接种，除非最高法院颁布政令。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成了什么样子，法国曾经在每件事上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法国人仍然不愿意接种。阿诺德·克莱博斯在他的《接种历史》（1914年）一书中写道：到1769年为止，英格兰已经进行了20万次接种，而法国仅仅才1.5万次。5年后，路易十五死于天花，震惊了法国王室，他们才决定接纳接种术，并将接种术带回巴黎。

在其子的协助下，狄姆斯戴尔亲自实施接种，他还教授俄罗斯医生接种技术，并协助他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设立人痘接种医院。他从叶卡捷琳娜女皇那里得到丰厚的奖赏：1万英镑的酬金、2万英镑的旅费、每年500英镑的膳宿费、女皇本人及大公镶嵌着钻石的微型肖像，还有沙皇俄国的世袭男爵头衔。

狄姆斯戴尔可能有所夸张的估计：尽管实施了人痘接种术，但每年还是有200万俄罗斯人死于天花，人痘接种术本身是否也通过传染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天花死亡如此频繁，我们实在无法知晓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女皇的支持下，人痘接种迅速遍及各省及各阶层，与此同时却难以实现有效的隔离。女皇像拉·孔达明一样深信，大量健康的臣民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狄姆斯戴尔回家数年之后声称，他已经知道了传染问题的所在。他认为同一个村庄或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应尽可能同时接种，因为“在伦敦，实施接种后有更多的人丧生，使社区普遍遭受巨大的损失”。有人提出一个慈善计划，想要成立一个协会，通过免费诊疗所，为当地的穷人接种，邀请狄姆斯戴尔作为顾问医师，其子作为医师。但狄姆斯戴尔拒绝了邀请并反对整个计划，因为他知道他们无法隔离实施接种的患者。于是引发了一场矛盾纠纷。该协会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狄姆斯戴尔大为光火，双方卷入媒体大战。贵格会医生约翰·莱特山姆也被牵连了进去，考虑到通常只有富人才有机会接受人痘接种，并且对他们免除了隔离，莱特山姆写了3本小册子激昂地抨击狄姆斯戴尔，为免费诊疗所辩护。莱特山姆的传记作者承认，“争论双方在若干年后都不愿意再次提起这次争论”。

而且，这也不是莱特山姆首次冒犯狄姆斯戴尔。早在两年前他们就曾因奥米赫发生过不快。库克船长将奥米赫带回伦敦，奥米赫待在狄姆斯戴尔的家中为接受人痘接种做准备，莱特山姆在宴会上见到他。莱特山姆没有同他的主人商议，就将当晚的事情撰写成文发表在杂志上（2003年伦敦泰特美术馆正在求购约书亚·雷诺兹所绘著名的奥米赫肖像）。

莱特山姆成为天花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双亲是西印度群岛的小种植园主，有7对双胞胎男孩儿，但所有孩子中只有最小的1对活了下来。为了给他一个更有益的生活环境，让他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在约翰6岁的时候，送他踏上两个月的旅程，一名贵格会船长将他送往英格兰，由英格兰兰卡斯特的贵格教会抚养。他的兄弟则留在家里。17年后，他唯一一次回家探望亲人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改嫁了。在英格兰，由于自身的勤奋，加上监护人——有势力的贵格会福勒格尔家族的帮助，他很得志。精湛的医术和慷慨的美德为他赢得相当的赞誉，他还设立了伦敦第一家公共诊所。虽然在不断升温的争论中，狄姆斯戴尔的观点更为正确，但是和狄姆斯戴尔一样，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后来，当詹纳利用牛痘解决了人痘的传染性问题时，莱特山姆是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而且也是最早意识到人痘接种危险性的人之一。

约翰·考克利·莱特山姆（1792）

引发这场争论之前，英国驻俄罗斯大使卡斯卡特男爵就要求狄姆斯戴尔在归国途中拜访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帮助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但此次拜访并不成功。腓特烈大帝让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然后说：“阁下，我知道你在圣彼得堡为女皇及大公接种过”，并祝他旅途愉快。7年之后，腓特烈大帝才召一名英国接种者前往柏林指导普鲁士医生施行人痘接种。关于其中的一个典范巴赫家族就有很多故事。而莫扎特家族有个人的故事更让我们感兴趣。

1767年，利奥波德·莫扎特带着女儿娜纳尔（玛丽亚·安娜）和7岁的沃尔冈夫来到维也纳。当时玛利亚·德利莎女王的女儿玛利亚·约瑟夫即将嫁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费迪南德四世，如果有运气，如此盛会本应委托给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但那里爆发了天花，玛利亚·约瑟夫和很多人死去。3年前，当巴黎人痘接种问题突显时，利奥波德就拒绝接受接种：

你知道此地居民总是希望什么？他们试图说服我让我的孩子接种天花。……对我来说，我宁愿把问题交给仁慈的上帝来解决。这主要取决于上帝是希望这个被他带到人间的神童留在世界上，还是希望把他带回自己身边。

但是现在他们身处流行病的高峰期，利奥波德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了：

整个维也纳，人们谈论的只有天花。如果10个孩子死亡，那么一定有9个是死于天花。你不难想象我的感受：夜夜失眠，整日惴惴不安。公主新娘刚刚去世时，我就决定前往摩拉维亚，直到维也纳最初的悲哀有所平复再回来。但是他们不愿让我们走，因为尊敬的皇帝陛下经常谈到我们，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想要召见我们。但是，在大公夫人伊丽莎白也染上天花时，就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的行程了。我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沃尔冈夫离开维也纳，换了新的环境，这时他已经感染了天花。

娜内尔与沃尔冈夫都感染了天花，不过幸运的是他们都痊愈了。

虽然有点亡羊补牢，但在失去了诸多家族成员后，玛利亚·德利莎女王在其荷兰医生的劝说下终于醒悟。这个荷兰医生相信红色疗法、放血与暗室疗法。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萨顿式体系的信徒并挽救了年轻大公们的性命一样，女王也成为人痘接种的支持者。另一个荷兰医生简·英根豪斯曾经在英国实习了3年，并被引荐给乔治三世的医生（其后的1783年，乔治三世遭遇了丧子之痛，4岁的奥克塔维厄斯接种人痘后死亡）。英根豪斯不仅是一名技艺熟练的接种者，还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家，有时他被称为医师与物理学家，致力于电学与磁学研究；而有时则被称为生物学家与生理学家，发现了光合作用与植物呼吸。这样一个在诸多领域取得成就的人堪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相提并论并不奇怪，事实上，在维也纳为年轻王子们接种时，他也确实征询过富兰克林。

在为哈布斯堡王室（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成员实施接种之前，英根豪斯花费了5周时间为贫困儿童接种，同意接受手术的父母因此获得一枚达克特的奖赏（达克特：曾经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当时，具有传染性的浆液是此前从一系列已经逐步痊愈的病例中提取的，所以玛利亚·德利莎女王认为继续进行接种是安全的。利奥波德·莫扎特称，成功使得每个人都想接受接种。

如果说18世纪是接种术的全盛时期，那么它也是天花爆发的高峰期。疾病纵跨欧洲，包括德国、波兰、瑞典、丹麦、格陵兰、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牛痘接种术发明前的几个世纪内，冰岛发生过19次天花流行，1707年爆发的天花是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仅有的5万人口中有1.8万人死亡。

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方，天花也随处可见。17世纪，安哥拉已经出现天花。理查德·米德写道：“1713年好望角的土著霍屯督人因为给水手洗衣服感染了天花。他们主要集中在奴隶聚集区，导致那里的750个奴隶中有200人死亡。”

不过一旦不幸的体验让这些无知的民众确信疾病是通过传染传播的，他们似乎就拥有了足以保护自己的与生俱来的聪敏。他们用绳索围住村庄里的感染区，并严密把守，任何人企图冲破绳索，逃离感染区，都会被立即射杀。

奴隶们还充当白人的护士，几乎每个白人家庭都受到疾病的侵袭，在这场首次天花大流行中，开普敦的欧洲人有四分之一死亡。也是在这个世纪，后来在开普敦又爆发了两次天花流行，这都是由来往的船只传入。第一次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灾难，有1000多欧洲人以及更多的非洲土著人死亡；到第二次的时候就采取了通告及隔离等措施，来往船只必须接受检查，只有健康者才允许登陆。天花流行持续了两年，其间欧洲人学会了人痘接种，只有179人丧生，但土著部落却损失惨重。

科顿·马瑟的西非奴隶熟悉天花及一些人痘接种法，但天花何时首次出现在西非则无从知晓。奴隶中流传许多瘟疫的故事，他们在非洲港口，在海上（为防止传染病蔓延，他们随时有被扔下船的危险），或把天花带到美洲。19世纪的探险家们描述了非洲奴隶商队与商队路线中的灾难：理查德·伯顿看到搬运工“因疾病至盲蹒跚行走，母亲们背负婴儿如同背负讨厌之物”。大卫·利文斯敦苦于不能控制天花，他试图通过在小母牛身上接种天花来培育疫苗，但未能成功。亨利·斯坦利描述了一次瘟疫爆发：3000人口中每天有50～75人死亡。

亚历山大·万·洪保尔德听说在南非部分地区，天花迫使当地土著居民焚烧他们的棚屋，杀死他们的孩子，断绝与社会的各种联系。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非洲角（即非洲东北角）。1769年旅行阿比西尼亚的詹姆斯·布鲁斯对麦沙（靠近蓝色尼罗河源头）的天花作了惨痛的描述：

当其中一间房屋感染了天花，他们的邻居知道这将会传染整个殖民地，就在夜里包围这间房子，纵火焚烧，使其瞬间灰飞烟灭。与此同时，那些不幸感染的人们（竭尽全力想要逃生）被他们的邻居和亲戚惨无人道地用长矛、鱼叉刺入背部，投入火中。没有一个感染者能够幸存。对我们而言，这似乎残忍得难以置信。但如果我们目睹了天花蔓延的国家境况，想法就会截然不同了。这场瘟疫给人们带来的只有恐惧。

18世纪中国天花示例图

在东方，昔日瘟疫集中的地区仍然流行天花。1793年，带领首批英国大使朝见中国皇帝的马戛尔尼勋爵（其妻为蒙塔古夫人的孙女）归来后称，中国数以千计的人感染天花，生命垂危。1780年班禅喇嘛不顾感染天花的危险来北京访问，数周内就因感染天花而圆寂。达赖喇嘛在拉萨建立了天花医院。豪威尔写道：“孟加拉每7年就有一次恶性天花流行。”通常，欧洲人的方法就是在天花卷土重来之前逃离这些殖民地，撤退回国。据说，1769～1770年盛行人痘接种术期间孟加拉有1/3的人口死亡。人痘接种术在孟加拉比在印度次大陆其他地区更为普及，但也许正因如此反倒助长了天花的流行。

1788年，当殖民者来到悉尼15个月后，一场骇人听闻的天花瘟疫袭击了毫无防范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两个世纪前，美洲土著居民曾经遭遇过同样的袭击。近来，这场天花瘟疫的传染源成为疑问所在，因为这些殖民者似乎已经摆脱了这种疾病。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渔夫将天花带到北岸传播开来的。从18世纪中叶开始，商人们已经开始搜集海参，中国人将之尊为美食和春药。从天花经常爆发的岛屿出发，每年约有3000名渔民随西北季风到达各地并停留在当地，兜售他们的货物，融入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直到6个月后他们才随东南季风返回。

不管1789年爆发天花的原因何在，似乎很少有人怀疑1830年以及后来的19世纪60年代是兜售海参的渔民将天花带到澳大利亚的。16世纪，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尼西亚之前，天花已经在那里蔓延，它可能来自中国，但中国传统的接种术却没有一同传入。爪哇人口稠密，天花很容易在那里发展成地方性流行病，同时其他岛屿孤立的社区也爆发了来势凶猛的天花流行。

在南美洲和北美洲，天花都是18世纪的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主题。在南美，天花无休止地在整个大陆以及加勒比海岛屿蔓延，带来天花的有时是商人，有时是奴隶。1751年，乔治·华盛顿在巴巴多斯岛感染天花。拉·孔达明在亚马孙河代表团驻地听说了人痘接种术，但是直到18世纪后期才传入西班牙殖民地。天花的死亡率令人恐惧：1718年阿根廷的科尔多瓦有1.7万人死于天花；1750年巴西的贝伦一带有4万人死于天花；1788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6000居民中有1/4死亡；1779年墨西哥城1.8万人死亡。墨西哥银矿和劳动营地成为传染中心，商人将银子带往全国，也将天花传播到各地。

由于日益增加的商贸与旅游，在新英格兰和魁北克，白人、黑人以及印第安人，都很容易受到感染。走遍全国的毛皮商人，四处活动的士兵，旅行各地的传教士都可能把天花传播到各处。1733年，格瑞兰易感人群中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天花瘟疫，传染源是一个从丹麦归来的旅游者。1755～1757年，加拿大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天花流行。这也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天花两次袭击新斯科舍省，魁北克也被英国人占领了。一名法国人写道：“所有灾难一股脑地蹂躏着这个可怜的国家，比战争更甚的是运送士兵的船只带来的流行病。”法国在威廉亨利堡获胜后，曾经为法国人效力的印第安人携带战利品回到故乡，一起带回来的还有灾难性的天花。他们再也不会帮助法国人了。很不光彩的是，双方都使用了细菌战。北美英军司令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写道：“不能设法将天花散布到这些不满政府的印第安部落吗？”他的上校回答：“我会设法把天花传染给他们——通过把一些毛毯送到他们手中。”他是否这样做了不得而知。类似的事例不止这一个。负责匹兹堡的上尉在日记中写道，他把从天花医院拿来的两条毛毯和一条手帕送给特拉华州印第安人，“我希望，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据说，法国司令蒙特卡姆曾经用船把感染天花的英国战俘送到哈利法克斯，但他的阴谋未能得逞，因为船上的守卫感染天花而死，而战俘却痊愈并接管了船只。

独立战争前的和平时期，美国部分地区的新闻机构宣传人痘接种术。魁北克的《加拿大政府公报》尝试用拉·孔达明的信鼓励缺乏热情的民众。在宾夕法尼亚州，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报纸》上宣传接种术，费城的医生和那里富有的家庭成为热情的追随者。当1764年的波士顿、10年后的费城流行天花时，首次安排为贫民接种，这也部分归因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影响。

1763～1764年间的冬季，波士顿爆发天花瘟疫，霍华德·辛普森对其前所未有而又不幸的负面影响作用做了描述。他说：州法院渡河逃往剑桥，并“下令让壁炉内的火舌烧毁整个哈佛礼堂，烧毁美国殖民地上好的科学仪器和最好的图书馆”。

天花很快又在北美主流历史上起到了作用，它主导了独立战争中的战斗策略，影响了战争进程。1777年，华盛顿致信维吉尼亚州长官帕提克·亨利：“我知道这种自然的方式给军队带来的破坏性要比刀剑带来的更大。”1777年邦克山之战后，华盛顿担心军队传染到英军与波士顿居民中的天花，于是让军队驻扎在城外9个月，直到英国人撤离。他从一名水手那里听到一个谣言，说居民离开时，“都接种了天花，目的是让天花遍及乡村与营地”。如果真是这样，实在是对接种术的离奇曲解。不过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华盛顿对接种天花的危险有敏锐的感知。他慎重地下令，“鉴于敌方恶意地将天花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当敌军撤退时，任何军官与士兵都不准进入波士顿城”。随后他允许1000名已经得过天花的人进入波士顿。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人群蜂拥而入后还是流行起天花。立法机构立即决定为易感部队接种天花，而且在短期内允许进行普通接种。人痘接种术很快风行起来，如同此前一年，在残暴的乔治部队中失去控制一样。马萨诸塞州集体接种使我们想到玛利夫人描述的君士坦丁堡约翰·汉考克（美国革命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致信乔治·华盛顿“汉考克夫人愿意恭候华盛顿夫人在她的房间里接种天花”。

1776年，维吉尼亚政府召集了近1000名奴隶，组成了一支满怀希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答应他们只要与英国作战就给他们自由。他们拥挤在营地与船甲板上，极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天花与热病每天夺走数十条人命，他们的狂热以悲剧告终。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状况反复出现，这实在是一场灾难。伊丽莎白·芬写道：“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而天花却击碎了数千名热爱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梦想”，在混乱的战争中，许多发痘疹的忠实的黑人被抛弃。

1776年夏的魁北克事件中天花再次充当了罪魁祸首，当时围剿殖民者的部队遭受重创，2000名士兵中有900人染上天花。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写道：“天花比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的全部势力还要可怕10倍。这是导致我们从魁北克仓皇撤退的原因。”而且，据称这也是大英帝国对加拿大持保守进攻态度的主要原因。

包括维吉尼亚以及大部分新英格兰在内的美国部分州，都由于害怕传染蔓延而禁止人痘接种。很多士兵却各行其道绕过禁令，一名申请养老金的老兵解释说：

在魁北克的时候，他自己接种。从医院获取天花浆液。他还给许多士兵接种。但因为这样做是违反禁令的，所以他们都是蒙着眼罩被领进他的房间接种，然后再蒙着眼罩被送出来。许多人因此得救，没有人因接种而死去，但自然感染天花的人却有3/4死去。

还有更多关于故意传染的谣传，释放感染天花的囚犯，把感染天花的女人送到美军营地周围。尽管如此，也还发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情况：魁北克的英国指挥官曾组织营救200～500名被弃的发疹美国人，将他们送去医治。

天花的爆发以及新兵的短缺（由于畏惧天花的爆发）终于使华盛顿决定修改政策。他写道：“由于目睹天花猖獗传播，害怕无法阻止它在整个部队蔓延传播，我决定让部队接受接种。……看到这种疾病自然感染军队并且毒力如此猖獗，我们更应该担忧天花，而不是敌人的剑。”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并且要尽量秘密进行，以免英军在这么多士兵接种后暂时患病的时候乘机出击。但这次接种非常成功，华盛顿不用再担心天花会削弱他的军队。

此后不久，天花却削弱了他的盟国海军。1779年，在战争中联合抗击英军的法国与西班牙计划以大规模联合舰队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鼓起两排征帆的军队覆盖了4.5英里海面。……海上出现如此强大的舰队是前所未有的”，将要攻击英国的船只数量是英军的两倍。但是法国船只上却出现了天花病例，炎热拥挤的船只于是成了漂浮的医院。一半以上的士兵患病。死亡后被抛入海中的人数如此众多，以至于普利茅斯（英国海港城市）的居民们有一个月吃不到鱼。又因为风向逆转，盟军的舰只溃散，入侵英国的威胁也随之成为泡影。

1781年，天花袭击远离加州的印第安部落和赫德森湾交易站。独立战争末期，安德鲁·杰克逊（时年14岁）与他的兄弟罗伯特被捕，他们被迫跋涉45英里前往一所可怕的军事监狱。在那里他们都感染了天花，罗伯特死亡，而安德鲁（1828年成为美国总统）身上却永远留下了憎恨英军的印记。

全世界仍然有数千人死于天花，人痘接种术到底有多少成功？它能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就个人而言这是值得一冒的风险，因为它有致命的可能，但也可能只有轻微的副作用。人痘接种对一个社区的价值则更加难以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出现疾病征兆就立刻进行彻底隔离，那么在小规模人口范围内实施人痘接种是有效的。萨顿在英国城市迪斯与梅得斯通大量实施接种并全部获得成功就是一个例子。1773年，旅行赫布里底群岛的詹姆斯·博斯威尔记录道：“领主称，去年有80人接受接种，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也有些是18岁。他允许外科医生来这里实施接种，每人半克郎。”但大城市怎么样呢？特别是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在这些地方比较容易获得各种信息，在伦敦甚至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却很少有明确的。

查尔斯·克瑞顿在他的《流行病史》（1894年）中引用“英国城市生命表”为证，宣称：“英国天花正常进程受人痘接种术的影响甚微。”尽管瘟疫来了又去，但18世纪末伦敦每年因天花死亡的总人数至少与18世纪初一样高。不过这对于不断流动与扩大的人口而言或许不足为奇。伦敦人口从18世纪的57.5万人增长到19世纪的90万人。而且无法获知如果没有实施人痘接种术，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是否会更高。在伦敦因天花死亡的人数略有增长，但研究表明，主要原因是在那些乡下移民的身上，他们没有像在伦敦出生的人那样在天花流行的社区长大。穷人中因天花死亡的人数较多，尽管天花“同样侵袭王子与农民”，但农民很少能得到接种术的保护。而且提供低价或免费接种的天花医院小得无法将所有病人隔离，“任何在他们医院接种和感染的病人，身上长着脓疱在伦敦街头四处游荡，呼出具有传染性的气体”。

但是，接种术的成功激发人们对最终战胜天花的向往。早在1767年，马修·马蒂在他的论文《早期人痘接种术的优点》中描述了全球实施人痘接种术的时代，并指出：

当所有易感成人都已经接受了接种，或不再因天花死亡时，那么天花脓浆的缺乏将会终止无论是自然感染还是人工感染天花。接种术将不再需要而被弃置一旁。

这种观念被约翰·海加斯进一步深化，他是一名长期关注瘟疫发热的医师，也是第一个在隔离医院治疗发热病人的人。在他的《消除大不列颠偶发天花及引进普通人痘接种的计划概略》中，他指出，人痘接种术“仍然只限于上层社会的少数人群。……天花仍然是折磨人类的最致命疾病”。他认为，由于人痘接种术已经对富人起到不同寻常的作用，就会因此而产生忽略基本预防措施的倾向，这“对穷人是有害的”。应该继续推行人痘接种术，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对穷人实施，也对富人实施。由于伦敦只是“部分”实施接种术，因而导致死亡率上升。因此他的计划包括配有强制隔离措施的接种术。这在划分明确的社区比较容易做到，他以自己在英国城市切斯特所做的努力为例，写道：在那里神职人员有时会协助宣传推广接种术。伍德福德牧师宣称他两年前已经投入此项工作，而海加斯则引用玛利夫人的孙子、卢顿教区长威廉·斯图亚特的话：

约翰·海加斯

去年夏末，最恶性的天花在卢顿流行，我努力帮助人们克服偏见与恐惧，说服他们接受接种。这一次有1215人接受了接种，只有5人死亡。随后，又接种了700人，获得了同样的成功。

此次正是海加斯所主张的为社区全体易感人群进行接种。他总结道：

如果1915人之中有7人死于接种，如果我们把自然感染天花导致的死亡率视为1/5（尽管这种流行病的肆虐高于所估），由此可以推论：教区长挽救的人数有376个（这种计算假设所有接种的人都通过自然方式感染了天花）。

海加斯的建议是经常祈祷消灭天花、采取隔离、保持清洁、谨慎处理被感染的衣物。为了解决在“这样一个自由、商业化的国家”强制接种与隔离的问题，他提出设立一个等级严密的组织，由巡视员、委员与主管构成，并配以罚款制度。违反制度者可以每日罚款1先令或更多，款项可用来奖励遵守制度的穷人。在纺织商业中的技工们每周只能有幸获得7先令6便士工资时，这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任何不想付费的人都将在最近的集镇上曝光1小时，胸前贴着标签：“一个蓄意、恶毒地传染天花的坏人”。他还宣称：“如果包括官方与民众的所有人都认真履行他们的职责，几周之内，天花将从岛上消失！”他呼吁：这一建议不应该被当作“空想方案”或“过分、危险的改革”一样被打发掉。

但是，或许它恰恰是被这样忽略了。5年之后，爱德华·詹纳出版了他的《天花疫苗的来源及效果研究》。这本书带给人们革新接种技术的新讯息，这种革新的新技术没有传播天花的危险。从此，整个形势因此而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