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养生思想
除了炼丹术之外,道教还主张服食一些“仙药”来保持长生,以求不死。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仙药篇》中对各种石芝、云母(古人以为此石为云之根,所以这样称呼。可析为片,薄的能透光,可作为镜屏;也可作为药材。根据质地和色泽分为云英、云珠、云母、云沙、云液、云胆等)、雄黄、诸玉、真珠(即珍珠)、桂(肉桂、月桂、菌桂、壮桂,是百药之长)、巨胜(即胡麻、俗称芝麻)、柠木实、松脂(松树分泌的一种胶汁)、菖蒲(草名,生于水边,有香气,根可以做药材)等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和服食的方法都做了非常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我们了解道教炼丹派的思想和活动都很重要,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道教炼丹派的活动虽然充满了神秘和迷信的色彩,但是,炼丹派通过他们长期的炼丹实践活动了解到了很多化学变化。葛洪在他的《抱朴子内篇》中,就记载了一些他的师祖辈和他本人以及他同时代的方士们通过炼丹实践所了解到的一些化学变化。譬如他记载说丹烧了以后就会变成水银,水银“积变”以后又会还原成丹砂。
葛洪又记载说,铅性是白色的,而把铅“赤之”就会变化成丹;丹性是赤色的,而把丹“白之”就会变化成铅。
葛洪还记载说,用曾青涂在铁上,铁就会变成铜那样的赤色,但只是外表变了,里面并没有发生变化。
葛洪根据这些化学变化和其他一些观察及传闻,提出了“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这个朴素的见解。葛洪坚信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认为人既然可以模仿宇宙天地间的各种变化,还可以制造出各种新鲜事物,导演出各种奇异的物类变化。葛洪正是从这样的论点来出发,论证人们可以升炼神丹,制造黄金的。
由于葛洪在撰写《抱朴子内篇》时,正遇到了“八王之乱”时期的战乱,他很难进行炼丹实验,他自己就在书中叹怨说,郑隐已经把《太清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等书传授给他20多年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既贫苦没有财力,又遇到了多难之时,道路堵塞,得不到炼丹所需的药物,无法由自己亲自进行炼丹实验,所以,这本书里的炼丹,转变黄金、白银、仙药等内容,基本上都是他从自己的师祖辈的传授中得来,或者是他周旋各州时会见各位道友时的所见所闻,很少有他自己亲自炼丹的记录。
中国的道士们把毕生精力用在炼丹上,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服食了金丹以后就可以使人长生不老。东汉的魏伯阳就论述过这个问题。魏伯阳还提出了相类学说,认为阴阳相对的两种反应物质必须同时属于同一类,“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异类”的物质之间则不能发生反应。
葛洪是反对魏伯阳的相类学说的,但是这一学说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到了唐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葛洪反对魏伯阳的相类学说,但是对于服食金丹可以长生,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葛洪认为,金丹所以能使人长生,是因为人可以借助于其他物质来壮实自己。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说:
人如果不服食金丹和金液,是自己使自己受苦。因为五谷杂粮都能使人活下去,人有了它们就能得以生存,绝了它就会饿死,何况上品的神药,它对人的好处不会比五谷杂粮强一万倍吗?金丹这种物质,烧的时间越长,变化就会越奇妙。黄金放进火里之后,百炼都不会消失,埋在地下也永远不会腐朽。而服食了这两种物质,是炼人身体的,所以就能使人不老也不死。这就是借助于其他物质来坚固自己,这就和油脂可以使火越烧越旺而不会使火熄灭一种道理。用铜绿涂在脚上,脚虽然泡在水里也不会腐朽,这是人借助了铜的力量来护卫自己的肉体。金丹进入身体内部以后,作用更大,是用铜绿外敷所不能比拟的。
实际上,葛洪对长生求仙的方法,还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的。他的见解是比较独特的。他虽然首推金丹是养生的一种途径,但是,他又强调说,凡是养生的人,应该多闻而抓住要点,博见而善于选择,不应该偏修一种方法,不应该依赖它。葛洪还说,如果重要的方面,大的方面没有得到,那么小的方面就不能不知道得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可以借助多种方法共成长生。葛洪认为,服药虽然是长生的根本方法,但是如果能兼练气功,收效就更快。如果得不到仙药,但能够把气功练好了,也可以活几百岁。葛洪还认为,在练气功时,重要的是练好“胎息”(不用鼻子和嘴来呼吸,好像在胞胎之中一样)。葛洪还强调说,想要长生的人,必须想积善立功,慈心于物,对自己的“恕”要推及到他人,甚至对昆虫都要体现出仁来,如果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有德的人,他就可以得到天赐的福,想做什么事一定能做成,求仙就是可以有希望的了。葛洪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甚至表示说,想要求仙的人,应当把忠孝、和顺、仁信作为根本,如果他不修道德,只注意方术,就不能得到长生。
葛洪虽然反对农民利用《太平经》里的说法进行起义,但还是接受了《太平经》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葛洪认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的起源,都是依靠气来生成的。他说,人在气中,气在人中。从天地到万物,没有不依靠气而诞生的。葛洪所说的气,是指充满宇宙间极其细微的原初物质。葛洪还认为,有形的人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认为,有是因为无而生成的吗?有形的人体是需要精神而建立的吗?有应该是无产生的宫室;形应该是神的宅舍。这就好比是堤坝一样,堤坝坏了水就不能存留了;又好比是蜡烛一样,蜡烛烧完了火就不存在了。身体受到了损伤精神就会耗散,人没有了元气,生命就到了终点。最后,葛洪的结论是精神依存于形体而存在。
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讲的是“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思想倾向属于儒家,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史的重要资料,葛洪的祖先原来是吴国的名门,后来没落,葛洪受到北方侨姓贵族的压抑,因而在外篇里,对当时官场内幕、贵族的残暴以及社会的伪善,揭露颇多,其中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在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诘鲍篇》里,葛洪在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晋代社会政治思想史的一份重要史料。在这篇文章中,葛洪与鲍敬言就君主问题进行了互相辩诘。鲍敬言这个人,他的生平事迹和著作已不可考查;大约与葛洪同时代人。鲍敬言认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又认为君臣制度起源于“强者凌弱”,“智者诈愚”,“彼苍天果无事也”,从而驳斥了君权神授说。他还对统治者“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阱”等罪恶进行了揭露,指出许多社会弊病的产生,“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据此,他主张社会“无君”。他认为:在古代的时候,无君无臣,掘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可是到了后来,有了君臣和国家制度“役彼黎烝,养此在官,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他认为造成人民痛苦的剥削、压迫、战争等,都是由于产生了统治阶级所致。鲍敬言的“无君论”反映了他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揭露谴责了魏晋以来的政治黑暗,战争残酷,统治阶级奢侈腐朽,恣情享乐的情况。他反对儒家的“天王烝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的理论。他认为,到了衰微的时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才有了君、臣、官、民之分。鲍敬言的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在历史上有其进步意义。但是,葛洪与鲍敬言的观点不同,在《诘鲍篇》中,他对鲍敬言的“无君论”进行了反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君主制的立场。然而,恰恰是葛洪的这篇反驳无君论的文章,才使我们了解到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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