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用夏变夷”说起

第一篇　从“用夏变夷”说起

《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1]中谈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是2300多年(前372~前289)的论述了,可以说是“中西合璧”最早的证据兆端,从[唐]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兼收博览,推陈出新,用夏变夷”的论述看来,中西医药结合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400多年前的孙思邈年代了。时至现代,对于中西医药结合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一知半解者则不乏无知而妄言者。究其缘由,看来还得先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观说起。

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如古希腊人与中华民族,就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丰富的哲学思想中独特的思维方法,不仅为中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中医临床实践的有效性提供了方法学指导和发展方向。由于中医学是一门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学科,其母体文化厚实,历史积淀丰硕,使得中医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医学的思维特征。

就其思维方式的变易思维而言,恒动变易的思维在先秦早已确立,此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自然界的变化看成是一个如江河之水流动的连续过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后,在20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指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问题时,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首先把一切事物看成包含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体,然后从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且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恒动变易思维渗透到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中,所展现的诸如人体气机的运动变化、疾病的传变与转化、治疗的应变而动等,都强调把生命、健康和疾病看做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变化着的全过程,并主张从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上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同时还认为事物的变化是一个“反复”的转化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2]。诚如当前发掘继承并有待创新的未病防病,有病早治,已病防变的中医治未病思想,正是着眼于疾病发展变化而提出的治疗原则,是变易思维在中医药学领域的成功运用之一。可见中医变易思维方式,既有它超前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又有着数千年来积淀“抽象”概念所致尚待开发的部分“封闭性”的可研究课题。

相对于传统中医学的西方医学,中、西医学在发现、发展、创新的共性是不可否认的。史学家([意大利]卡斯蒂廖尼)表述的“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由于最初需要解除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它的最高目标是解除人类痛苦,促进个人体质和种族改良。这就是从古至今由医生的信心和热忱以及勤劳不息的努力所得出的真理。最显赫的科学家和他们最平凡的继承者,都是想尽办法防止危害人类健康或扰乱个人及集体根本和谐的一切”[3]。这不仅仅是对西方医学而言,它着实囊括了包括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全部现代医学的初衷和目标,以及由此而努力着的人们。诚然如此,而从思维形式上看,西方医学则着眼于对抗性思维,即通过对抗性治疗,杀灭致病因素,从而达到健康状态。但应当看到,中、西医学又各有各自的不足,我们没有理由置己偏彼,而需在客观正视中西医药在解决上述内容而同样有“疗效”的前提下,吸取和利用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和成果。

西医作为现代医药学的俗称,其还原论思维体系和历史渊源性、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微观性、创新性,以及临床上有一个量化、客观、具体的标准可循,故我们只从100多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中就能获得直接答案——它是当代医学保证人类健康的主流医学。但又不可否认其越发微观的研究和部分化学合成药对人体的副作用所造成的遗憾,即现代化学合成药造成对部分人群毒副作用不相适应的尴尬局面。使得现代医学已从“机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转化中,从中领略到与中国传统医学整体观的可融合倾向。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可变性。生命在于交替运动,健康生命与疾病形态始终处于一种恒动变易的状态之中,正如古贤人[宋]苏轼感慨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以尽也”,是对他当时及后来思维观的深沉揭示。从变易思维的角度看,中西医药结合的关键是思维方式的统一,而统一思维的唯一方向是发展现代系统论思维,其方式和方向是融合中西理论与实践可尝试之所在。

值此,唐名贤医孙思邈的“兼收博览、推陈出新、用夏变夷”之法是值得我们中西医结合事业所效法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先进的、具体微观的、系统的理论实践和与时俱进的临床诊疗手段,中医何能走出数千年徘徊的状态,故以“用夏变夷”的理念将先进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的信息、成果、证据拿来我用,并融入到中医学的变易思维中而克服西医学的缺憾,充实中西医结合的科研理论与临床实践,达到促进传统中医变易思维与现代循证思维的互补,是立足“用夏变夷”与“拿来主义”思维结合的创新理念,把中西医结合推进新的里程碑的有效思维形式之一。也就是说,“用夏变夷”还体现着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的规律。”[4]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习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的相互借鉴发展的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用夏变夷”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相互借鉴和融合的现象,即便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历史上记载的1882年8月,韩国的国旗就采用了中国的阴阳五行和《周易》卦象的传统文化思想所构想的图案,参与了与日本国的外交谈判后,即于翌年——1883年正式采纳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国旗。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时,决定将太极旗作为韩国国旗。[5]其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对“外夷”的影响力所在。再如新近我国高速铁路技术,之所以能以5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的发展里程,究其缘由,就是在引进、消化后再创新研究而发展了的、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越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这是现时代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用夏变夷”内涵及实证的具体体现。由此印证了在诸如自然科学、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融合发展、拿来主义、用夏变夷的“道”学理念和历史证据。

参考文献

[1]《古代诗文》编写组编.古代诗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年6月第2版:52.

[2]张其成主编.中医哲学基础.思维方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316.

[3]【意】卡斯蒂廖尼著.医学史【M】(译文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8.

[4]王振瑞.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的前前后后[N].健康报, 2009.2.27.第5版.

[5]周育生,丁子函.日本的钱币设计及启示[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09;12月(中)总第276期:112~114(人民日报社主办).