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和冲动

第十章　迷惑和冲动

在《研究》发表后的最初20年里，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接种了牛痘，天花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但对詹纳来说，成功的喜悦和骄傲却总是伴随着一种挫败感。事情不在他控制之下，也没能向他设想的方向更好的发展。一些未预料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尤其是按照推测已经接种过的人又患上了天花，而这些问题被报道后，又为那些反对者所利用。同时因为还未普及接种，人痘接种仍然在用，依然有天花疫病的爆发。

不过，1807年内科医师学院的报告却令人鼓舞：

利用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虽然不是很完美，但几乎能和任何人类发现相媲美了，因为在学院所获得的成百上千病例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牛痘接种人群中的死亡人数必然远远少于等量人痘接种人群。

他们补充说，即使天花确实又在接种过牛痘的人身上出现，但也比较轻微。和人痘接种不同，牛痘接种“不仅不会引起偶发的传染，同时也能保护人体，而且不会对公众造成危害”。他们反对一直使用人痘接种并建议牛痘接种应该“免费提供给底层人民”。

1818～1819年间诺威奇的一场传染病向世人证明，灾难是如何轻易地袭击一个城镇，在这里已经有5年没有出现过天花病例，5万人中仅有8000人进行了牛痘接种。1个患病的女孩子跟随她父母从约克过来，传染了一些人，其中2人死亡。于是1个药剂师为3个小孩进行了人痘接种，“却因此助长了疾病的传染”。疾病在这个城市蔓延，3000多人感染了天花，其中有530人死亡。但总的来说：

20个接种过牛痘的人中最多有1人会因密切接触天花病人而感染；而50例中会出现不足1例的受试者对现行的人痘接种术产生反应。

为了避免疾病蔓延到附近的塞特福特市镇，人们很快采取了如下措施：

牧区官员对各家各户进行了查访，列出易感人群的名单，并威胁说将放弃那些拒绝接种牛痘或是秘密接种人痘的人。这张单子送到了两个外科医师手上，同时让敲钟人通知第二天早上所有人到各自的牧区教堂接种牛痘。这些及时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约200人接种了牛痘，其中大部分人在两天之内完成了种痘，只有8～10个人感染了天花，但最终他们都幸免于难。

爱丁堡在1818年也遭受了一次天花流行，据说有1500例接种过牛痘的人被感染，其中3人死亡。詹纳把这归因于不合格的接种。他说如果有像路易吉·萨科那样好的牛痘接种员，事情就不会这样了。一位在伦敦天花医院工作了20年的外科医师J.F.托马森支持詹纳的观点，他在文章里写道：的确有很多“技术拙劣的医师”，他曾经见过有超过3000个所谓接种过牛痘的人染上天花，这些人中只有268个具有他认为合格的接种疤痕。病人也大多不会回来复查种痘的结果。但是爱丁堡的一次疾病流行使公众对事实和数据不符的疑惑有所明了。托马森医生详细地记载了这次疾病的爆发情况，并承认在那个时候已有水痘传染病，但他当时把水痘跟天花当作了同一种疾病而将水痘的死亡人数也归到了总的死亡人数里面。不止他一人犯错，早在一个世纪前威廉·哈默顿就在其文中提出了水痘即天花的观点。布拉格医生哈默尼克强烈抨击了约翰·西蒙1857年提交给议会关于种痘的报告，他坚持水痘是另一种形式的天花。来自维也纳的外科医师们关于“三种形式的天花”的报告使情况更为复杂，它们分别是危险型（天花）、变异型（假性天花）及水痘。

詹纳认为除了“假性牛痘”的原因外，还有可能破坏接种效果的其他原因。1840年，他写了篇关于《皮疹》印象的文章，并以《有关疱疹性皮肤病引起的牛痘脓包的种类和变体》为名作为宣传手册被重印发行。他在给唐宁的信中写道：“再说一下疱疹吧，看到种痘引起的病症经常和与‘皮疹’混杂在一起，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它上面。……仅仅一个疱疹性水痘就能破坏牛痘脓疱的作用。”当时还没有现代的传染病知识，詹纳却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结果也是歪打正着。70年前，汉斯·斯隆也已经认识到“在麻疹或其他情况之下面部出现皮疹之后立即接种很危险，因为这样可能会诱发面部出现大量的天花”。迪克森警告说，除非有立即患天花的危险，否则最好推迟给身患传染性皮肤病的人种痘，不是因为传染病会影响牛痘的效果，而是因为患病皮肤可能会受到牛痘病毒的感染而长出更多的牛痘脓疱。有个问题詹纳一直没有意识到，但在那些年却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牛痘接种不能使机体产生终身免疫。他的朋友珀西瓦尔医生在读过《研究》之后很快就提出了这一点，在给詹纳的感谢信中他写道：“现在已经很有必要进行广泛的归纳总结来表明‘天花疫苗病毒’使得已感染的人一生都不会再次感染。”詹纳却轻率断言否认了这一点。一个来自于朴茨茅斯的反种痘者威廉·古德森也在1804年的一本宣传册里提出他关于接种牛痘是否具有永久性的怀疑。约翰·瑞恩写文章《驳古德森先生，证明接种牛痘对天花终身免疫》对此予以反驳，瑞恩成为詹纳最有力的应和者和支持者。4年后，他作为“代表团的领队去调查一些所谓的种痘失败案例。反种痘者受到羞辱，但派别之争日益高涨，代表团的人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以备急用”。

关于接种牛痘是否具有永久性免疫的争议贯穿了整个19世纪。1896年《英国医学杂志》总结了没有复种时的一些情形：

首次种痘使得天花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但它同时也把这种死亡机会从孩提时代转到了成年。……上个世纪孩提时代患天花被治愈的人永远不会再患。仅在幼年时期种痘不会终身受用，因为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失效，结果是现有一大批人需要救治，而且全是年轻人。比起刚种痘的那段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死于天花。

1825年，巴黎那次严重的疾病流行证实了其真实性，同时也引发了复种运动。伍腾·博格于1829年首次提出了再种痘，1834年普鲁士军队强制执行该措施，俄罗斯、丹麦军队及德国各州接着效仿。直到1858年英国军队才强制实行复种，尽管他们的新兵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已经接种过。大约从1840年开始，伦敦天花医院的护士和服务人员进驻之前都会接受复种，因此没一个人感染天花。但这些事实仍无法说服国家种痘协会，他们在1851年对外宣称复种“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无须付诸实施”。20年后，天花医院的管理者马森给出了如下有力数据：

由于他给每个进院的护士和服务人员都实施了复种，因此35年内没一个人感染天花。1871年，哈默顿110名服务人员只有两人没进行复种，后来这两人感染天花。1876到1877年间，只有一位服务人员没有复种，最后死于天花。

1898年，英国政府建议推广复种。1902年，爱德华在他写的关于天花以及种痘历史的一本书中指出，单单“建议”是不够的，他要求“在学龄期间强制复种，……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必须的”。

给军队实施种痘和复种很简单，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立法实施全民种痘却不那么简单，尽管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约翰·黑格斯在关于如何接种扑灭天花的宣传册里指出，也许有必要实行强制和罚款政策，即使这“侵犯了个人自由”。1805年，拿破仑的妹妹卢卡迪·玛丽安·伊丽莎成为第一个试图强制执行复种的统治者，尽管最终她没能解决如何执行的问题。1806年，德卡罗要求强制复种，并在文中指出斯拉夫通过给外科医生配备两名匈牙利士兵来强制复种。本意良好的立法开始陆续在欧洲各国出现：1807年在巴伐利亚，1810年在丹麦，1811年在挪威，1812年在俄罗斯，1816年在瑞士，1902年在法国，但都往往缺乏强制措施所需的社会基础结构。尤其是俄罗斯，当时正致力于反击拿破仑，无暇给所有注册的婴儿进行接种。

一旦强制实行牛痘接种，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就是禁止人痘接种。早在1802年，在澳大利亚就已经几乎看不到人痘接种员了，德卡罗对此很满意，并指出本就应该避免人痘接种，如同回避来自瘟疫国家的货物一样：“政府鼓励牛痘接种而不禁止人痘接种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玛丽安·伊丽莎明白了这个问题，并将此写入了她的立法，但英国却没采取任何措施。1806年，詹纳给唐宁的信中写道：“看看那些反种痘的人再次引进人痘接种给城镇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吧！据估计，从去年4月份开始，城市里至少有6000人感染天花，乡村也立即被传染。”第二年，在关于国会是否要再次给詹纳拨款的争论中，一个议会官员生动地分析了禁止人痘接种的问题：“我认为立法机构采取限制措施禁止是合理的，这就像从一个正准备放火烧城的疯子手里夺过火把一样。”但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詹纳在给莱特森的信中失望地写道：“你将会对我和首相珀西瓦尔先生的会面结果感到遗憾，天哪！我说什么都没用。那长满雀斑的怪物仍然享有特权，天花医院、摩泽雷的错觉，以及被误导的可怜人的反复无常和偏见给他的特权。”尽管这样，内科医师协会却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在给议会的报告里他们写道：

如果不普及牛痘接种，将不可能依靠接种过人痘的人来阻止自然感染天花的不断复发，立法机关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针对那些出于恐惧或是偏见而宁可接种天花也不愿接种牛痘的人，阻止他们危害邻里，这些措施也要考虑到这些人的感受。

英国议会在1808、1813和1814年先后试图将禁止人痘接种、检疫隔离和牛痘接种写入立法，但都无果而终。

1837年到1840年的天花流行使得伦敦的天花死亡率达到了自种痘之后历史最高。威廉·法尔在1840年的《柳叶刀》上写道：“令人震惊的是，新的种痘法案竟是如此的不力，在伦敦每天会有5个孩子死于天花。”他说：“想想看吧，每天把5个小孩从伦敦大桥上扔下去会是怎样的一幅惨景。而如果给所有未种过痘的人都接种的话，天花在1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控制。不过种痘法案确实给每个婴儿提供了免费种痘，这也是英国首例免费医疗服务。”

1840年的法案在州内、外科协会（后来的英国医学协会）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响应，禁止人痘接种。所有医学界人士都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举措。一个爱尔兰的医生写道，他“从不知道天花会再次出现，除非是在人痘接种员进行人痘接种之后”。但是，支持牛痘接种的条例却备受指责。济贫法委员们负责牛痘接种，他们以一个手术1先令6便士的价格雇用牛痘接种员（税后酬劳），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受欢迎的措施了。那些没有种过痘的穷人，不论是出于贫穷、无知、偏见，还是冷漠，都讨厌济贫法委员，讨厌他们所谓的狄更斯的贫民习艺所。当年《柳叶刀》一书中全是那些不愿执行该契约的医生的来信以及关于牛痘接种员的委任体系问题的讨论。人们指责说1先令6便士的报酬很侮辱人，只能吸引那些绝望的牛痘接种员，他们不像欧洲大陆上的牛痘接种员，不需要合格证书。一些医生说他们宁愿免费为穷人接种牛痘也不愿接受这点报酬，还说对于那些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的人应该支付5先令。有些人谈到强制执行的问题，医生们写道：“即使是有好处的专制也是可恶的。”他们认为说服和鼓励才更及时有效。免费为病人种痘已经扫除了实行强制种痘的一个障碍，但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强制种痘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让孩子接触天花的自由），同时将其与罚款和惩罚联系在一起也必将是弊大于利。

很显然，1840年的法案条例并不完善。接下来的10年内死于天花的人仍有2/3是5岁以下的孩子，很多孩子都错过了种痘时间。流行病学会认为公众的冷漠是最大的危险，在他们的敦促下，英国政府于1853年通过了另一项法案，主张所有的婴儿都应在4个月前种痘，并表示对拒不实行的父母处以罚款甚至监禁。政府似乎又一次想试图做件好事，但方式却不对。他们不再给医生报酬让其负责实施该法案，却仍旧让济贫法委员管理一切事务，而且这种威胁的语调大失民心。在讨论该法案时，流行病学会报道了其他国家解决此问题的一些措施。南非及许多欧洲国家虽然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他们通过要求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入济贫所，在巴伐利亚、普鲁士及丹麦做学徒，甚至结婚都要具备种痘证明来强制实行种痘。报道中说，实行这种措施的结果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天花死亡率要比实行强制种痘国家高出两倍。”报道进一步指出，如果每年能实施几次全民种痘，并要求婴儿时期就需要具备种痘证明，使婴幼儿受到更好的保护，欧洲的数据会更乐观。

和1840年的情形一样，1853年法案的条款照样遭到医生们的反对，济贫法委员们的角色、低廉的报酬及有关的文书工作没有额外报酬（这一点听起来太熟悉了）。然而，当法案通过之后他们还是尽全力工作。1838到1840年3年间有12000人死于天花，在1840年法案实施之后，死亡人数减半，1853年之后死亡人数再次减半。1858年，约翰·西蒙成为英国首席卫生官员，他建议下一步应该使得强制措施更有效，不是靠罚款和威胁，而是靠地方官员的走访来确保种痘工作的贯彻执行。技术拙劣的牛痘接种员不仅不能给病人以保护，而且有时还由于给身体条件不适的小孩动手术而造成危险。天花医院的马森在1856年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写道：

应该明白英国现在还没建立官方认可的种痘体系。所有人包括医疗人员、牧师、业余接种员、药剂师、老女人和接生员等，都应允许在他们自己觉得适合的情况下实施种痘术，施行手术的人也应接种过牛痘。

他说种痘工作在瑞士和丹麦开展得要比英国好得多。

针对苏格兰对种痘的忽视及天花在当地未种痘的孩子中传播的情形，爱丁堡的一位医学教授于1857年写文评论“新西兰的野蛮人”。在英格兰卫生官员看来，他们“欣然而普遍地接种牛痘，使得他们的国家完全摆脱了天花”。他也提到在欧洲各地，在印度、锡兰及毛里求斯种痘是如何卓有成效。1812年，詹纳写信给詹姆斯·摩尔谈论毛里求斯和好望角当时征服天花的方法。他失望地写道：“但是为什么这里的人还会死于天花？而在我们之前，有那么多普及了种痘的乡镇、城市和地区已经扑灭了天花。”一些扑灭天花的报告后来证实是过于乐观的。

拿破仑的战败阻止了法国种痘术的发展。法国的医生们对政府拒绝参与的态度和对穷人们的冷漠感到很沮丧。天花最严重的地区是法国北部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巴黎和里尔周围。但是，追溯到革命时期以后，法国的修女们在法国和意大利给她们所负责的孩子和病人接种牛痘，并通过给穷人种痘消除了医生因恐惧而产生的偏见。效仿玛利夫人当年在土耳其组织“老妇女”帮人施行人痘接种，1832年埃及成立了“聪明女人”学校。完成4年的学徒期后，她们骑着毛驴到各处做接生员和牛痘接种员。

约翰·西蒙在1857年发表的《有关牛痘接种的历史及实践》论著中，只字不提刚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众人皆知，在克里米亚死于疾病的人远远多于死于战争的人，但罪魁祸首是霍乱、坏血病和斑疹伤寒症，天花在此似乎还不是主要的角色。

19世纪上半期在北美，尽管当时城市和乡村仍会周期性爆发天花流行，但种痘减少了天花在白人中的发病率，尤其是在北部各州。美国内战的数据显示黑人情况则大不一样。联军中有10％的黑人军人感染天花而白人军人则只有3％，同时在南部各州天花传播更为广泛。

马萨诸塞州有着悠久的隔离检疫传统，并有有效的相关法律，因此在1816年到1824年间这里没有人死于天花，在接下来的12年间也仅有30人死于天花。1810年，本杰明·沃特豪斯写道：

在新英格兰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地方，牧师、地方官员及人民大众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可怕灾难的蹂躏，都宁愿忍受对自由的限制约束，也不愿接受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

不幸的是马萨诸塞州法律于1838年就被取消了，全民免疫力这时正在下降。接下来的22年内死亡人数快速增长到近1500人。1855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强制学校种痘的法令，尽管这对于那些学龄前儿童没有任何意义，1859年318个死于天花的人中有40％是5岁以下儿童，但局势还是因此而稍有缓和。1839年，一封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特转寄给医学学报的信中描述了在那里试图实行强制措施的情形：

在一些大城市有种痘机构免费为穷人接种牛痘。有些州比如哈特福德，法律要求市镇当局每年给居民种痘2次，那些拒绝给自己孩子种痘的父母被处以罚款。但是，我觉得这项法律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尽管市镇当局偶尔会雇用医生去给那些要种痘的人接种牛痘。

信中同时也提到了印第安人越来越糟糕的情形：

自从引进牛痘接种以来，在那些文明人中仍然会有人感染天花，但很少。在那些大的商业区就更少了。去年，天花在我国西部印第安人中间曾经盛行到可怕的程度。短时间内成百上千的人死于天花，如果不是政府及时派遣军医去给居民接种牛痘，无疑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很多美洲印第安人认为，种痘与强制他们定居西部有关。正如画家乔治·凯特林所写的那样，“看到白人这么热心地帮他们种痘，他们就认为这肯定是那些‘白脸’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某种好处的新伎俩，因为他们想获得更多的好处”。随着毛皮商人和淘金先行者的流动，天花进一步蔓延，在那些拥挤脏乱的村庄肆虐。有人暗示，1831年有毛皮商人故意将天花传染给波尼族印第安人。很多部落遭受了天花的袭击，据统计，1836年到1840年流行期间，加州大约有30万印第安人死于天花。

由于整个19世纪拉丁美洲都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所以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天花似乎袭击了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智利、巴西。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写道，1934年一个在巴黎的巴西大使曾试图摈弃上一辈及同辈人热衷的娱乐方式，从医院里收集天花死者的衣服，把它们跟其他礼物一起挂在印第安部落时常出入的小路边。

19世纪末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传染病的侵袭，仍然有鼓舞人心的消息从波多黎各传来。1898年，在美国占领波多黎各之后，立即给80％的当地人（有百万人口）接种了牛痘，一年之内就扑灭了天花。那时，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已成立了种痘机构，紧接着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颁布了强制种痘的法令，尽管接种的效果有时并不可靠，这些法令也极少付诸实践。

当时鲜有消息从东方传来。种痘术仅在中国有缓慢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人痘接种方法（往病人的鼻孔里吹干燥的天花痂粉）和西方在胳膊上种痘的传统不同，所以不能像西方那样轻易地接受牛痘接种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接种人员反对牛痘接种。尽管只能对这片广袤土地上一小块地方有所帮助，1844年，医学传教士还是设法在香港和上海建立了牛痘接种中心。

虽然埃尔金先前的努力很成功而且可观的捐款也送到了詹纳的手上，但是印度直到19世纪后期仍然只是在小范围内实行牛痘接种，所以没能有效阻止那里的天花流行。1840年，牛痘接种被引入暹罗（今天的泰国），牛痘痂从波士顿送出，虽然它的效果没其他干燥的痘苗好，但它更耐热。19世纪的印度支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但却很少有人种痘。

因此，天花依然很猖獗，很显然制止的办法只有接种和复种、解决问题的勇气和政治上的强制执行。约翰·西蒙在1857年的报告中这样总结：

通过合理的种痘措施，曾经不可一世的天花就能气焰顿失。……现在欧洲每年种痘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希望每把柳叶刀的操作都熟练、精良不太可能，要求每次手术都成功也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至少医学界已经尽力了。可以向世人证明，只要做到了上面的几点就无须再恐惧天花，接种也应该得到人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